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及其制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54（2002）05-0003-05
经济理论界之所以提出“新经济”概念，旨在诠释近年美国经济显露出的那些超出传统经济理论解释力的经济现象。但在200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出现滑坡（最近美国经济增长又出现反弹），人们又把衰退的原因怪罪于新经济引发的经济泡沫，于是许多人对“新经济”是否真正存在及对其研究的必要性产生质疑。在新经济发展进程的相对低点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冷静反思更能够认识其本质和掌握其发展方向。
一、新经济问题的提出和经济理论界的认识
在20世纪最后的9年中，美国经济突破了延续百年的发展规律（由大约3年繁荣和1年衰退构成的24年一个经济周期），出现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连续繁荣。尤其是1995年以来，美国GDP年均增长4.2％（同期德日两国分别仅为1.6％和1.0％），大幅超过主流经济学家公认的2％年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由长期徘徊在1％左右提升到4％以上；失业率冲破普遍认可的6％正常界限，回到4％以下，年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财政赤字大幅降低，财政收支出现罕见的连年盈余（李京文，2000）。美国经济呈现的这种“二高三低”的运行状势难以简单用传统经济理论加以阐释，从多方面形成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例如，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低水平不可能同时出现。又如，边际收益理论断言伴随投资额的连续增加，必然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再如，资本市场理论强调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认为证券市场的暴跌必将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而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在1年内从5050点一直跌到1800点以下，跌去64％以上，跌幅超过1929年的大股灾，却未引发类似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殷勤凡，2001）。“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遭受挫折，但最近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加快。
对于新经济如何定义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经济”概念的产生与流行实际上是人们对于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以来表现的“二高三低”现象的渐进认识的一种反映。最先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商业周刊》专栏作家Mandel，他于1996年底为该刊撰写的名曰《新经济成就》一文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持久热烈的讨论（J.Mandel，1996）。该刊主编谢波德在分析和总结长达1年的大辩论基础上，于1997年底在其主持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经济到底是什么？》的文章，对持否定态度者进行了反驳，同时也指出新经济就是信息化经济加全球化经济。之后，有关“新经济”的讨论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新千年首届年会和2000年7月在日本冲绳召开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都以“新经济”为题展开研讨活动，后者还通过了所谓“冲绳宪章”，认为信息产业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强调八国共同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决心。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新经济”的认识或理解可归纳为三种：
（一）从相对宽广视角认为新经济是以高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基础并由此引发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运行规律等的变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尔·罗摩认为：新经济是以技术和知识产品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经济形态。我国许多著名学者也持相同或相近观点：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全球化、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是新经济的本质内涵；新经济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集合；新经济条件下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资本（王婷，2001）。
（二）从相对直观和狭窄视角认识新经济。我国著名学者李京文认为：新经济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的新现象、新规律的反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认为：新经济仅指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兴产业。
（三）否认新经济的存在。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是虚无缥缈的，是经济学家虚构的。新经济并不成立，资本主义世界恒定的周期性衰退仍不可避免（商庆军，2000）。
二、新经济本质的再认识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新经济”一词概念莫衷一是，国内外经济理论界给出的定义多达几十条，包括全球化经济、网络经济、信息技术经济、生物工程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注意力经济、风险经济、创新经济、倍数经济、泡沫经济、人性化经济、霸权经济、富国经济等。其实，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象正是新生事物尚未最后定型、其本质还未被充分认识的一种反映。显然，认识新经济现象的内在运行规律不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安全和未来的发展。
笔者认为：新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又一崭新经济形态。之所以将“新经济”视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因为从劳动创造价值角度分析，上述三种形态虽都内含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全部生产过程，但只有在新经济时代人类脑力劳动才第一次彻底脱离了人类体力劳动创造出独立的产品，换言之人类脑力劳动可以直接物化为产品，可以直接创造价值及使用价值。人类脑力劳动可直接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本身就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和深远的影响力。
（一）从根本上讲，以往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借助人类的智慧和知识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但这种智慧和知识本身并不能独立转换为产品。显然，知识可以直接物化为产品必然将人类财富生产过程推向一个崭新阶段。从此意义上讲，新经济的本质内涵就是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而全球化经济、网络经济、生物或数字经济、虚拟经济、风险经济、创新经济、倍数经济等均是新经济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知识产品作为脑力劳动的直接物化与传统产品相比拥有许多独特优势。知识内在的可共享性、扩散性、外溢性决定知识产品的投资边际收益递增（传统产业产品的边际收益一般是递减的）。知识产品这一独特优势诠释了为什么微软、思科、英特尔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小企业能够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大企业，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信息技术产业虽然仅占GDP的不到10％，却占整个经济增长贡献度1/3。知识产品随市场扩大和产量增加平均总成本降低的这一本质特征反映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必然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会引发物价持续上涨。
（三）在新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知识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活动中由次级要素上升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必然引发知识大爆炸和知识创新的高潮，另一方面，知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原有的市场交易方式、商业运作模式、信息传递与收集方式、政府调控经济方式甚至是大众的生活方式。这与知识产品自身的独特生产模式及运送过程有密切关系。例如，软件企业生产的产品既可以作为最终产品出售，又可以成为生产其他产品的制造平台，进而可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和手段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又如，知识产品的运输可在不使用任何传统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完成，日本东芝公司向其在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用户出售最新软件就是借助互联网，用户付款后即可上网下载该软件。
（四）知识成为最重要生产力意味着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势必成为各国之间的争夺焦点，换言之谁拥有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谁便可赢得竞争优势。实际上，人才的争夺战早巳拉开帷幕，美国硅谷凭借灵活和极具诱惑力的用人制度吸引了约33万高技术人才，其中包括6000多名博士和4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胡德巧，2000）。
三、经济的竞争规则
新经济改变了经济增长与企业价值源泉，自然也会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因此，对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加以研究是必须的，对新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加以仔细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新经济主义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市场竞争规则。
（一）新经济是一种正反馈的经济。旧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负反馈经济。就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模型而言，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生产者会增加产出，但是消费者却会减少消费；反之，则相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负反馈机制会使一种失衡的市场重新恢复均衡。但是，对于新经济来说，这样的均衡并不存在，因为新经济是一种正反馈均衡。以互联网经济为例，需求增加会创造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报酬，从而会导致供给方的价格进一步下降，进而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与供给互为因果的正反馈机制使得新经济的发展具有自我实现的滚雪球式效应，而非自我恢复的均衡效应（伍伯麟，2001）。
（二）新经济是一种追求市场垄断的经济。如前所述，新经济生产的信息与知识产品通常都具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极低的边际成本。新经济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知识产品的生产只有通过获取市场的垄断力量才能产生盈利，如果缺乏市场垄断力量，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被压低至企业的边际成本处，由于新经济产品的边际成本是不断递减的，因而价格的持续下跌将使得企业高昂的固定成本投入无法得到弥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就只有对市场加以垄断，其结果便有了克鲁格曼所说的“赢家通吃”定理。新经济的这种市场竞争法则同时也表明，起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不再具有解释力，相反，由熊彼特创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可能更具解释力。所谓创造性毁灭指的是，要想打破已经形成的垄断，就必须进行新的创新。这就是说，新经济的垄断必须依靠更新的创新才能予以击破。
（三）新经济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经济。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旧的传统经济是一种市场可以被分割的经济，其结果是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淘汰相对劣势的企业。但是，存在于新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则不是如此的。新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属于达尔文式的，这是因为以网络为生产工具的新经济具有交易成本低和信息成本低的特点，从而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有效，并且优势企业追求市场垄断的努力必将使得那些劣势企业遭到无情的淘汰。这种市场竞争的结果，要么是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要么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
（四）新经济是一种时间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在旧的传统经济中，一种产品的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为生产这种产品而花费的时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的论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在新经济中，一种知识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价不再取决于花费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时间，而是取决于它在短期内的、占有的排他性。其结果是市场竞争越来越成为时间本身的竞争，于是，时间的速度价值，而不是投入产品的价值成了产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五）新经济是一种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福利的经济。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新经济是一种可以导致其福利增加的经济。只要有足够的市场竞争，那么由成本递减和报酬递增所产生的利润，将会有大部分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只有在存在垄断或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也就是政府不履行其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职责的时候，利润向消费者的转移才暂时不会出现。
四、制度在催生和发展新经济中的作用
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制度都是从制度创新开始的，技术变革只不过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已。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在对欧洲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例如，源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微观层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铁路的发展靠的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建立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条件下的科层制管理，如此等等。同样，反思当前对美国新经济兴起原因的各种解说，如技术大爆炸、经济全球化、经济信息化、融资手段的创新等，显然是表层和肤浅的。实际上，这些因素仅是新经济迅猛发展的表象和结果，而不是新经济产生的内生动力和原因。换句话说，还必须探索这些因素为什么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首先生成的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美国首先出现了适合新经济成长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世界上最早的三个大型高新技术发展园区（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和日本的筑波）的成败史就是最有力的佐证。这三个园区具有几乎同等初始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金设备优势，但前者获得巨大成功，后两者收效甚微，主要是因为前者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是以有利于创新者的制度安排为前提条件，而后两者不具备这一隐含前提。新经济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实践看，美国政府在制度供给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新经济产生与发展营造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包括：
（一）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在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分配、使用，知识替代资本成为第一生产力要素。但与资本相比，知识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同时知识的创造很艰难，而对其的复制和传播却很容易，这就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另外，传统的专利制度又不能满足新经济对知识保护的更高要求。因为，传统专利制度仅停留在有限范围内保护发明的客体，对发明的主体的激励力度是较弱的。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就成为推动知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在美国硅谷广泛采用的知识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知本制度，之所以能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技人才，从而造就了硅谷的兴旺发达，是因为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满足了知识所有者对商品化的知识的专利权、传播权、转让权的要求，把知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与市场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利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来引导知识创新的方向。
（二）投融资制度创新。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传统经济的产品生产对资本融资的要求有很大差异。知识产品具有高风险性、高投入性、高收益性，要求投资方勇于追逐高收益，并有实力承担失败的风险，但传统的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持消极态度。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美国采取的金融创新包括：一是大力鼓励民间风险投资，营造勇于冒险的文化氛围。事实上，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或组织风险投资公司，而是构建了一个有利于风险投资业成长的外部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硅谷形成了独特的风险投资体制。只要是有价值的技术或创意，风险投资家就愿意提供资金、合资创办企业，并负责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活动，然后选择适当时机将企业出售以收回本金和获取利润。高新技术在与风险资本的这种自然结合中得以快速产业化。二是设立创业板市场，为风险资本构建退出机制。高科技企业的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决定风险资本家无力单独把企业做大到符合主板市场要求以实现风险资本的适时退出和企业资本的社会化，纳斯达克市场正是为此而设立的。
（三）人才激励与教育制度创新。在促进作为新经济技术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仅保护和调动知识发明者和风险投资者的积极性还不够，因为伴随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和风险投资者的退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将进入企业，创设有效激励这类人才的制度安排显然非常重要。而这一制度建设的目的则是充分发挥凸显知识要素的作用。从实践看，美国的股票期权制与传统薪金制度相比更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股票期权制的本质内涵就是承认持有者对公司净收益的剩余索取权，换言之就是承认人力资本，其拥有者拥有产权，这必然对各类人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其次，股票期权制能够客观反映知识资本所有者的价值，最终靠市场来评价知识产品的使用价值，产品得到市场认可，股价随之上升，期权持有者收入也同步上升，反之亦然。但传统的薪金制度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关键是树立起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先进社会文化，包括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和冒险、提倡独立思考和公平竞争、倡导遵纪守法和诚实致富等。实际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反思日本在日美两国20世纪最后10年的高科技竞争中的失利，根源在于日本文化崇尚的是学先进和赶先进，而美国文化的灵魂则是独创和勇于冒险。
（四）发挥政府在制度环境变迁中的主导作用。自1993年克林顿上台以来，采取了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与适当干预兼顾的战略，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以营造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克林顿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国家科技委员会，旨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整合和协调企业、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用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克林顿政府放松对微观经济层面的管制以促使企业组织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包括借助其在WTO、IMF、OECD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大力推行所谓“公平贸易”，为高科技领域中美国占垄断地位的产品打开国际市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人类脑力劳动直接物化和知识成为最重要生产力，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之所以首先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发达国家诞生，是因为美国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人才激励和教育制度以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等。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关键是营造一个适宜其成长的制度环境，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调整好生产关系。同时也应认识到，一旦制度创新的结果使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经济增长的力量将不再是制度，而是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