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测量论文,资本论文,概念论文,操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是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为此我们将以社会结构视野为核心，从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中的争论；社会资本操作化测量中的分歧；社会资本经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社会资本研究中的问题及其未来走向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述。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中的分歧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社会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如何定义社会资本概念的相关争论日趋激烈，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研究者对此概念的内涵深感困惑。遵循着西方学者的传统，国内学者主要从个体与集体层次或微观与宏观层面上来定义社会资本。
边燕杰是从个体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他认为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界定(2004)。第一，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第二，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会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在综合分析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本定义的基础上，边燕杰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
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与集体社会资本”则是另外一种取向(罗家德、赵延东，2005)。个体社会资本即所谓的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这些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带来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指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的群体的结构方式。
有的学者则认为对社会资本不应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如刘林平(2006)区分了社会网络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的、用来投资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但是不一定就是直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蕴含在关系网络之中，表现为通过关系网络借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关系网络的使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它的成本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构建关系网络的投入或费用，即网络中的交易费用。因此，他不同意将社会网络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为了走出社会资本理论逻辑上同义反复和测量上自相矛盾的困境，有学者指出，应该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亦即从社会网络的结构而不是以其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嵌入于个体、组织或地区中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判断个体从社会网络获取各种回报的可能性的统一尺度。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但社会网络的功能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为了彻底地摒弃功能主义的局限，应该区分社会资本的结构、使用和功能这三个相关的要素。所有网络结构对旨在获得任何一种功能回报的行动的成功都具有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作用。从结构视角定义社会资本有助于找到社会资本中对功能没有作用甚至具有负面影响的某些结构，并且有助于研究网络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功能，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在网络中使用社会资本而获得行动成功的机理(朱旭峰，2006)。
从不同的层次上定义社会资本，可能是造成该领域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产生重大分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各种迥异的界定，社会资本概念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遵循不同学术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加入到这一学术社区中，由此促进了20世纪末以来国内外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繁荣，成为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
正如边燕杰(2006：39)所指出的，“虽然存在多种定义，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这可以从资本的本质特征来剖析。资本的原始状态是资源，行为者为获取收益和回报，将其投入于增值导向的努力之中。所以，判定资本的根本形式，需从资源与行为者的关系入手……社会资本是存在于行为者与行为者的联系之中的，如关系强弱、网络大小，等等。”从近几年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基本上采用了社会网络的视角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只有从社会网络角度定义和探索社会资本，才有可能使社会资本成为界定明确、可以测量的实证社会学的学术概念。
二、社会资本操作化测量中的争议
由于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由此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操作化测量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是边燕杰的一个发明(边燕杰，2004)。从以往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边燕杰对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项指标的操作化测量，既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也包括了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观点。
按照罗家德、赵延东(2005)的理解，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前者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职业或单位类型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网络规模、网络的成分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都应是可供选择的测量指标。对个人“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者们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以及关系人的特征。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可分为“信息”和“影响”两大类；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通常分为几个基本的结构面向，分别是信任、公共参与和社会连接、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等，并从这几个方面出发来测量集体社会资本。因为一个组织或社区中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成员参与公共活动的比率越高、社会网络联系越紧密，则该组织或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积累越高。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起到连接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第一，在测量社会或组织信任时，使用组织信任存量问卷中筛选出来的问题，并用7级里克特量表来衡量；第二，在测量社会连接程度时，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和结构洞或桥等指标。
王卫东(2006)沿着林南和边燕杰的思路，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是社会网络资本的总价值量，它是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的。他以七个观测指标即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来测量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从其操作化测量模型及其结果中可以发现，用孤立的、原子主义的、线形的测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测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资本不是网络中资源的简单线性累加，必须从资源间的关系与网络结构上着手测量社会网络资本。
与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的早期研究不同，刘林平(2006)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另一种方法即费用测量。企业在构建和发展关系网络时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处理公共关系上的开支，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在股份制企业中体现为非技术性的干股。在所有的企业中，表现为公关和招待费用，可能是干股、提成、红包和直接的招待费。在一项探索性研究中，他使用了干股和公关费用来测量企业社会资本。笔者以为，刘林平针对前者的批评虽然是客观和中肯的，但对如何测量企业构建关系网络时的费用则停留在一个“理想类型”的阶段，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干股”、提成，还是红包和直接的招待费，这些都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相当私密和敏感的问题。虽然作者在探索性的问卷调查中使用了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设计能否提高社会资本测量的效度？有多少被访者拒绝回答“干股”和“招待费”这类的问题？这可能需要未来的经验研究来进一步地求证和检验。
三、社会资本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
近三年来国内社会学界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地位获得、政治参与及关系与信任、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等领域。
1.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本 边燕杰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差异。按照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等指标来测量，行政领导、经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非技术工人，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技术工人，最低的是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前三个阶层拥有相对优势的社会网络。行政领导阶层的网络规模、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均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阶层。相反，雇主和自雇阶层则缺乏网络优势，虽然他们的网络规模大于非技术工人，但是其网顶低、网差小，尤其缺乏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联系。其研究结果还揭示出，被访者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拜年网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被访者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优势越明显。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可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
边燕杰等(2005)运用城市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拜年的资料，评估了不同阶层内部和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多元性，测量了阶层位置之间的社会距离。他的研究发现是，第一，体力工人家庭的社会交往更可能局限在阶层内部，他们在社交上处在边缘和孤立的状态；第二，官僚精英也呈现出独特的阶层内交往特征，意味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占据着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与不同职业阶层建立联系方面并不占据核心位置；第三，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说明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发挥着阶层隔离的作用。总之，无论是哪个阶层的家庭和个人，都倾向于同本阶层的人相互拜年，这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主要倾向。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职业阶层相互隔离”和“阶层间互相渗透”及“阶层间梯次交往”的三种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总结的那样，由于样本有限，这个研究结论只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未来运用全国城市调查资料是否能够发现相同的网络模式？如何超越“春节拜年网”的方法技术评估和比较阶层地位的影响作用？运用关系范式探讨阶层结构是否还需要分析每一阶层的产权差别？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经验研究来回答。
笔者从2004年起，运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实证资料，分析了阶层地位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影响。其主要发现是：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的群内选择或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阶层地位邻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讨论网成员的可能性较大；处于阶层结构顶端和底端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低，位于中间阶层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高，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明显高于工人。同工人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选择倾向更明显，小雇主的阶层趋同性指数最低。这表明，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同质性原理，声望原则仅表现在小雇主阶层中。与此相一致，阶层内部的选择是中国城市居民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主要倾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过程中的阶层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障碍，小雇主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渗透性较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的阶层模式与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现状一致。
之后笔者又运用同一资料探讨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层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接着又探讨了阶层地位对于社会网络性质的影响。我们将讨论的问题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3种。重要的发现有两点，第一，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单纯的情感性问题；第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工人阶层更可能讨论单纯的情感性问题。
还有学者从结构主义视角中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调查发现，决定政策精英网络规模的因素有网络投资、知识运用能力、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行政级别。具体表现为，政策精英投入于社会交往的时间越多，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高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在结识更高级别的行政管员时的“敲门砖”作用越来越明显。行政级别在政策精英认识高级官员中起到比结识普通官员中更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交往时存在着“准入门槛”的差异，作为身份标识的学历、海外学历、行政级别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对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相反，作为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个人交往投入的贡献，则会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对“职业流动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常识”产生了质疑。这一意外发现促使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必须开始重新审视以往关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若干命题，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可以扩展的一定空间(朱旭峰，2006)。
2、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沿袭着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传统，对于不同群体的求职过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获得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
以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未涉及社会网络资源与劳动力配置的关系问题。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社会网络资源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呢？笔者又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城市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资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精英群体，干部在其职业地位获得中是否也运用社会资本呢？周玉(2006)运用调查资料，对此做出了肯定了回答。网络顶端、父母的行政级别、关键关系人的行政级别、与关键关系人的熟悉程度等因素对干部的地位获得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转型时期的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社会网络资本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机制。
那么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岗职工又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实现其再就业的目标呢？赵延东(2006)发现下岗职工寻求再就业时大量地使用了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资本。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获得工作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的关系人的社会地位，亦即关系人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拥有更高地位的关系人就意味着职工更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林南的社会资源命题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力量”命题提供了新的佐证。
无论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还是边燕杰的强关系命题，在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员工求职过程的影响时，仅仅涉及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因此，将雇主引入对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到雇主招聘员工的方法，而且可以认识雇主做出雇用决定背后的真实原因。对雇主招聘员工的途径及原因的个案访谈结果显示，雇主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不仅仅同时运用了强关系、弱关系和市场三种不同的渠道，而且偏向以特定的渠道聘任不同职位的员工。在招聘高级职位员工的过程中，通过与求职者的强关系形成信任基础，并以此作为预测员工日后工作能力与操守的依据。利用与求职者的弱关系，能使求职信息在私人网络中快速传播，从而更有效地寻找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员工与职位之间的适配性。而市场信息与职业中介机构，不但为雇主提供充足而快捷的劳动力供应，并对中高层职位员工的聘请发挥了间接的作用。针对不同职位的内在要求而采用不同的招聘途径，从而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廖文伟、王丽云，2005)。
3、社会资本在公民社会中的体现：政治参与、关系与信任 近年来，社会学家对“关系和信任”的兴趣越来越大。虽然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多数学者承认关系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
刘军(2005)从整体网的视角出发，将“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分析单位。他认为，对“关系”的分析往往不同于对“点”的分析。他运用P1模型并结合实证调查资料分析了关系数据的具体处理过程。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个体网研究可以进行随机抽样和统计推断不同，整体网的“关系”研究往往不能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得资料，因此，其研究结论不具有“统计推断”的价值。但整体网研究仍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它适用于研究一个群体内部网络的整体结构，或者说适用于研究小群体。对于“关系”特征的整体网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某种独特网络的“整体”共识和典型意义的了解，而且是对个体网研究和属性数据分析结论的有效补充。
胡荣等(2006)分析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城市居民的信任包括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具体表现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和密切交往的朋友的特殊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高，对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的一般信任圈子的信任度居中，而对于包括生产商、网友、销售商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低。这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特殊信任远远高于普遍信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影响普遍信任的诸因素中，收入和社团参与因子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因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也就能够承担信任别人可能产生的风险。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优势和中心地位，更懂得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够更主动地相信他人。培育更多的横向社团，鼓励市民更多地参与社团活动，是提高社会普遍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
胡荣(2006)还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并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互惠、信任和规范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程度越高，投入村委选举的积极性越高，村民越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村民参与的社团越多，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换言之，在社会资本的各种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和自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农民不仅生活和生产在同一区域，而且社区内服务设施也主要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故使得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远高于城市社区对市民的重要性。对社区认同感较强的村民往往能更积极地参与到基层选举活动中来。
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5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
罗家德等(2006)通过对台湾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深入观察和访谈发现，在商业交易流程的不同阶段会混合使用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交易初始的供货商开拓和评估阶段，采用市场竞争和网络口碑与推荐的混合治理方式。在签订采购协议书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信任使得成本分析变得容易，并且不需要订定太多的惩罚条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不确定性。制度虽然在商业交易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机会主义的产生并有效地维持秩序，而由关系结构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在资源交换和互惠的互动中，则可以起到维持交易秩序、解决资源交换不平衡、使合作关系持续的积极作用。
针对多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静态结构分析的局限性，有些学者重点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关系、信任的动态构建过程。秦海霞(2006)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的关系网络构建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在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选择策略和游戏规则。她把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的构建分为四个阶段，即寻找、编织、巩固、发展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主要以礼物作为关系建立的媒介，以人情作为社会交换的“货币”，与关系对象编织成自己所需的网络模式，再以经济资本的投入作为巩固双方关系的筹码，促使双方依据各自的需求采取相应的策略，做出倾向于对方的决定。通过各种途径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最有力的策略性工具，其结果是社会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全面渗透，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还重塑了权力关系，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私营企业主之间商业往来的重要机制是“关系”而非“市场”，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被赋予了现代的工具理性的内涵。
4、社会支持网络 自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国内学界以来，社会支持网络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社会网络分析的专业领域来说，可以从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刘军(2006)运用整体网络的视角研究了黑龙江省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他将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四类：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在借贷关系中，一级亲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父母比兄弟姐妹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资金支持关系嵌入在亲属网络中；在小宗帮助中，网络成员的互惠指数较大，而在大宗借款支持方面的互惠性较低，但是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般性的互惠。在“劳力支持”网络和“亲属关系网”中都存在着四个子群。该发现揭示了法村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的整体模式，子群重叠的程度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强度有关。这项研究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社会网络意义上的一种量化验证。在方法论意义上，网络分析中的“块模型”的价值表现在它可以揭示多种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关系模式，因此可用来研究特别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
其他学者则从个体中心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城市居民或某个特殊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范成杰(2006)在对城市居民的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受到政治身份、态度(是否勤奋)、本人职称和母亲职称等因素的影响外，社会网络规模也对调查对象的职业适应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换言之，城市居民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那么其社会能力就越强，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就越多，职业适应水平也就越高。因为社会网络资本具有传递信息、扩大影响、传播声望和强化自我认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蒋涛(2006)在对吸毒人员的一项实证研究中，通过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吸毒人员的抽样调查，将被访者的支持网络分为毒品提供、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三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在各个子网络中，毒品提供网络的规模大于经济支持网络，经济支持网络的规模又大于情感支持网络。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通过相识关系获得毒品，而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则提供情感和经济量方面的支持，亲属关系在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时比朋友发挥的作用更显著。
5.社会资本的负功能 笔者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可能产生的消极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但是，近几年来，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负功能存在的不同形式。
刘林平(2006)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所投入的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费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作用有可能是负面的。从交易费用的逻辑来看，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从微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了交易费用，对企业的绩效也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
赵延东(2006)在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在寻找再就业岗位时大多使用了社会网络，但得到的工作往往是较“差”的。尽管下岗职工对网络途径的使用极为普遍，但使用网络途径对于再就业的实际作用却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下岗职工求职时如果使用网络途径将更可能获得再就业，而另一方面，那些使用了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却获得了质量更差的工作。此外，职工的社会资本总量较为贫乏，且多集中于亲戚、朋友的狭小圈子内，这不利于职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因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不但没有给下岗职工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尽管他们可能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得新职业，但得到的职业质量却不会太高。该项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负作用”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也同样存在，使用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有可能给个人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
四、社会资本研究的特点、问题与未来趋势
从最近几年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中，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统计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已经初见端倪，说明发轫于社会结构视角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正在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点的跨学科领域。第二，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标志是开设专业课程、培养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召开专业会议、拥有专业化的学术团体。第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教材、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系统介绍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自我中心网络和个体中心网络资料的收集方法，重点评述了整体网络研究中的小团体、中心性、角色和网络动态性等分析模型，将社会网络分析看作是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艺术和技术，全面分析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结合专业软件UCINET的使用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中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测量方法。第四，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成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尤其是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和深入的访谈资料为基础的质性研究，以定量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为推动社会资本研究在国内的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研究者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收集“关系”实践的资料，因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社会。
尽管社会资本研究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宽泛化和随意化，以至于降低了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力。第二，在一种测量层次上得出的结论，却与在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第三，将在个案研究、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普遍的意义上，以致于陷入了区位谬误的泥潭。
结合当前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学者的研究兴趣、专长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以下几个方面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的重要研究议题：
第一，在研究范式上，阶级阶层分析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视野的融合。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阶级阶层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共性是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只不过前者更偏重分析人们社会成员在科层制组织中的正式位置，后者更关注社会成员在非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两种研究范式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关系。因此，将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模型和测量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和分析技术结合起来分析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状况，不论对于阶级阶层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完善，都将做出预期的贡献。
第二，互联网中的社会资本特征、构成模式及其与人际社会网络的互动。据信息产业部统计，截止2006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1.37亿，占人口总数的10.5％。而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也达1700万人。不可否认，互联网目前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中高阶层社会成员收集信息、交往、工作、娱乐和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换言之，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作为一种关系和嵌入性资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未来将重点分析计算机网络是如何建立和分割社会资本、虚拟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形成的参与机制、虚拟社会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虚拟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等问题。
第三，作为一种社会整合与协调机制的社会资本研究。以往的经验研究证明了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可以发挥信息搜寻和传播、施加社会影响、提供社会信用和社会支持、增强团体和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促进社区参与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等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积极作用。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能否作为等级制调控和市场调节之外的第三种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之间、政府、市场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资本能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其发挥整合与协调功能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否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第四，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的变迁。中国加入WTO以来，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在全球化背景下，大量的国际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纷纷抢滩中国大陆，这种国际有形资本的加速流动，也必然带动国际和国内社会资本的结构重塑和功能转型。分析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趋势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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