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关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苏东剧变后国外思想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的空前活跃，以及近年来我国对国外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力度的加大，1996年我国学术理论界对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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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苏东剧变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中，国内理论界一方面加大了对苏东剧变后一些共产党发展趋势的研究，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了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教训。
苏东剧变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成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令人瞩目的问题。这种倾向主要发生在原苏东地区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体表现为：1.共产党改旗易帜，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完全社会民主党化。如意大利共产党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等；2.基本上改名易帜，但还没有加入社会党国际组织。如中亚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工人党；3.共产党的名称、目标未改，但纲领、策略和行动方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如西共、法共、俄共等；4.有些共产党员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或另行组建社会民主党。如俄罗斯一些原共产党员组建了劳动人民社会党，罗马尼亚组建了社会民主团结党、劳动党，英共的许多党员退党后加入了社民党或社会党等。
对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出现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现象决非偶然，而是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原因：1.这些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转移和新科技革命兴起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认识滞后，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策略，而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以其改良主义的发展变化和要求，使自己得到了相对发展，对比之下，给人们造成了共产党不如社会民主党的印象；2.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暴露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误，对于这些国家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倾向的发展也起了不少作用；3.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4.“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增强，一些欧共政党明显地向社会民主党靠拢或认同于社会民主党，直接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组织，这一变化促进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速度；5.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极力推行的“以接近促转变”的战略取得了较大成功，如社会党多次声明表示支持苏东演变，并把东欧作为其促变的重点工作地区。理论界认为，正确认识和对待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问题，关系到共产党和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社会主义运动能否走出低谷、走向振兴，必须从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
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研究，国内理论界更趋深入、系统。有学者指出，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带有规律性的“三部曲”是：敌对势力打着“民主”的旗号，先搞乱意识形态，然后乱中夺权，最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外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和苏联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自80年代中期起，苏共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不仅逐渐改变了党的性质，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偏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且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夺权的步步进逼中，束缚自己的手脚，一味退让，终于演变成了党被解散、国家被解体的剧变悲剧。有学者还总结了苏共“革新”实际是破坏和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一步步从分裂走向毁灭的教训；还有学者分析了苏军的非政治化，使苏共失去了武装力量的支持，导致“8·19事件”迅速失败，苏共彻底丧失执政地位的过程和教训。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原苏联联盟的基础本来就不甚牢固，原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遗患并未根除，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催化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致使民族冲突不断，而中央对此不但不采取措施制止，反而采取了纵容的错误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势力乘机插手，支持苏境内的民族主义者、政治野心家和激进民主派，利用议会总统选举之机，大肆夺取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在几个加盟共和国首脑策划宣布建立独联体后，苏联的历史也就终结了。其中有不少加盟共和国是“8·19事件”之后，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重新抬头威胁之下不得不宣布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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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挑战问题的研究中，国内理论界以往着重于从理论上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近年重点转向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现实危机和理论变化、政策调整方面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自70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兴起到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蜕变，特别是90年代初西方资本全球化、财政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步步陷入种种危机中。这种危机表现在：1.曾是社会民主党引以自豪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遇到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强有力挑战。后福特主义时代新科技产业革命、劳动生产率的革命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造成了大规模的就业危机。高失业率、社会新贫困、劳资关系紧张以及各国政府无力单独对本国国民经济进行经济宏观调控从而扭转财政赤字的困境，迫使社会民主党执政政府不得不改革以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和社会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2.理论纲领危机。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再也不能保持其所谓“中间道路”的特色，出现了右倾化的转向。在一些大的理论原则问题上，党内分歧很大。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要不要用社会主义色彩更淡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代替“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激烈论争，就反映了党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社会民主党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当做理想的重大分歧和矛盾；再如，民主社会主义所坚持的国有化和公有制基本主张，已被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两党所抛弃，英国工党党章原第四条明确有象征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实现公有制的内容，修改后，社会主义目标却只剩追求混合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等一些连保守政党都认同的观点。另外，由于社会民主党内成分复杂、派别林立，所以，纲领的“每一个字”都是妥协的产物，人们小心地掂来量去，不使党内任何人感到自己的利益被触犯。纲领被写得四平八稳，没有任何吸引力，也没有动员力。党的唯一的明确目标就是获取选票；3.组织困境。一是党员大规模流失，二是党员成分老化，三是“松散的无政府状态”，四是产业工人队伍缩小，社会党的群众基础大大削弱。
国内研究者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政策调整方面，一个普遍趋向是比以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福利政策客观上受经济承受能力的制约，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维持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的基础；主张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必须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为此，各执政的社会党开始削减自己一手创办的社会福利，一些在野党也不得不默认甚至赞同某些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就业的削减措施。如瑞典社会党政府计划在1995年7月至1996年12月预算年度削减开支217亿克朗，其中，社会福利就削减84亿克朗。但从目前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不满和攻击，日子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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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新探索的研究中，国内不少研究者过去对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及流派的观点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苏东剧变后，这一思潮的一些观点普遍开始被重新审视。
国内研究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和批判。1.认为十月革命道路不具有普遍性，仅仅是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革命形势的产物，这一模式不仅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相左，而且也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不适应；2.将前苏联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比较，将前苏联与西方社会以及法西斯主义国家作比较，批判前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揭露这种体制下的官僚主义、政治异化、缺乏民主、没有人权、排斥市场机制等弊端，并断言，前苏联的社会现实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解放的社会，而是一个极权社会主义或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同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因而是一个压抑、异化的社会。
二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的探索。1.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因，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理论中关于革命的动因——贫困的现实条件已不存在，不可能再发生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革命了。革命的新动因是：发达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化、压抑和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等等，由此产生一种新型革命即“产生于厌恶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是爱欲的解放或人的自由解放。“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代社会变革的新动因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危机，变革的目的是通过确立稳态经济，消除生态危机而进入“生态社会主义”；2.关于社会变革的新的主体，大部分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阶级、阶级关系及结构已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已不再作为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新的主体应当是：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黑人、少数民族等下层阶级以及第三世界的没有特权或为生命挣扎的人等等；3.关于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五花八门，有的主张通过夺取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战略，有的主张“非暴力反抗”或“大拒绝”——拒绝一切从事苦斗和充当帮凶，拒绝对统治者服从的战略，有的主张从注重企业的控制权开始合法地逐步变革，有的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和性革命实现变革；有的主张走生态革命道路，等等。
我国理论界通过对这一思潮的重新审视，充分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合理成分，如对苏联模式中有关体制内容的批判，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的认识和如何处理好公有制（国有化）与人民当家作主、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等等。同时，也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缺陷，如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否认了十月革命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的普遍真理性，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否定了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它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没有正确看待苏联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等；在社会变革动因、主体、途径、策略方面，借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近乎空想的理论。所以从总体上看，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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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苏联、中东欧地区左翼力量回升现象的研究，是1996年国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波兰大选中击败瓦文萨就任总统和俄共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所显示出的力量，引起了世人瞩目。国内理论界主要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中东欧地区左翼力量回升是多重因素造成的。1.右翼“民主派”领导人素质差，缺乏治国实践经验，又不考虑本国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模式，抱着急于求成以显示政绩的投机心态，轻率地企图以“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来治理往昔经济模式多年积累起来的顽疾，从而给社会公众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所以，社会公众转而支持主张采取渐进方式进行经济转轨的左翼；2.人们对右翼政权治理国家的能力发生怀疑和感到失望，对当政的中、右派政党热衷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感到厌恶，对原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如社会福利多、分配较公正、就业充分、物价低、社会稳定等有怀旧情绪。人们从切身经验中经过反思后，相当多的人宁愿重新选择左翼上台；3.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了政策，赢得了较多的支持者。还有其他一些看法，如随着前苏联、东欧向私有制经济的过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引起人民的不满；这些党已改名换姓，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但仍提出社会主义目标，这种温和的立场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态，等等。
对前苏联、中东欧地区左翼力量发展的趋势，国内理论界也作了较谨慎客观的评价。这些评价主要有：1.“左翼力量”的主体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仍然很小，即使像俄共这样力量较大的政党也没有达到上台执政的实力；2.目前条件下多数共产党还难以进入或组织政府，能上台的主要是已改弦更张了的“前共产党人”，所以，不可能改变剧变以来这些国家既定的政治方向。也有人认为，从政治体制上看，这些国家已走上了多党竞争和议会民主的轨道，新上台的社会党可能竞选连任，也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败北；从经济上看，由于私有化进程的推进，要完全恢复过去的公有制经济是不现实的。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左翼上台后要走的道路是稍微有别于西欧的“新资本主义”，即结合本国传统与国情的资本主义；3.这一地区的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仍很淡漠，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不在乎谁“左”谁“右”。总之，对前苏联、中东欧左翼力量回升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不能认为这就是共产党就要上台执政或科学社会主义复兴的形势。但也不能低估其意义，它至少向世人再次说明了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尽管目前左翼的发展势头发展到何种程度尚难肯定，而且也不排除再次右摆的可能，但社会主义的复兴是必然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还有学者指出，虽然前苏联、中东欧左翼力量的主体是社会民主党，但这也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因为，在世界民主社会主义很不景气、陷入重重困境的大背景、大趋势下，中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中东欧各国选民投社会党的票并不都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感兴趣，而仅仅是基于现实比较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