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表文”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吉利论文,事件中论文,马戛尔尼使华论文,表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K24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8-0048-08
后人对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的兴趣，可谓经久不衰。从Google网站上搜查“马戛尔尼使团”词条，竟发现有53 000多项。马戛尔尼勋爵本人撰写的回忆录，由刘半农先生翻译成中文，取名为《乾隆英使觐见记》，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隔90年后的200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这部中文译本。使团副使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出版于1798年的使团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也从未被后人忘却，最近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打算将该著输入为电子版本。[1]1963年，叶笃义先生将该书译成中文，名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译本近年来也一再重版重印（如上海书店1997年、1998年、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2005年）。
中外历史学家更是对马戛尔尼使团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上世纪30～40年代我国学者朱杰勤、同时期的美国教授普里查德(Earl H.Pritchard)，到近20年来我国学者朱雍和王开玺、法国《费加罗报》前主编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等，都细心研究过这一论题，或探究该事件的深刻含义，或考察事件的全过程。①到目前为止，整个事件中的许多朦胧之处已被澄清，但仍有一个问题被人忽略，那就是使团所携英国国书的译本（所谓“表文”）问题。朱雍先生专论马戛尔尼使华的著作《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对此问题竟只字未提；同样，佩雷菲特在1989年出版《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号称其叙述像“用30多架摄影机”沿途拍摄全程实景一般地准确[2](p12)，但他对“表文”问题的叙述也不甚了了。
马戛尔尼使团的“表文”译本始终得不到重视的原因是，200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论述时没有读到中文“表文”，比如普里查德；而即便有人读到过，比如佩雷菲特，也没有太在意它与国书原文的区别，大概因为整个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比起西方人来，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应能更容易地领略国书与“表文”之间的区别，但必须看到两个文本并做仔细考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笔者以为，马戛尔尼使团国书译本问题，与“磕头”问题一样，具有深刻的含义，应予适当的关注。本文将参考现有的文献，用对证的方式，考究英吉利“表文”的翻译究竟错在哪里、翻译者是谁、为何出错等问题，以就正于史界。
一 “表文”错在哪里？
关于英吉利国“表文”的疑问，主要是其开头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书与“表文”之间的具体差异。
马戛尔尼使团当时呈交清廷的中文“表文”，藏于清廷档案，可见诸后来编辑成集的《掌故丛编》第八辑。其文曰：英吉利国王“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兴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安宁，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安平，造了许多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3](p55～56)
叶笃义先生翻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据其中的英文原文翻译了国书的一部分。其译文为：“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来，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地方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4](p40)
对照这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其间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笔者不仅对“表文”产生了怀疑，也对叶译本国书有所疑问。国书开头通篇是英王自夸其权势、威望和德行的词句，完全是大国君主对弱小国家示威的口气。试想一下，在希图讨好清廷以求建立关系的情况下，英国怎么会如此愚蠢地肆意炫耀英国权势以求震慑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君主乾隆皇帝呢？
笔者为此从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斯当东英文原书中的国书原文，发现原文与叶笃义先生的译文颇有不同，兹照录如下：
[T] he natural disposition of a great and benevolent sovereign,such as his Imperial Majesty,whom Providence had seated upon the throne for the good of mankind,was to watch ove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his dominions; and to take pains for disseminating happiness,virtue,and knowledge among his subjects; extending the same beneficence,with all the peaceful arts,as far as he was able,to the whole human race.His Britannic Majesty,impressed with such sentiment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reign,when he found his people engaged in war,had granted to his enemies,after obtaining victories over the in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the blessings of peace,upon the most equitable conditions; [and] since that period,not satisfied with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his own subjects,in every respect,and beyond the example of all former times,he had taken various opportunities of fitting out ships,and sending,in them,some of the most wise and learned of his own people,for the discov- ery of distant and unknown regions……[5](p55～57)
此段文字中的第一个“his Imperial Majesty”，显指乾隆皇帝而非英王自称，因为它是“皇帝”的专称，而当时英国君主的头衔只是“国王”，后文的“His Britannic Majesty”才专指英王。就原文看，国书并非英国一味地自我夸耀，在一开始着实恭维了一番乾隆皇帝，称他是“伟大仁慈的君主”之一，为人类福利而行天道云云，当然同时也巧妙地显示了一下英国的权势，称自己击败并公正地对待敌人等等。如此行文方符合英国当时的心态。
叶笃义先生注意到国书与“表文”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事情，他特意在国书译文下做了个脚注，指出“表文”把原件的平行口气改为了属国的口气[4]（p40，注），并将“表文”作为“附录第十二”附于书后。但是，叶先生译文本身的错误却误人匪浅，它让人生出了许多过分的感慨。比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根据这段叶译本的译文与“表文”的对照，1994年在《读书》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第7期）和《世上不止有中文——〈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之对勘》（第11期），对整个事件尤其是“表文”的内容差异及其历史意蕴做了充分的阐发。葛剑雄先生关于整个马戛尔尼事件启示的评述的确很精彩，但因他依据的是叶译本中不确切的译文，某些论断未免也有不确之处。
其实，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家朱杰勤先生早在1936年就将英国国书翻译成了中文，附于其文《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中，该文发表在《现代史学》杂志上。其译文为：“大英、法兰西、及爱尔兰王乔治第三神圣陛下，谨致书于中国乾隆至尊皇帝，敬贺亿万斯年。夫伟大而仁慈之君主之天性，即如陛下登其大宝，为人类造福，重视领土内之和平与安固，不辞劳苦，以散播幸福、德智予臣民，尽其所能以各种和平的艺术加惠于人类。我朝之初，即抱此感，故每不得已而战役，得胜之后，祈祷和平，不敢夸伐，但仍不能在各方促进吾民之繁荣。以前吾民之优秀者，驾船四出，以求新地……”[6](p536)这段译文，与国书原文较为贴近。遗憾的是，从朱杰勤先生文后的参考书目来看，朱先生当时未看到“表文”，因此也未探究国书与“表文”间的差异。
仔细对照国书原文与中文“表文”，我们将发现，其间的差别虽然不是“表文”与叶译本之间的那种将颂扬之词完全张冠李戴，但却是极其关键的含义被转换。朱杰勤先生准确地对英国国书原文下了“辞旨谦逊，然极有大体”[6](p496)的评语，他所谓的“大体”，就是不卑不亢，即英国国王以平等的地位友善地致意乾隆皇帝。国书的这种姿态，也正是马戛尔尼使团在华期间努力维持的东西，正如1793年8月6日马戛尔尼在首次拜见直隶总督梁肯堂时就宣称的那样，“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则为东方第一雄主”[7](p27)②。
而“表文”则丢失了国书应有的“大体”，显得过分谦卑。且不谈“表文”口语化的粗俗词句透露出一种“荒蛮”国主的巴结神情，至关重要的是，“表文”采用极不严谨的意译方法，改变了国书的核心概念。国书原文颂扬乾隆“watch ove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his dominions; and to take pains for disseminating happiness,virtue,and knowledge among his subjects; extending the same beneficence,with all the peaceful arts,as far as he was able,to the whole human race”，意思只是说乾隆皇帝成功地统治着中国，同时又努力促进全人类的幸福，其间的“内”“外”之别是很清楚的。而“表文”将其表述成“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③……”如此行文，混淆了中国皇帝对内统治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不啻是英国国王正式承认（甚至是“悦服”）乾隆皇帝是“保护”、“照管”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天下共主”！如此恭维，当然会令做惯“天下共主”的中国皇帝欣慰，却肯定不是英国国书的初衷。
二 错误出自何方？
国书可谓人类交往中最正式、最重要的文件，英国方面没有理由草率对待这份文件。根据史料记载，中文“表文”由英国国书的拉丁文本翻译过来，而本文以上参照的是国书英文本。但这一点不足以解释中文“表文”与国书之间的差异，因为拉丁文在当时的西欧各国被普遍用做书面语，拉丁文本与英文文本之间在意义上是不会有任何差异的。然而事实却是“表文”与国书之间存在有如上一些重大的意思变化，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些人很自然地会推测，这份有失英国“大体”的“表文”是中国方面炮制的。
葛剑雄先生就做了如此假设，称“英使携带的文件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有的附有拉丁文本，所以得翻译成中文，才能进呈御览，这就使臣工们有了施展文字技能的机会”，并称清廷“当翻译上的功夫无法胜任时，就干脆按自己的需要编造了”。[8](p185,187)这个大胆的假设似乎有些道理，因为此前1792年4月进呈御览的一份英国照会，即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席百灵(Franciccus Baring)呈送两广总督告知马戛尔尼使华事宜的文件，就是由广东巡抚郭世勋找行商和中国通事翻译的。④
然而，我们却不能由此推断出“表文”亦系清廷君臣合谋制造的结论。因为此次与百灵的照会由郭世勋转呈御览不同，“表文”是1793年9月14日由马戛尔尼在觐见乾隆皇帝的仪式上亲手交给乾隆本人的。在此前的7月30日，当清廷接待专员征瑞第一次赴使团船拜会马戛尔尼提出要查看“表文”时，马戛尔尼就婉言谢绝，称国书原文和译稿锁在一个金盒子里，须届时亲自呈交皇帝。[4](p247～248)⑤清廷档案证明，此节也得到乾隆皇帝本人的认可。[9](p215～216)如果说清廷君臣合谋炮制“表文”中译本，必须在“表文”呈给清廷之后，可能还需征得皇帝的许可，重新搞一个文本存档。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种假设。就行文风格来看，“表文”极为口语化的粗俗词句与此前百灵照会工整雅致的译文大不相同，显然是未经清廷官员参与加工的原件。
此外，就清朝君臣的心态而言，说“表文”遭清廷方面篡改的假设也不太合理。如果乾隆皇帝知道几十年后他的子孙遭这帮“英夷”后代的百般欺凌，他或许会存心伪造一份假“表文”留给他的子孙，让他们有机会捧着这份假“表文”获得“老子祖上比你们这帮英夷阔得很”的阿Q式精神胜利。但事实上，当时清朝正处在国运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本人也有太多可资炫耀的事功，似乎没有必要指使臣工去花费心计篡改一份寻常外夷的“表文”以获得心理满足。乾隆帝是典型的自大狂，但他不是猥琐之辈；他会堂而皇之地要求将英国使臣的“钦差”称呼改为“贡差”，并强行给予使团“英吉利贡使”的旗号以副天朝体制，但他大约还不屑于在存入档案的文件上弄虚作假。既然皇帝不屑于此，他手下的臣工也不会多此一举。背着皇帝在“表文”上做手脚，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在精明过人的乾隆皇帝治下，是会招来“欺君之罪”的。
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推断，我们现在看到的“表文”，应是乾隆皇帝亲手收到的那份，译文中的错误，出自英国方面。
三 何人翻译？
英国方面是谁将国书翻译成中文的？
关于这个问题，使团成员留下的记载，无论是马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还是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或是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都未写明。不过，由于在马戛尔尼使团组建之时整个英国竟找不出一个懂汉语的人[4](p35)，而使团使华期间接触到使团又懂中文的人也没有几位，因此我们可以划定翻译者的大致范围。佩雷菲特据此做过这样的推测，“最初是周、安和王诸位神父，后来是安纳和拉弥额特神父，甚至小托马斯也都参加，他们非常吃力地翻译了礼品清单和国书”[2](p86)。这个说法太笼统，它几乎把所有可能充当书面翻译的人都包括了进去。其中“周”是指使团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聘请的两名中国天主教士翻译之一周保罗⑥，他中途背弃了承诺，在澳门离开了使团；“安”和“王”是两位随使团船只同行回澳门的华人安神父和王神父，他们在澳门时与周保罗一起离团上岸了。“安纳”和“拉弥额特”是两名法国遣使会神父，他们略懂中文，在澳门搭上使团船只，原打算一起随同进京，但到了天津就打道回了澳门。“小托马斯”是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之子托马斯·斯当东，他自参加使团后便一直在跟几位中国人学中文。
佩雷菲特所提的这几个人需要再做考究。笔者以为，安纳和拉弥额特没有参与“表文”的翻译，他们两人乘上使团船之后，即使参与使团的文字翻译，至多也是参与了礼品清单的翻译。理由有三。
其一，“表文”在此二人于澳门上船之前就已翻译好了。按普里查德的记载，国书英文本在1792年7月31日就由英国外相邓达斯审定通过。由于在此之前使团确定的中文翻译李雅各和周保罗不懂英文，只懂意大利语、拉丁文和中文，因此马戛尔尼马上又找人将国书翻译成拉丁文本，8月18日经邓达斯审定，“以便立即派员将该书译成中文”[9](p186)。从马戛尔尼如此急迫地关注国书中文本的心情来看，国书是不可能留待使团过澳门后再请两位法国教会教士帮忙的。在使团从普利茅斯出发（1792年9月）到抵达澳门（1793年6月）之间有9个月的旅程，其间马戛尔尼必定让使团船上的几位中国人根据拉丁文本将国书仔细地翻译出来了。
其二，至少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看来，几位华人是能胜任国书的翻译的。佩雷菲特转引使团成员的话称周保罗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2](p57)另一位华人，即安和王中间的某一位，斯当东称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个人能写一手中国好字，过去船上许多中国文件都是由他翻译和写的”[4](p200)。因此，有这两位，国书翻译就应不成问题了。
而礼品清单则不同。清单对各种礼品做了简单介绍，其中包含许多科学知识和许多新名词，其翻译工作可能超出几位中国人的能力范围。清单也由使团成员之一、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托南翻译成了拉丁文，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在华的西洋传教士“通过拉丁文看看中国文字有何错误和书写格式是否合适”[4](p251)。因此，可以推定，礼品清单很可能到澳门时还未译好，或译得太不如意，只有请安纳和拉弥额特帮助。事实上，佩雷菲特在谈论翻译的艰难时主要是指礼品清单的翻译，比如“天体运行仪”的译法。[2](p86～87)
其三，国书与礼品清单的性质也大不相同。礼品清单并无多少机密，7月底使团抵达天津时，马戛尔尼就将它出示给了清廷接待副使乔人杰和王文雄。[4](p251)但国书则不同，马戛尔尼把国书看得很重要，不愿轻易示人，对清方接待官员要求查看国书的要求均予婉拒，直到9月8日才不得不由斯当东呈给和坤过目。[4](p358)马戛尔尼不愿过早出示国书的原因之一，是防范其他欧洲国家的在华传教士，担心他们会从中作梗，干扰英国使团的使命。事实上，马戛尔尼非常小心，想方设法不让清廷指定的在京传教士（如葡萄牙籍传教士德索超和法国籍传教士贺清泰等）来充当使团的翻译。⑦因此，很难想象马戛尔尼会让两个法国遣使会的教士参与国书的翻译。
小斯当东也不会参与国书的翻译。原因是，如前所论，国书是在使团出发后不久就着手翻译的，那时小斯当东的中文程度还达不到翻译文书的水平，因为小斯当东在参加使团从英国出发时还不懂中文，只因海上旅行生活枯燥无聊才开始学习中文。[4](p69)他至多是在使团过了澳门之后偶尔参与了礼品清单的翻译，其时周、安、王几位华人已离团，两位法国传教士的中文也许应付不过来，而小斯当东的中文已大有提高，终于找到了一试身手的机会。
由上可以推论，将国书翻译成“表文”的只有周保罗及安神父和王神父中的一位或两位。
四 为何出错？
如果说周保罗、安和王三位华人翻译的“表文”仅仅是文字浅俗粗鄙，与当时中国的官样文章格格不入，那还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这几个在英国使团看来知识渊博、文字功底很好的华人，长期生活在意大利，他们的汉语能力其实已大大退化，远不及在中国本土最普通的文人了。但“表文”内容上的不严谨以及将平行口气改为属国口气的错误也是由于翻译者的能力所致吗？
笔者以为，“表文”内容上的错误，并非其不伦不类的文风那样的无心之过，而是翻译者的心理因素所致。设想一下，几位漂泊在外多年的华人日益临近故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强盛、专制的大清王朝和乾隆皇帝，除了有一般中国人的敬畏之外，还有一层异样的惧怕之情。这种情绪，不仅仅是通常所谓的“近乡情更怯”，还有因违反天朝“不得与外夷勾结”的一贯禁令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在1759年的洪仁辉案中，两位华人便因参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告状事件而获罪，其中一位为英国人书写状子的生员刘亚遍竟被处决。[10](p110)这个案件在30多年之后仍然令人心有余悸，斯当东在《纪实》中多次提到这个事件，其他几位华人自然也知道这个案件。可以想象，他们是在一种多么诚惶诚恐的心情中翻译英国国书的！他们要完成使团交给的任务，但更在乎经他们之手译出的文书会不会引起皇帝和朝廷的丝毫不快。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以自己的巴结之情取代了国书原文得体的“平等”语气，用意译的方法处理译文，甚至还有意识地添加进一些着力恭维乾隆皇帝的文字。
几位翻译者应该知道，他们改变了国书的口气和行文，肯定是不符合英国人口味的。他们对自己做法的不妥心中有数，只是他们侥幸地指望暂时可以在英国人面前蒙混过关，但日后英国人是否会知道实情、后果又会怎样，他们心中无底。关于这几位华人的心理活动，我们当然无从稽查，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旁证来证实这一点，即他们三人都在澳门离开了使团。安神父和王神父之离团合情合理，他们本来就非使团所聘，只是顺路搭船回中国而已。而周保罗之离团就非同寻常，他是正式受聘的使团译员，离团是背弃承诺之举。他向使团解释离团的理由是害怕因给外国人服务而遭中国官府的惩罚。[4](p200)这个理由得到了使团的认同。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如果说他担心来自中国官府的危险，为什么他一开始同意受聘？另外，为什么与他处境相同的李雅各却没有问题呢？关于第二个疑问，斯当东的解释是：李雅各出生于鞑靼地区（佩雷菲特称他是满人），相貌与中国本地人不完全一样。再配上一个英国名字柏仑白(plumb)和一身英国军装，可以蒙混过关。[2](p637)[4](p201)⑧这种解释有点牵强。众所周知，满人与汉人在相貌上没有多大差别，李雅各作为满人，再怎么也不可能长得像欧洲人。能让他免受中国官府责难的主要是他的装束和一个英国名字，这些周保罗实际上也能做到。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周保罗之离团，其实并不全然是害怕中国官府的责罚，相反，他更担心的恰恰是英国人事后发现他在国书翻译中做的手脚。这一原因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决意离团而李雅各却处之泰然地继续随团前行。值得注意的是，佩雷菲特在宽泛地列举参与翻译国书和礼单的人员时，把李雅各排除在外。按当时人和后人的解释，李雅各虽然性格和善、守信，没有像周保罗那样中途离团，但他的中文比起周保罗来程度很差，担当不起书面翻译的重任。[4](p321)[2](p57)其实正是由于李雅各没有参与国书的翻译，也就没有周保罗等人的那种心理压力，能够泰然地继续陪同使团前行。
由此反观周保罗，参与将国书翻译成“表文”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促使他坚决要求离团。周保罗陷入了这样一个矛盾漩涡：为了避免清廷可能的追究，他在与安神父或王神父一起翻译国书时改变了原文的语气和行文；而由于在译文上做了手脚，他又担心得罪他的英国雇主。因此，找借口离开使团，便成了他摆脱矛盾漩涡的唯一途径。
五 英国使臣为何不知情？
英国国书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沦为一份类似来自属国的“表文”，而英国使团似乎并未觉察，坦然将“表文”呈递给了清廷。英国使臣为何对国书的“变味”一无所知呢？
如上所述，李雅各这位使团正式聘请的翻译且自始至终随同使团的人竟没有参与国书的翻译，这本身就是一个颇为离奇的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似乎是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不放心李雅各的文字能力。但这并非是最终的原因，因为李雅各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究竟如何，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这些对中文一窍不通的英国人是无从判断的，他们只有通过李雅各的自谦和其他几位华人的评判才能知道这一点。因此，英国使臣及后人言之凿凿的李雅各无力胜任书面翻译这一结论，其实只是随使团同行的几个华人的评语。
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即使李雅各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确实很差，同行的华人似乎也完全可以保持缄默，没有必要坦率地向其英国雇主反映，那样做极有可能让一个同胞丢掉一份报酬丰厚的差事。奇怪的是，这几个华人竟都如此地不“厚道”，让英国雇主确信了李雅各笔译能力的低下。更奇怪的是，李雅各本人不仅对此不表示任何异议，而且还能一直跟随使团到使命结束！他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称得上是“厚脸皮”。根据斯当东的记载，旅途中李雅各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他主要是与小斯当东在一起，辅导他学习中文，小斯当东与他混得最熟，到了拿他的姓氏开玩笑的地步。[2](p637)
对于这种不寻常的事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李雅各与其他几位华人之间，尤其是与周保罗之间，从一开始就达成了某种“默契”，更确切地说是某种“密谋”：李雅各以书面翻译能力不行为由不参与国书的翻译；这项“密谋”还包括周保罗到澳门就坚决离团，李雅各则留下继续前行。
这是非常明智之举，它至少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如前所述，几位华人在接到使团让他们翻译国书的委托时，立即会意识到这个差事的尴尬，如果李、周二人都卷入此事，他们俩可能都只能中途离团以逃避事后追究，那样会使英国使团陷入很大的困境。而如果李雅各远离此事，他就可以坦荡自若地继续随团服务。第二，万一国书译文上做的手脚被英国人察觉，李雅各可以将所有麻烦推得干干净净，不受任何牵连。第三，李雅各既然由其他几位华人证明没有能力担任书面翻译，那么在以后的行程中，他便可以推掉这类事情，躲开极有可能遇到的尴尬。正因为如此，李雅各本人很乐意于这项密谋，为此宁可担当不善笔译的名声。
后来的事态表明，第三个目的尤为重要。当1793年8月底使团抵达北京与和珅接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采用何种礼节时，使团准备递交一份正式的照会，这份照会极有可能会触犯清廷君臣。前来使团寓所帮助翻译照会的法国传教士（罗广祥）和他的一位华人门徒都不敢给清廷留下自己的字迹，照会最后竟由小斯当东抄写成文。[7](p69)[4](p324)李雅各则因已经树立的不善书写汉语的形象，轻松地躲开了这件可怕的差使。
搞清楚李雅各与周保罗等人之间的计谋后，我们便可得知，使团完全被周、李等华人聪明的做法蒙蔽过去了。在使团抵达澳门之前，“表文”已译好，并与国书原文一起封存在一个“金盒子”（或“镶钻木盒”）里。我们还可以推测，因为有周保罗等国书翻译者向使团“坦承”李雅各不善笔译的真诚举动，马戛尔尼等人可能更加信任这几位华人的严谨作风和直率性格，丝毫没想到“表文”与国书之间可能会发生变异。
此外，如前所述，由于马戛尔尼担心其他在华欧洲传教士可能做出不利于英国使命的阻挠举动，他也绝对不会请那些懂汉语的西洋人士核实译文。他不仅不会请他所憎恶和提防的葡萄牙籍传教士，也不会请任何其他国籍的传教士，因为在华西洋传教士人数极有限，而且由于长期为同一个主子（乾隆皇帝）效命，已形成了某种颇为紧密的圈子，在他们中间是很难保住任何秘密的。虽然使团在北京逗留期间（8月21日至9月1日）也接触过几位愿意真心帮助英国使团的西洋传教士（如罗广祥），但生性谨慎的马戛尔尼绝不会因请人审核“表文”这个“多此一举”给自己的使命平添波澜。因此，在使团从澳门赴京直到热河的旅途中，由周保罗等人翻译好的国书中文本安然地放置在盒子里，其底细无人知晓。
英国使臣将“表文”从“金盒子”中取出是在他们抵达热河之后，其时中方大员和珅要求预先察看“表文”。9月8日，副使斯当东带李雅各和小斯当东携国书拜会了和中堂。斯当东的《纪实》中称他将国书译件交给和珅过目，和珅“看过之后似乎相当满意”[4](p358)——这正是国书翻译者费尽心机要达到的效果，假如周保罗等人此刻得知和大人的表情，他们大约要长出一口气了。佩雷菲特则夸张一些，他在著作中称，小斯当东将“表文”对一大帮清廷大员朗读了一遍。[2](p223)这种说法大不可信，应是佩雷菲特杜撰出来的。设想一下，如果要朗读“表文”，也应该是让使团专职译员李雅各来读，而不会让小斯当东读。并且，如果小斯当东果真在如此重大的外交场合朗读了“表文”，作为他父亲的斯当东爵士肯定会在《纪实》中骄傲地大书特书的，没有理由略过不提。退一步说，即使小斯当东朗读了“表文”，一个初学中文的13岁孩童能否领悟到“表文”与国书原文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说，更不用说他会向父亲和马戛尔尼质疑其中的差别以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了。
因此，一直到马戛尔尼亲手将“表文”呈给乾隆皇帝，英国使团成员对这份译件的正确性始终没有怀疑。随后，清廷臣工便根据这份“表文”处理对使团的答复；再后来，“表文”被封存入档，直到1929年才重见天日。⑨
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英吉利“表文”问题作出如下结论：英国致清廷的国书“极有大体”地恭维了乾隆皇帝，同时巧妙显示了英国的强盛；但国书的“谦逊”语气在翻译成中文时被篡改，从而使国书失去了原有的“大体”，变得像是一份中国皇帝习惯看到的属国“表文”；不过，这一变化并非是在清廷官员的介入或授意下出现的，而是由马戛尔尼使团方面的国书翻译者造成；国书的翻译者是使团所聘译员周保罗及随团同行的华人安神父和王神父中的一位或两位；这几位华人因担心来自清廷的追究，在翻译国书时不由自主地过分恭维乾隆皇帝，以他们自身的诚惶诚恐心态取代了国书原文“不卑不亢”的语气；为避免英国使团万一觉察而追究，他们一开始就让打算继续随团供职的另一位译员李雅各远离国书的翻译，而他们自己则在使团抵达澳门后找借口离开了使团；英国使团对国书译文没有产生怀疑，同时由于使团极力避免其他西方国家介入，国书及译文一直秘不示人，一些懂中文的在华西洋人士没能接触到英国国书及其译文，译文的错误也因此始终未暴露。
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无论马戛尔尼使团多么努力，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完美，其使命是注定无法成功的。因为在大清王朝决意坚持闭关自守体系的前提下，使团面对着无形的森严壁垒和无处不在的陷阱，就连使团十分信任的几位卑微的华人翻译，也在内心极度恐惧的驱使下，无奈地欺瞒了马戛尔尼一行。的确，马戛尔尼一行自踏上中国国土起，就一直为维护英国的荣誉在外交礼仪问题上苦苦抗争，想方设法避免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他们即便未能抗争成功，也仍然在事后极力掩盖“磕头”的真相。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自己呈上的国书中却爽快地向乾隆皇帝磕了响头，而且事后还毫无知觉——这真称得上是历史给他们开的一个大玩笑。
但是英国使团上的这个大当，与其说是中国之“福”，倒不如说是中国之“祸”。从1759年洪仁辉案到1839年林则徐禁烟之前的80年里，中英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交涉活动，马戛尔尼使华只是诸多交涉中的一个，这次事件对中英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不是促使这种关系改变，而是加强了这种关系之现状的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吉利表文”在整个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具有最突出的重要性。不像在“磕头”事宜上中英双方发生持续纠纷且事后存在不同记载，在“表文”问题上双方未产生任何争执。虽然这种高度的“一致”是虚假的表象，源于几位华人翻译者的狡猾伎俩，但实际的效果却是，这份变了质的文件比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确地传达了清廷最希望看到的状况：中国皇帝的“天下共主”地位无可争议，连西方头号强国英国也对此予以承认。由此“表文”极其错误地强化了乾隆皇帝及其后继者的自满和陶醉感，导致清廷以更大的惰性来处理对外事务，把事实上正在经历工业革命洗礼而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继续当做微不足道的“荒蛮”番邦对待，全然不去察觉英国不断膨胀的对华侵略意向，更无意筹划如何应对其未来的挑战。在此后的几次中英交涉中，无论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还是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清廷均认定英国方面企图无理地背离它“自己”曾在“英吉利表文”中做过的表态，因而理直气壮地严词拒绝英国的诸多要求，直到1840年被迫以武力仓促应战。
注释：
①参见：朱杰勤：《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1936年），《中外关系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Washington,1936；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②此段引言中的“敝国皇帝”，疑系中文本译文的舛误，应是“敝国国王”或“敝国君主”，因为英国国君称帝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
③“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句中的“他”，疑是衍文。
④该份文件的英文和拉丁文原文及几份中文译文载于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1辑。郭世勋在奏章中写明自己找通事等人根据照会的拉丁文和英文原件各译出中文一件。文件送至北京后，军机处又找来在京西洋教士按照会的拉丁文原件重译了一遍，并核对郭世勋所呈译文，得出几个译件“大概相同”的结论（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1辑，北京：和济印刷局1928年版，第2～7页）。就清廷处理事件的细致程序来看，再对照照会原文与几份译文，可以看出，清廷官员似乎还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任意“施展文字技能”，葛先生的以上评语似失诸偏颇。客观地说，经过清廷官员介入翻译出来的照会，比之“表文”似乎更为得体。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对“百灵照会”译本的考证。
⑤确切地说，盛放国书的是一个外镶钻石的木盒（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⑥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称他为卓保罗，安德森则称他为纽先生（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页）。另一位翻译是李雅各。
⑦关于马戛尔尼不信任在华传教士并提防他们搅局的情况，参见：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第48、50、57～58页；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1～322页；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49～155页。
⑧李雅各因此在清廷文档中被误称为“锡拉巴”（《清实录》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页）。
⑨1928年故宫博物院开始编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档案集时，最初未找到英国国书原本（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1辑，第1页），至第二年国书原本才被找出，遂编入《掌故丛编》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