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与楚汉战争胜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胜负论文,各阶层论文,利益论文,战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汉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节点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势。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也颇为史学界所关注，比较流行的观点有刘邦项羽性格素质说、用人说和地理因素说。①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楚汉战争胜负的因素。但总体看来，关于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正如阎盛国在评论“用人说”时所言：“就项羽用人失败而言，用人是由许多重要环节组成，而大多数学者限于强调项羽用人如何失误，而对一些关键环节研究缺失。……至于项羽如何流失人才，刘邦如何争夺人才却无人问津。”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欲从刘邦、项羽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利益诉求回应的角度考察楚汉战争的成败，同时也尝试着解答“项羽如何流失人才，刘邦如何争夺人才”这一难题。 一、秦朝的灭亡与楚汉战争时的社会形势 为更好的考察这一问题，不妨先来回顾一下秦帝国的灭亡。林剑鸣先生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曾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秦始皇为首的军功地主实行特别残暴的统治，由此导致了三大恶果：一是秦王朝政权的阶级基础非常狭窄，将愈来愈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敌对面。二是统治特别残酷，民不堪命。三是秦统治者对待关中原秦国之民和关东原六国之民的亲疏不同，造成了两地的对立。③这一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一个皇帝为首的军功官僚统治集团，对全国实行严密控制和残酷剥削，迅速激化了统治集团与儒生豪杰为主的士阶层、底层民众及六国旧贵族的矛盾。一方面，秦始皇与李斯合谋，通过焚书坑儒等残酷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推行文化恐怖主义。他们“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连“偶语诗书”者都要处之以“弃市”的严刑，构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君师合一的思想文化体制，目的是达到“天下无异议”的安宁局面。④另一方面，“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严格控制民间力量，以巩固统治集团的残暴统治。⑤这套文化专制措施和弱民措施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将以儒生豪杰为主体的士的阶层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并对这一集团进行残酷的压制，严重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引起他们对秦政权的敌视。不仅使秦政权失去了士阶层的智力支持，削弱了统治基础，更为自己树立了潜在的敌人。鲁之缙绅先生之徒和张耳、陈余等即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秦帝国严刑峻法的威慑之下，暂时匿迹敛形。一旦天下有变，马上乘势而起，成为反秦的重要力量。陈胜义旗初举，“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⑥张耳、陈余也晋谒陈胜于陈，陈胜以为左右校尉，与兵三千北略赵地。其余未能在秦政权中分得一杯羹的韩信、陈平等人皆闻风而起，加入到反秦的大军中，并成为反秦的骨干力量。 在加强思想控制的同时，为确保政权万世一系，秦帝国对全国人民实行以严刑峻法、苛政暴政为特征的恐怖主义统治，“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⑦秦始皇及其继任者二世还大兴土木，“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繁重的劳役严重超出民众的承受力。⑧在秦帝国的严刑峻法、苛政暴政之下，民不堪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⑨从而使秦帝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从根本上摧垮了秦帝国的统治基石。秦末义军将领武臣身历秦之暴政，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⑩摆脱秦帝国的苛政和残暴的恐怖主义统治，成为当时民众共同的愿望。 相对于士阶层和底层民众，与秦政权有着破国亡家之仇的关东六国旧贵族的处境更为恶劣，秦始皇在位期间多次东巡，其目的就在于镇压他们。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秦始皇又下令迁移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其中就有不少六国贵族。在秦政权的高压之下，他们不得不隐忍以待，但他们都对秦王朝怀有刻骨的仇恨，并暗地里作反秦的准备。张良及项羽、项梁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11)。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果，亡匿下邳。楚国灭亡之后，心怀国恨家仇的项羽和叔父项梁避迹吴中，暗地里为反秦做准备。“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12)这些旧贵族大都富有文化底蕴、行政军事经验，具备一定组织能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13)义军初起，他们纷纷推波助澜，加入到反秦大军中，并利用自己的威望组织发动民众反秦，成为反秦大军的领导力量。 公元前209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陈胜“奋臂为天下倡始”，早已不堪忍受秦帝国酷法苛政的民众云集响应，“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14)饱受秦政权欺压的底层民众、士阶层和旧贵族相互结合，形成无数支浩浩荡荡的反秦大军，“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15)在社会各阶层力量的联合进攻下，秦帝国旋即灭亡。六国旧贵族和士阶层的一部分杰出者如魏豹、赵歇、田荣、彭越等在秦末战争中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就底层民众而言，他们反秦的直接原因就是渴望摆脱秦朝的严刑峻法、暴政苛政，过上安定有序的生活。秦兼并诸侯，统一天下，结束了周末“诸侯力正，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的混乱状态。(16)本来底层民众对秦政权充满了期望，“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17)。“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18)只是秦帝国残暴的统治打破了他们追求安定有序的生活的美梦，迫使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被秦政权排挤出局的士阶层则迫切希望建功立业，在反秦成果中分得一杯羹，“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19)至于旧贵族，他们在风起云涌的反秦大潮中，利用家族的威望，尽量多的割据占有故国的地盘。作为众多反秦力量中最大的两支，刘邦和项羽两大集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对政权的角逐的。刘、项两大集团谁能在这场角逐中胜出，取决于谁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而谁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无疑取决于谁能更好地满足以上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二、项羽所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与其败亡 在推翻残暴的秦帝国的战争中，项羽无疑功劳最大。他在钜鹿之战中破釜沉舟，一举击溃秦军主力，救赵于危难之中。嗣后声望日隆，“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20)，成为时局实际上的最高掌控者。在楚汉战争开始之前，项羽集团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但项羽集团并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争取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支持。相反，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未能恰当地满足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利益诉求，反而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刘邦集团为渊驱鱼，并最终导致在与刘邦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一)项羽主持的分封打破了秦亡后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损人自肥，引起诸侯王不满，使得整个时局重新陷入混乱，而项羽集团则成为矛盾的焦点，这是项羽集团败亡的开始 公元前207年，秦亡之后，在项羽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分封活动。分封的开始，项羽就强烈表示了他对那些六国诸侯之后无功而王、包括自己在内的将相们“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有功却不得王的不满，表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更合理的秩序。这次分封，实质上是对亡秦成果的分配，项羽完全可以借助主导分封的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但项羽集团却未能在分封中照顾到各路反秦势力集团的利益，最终引发诸侯王之间的乱战，把自己也拖进了战争的漩涡。 在这次分封产生的十八王二侯中，西魏王豹、代王歇、韩王成、胶东王市、辽东王韩广都非项羽所立，相反，项羽却把他们原有的地盘重新划分，或徙王更差的地方，或缩小他们的地盘，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其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21)。韩王成本是在张良的建议下所立，项羽集团杀掉韩王，彻底把张良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刘邦集团。张良出身韩国贵族，五世相韩。秦灭韩后，张良从事反秦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韩复仇。在韩王成被项羽诛杀后，张良复仇的目标也由秦帝国转向了项羽集团。汉王刘邦因项羽未按照义帝的约定让他王关中，而是将他徙王巴蜀、汉中而耿耿于怀，并伺机反噬项羽。田荣在反秦战争中属于最早的一批起义者，项羽因其“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22)与田荣结怨。另外，“彭越众万余人毋所属”，未能分得地盘，也是一大隐患。(23)陈余与张耳一体有功于赵，仅仅因为张耳说客多，陈余不从入关，便封张耳为常山王而以南皮三县封陈余为侯，也使陈余愤愤不平。 纵观项羽主持的这次分封，几乎完全按照与项羽集团的亲疏关系来分割利益，亲项氏集团和对其有恩德者无论贤愚，皆得封大国善地，而其他诸侯王的利益则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陈余评价项羽这次分封说：“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24)可以说是对这次分封的客观评价。说白了，就是项羽利用自己主导分封的优势，“以亲爱王”，最大限度地与自己的亲信小集团抢夺亡秦的成果，严重损害了各路诸侯在亡秦战争中抢夺来的既得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抗。正如贾谊所指出的那样：“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25)利益决定立场，在这次分封之后，心怀不满的诸侯立即向项羽安排的政治格局发起挑战。辽东王韩广本在反秦战争中自立为燕王，拒绝让出地盘，与项羽所立燕王臧荼发生争夺地盘的战争，臧荼杀掉韩广，并吞辽东。田荣先后袭杀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又赶走齐王田都，据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陈余与之呼应，“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赶走了常山王张耳，张耳逃归汉王刘邦。(26)“陈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27)另一位被项羽忽略掉的彭越也接受了齐王田荣的将军印，击破楚将萧公角。刘邦则抓住诸侯叛楚之机，挥师东下，将项羽所立的三秦王及河南王全部灭掉，还定三秦，建立了关中这一巩固的根据地，据此东向与项羽争天下。这样，项羽陷于四处征伐的境地，他所安排的政治格局宣告解体。 (二)项羽实力虽强，但任人唯亲，他所精心维护的是以“诸项”和其“妻子昆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利益，不肯与天下贤能才智之士同其利。在项氏集团中，贤能才智之士很难进入核心阶层，也不可能从亡秦之利中分取一杯羹，导致他们纷纷弃楚投汉，是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亡的直接原因 刘邦集团的核心谋臣将领韩信、陈平等在楚汉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们的奇计良谋，在紧要关头帮助刘邦集团转危为安，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而韩信、陈平都曾经是项羽阵营里的一员。陈平曾跟随项羽入关破秦，后因项羽迁怒欲诛之，不得已逃归刘邦。韩信则在项氏叔侄起兵之初既已仗剑相从，“数以策干项羽”，但始终未获信任重用，弃项羽而归刘邦。(28)二人对项羽的评价近乎一致：韩信认为项羽“不能任属贤将”，“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29)。陈平也以为项羽“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30)对项羽持此类看法的不仅韩信、陈平，还有王陵、高起，他们在与刘邦探讨楚汉战争胜负的原因时，指出“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并认为这是项羽失天下的根本原因。(31)可见，项羽不能分利于士，是士阶层的共识。 项羽屡屡失去贤士，从表面上来看是其无识人之鉴，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愿与贤士同利，而是把亡秦之利牢牢把控在以自己亲信为核心的小集团中。因此，士与项羽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在赏识不赏识，而在于不能分利于士，满足士“成割地有土之业”的愿望。利益的对立是士抛弃项羽集团的根本原因。 项羽所比较信任的，除了项氏家族和他妻子兄弟以及对他有恩德的曹咎、司马欣(32)外，据陈平所言，只有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四人，加上上述的曹咎、司马欣，共六人。但事实上，即使对于这四人，项羽也不肯分利与之。为削弱项羽力量，陈平曾使反间计离间项羽与范增、钟离昧等人的关系，其中的一个手法即“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33)可见项羽对于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人也未裂地封赏。如范增虽封历阳侯，但他在与项羽决裂之后，并未之国，这说明他的封地是虚的。项羽之所以很快相信了陈平所造的流言，不再信任范增、钟离昧等，从根本上来讲，是项羽与范增、钟离昧等之间并无坚牢的利益纽带。这就不难理解在英布叛楚后，项羽派籍籍无名的项声与龙且一起去攻打英布，取胜后又“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34)在韩信几乎平定齐国并从北、东两面合围楚军的关键时刻，项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35)此外，在彭城保卫战中，也是项声、项它与薛公共同指挥。诸项军事才能皆平庸无奇，项羽任用他们参与指挥重大战役，显然并非看重他们的才能，而是意在牵制诸将，攘夺战功，以避免诸将功多不得不封赏的局面，最终达到把亡秦之利最大限度的掌控在“非诸项即妻之昆弟”手中的目的。而项羽之所以分一部分利益与曹咎、司马欣，更多的是出于报恩。对于项羽的心思，其实士阶层看得很明白，陈平、韩信等人的分析是一致的，所以他们选择了抛弃项羽，投奔刘邦。从起事即追随项羽的英布在楚汉战争初起时也选择背叛项羽，并说服项羽的四大骨鲠之臣之一的大司马周殷在楚汉战争最关键的时刻——垓下之战的前夕叛楚，导致项羽被汉军四面围困，战败身亡。陈平、韩信、英布、周殷等与其说他们叛楚，不如说他们做出了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利益决定立场，这是政治斗争中亘古不变的规律。 (三)项羽残暴的政策使历尽劫难的底层民众对其又恨又怕，民众基础薄弱。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又使项羽集团在战争中消耗掉的力量难以及时补充，这是项羽集团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韩信在“汉中对”里曾经指出项羽集团的一大弱点，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36)还在起事初期，项羽就显示出他嗜杀的残暴本性，“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37)。攻城略地但凡遇到抵抗，攻克后就疯狂地屠杀报复当地民众。在打败秦军迫使其主将章邯投降后，由于担心秦之降卒复叛，就“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入关之后，项羽依然执行残暴的烧杀抢掠政策，把对秦帝国的愤恨发泄到关中民众身上。“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38)“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39)项羽对秦军民的疯狂报复和对关中的烧杀掠夺，引起关中民众的深深痛恨，只是劫于项羽之威，不敢不暂时服从，但项羽永远地失去了关中的民心，为自己最大的对手刘邦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的残暴激起被征服地民众的激烈反抗，不仅牵制、消耗了项羽很大的兵力，延误了有利战机，更让项羽难以在征服地建立巩固的统治。项羽虽然一度占领很大的地盘，但由于得不到被征服地区的民众的真心支持，始终未形成可以作为大后方的根据地以有效补充军队的给养和兵力，无法拓展楚军的战略深纵。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齐楚之战： 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40) 项羽在与齐王田荣的战争中，在“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的情况下，依然残暴地“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激起齐民的反抗。田荣弟田横乘机立田荣子田广为齐王，齐民重新聚拢在田横周围，四下攻击楚军，项羽陷入齐地鏖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给了汉军还定三秦后联合诸侯军东向进攻项羽的时机： 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41) 在项羽得知汉军攻破其老巢彭城后，不得已分兵令诸将击齐，自己只能带着三万精兵迎战总兵力达五十六万的汉与诸侯联军。虽然依靠项羽出色的指挥能力与楚军强大的战斗力击溃了联军，但未能全力出击的楚军也无力全歼汉军，斩草除根，使得汉王刘邦在其大将周吕侯的救护下逃脱，并重整旗鼓。 再如项羽之攻外黄。当时正是楚汉战争处在胶着的相持阶段，在成皋打起了消耗战。彭越攻占了梁地，断绝了楚军粮道，迫使项羽不得不把与汉军对峙的军队交给曹咎等指挥，亲自带领一支军队去对付彭越，平定梁地。在攻打外黄、陈留时。外黄之民恐惧项羽屠掠暴行，拼死抵抗，在抵抗不了的情况下才不得已投降。“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彊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42)外黄事件再次说明了项羽的残暴政策使得底层民众对之又恨又怕，失去民心支持的项羽，看似强大，却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外黄人的抵抗对楚军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拖住了项羽，为汉军歼灭曹咎指挥的成皋楚军提供了有利时机。汉军抓住这一时机果断出击，“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43)。这又迫使项羽不得不放弃在梁地的征战，回师成皋。而这时两军的均势已被打破，楚军实力大损，进入守势。战局开始有利于汉军，“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44)不得已主动向刘邦求和，以鸿沟中分天下。形势已是“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45)自此以后，楚军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直至灭亡。 一个极容易被忽略却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楚军由绝对的战略主动转向战略被动，是由两次大败导致的：一是韩信、灌婴在齐与龙且、项它之战，大破楚军，并杀龙且；一是汉军歼灭楚之成皋守军，并迫使曹咎、司马欣等自杀。在这两次大败之后，兵力大损的楚军竟然不见有兵源补充进来!看似费解的背后，折射的正是项羽失去民心的困境，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就无法保证稳定的兵源!在与汉军长达四年的战争中，楚军兵力消耗巨大，终至陷入“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46)的绝境! 三、“与天下同利”：刘邦克敌制胜的原因 前已言之，刘邦被项羽赶到僻远的巴蜀之地后，之所以有机会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在于项羽主持分封时犯下了分利不公的错误。其中利益遭到剥夺的田荣、陈余、彭越等在分封刚结束即重新起兵反项，打乱了项羽所安排的政治秩序与格局，项羽不得不与他们火并，刘邦才得以“劫五诸侯兵”东进。但刘邦能战胜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项羽集团，原因不仅仅限于利用项羽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刘邦能够顺应形势，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与天下同利。 其实，关于楚汉战争胜负的原因，在汉帝国定鼎之初就由刘邦发起过一次讨论：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47) 高起、王陵俱为高祖功臣，他们关于楚汉战争胜负原因的认识，代表了秦末谋臣猛将为主的士阶层的看法，也说出了他们弃项归刘的决定因素。当然，他们所谓的“与天下同利”只是与“天下之士”同利，以换取士阶层的支持拥戴。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整个楚汉战争中各种势力的离合，就会发现刘邦之所以能够在楚汉战争中逆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项羽集团，正在于他能正确回应秦末包括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做到“与天下同利”。 (一)饶人以爵邑，与士同利，是刘邦赢得谋士猛将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在楚汉战争中胜出的直接原因 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胜出的原因，在于他“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从王陵本人来看，利益驱动确实是他归附刘邦的最大理由。王陵虽与刘邦为故旧，但在高祖初起兵时，王陵亦拥兵自重，并无意相从，而项羽亦曾招揽过王陵。王陵之弃项羽招揽于不顾而归刘邦，一定是经过充分考量的。其原因就在于“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而高祖则“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考诸史实，王陵并非孤例。 前已言之，韩信、陈平都曾经是项羽阵营里的一员，他们抛弃项羽的原因，正是因为项羽不肯分利与士。韩信在“汉中对”中谓“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进而建议刘“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48)陈平在回答刘邦“天下纷纷，何时定乎”之问时，也持与韩信相近的观点：“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49)考韩信、陈平之分析，与高起王陵之论其核心观点基本一致，只是韩陈言之在事前，高王分析在事后。 张良曾为刘邦分析秦末士阶层的基本利益诉求：“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与义军领袖武臣游说河北诸县豪杰一事恰可相互印证：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50)这都说明“割地有土”“成封侯之业”正是秦末士阶层的共同追求，刘邦“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之策可以满足士之追求，故而赢得他们的拥戴。故韩信、陈平、王陵等相继归顺，纪信、周苛不惜以死报之，彭越、英布乐为效命。在他们的谋划之下，汉军实力也由弱转强，最终战胜了吝于封赏、欲与“非诸项即妻之昆弟”独享亡秦之利的项羽。这些谋士良将，都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高祖战胜项羽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 高祖不仅善于以利结麾下谋士猛将之心，更善于以利调动、组织各种力量共同反楚。贾谊对秦末义军做过精到的分析：“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51)高祖也深谙此理，在平定关中之后，正式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即发布“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之命，吸引当时各种力量效命。(52)韩王成被项羽诛杀后，韩太尉信便归顺刘邦，刘邦立他为韩王。此外，魏王豹也将兵相从，大大增强了汉军的实力。这也是在楚汉战争初期双方实力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刘邦能够与项羽对抗的一大因素。对于英布、彭越、韩信等足以影响战争格局的实力派，刘邦更是不吝封赏，以裂地分封来换取他们的效命。在第一次攻楚被项羽大败于彭城后，高祖随即做出这一决策：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53) 史实证明，“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这一策略对于战胜项羽集团至为关键。高祖所言的“共功”，与高起、王陵所言“同利”，只不过是一个铜钱的两个面，就其实质而言是一致的。因此，与其说是任用三人杰破楚，毋宁说是利诱三猛士破楚。 彭城之败后，为了使英布牵制项羽，为汉军赢得重新组织反攻的时间，高祖派随何游说英布背楚归汉。随何所以能说服英布，一方面固然由于英布与项羽已生嫌隙，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归功于随何向英布的许诺：“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54)英布正是得到扩大其地盘至整个淮南的许诺，才决意背楚归汉，成功牵制了楚军，使汉军赢得喘息时间。英布被楚军击破，间道归汉，高祖立英布为淮南王，与他共击项羽，保证了英布的利益。 在楚汉战争中，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之中”，很多都和“捐关以东与三猛士共功”这一策略有关，监督刘邦坚决而合理地执行这一既定策略，将这一策略的威力发挥到最大。汉三年(公元前200年)开始，楚汉之间进行了一场消耗战。“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55)“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56)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食尽援绝，请和项羽又不许，形势十分危急。手握重兵的韩信在破齐之后即欲自立为齐王，并不急于解刘邦之围，反而派遣使者委婉地向刘邦提出列土封王的要求：“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57)实际是和亟盼救兵的刘邦讨价还价。“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58)在这紧急关头，正是张良建议刘邦坚决执行以裂土分封换取支持的策略，才使得刘邦和韩信的合作没有破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挽救了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命运。汉五年，刘、项展开决战，高祖同样是以共分天下换取彭越、韩信的支持：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59) 在得到高祖裂土封赏的承诺后，韩信、彭越与高祖会师并击项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导致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彻底丧失了战胜的信心。于是慌乱中匆忙带领八百骑兵弃大部队突围，全军覆没，自己也被追及的汉军斩杀，从而彻底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可见，高祖能够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裂土分封，与韩信、彭越等共享胜利果实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之中”，也大都与劝高祖坚决执行这一策略有关。所以高祖的用三人杰致胜说，恰恰佐证了高起、王陵的说法。 王陵、陈平、韩信、彭越等之所以纷纷弃楚归汉，正是因为项羽“战胜不与人功，得地不予人利”而高祖则“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这些谋士良将都在高祖战胜项羽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高祖不可能以弱胜强，成就帝业。 (二)废除秦之苛法暴政，与民同利，是刘邦赢得底层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也是刘邦屡败屡战兵源得以及时补充并最终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 刘邦在攻入咸阳之后，其一系列的举措为他赢得关中民众的人心，为日后以关中为根据地东向与项羽争天下打下良好的基础： (刘邦)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60) 刘邦做过亭长之类的底层小吏，生活经验丰富，他深知民众痛恨秦朝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秦法之酷，百姓动辄遭受严刑。关于秦法之酷，蒯通游说范阳令之事可见一斑：“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61)一县令十年间，杀人刑人不可胜数，以至慈父孝子皆欲杀之报仇，可见秦之酷法乃激起民愤之一大因素。其实范阳令并非孤例，在陈胜揭竿而起之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说明由酷法引起的民愤是普遍的。二是秦政之苛，“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62)。繁重的徭役和税负，使得民不聊生。底层民众在义军攻入咸阳灭亡秦朝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秦帝国以酷法苛政为主要特征的恐怖主义统治，过上安定有序的生活。刘邦顺应民心，一举废除秦之酷苛法令，与关中父老豪杰约法三章；严格约束军队，对底层民众的财物近乎秋毫不犯，又严禁军队扰乱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申明自己入关是为民除害。刘邦此举受到良好效果，饱受秦帝国酷法苛政与战火蹂躏的关中民众喜出望外，“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关中民心自此皆归刘邦。不久，项羽仰仗优势兵力强行进入关中。楚国贵族出身的项羽对秦帝国积怨甚深，入关之后疯狂报复关中民众，烧杀抢掠，与刘邦形成鲜明地对比。项羽的残暴，无疑使得关中民众更加拥戴刘邦。 关中的民心基础为刘邦经营关中作为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根据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汉元年八月，刘邦乘项羽与田荣在齐地火并之机，出兵进攻项羽封在关中监视刘邦的章邯，正式开始东向争天下。章邯旋即败亡，刘邦迅速勘定三秦，夺回关中。于是马上“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进一步巩固在关中的民心基础。(63)之后，刘邦出关大举进攻楚军，一度攻占楚军老巢彭城。但楚军的战斗力远胜汉军，在楚军的反击下，汉军多次大败惨败。如汉二年的彭城之战，“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走南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64)。“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65)这一战不仅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与汉联手反楚的诸侯也纷纷反水。不久刘邦部署牵制楚军的盟军英布也被楚将龙且打败，刘邦几至山穷水尽。但关中根据地的存在，让刘邦很快恢复元气。“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66)对于关中根据地在楚汉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古人有充分的认识，西汉初年在排定功臣位次时关内侯鄂君即指出关中对于刘邦胜出的决定性意义：“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67)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对此也给予充分肯定：“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68)可以说，关中根据地对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胜出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关中根据地的源源补给，刘邦早已被项羽击垮，更不可能在“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的情况下重振旗鼓。而关中民众之所以甘心把子弟及军需品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战场支持刘邦，除了萧何的善于调度，更与刘邦在关中的举措符合他们的利益分不开。不少学者在论及楚汉战争项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过多地强调项羽个别战争决策的失误。其实，类似的决策失误，刘邦也有不少，刘项的差别在于刘邦能与民同利，从而赢得关中的民心，有关中做根据地、大后方，战败后很快能得到补给，重新恢复元气。而暴虐过于秦帝国的项羽失掉了民心的支持，战败之后无从补给，从而一蹶不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条历史规律在楚汉战争中再次显灵。 四、结语 楚汉战争中，势力占绝对优势的项羽集团之所以被刘邦集团战胜，表面来看是因为项羽不善用人而刘邦知人善用、项羽性格优柔寡断导致关键时刻决策失误而刘邦老谋深算决策得当，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两个集团一欲专擅亡秦之利，一能“与天下同利”。项羽欲把亡秦之利紧紧掌控在“诸项与妻之昆弟”手中，也就把自己与整个集团置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对立面。在秦国灭亡后项羽主持的分封中，项羽借分封之机“以亲爱王”，剥夺六国贵族之后及豪杰之士出身的反秦义军领袖的利益，他们纷纷起兵反项，使项羽成为矛盾的焦点而陷入战争的泥潭。楚汉战争开始后，项羽又不肯与士同利，韩信、陈平、王陵等士也因其利益诉求无法满足而纷纷抛弃项羽。项羽残暴无情，完全忽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动辄屠城的做法让底层民众对他又恨又怕，使得底层民众在秦灭亡后改善生活的期盼落空。没有民心的支持，楚军始终无法形成自己的根据地，更无法在楚汉战争中拓展战略深纵，并最终导致项羽集团在各种势力的联合围剿下败亡。而刘邦则能“与天下同利”，从而赢得各种势力的支持。首先，刘邦能饶人爵邑，与士同利，满足士阶层的利益诉求，赢得彭越、韩信、王陵、陈平等人才的输忠效命，并使项羽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其次，刘邦熟知民间情伪，能满足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与民众同享亡秦之利。初入关即顺应民意，除秦酷法暴政，维护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安抚关中民众。还定三秦后，又修缮河上塞，下令将秦国的苑囿园池交给关中人民耕种。种种举措，符合底层民众在秦亡后的生活期盼，从而赢得关中民心，把关中经营成自己在楚汉战争中的根据地，为自己赢得战略深纵，立不败之地。最终，较好地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刘邦战胜处于社会各阶层利益对立面的项羽，这一结局并不令人意外。 注释： ①持用人说观点的有王铭《楚汉战争与刘邦、项羽用人》(《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柳鸣《兼听则明——刘邦战胜项羽管见》(《探索与求是》1994年第4期)等，他们认为项羽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而刘邦知人善任，导致人才多归刘邦而弃项羽是楚汉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持性格素质说观点的有陈裕宽《楚汉相争为何楚败汉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陈业新《试论项羽兵法》(《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杨春吉《略论项羽之败的观念性格因素》(《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等。他们认为，项羽性格粗暴极端，缺乏政治头脑，又有妇人之仁的一面，导致项羽在鸿门宴关键时刻决策失误，是项羽失败的主因。而刘邦生活经验丰富，是成熟的政治家，故终胜出。持地理因素说观点的有马彪、李兴斌、宋杰等。马彪《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提出项羽忽视最大粮仓——敖仓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性，致使敖仓落入刘邦之手是其失败的一大因素；而李兴斌《项羽败亡的军事地理原因》(《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刘邦经营汉中为根据地，项羽弃关中都四战之地彭城是楚汉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宋杰(《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则认为项羽选择定都彭城王梁楚九郡和选择以豫西通道为攻打刘邦集团的主攻路线犯了战略错误，导致其最终覆亡。 ②阎盛国：《二十年来项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高校社科信息》2003年第1期。 ③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5-206页。 ④《史记》卷87《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546页。 ⑤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1《过秦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2页。 ⑥《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3116-3117页。 ⑦《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3页。按：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1《过秦下》作“废王道而立私爱”。 ⑧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1《过秦下》，第15页。 ⑨《汉书》卷64下《严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2页。 ⑩(19)《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2574页。 (11)《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33页。 (12)(20)《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296、338页。 (13)《史记》卷99《刘敬列传》，第2719页。 (14)《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3页。 (15)《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9页。 (16)(17)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1《过秦下》，第14、14页。 (18)《汉书》卷64下《严安传》，第2811页。 (21)(22)(24)(26)(27)《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20、317、321、321页。 (23)《史记》卷90《彭越列传》，第2592页。 (25)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1《过秦下》，第16页。 (28)(29)《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10、2612页。 (30)(33)《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第2055、2055页。 (31)《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0页。 (32)《史记》卷7《项羽本纪》云：“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 (34)《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2页。 (35)《汉书》卷31《项籍传》，第1817页。 (36)《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12页。 (37)(38)(40)(42)(43)(44)《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299-230、315、321、329、330、330页。 (39)(41)《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56、371页。 (45)(46)《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31、333页。 (47)《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0-381页。 (48)《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12页。 (49)《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第2055页。 (50)《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2574页。 (51)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1《过秦下》，第16页。 (52)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69页。 (53)《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39页。 (54)《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1页。 (55)(57)(58)《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21、2621、2621页。 (56)《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73页。 (59)《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31-332页。 (60)(63)(65)(66)《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62、369、371、372页。 (61)《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第2574页。 (62)《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1126页。 (64)《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22页。 (67)(68)《史记》卷54《萧相国世家》，第2016、2015页。标签：项羽论文; 刘邦论文; 韩信论文; 楚汉战争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黥布论文; 彭越论文; 田荣论文; 西汉论文; 汉朝论文; 鸿门宴论文; 秦朝论文; 谋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