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与鲁洁教授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鲁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洁教授就德育的功能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德育的功能，形成了较系统的德育功能观。这本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学术进展过程，但在她提出德育的个体享用性功能后，有一些人不免疑虑，刘尧同志出来与鲁洁教授商榷，[1]并引起了不太小的反应。鲁洁教授针对刘尧同志的商榷，对德育之享用功能进行了“再议”，[2]进一步论述了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
在德育功能问题上，与鲁洁教授任何形式的商榷和讨论只能是一次不平等对话，其最大的益处也只是鲁洁教授所说的“促使我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这对广大读者也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讨论没有意义。这种讨论已引起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想开口发言者要么是护卫的豪壮，要么是诘难的嗫嚅，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在我看来，这次讨论的启示远胜于讨论的问题本身，我本无权置喙，但终觉这里面的确有些问题可探究，故不测深浅，权作巷议。
一、与鲁洁教授对话的尴尬
鲁洁教授近几年在《教育研究》及《教育研究与实验》上先后发表了《德育之文化功能探索》、《试论德育的经济功能》、《试论德育功能观的转变》、《试述德育的自然性功能》、《试论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诸文，逐步系统地形成了她的德育功能观。人们也不免思考：“德育有多少功能？”刘尧同志代表相当一部分人开口了，只可惜的是，刘尧的问题虽切中肯綮，终因底气不足难以服人。刘尧提的问题有人作了专析，[3]而且鲁洁教授作了针对性的回应。鲁洁教授的《再议德育之享用功能——兼答刘尧同志的“商榷”》一文，态度凝重，感情丰沛，运思挥洒豪迈，文采激越流光，透出其理想价值之精神执着的文化性格。单从德育论文写法来说，该文就可作为一篇值得研究的“文本”。自此以后，服之者有之，疑之者仍亦有之。
在德育理论界，要与鲁洁教授对话的确有些尴尬，这并不是因为鲁洁教授德高望重，成果卓著；也不是因为其麾下有众多才华横溢的博士和硕士，而是单就对话的“话语”、“语境”来说的。也许大家意识到鲁洁教授的德育功能观有罗列泛化之嫌，但我们要看到的是谈德育功能的新语境。曾几何时，我们没有德育学术，只有德育信条和德育工作经验总结，以至于德育沦为“斗批改”的工具，遑论其功能了。自7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德育的作用、功能问题始终是德育学科发展的一个前沿问题，诸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促进了德育学科的发展，德育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德育研究也渐入佳境。在这种背景下，谈德育的功能显然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研究总结德育不仅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而且还具有自然性功能、个体享用性功能，这是鲁洁教授的贡献。我们可以从鲁洁教授的德育功能观中发现一条较明显的线索：即由德育的工具价值进到德育的本体价值；由道德的外在超越性而进入道德的内在超越性；由德育的社会改造作用而归于个体的精神世界的建构。鲁洁教授的德育功能观的形成，还得益于她采撷了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回应了传统思想体系面对现代文明发展的现实课题，因而其功能观具有理想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关于自然性功能和个体享用性功能，立基于较深层的哲学境界，体悟出德育的本质和德育的本体价值。
那么，与鲁洁教授的对话从何而来呢？对话者言之凿凿、持之有故，而且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声音，这就不得不引起重视。当然，鲁洁教授并非无懈可击，只是从目前来说要与鲁洁教授对话有些进退两难。其一，如果在不同的语境下对话，鲁洁教授的话语自然就会被悬搁起来，对话无从产生。但要清醒地看到与鲁洁教授相同的语境还未形成。其二，在同一语境下，鲁洁教授的话语总是力图突破语境的限制而又不至于有“越位”或“犯规”动作，对话者又总想通过同一语境中的话语规则来制约鲁洁教授的“前锋”话语。这个尴尬的现象是否说明或预示德育研究中一次深刻的语境变革即将来临呢？质言之，德育学科的结构体系和学术范式是否到了转换的临界点呢？我认为是的。
二、鲁洁教授的困惑
鲁洁教授太前锋了，就如足球赛中没有中场的突前前锋一样，无法打起有效的进攻配合。在鲁洁教授的学术观点下，没有相应的学科结构体系的支援，因而，学术观点与学术框架之间构成了内在紧张。我想，这就是鲁洁教授的困惑。
片面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的偏颇已被纠正了，如何发挥德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体性功能是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但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还是一个难题。在大家都在寻求二者的契合点时，鲁洁教授提出了个体享用性功能，又开掘出一个更深的层次。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但由于缺乏支援意识，难免引起误解。至于怎样误解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不得不重视目前观点与体系不平衡的矛盾。鲁洁教授没有或者可说是来不及处理好这一矛盾，目前似乎也没有人处理好这一矛盾。因而我认为鲁洁教授困惑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鲁洁教授提出的问题既具有理想性和超前性，又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也可以说，不提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但这一问题提出来后，又因其理想性而易被悬搁起来，因而这一问题从学术发展上更多地表现为价值祈求，难以在目前德育学术框架上找到其支点。也就是说只能诉诸德育价值的应然，却无法兑现其承诺。
鲁洁教授提出的德育之享用功能，注重的是个体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思想品德的本体价值，并认为它“是德育过程之逻辑必然，它植根于德育的本质之中。”[4]鲁洁教授还认为，道德、道德教育的精神价值、自我享用价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道德教育的个体享用性价值之实现，也是个体发展之必然。”[5]反观我们的德育理论，其体系构架是立基于社会本位的。在建国多年以后，我国的道德哲学、德育理论一直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直到80年代初，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教材，80年代中期，才出版了德育原理编著。在当代德育理论建设中，以罗国杰的伦理学体系为前提预设的德育理论框架还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诸多学者结合当代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新进展的探讨观点还仅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难以在多学科理论整合上进行德育理论体系建设。其间最典型的问题莫过于不能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分法。
第二方面，鲁洁教授的个体享用性功能之精神诉求，也是一种精神执着的困惑。鲁洁教授的精神执着，如果不能从学术理路上突破，反而会因目前学术体系的限制而存在着一个“伏雷区”。
鲁洁教授非常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提高，迷惑于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为何出现道德的危机和精神的失落。以此为思考的出发点，鲁洁教授企望开出一条精神救赎之路，力图将德育作为一个有效途径。在论述德育的个体享用性功能时，鲁洁教授主要运用的是价值学的发言方式，而知识学的论证方式基本阙如。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虽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了需要理论，但还仅只作为德育理论的一个参考基础。当代西方及中国关于人的哲学探讨也一样，还有其他诸如伦理学、社会学等的探讨如何在德育学科结构体系上立足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太缺乏德育理论的知识学发言方式了。长期以来，德育语言的表达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大多停留在宣言状态：“我们应该……”、“我们要……”、“我们认为……”，诸如此类的言说方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发言方式。即使是价值学问题转化为知识学的方式来言说也颇为鲜见。如果鲁洁教授不能从知识学言路与价值学言路的结合与统一上来推进其德育功能观，困惑将难得其解。
我还有点赘虞，如若鲁洁教授的精神建构之执着嫁接在“社会本质论的伦理学”[6]及其决定的德育理论体系上，最大的可能也只是开出情感之花，而不会结出理性之果。我们不是没有尝过“精神原子弹”的后果。在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之下，多少青年迷失自我，走向了精神暴政。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立足什么体系去限定和把握精神。理想主义不能没有，但绝不能太多，更不能唯一。立足于实证的知识学在德育理论上不能缺席。我们需要的是在精神的愉悦中提升自己的灵魂，而不要在灵魂的提升中丧失自我。但愿这是多余的话。
三、超越德育的功能观
我有这样的看法，鲁洁教授的德育功能观的形成，宣告了一种立足于学科整合的体系化德育理论的来临。当今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去争论鲁洁教授的观点的对错，而在于如何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让全面的德育功能合理地内含其中。
这自然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德育理论的解构与重构。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它触动了德育理论表层下的理论基石和社会基础。它要在破与立之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妥协与平衡；它要以社会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为宏观背景，以人尤其是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为显著的学术线索，删除诸多繁琐冗长的价值学言语方式，保留价值学的逻辑结构。而且还要立足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建立知识学的言语方式。在我看来，当代学术的进展提供了德育理论的构架基础。哲学、伦理学不再停留在如以主体性抗衡于社会本质那种肤浅程度，新目的论伦理学[7]在思维方式上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启示。我们为何不能以此为契机对我们的德育理论框架进行一次清理呢？我们希望有人作出开创性的尝试，更希望鲁洁教授再作一次自我超越。
注释：
[1]见《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年第4期。
[2]见《教育研究》1995年第6期。
[3]见《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年第1期。
[4]鲁洁：《再议德育之享用功能——兼答刘尧同志的“商榷”》，《教育研究》1995年第6期。
[5]鲁洁：《试论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
[6]参见万俊人著《化理学新论》第五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7]参见赵汀阳著《论可能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