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模式论文,家庭论文,语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语言调查工作的深入展开，田野工作者开始对语言消亡的速度感到震惊。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化来说无疑都是重大损失。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价值而言，这种损失程度不弱于物种消亡对生物学带来的损失。每一种语言都是认识人类心智活动及其演化的一扇重要窗口。洪堡特甚至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世界观。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出台的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此后拯救濒危语言工作出现了高潮。我国学者孙宏开、戴庆厦等团队，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田野调查的经验让学者们发现，凭现有的资金和人力来拯救濒危语言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一些有效的方法。而方法来自于对语言消亡机制的认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一直重视语言田野调查，几位作者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田野调查经验，就语言传承和记录的几个迫切而又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包括语势对语言流失的关键作用，家庭学习模式对母语的传承作用，语言文化数字化记录、传承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田野调查的方法和理论。希望有关专家今后一起加入对语言传承和记录的方法论思考，在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拯救方案之前，多研究语言接触机制，多认识语言流失的机制和规律，以便用更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去传承和记录濒危语言、濒危语言特征和濒危语言机制。
——陈保亚
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出台的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①其实语言消亡只是语言流失的一部分。语言流失还应该包括母语人口的减少，语言特征和结构的流失，语言演化和语言接触机制的流失。面对强大的汉语语势，少数民族语言流失显著，需要展开记录和传承。记录的作用是保存一种语言的现存状态，但语言的记录永远不可能是充分的，人力物力的限制也不可能完全记录所有的语言细节，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记录并不代表语言的传承，就像记录物种并不等于就传承了物种。语言传承是自然语言生态的传承，是面对语言流失更需要迫切展开的工作。当然，语言传承不能取代语言记录，因为语言演变的速度很快，每个时间段或共时平面都有独特的面貌，这些面貌都必须通过语言的记录来完成。语言传承和语言记录这两项工作需要同时展开，才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语言是如何一步步演化的，人类文化社会和人的智慧、思维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传承和记录同时展开的工作，可以称为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工程。下面主要通过语言接触中的语势分析来论证语言传承的机制以及家庭学习模式对语言传承的特殊意义。
一、语势与自然接触
汉语具有很强的传承势力。在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国的汉语借助汉字持续书写着汉语文本，维持着华夏文明，并不断替换其他语言，这是一个奇迹，这个谜至今未得到最终解释，但汉语强大的传承势力无可争辩。
我们把语言在自然接触过程中的传承势力称为语势。②和少数民族语言相比，汉语自身具有一种很强大的语势。汉语是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是弱势语言。过去已经有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提法，主要是从语言活力上来划分的，下面涉及的这一对概念将限制在语言传承势力上，即限制在语势上。过去对汉语强大语势的程度估计不足，对语势的内在机制认识不够，过高估计文教媒体在语言传承中的作用，认为只要进行人为的调整，比如展开双语教学，出版少数民族语文报刊，播放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广泛展开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少数民族语言就能得到传承。《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作者也有这种理念。事实上这样的传承措施在中国内地和台湾所获得的结果并不理想。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现象仍然很严重。对语势认识不足，就难以观察到语言流失的机制，难以提出有效的语言传承措施。
从我们调查到的资料看③，语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量化：一个是母语人口数量，一个是语言中的词汇量。母语人口是指把该语言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口，这些母语者能进行口语交流或用同一种文字交流。比如说汉语（包括方言）母语者人口有十多亿，傣语母语者人口低于一百万，两者相差很大。词汇量指一个语言古今历史积淀形成的词汇，包括借词。《汉语大词典》就是汉语词汇的汇集，约37万词条。《傣语词典》（德宏）收2.8万多词条。①根据我们的调查，德宏傣语的词条还可以增加，但不会增加很多，这显示出汉语具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词汇越丰富，通常词根、文本也越丰富。词汇丰富体现了该语言文化底蕴很深厚。体现词汇量的语言文本包括口语文本（口传）和书面语文本，其中既包括《诗经》《易经》这样的原生文本，也包括基于翻译引介的衍生文本，比如很多科技文本。汉语由于母语人口多，词汇丰富，所以制造仿译词的能力也特别强，比如日语大量借用的英语词，汉语大量以仿译词的方式出现。日语把计算机音译成コンピユ一タ，汉语则仿译为“计算机”。日语把麦克风音译为マイク，汉语早期音译成麦克风，后来进一步仿译成“话筒”。通常语势越强，借词中仿译词越是多于音译词。
母语人口越多、语言词汇量越丰富，语势越强大。在当下大陆、台湾的语言接触中，汉语是一种语势很强的语言，即通常所说的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通常是弱势语言。在语言接触中，弱势语言民族通常有大量双语者，强势语言民族通常是单语者，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有很多会说汉语，汉族会说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少。根据双语情况，还可以给出语势的相对量化标准：在语言的自然接触中，双语人口比例越高的民族，其母语的语势越弱，双语人口比例低的民族，其母语的语势越强。相对量化标准主要基于语言接触的一个基本观察事实：弱势语言群体通常会说强势语言。语言接触中语势的不对等是造成语言流失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双语者经常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换成只说强势语言的单语者。以德宏傣语、阿昌语和德昂语为例（根据《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整理计算）：
语言功能 傣语 阿昌语 德昂语
民族总人口 839，496 20433 12297
转用汉语人口比例 ～5% ～14% ～5%
第一语言人数比例 ～95% ～86% ～95%
本民族只讲母语人数比例 ～58% ～79% ～60%
本民族双语人数比例 ～38% ～37% ～37%
双语者使用汉语人数比例 ～38% ～37% ～37%
双语者使用载瓦语人数比例 ～1.2% ～15% ～4.1%
双语者使用傣语人数比例 100% ～11% ～20%
从我们的抽样调查看，傣族使用汉语比例还要高得多，傣汉双语者人数已经达到傣族人口的70%以上。以上数据已经显示少数民族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相当高，转用汉语人数也不少。转用汉语比例最高的是阿昌族，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转用汉语。傣族、德昂族每20个人中就有1个转用了汉语。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平等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是因为汉语普通话被置于官方语言的地位，是因为汉语普通话不断得到推广。要澄清这里的误解，有必要深究语言平等的含义。语言平等主要是从语言权利和语言系统两方面说的。从语言权利说，每种语言都有得到社会平等对待的权利。从语言系统说，每种语言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都有语法系统、语音系统、基本词汇系统的完备性，都能完成基本的交际功能、思维功能和文化传承。如果考虑到语势，则不同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强势语言由于词汇量大，更能够有效组织高层次思维活动和交际活动，比如科学、哲学、文学、宗教、政治、管理等高层次复杂活动。强势语言由于母语人口多，同一件文本分享的人口和民族也多。相比之下，弱势语言这方面的功能就要弱得多。概括地说，强势语言更能够有效组织不同民族之间的高层次思维活动、交际活动和文化传承活动。
语言是平等的，语势也是存在的。前人尽管没有提出语势的概念，但都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或承认人口、文化的因素在语言转用中的作用，比如戴庆厦、王远新已经注意到在诸多因素中，语言转用主要和语言人口、经济文化有关系。⑤徐世璇也把人口和文化基础列为诸多因素中的两个重要因素。⑥为了使论证更严密更充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确定语势时所说的语言人口是指语言自然接触中的母语人口，所说的文化因素是指可以量化的词汇，并且语势造成语言流失必须以语言的自然接触为条件。
语言的自然接触在语势定义中是一项重要因素。语言的接触可以分为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自然接触是指在同一空间不同族群的语言相互接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分布着汉族，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同一地区进行的语言接触属于语言的自然接触，其显著的特点是：
1.同一时空条件：两个语言群体在同一空间展开接触。比如傣语人和汉语人在德宏展开的接触。
2.口语优先条件：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口语学习先于文本学习。第二语言的获得首先通过口语在生活中自然展开，不需要专门训练或人为训练。比如很多傣语人在接触到汉语文本以前，已经通过口语获得了汉语的基本规则和基本词汇。
在自然接触中，两个民族在同一时空展开口语的自然学习是一个关键，所以自然接触也可以称为口语接触。非自然接触不属于上述情况。日语中汉字的吴音、汉音、唐音等，可以看成非自然接触的结果。非自然语言接触的显著特点是：
1.时空不同一。两个语言群体通常不是在同一时空间展开接触。除了上面提到的汉日接触，现在能够活生生观察到的马来西亚英语和汉语的接触，大部分情况下英语母语者并不在场，只有汉语人在场。⑦
2.书面语优先条件。书面语学习先于口语学习，第二语言学习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首先是通过书写在文本上的文字和文献展开的。第二语言基本词汇和基本规则的获得是刻意学习的结果，或者经过专门训练。
日语和汉语作为非自然接触的一种特殊情况，日语还借用了书写在文本上的汉字，所以在日语和汉语的接触中，文本起了关键作用。日汉的这种非自然接触也可以称为文本接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接触一般不借用文字。日汉文本接触背后口语接触的广度和深度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但日汉之间存在大量文本接触是可以肯定的。
汉语文本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有传播，甚至有大量汉字进入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尽管朝鲜、韩国和越南取消了汉字，但汉字带入这些国家的语言中的语素取消不掉。汉字文本在南洋海路的历史也比较早。《历代宝案》收录了1424年到1867年琉球国和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土耳其、满刺加（马六甲王国）、苏门答腊、爪哇等国的外交贸易往来公文，都用汉字书写。可以看出至少当时连接这些王国的海路上，汉字文本是一种通用文本。这些都是非自然接触的一种表现，不会造成这些地区原住民语言的消亡，只会造成词汇的传递和结构的干扰。
强势语言造成弱势语言的流失必须有一个自然接触环境，汉语和傣语的接触是中国众多自然接触的一个案例。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常常把汉语和英语的通用作用进行比较，看到英语通用性更强，容易夸大英语引起其他民族语言流失的作用，而忽略汉语的巨大作用，原因在于没有看到自然接触这个环境。如果从自然接触的条件看，汉语的语势可能比英语强。汉语和英语的词汇都很丰富，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比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多得多，汉语和其他民族展开自然接触的情况也要多很多。不可否认，英语的使用人口比汉语的使用人口多，但其中有很多只是作第二语言使用。根据《世界的语言》2000年的统计⑧，汉语母语人口有12.12亿多，英语母语人口约有3.28亿多。即使汉语北方官话母语人口，也比英语母语人口多。⑨英语母语人口分布的主要地区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圭亚那、牙买加、新西兰和多巴哥等。英语在其他地区大多只作为第二语言，这些地区缺少英语母语者，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接触不属于自然接触，因此并不造成当地其他语言的流失。这种非自然接触可以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英语只作第二语言使用，是通语或官方语言，比如香港（粤语为强势语）、马来西亚等。以英联邦国家马来西亚为例，尽管英语地位在马来西亚很高，属于官方语言，但造成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流失的不是英语而是华语或汉语普通话，因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和华语有自然接触，因此语言转用主要是从汉语方言到华语。造成马来西亚原住民语言流失的也不是英语，而是马来语，因为马来西亚原住民语言和马来语有自然接触，因此语言转用主要是从原住民语言到马来语。非自然接触的另一种情况是英语只作第二语言使用但不作通语或官方语言，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地区英语造成其他语言流失的情况更少。比如中国德宏傣族地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德宏少数民族入学后会说英语，但是英语只是通过文本获得的第二语言，也不是通用语。在德宏没有人转用英语。即使在当前这样一种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英语通用性极强，也很少见到生活在大陆、台湾的汉语母语者转用英语的报道。
全世界只以第二语言方式讲英语的人尽管很多，但在这些地区缺少自然接触环境，因此英语尽管语言地位（语位）很高，通用性很高，但语势并不强。英语在全世界被广泛使用主要是英语的语位高，英语目前是全世界通用程度最高的语言⑩，但是造成语言流失的主要力量是语势而不是语位。由于英语和其他很多民族语言缺少自然接触环境，所以英语对这些民族地区的语言造成的后果主要是词汇的借贷，而不是语言流失。只有当英语和原住民语言有了自然接触，英语才会造成原住民语言流失，比如美国的印第安语的流失就是英语的替换引起的。
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过去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所以人们对汉语的强大语势还估计过低，对汉语可能造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流失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低。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Gordon）曾提出英语同化世界其他语言的理论，其实这一理论过高地估计了英语的语势。面对全球化趋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当地母语者的强势语言在替换其他语言。在中国主要是汉语或区域强势语言在替换其他语言。
二、语势、语位与语言活力
强势语言因为其通用性，往往会被置于一种很高的语言政治地位或语言行政地位，比如官方语言的地位。不过，语言的政治地位或行政地位是借助法律等行政手段而获得的，这是一种非自然传承的力量，可以称为语位。官方语言语位最高。通用语言（通语）和官方语言应该区别开来，通语是因为语势很强或语言活力很高自然形成的共同语，官方语言是借助法律手段形成的共同语。
汉语的强势地位由来已久。早在国语、普通话推广以前，汉语就处于强势地位，成为各民族的通语。1949年以后，普通话上升为官方语言。普通话语势高，语位也高，但语势和语位的关系不总是完全对应的。强大的语势常常可以压倒语位而获得传承的优势。在中国，汉语即使不被置于官方语言地位，仍然具有强大的语势。满语和汉语的接触是历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清朝满族的满语是统治者的语言，曾被作为官方语言或“国语”加以推行。清政府不仅要求满族人学习满语满文，也让很多汉族学习满语满文，以便用满语满文作为管理国家的语言工具。（11）清顺治皇帝以前，发布诏诰多用满文，朝廷奏折、公文、教学、翻译等文本也主要用满文。从顺治、康熙以后，朝廷逐渐开始使用满汉双语。不过直到19世纪末，从文献中都可以看出清政府一直都重视满语和满文教育。汉语本是被统治者的语言，但汉语人口多，词汇丰富，汉语语势很强大，能够完成满语无法完成的两个重要的功能：
其一：汉语有足够的词汇量来完成科学、文学、政治、管理、外交、宗教、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编码活动；满语缺乏足够的词汇来充分完成这些活动。比如中医文本中的大量词汇，满语都没有；唐诗宋词和各种文论的专用词汇，满语更没有。
其二：由于汉母语者人口多，汉语文本书写的官方文件能够被全国各地各民族更多地理解，满语文本被理解的范围很小。
几百年满汉接触的最终结果是，汉语最后逐渐取代了满语。这种独特的接触模式可以称为满汉接触模式。满汉接触模式体现了语言接触中语势的重要性，说明语言传承的根本力量是语势而不是语位，同时也说明汉语语势极强大，其强大程度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多见。
满语的流失说明没有语势的帝国语言不会成为强势语言。过去很多学者把英语的扩张看成帝国殖民的结果，其实英语能够替换的语言通常都是比英语的语势弱的语言。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大不列颠岛，于是英语逐渐形成。英语在近代殖民化以前已经具有了比较强的语势，所以能够在远征的过程中替换很多殖民地语言，比如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土著语言的替换。这一点和满语不同。当英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遇到强大语势的汉语时，英语替换汉语的情况是相当少的。
汉语在大陆的强势地位有悠久的传统。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汉语的文化底蕴、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和汉族人口的扩展使汉语自然成为可接受的通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汉语不断替换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人口不断增加。中国大陆上汉语和非汉语的接触代表了一种接触模式，可以称为不等势接触模式。上面提到的满汉特殊接触模式也属于不等势接触模式。在不等势接触中，汉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基本词汇的传播主要是汉语朝少数民族语言传播，汉语替换少数民族语言的趋势比较明显。
汉语强大的语势甚至能够在人口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保持传承的优势。比如在马来西亚，华族人口不占优势，华族属于少数民族。在这种背景下，马来语和汉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接触模式，可以称为等势接触模式（12），即接触的双方由于都有各自的优势背景，语势基本相当。华语词汇丰富，在文化底蕴上有优势，马来语在母语人口上有优势，后来又被列为官方语言。等势接触的结果是双方都有大量双语者，华人有很多会说马来语，马来人也有很多会说汉语（包括华语和汉语方言），基本词汇的传播是双向的，语言结构的干扰也是双向的。马来语和汉语之间语言替换的情况比较少。马来西亚的现代马来语和汉语方言中都有大量借用对方基本词汇的情况，其中有不少词汇母语者已经感觉不到是借词。这种双向借用显示早期华人和马来人也有大量双语者，语言的语势相当。
语势和语位不同，但如果一种语言语位高，又具有很强的语势，则这种语言的语势会得到大幅度提高。汉语和英语就是典型的情况，汉语历史上曾经具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语位很高，加上语势本身很强，所以汉语的语势不断得到强化。英语语势在殖民主义兴起以前已经比较强，随着殖民运动的兴起，英语的语位很高，语势也不断得到强化。
语势和语言活力密切相关。语势度量语言的传承势力，语言活力度量语言的使用功能。比如根据联合国的一项测度方案，汉语的综合活力为307，维吾尔语的综合活力为203，藏语的综合活力为174，蒙语的综合活力为172，傣语综合活力90。（13）汉语和傣语的活力相差很大。通常情况下，语势越强，语言活力通常越高，因此语言活力是语势的重要参数。但语言活力高不一定语势强，比如前面提到英语在香港、澳门等地活力很高，但这些地方语势强的是粤语。语势和语言活力的主要区别在于语言活力更关心语言在各个领域的使用，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有一套详细的使用活力测度，语势主要关注语言演变和语言自然接触过程中母语的传承势力，所以主要考虑母语人口和词汇量两个量化标准。语言活力没有把词汇量这样的内在标准作为基本标准，这是语势和语言活力在量化标准上的最大差别。语言活力也把语言人口作为一个量化标准，但还包括第二语言人口。
按照语言活力，不同民族语言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德宏的汉语在行政、教育方面用得多，傣语在节日、宗教活动方面用得多。语言的不同功能并不等于语势的确定没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语势量化过程中的母语人口和母语词汇量。
三、对话状态与塔式结构
语势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对话状态。以德宏汉语、傣语、德昂语的关系为例：
以上粗线条代表了最主要的对话状态，细线条的对话状态比较少见。对话状态3和对话状态2都属于汉语对话状态，显然，只有汉语对话状态能够把三个民族联系起来，即当三个民族在一起的时候，最常用的是汉语。这里的汉语指西南官话。如果再把普通话考虑进来，以上对话状态形成了下面这样的对话人群和对话语言的关系：
对话人群 所用对话语言
德昂族 德昂语
德昂族、傣族 傣语或西南官话
德昂族、傣族、西南官话人 西南官话
德昂族、傣族、西南官话人、普通话人 普通话
由于语势的不同，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所处的层阶也不同。从德宏的几种主要语言看，德宏地区的对话可以分为四个层阶：
一层语言 二层语言 三层语言 四层语言
德宏傣语 德宏傣语 西南官话 普通话
德昂语 德宏傣语 西南官话 普通话
景颇语 载瓦语 西南官话 普通话
载瓦语 载瓦语 西南官话 普通话
傈僳语 德宏傣语，景颇语、缅语 西南官话 普通话
阿昌语 载瓦语，德宏傣语 西南官话 普通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普通话
普通话 普通话 普通话 普通话
语势越强，层阶越高。一层语言用于同一语言族群内，二层语言既可用于同一语言族群内，也可用于一层语言族群之间，三层语言既可用于同一语言族群内，也可用于一层语言之间和二层语言之间。四层语言既可用于同一语言族群内，也可用于一层语言之间、二层语言之间和三层语言之间。这种分层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于是中国内地的语言普遍形成一种塔式层阶结构。第一层是民族语言，第二层是某个地区通用的民族语言，第三层是汉语方言，第四层是普通话：
这里的层阶是主要情况，有的地区层阶会多一些，而有的地区层阶会少一些。不是所有层阶的语言都被地方政府规定为官方语言，比如德宏只有傣语、景颇语、普通话被规定为官方语言。西南官话语势很强，层阶也比较高，但并没有被定为官方语言，所以语位不高。
语言在塔式层阶中的位置越高，通用性越强，而接触的塔式层阶又源于语势的差别，语势最终又和母语人口、词汇量有关系。从前面塔式层阶结构看，在中国，不仅少数民族和汉族交流常用汉语，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常用汉语。随着网络的兴起，无论是哪个民族，网上对话也主要用汉语，大量新的网络词汇进入汉语词汇中，必然增强汉语语势。汉语语势势不可挡，要传承正在流失的少数民族语言，必须承认这一点，然后找到可能绕开汉语语势的传承措施。
四、两种学习模式和语言传承
从塔式层阶结构看，汉语比傣语、藏语、维吾尔语、蒙语这样一些民族通语具有更广泛的对话功能，因此使用汉语的人口越来越多，民族通语和民族语言开始流失。不可否认，汉语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全民通用语，不仅有利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流，也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不同汉语方言区的相互交流，这是多元文明展开对话的自然趋势和必然趋势。过去多从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单向关系来看待语言转用，实际上，从塔式结构看，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多是靠汉语来完成的，这是汉语强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会造成民族通语的流失。
传承语言需要在这个大前提下制定措施。回避这一事实来传承语言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引起本民族的反对。比如，如果限制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机会，他们分享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机会将受到影响，在将来谋职方面会遇到困难。其实，推广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不推广普通话，由于汉语方言语势太强大，少数民族也在大量转用汉语方言。不同地区转用不同汉语方言，这本身已经证明少数民族语言流失是汉语语势带来的，不是推广普通话带来的。推广普通话本质上是汉语标准化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强大的语势。
最容易流失的是民族通语，即二层语言的流失，比如傣语作为德宏地区的民族通语之一，语言人口在减少，主要是德昂族或阿昌族在和傣族对话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汉语。过去对这类现象很少加以研究。这类现象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接触生态，德昂族傣语和阿昌族傣语也是一种人类文化遗产。如果傣语最终失去了二层语言的功能，一种重要的语言接触机制也就流失了。
继二层语言或民族通语的流失，最显著的就是一层语言的流失，即通常所谓的语言流失。语言的流失是随着对话状态的改变开始的。从我们调查的部分地区傣语流失情况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傣族群体和汉族群体在一起用汉语。这是傣族和傣族用汉语对话的最早状态。
第二阶段：傣族群体在机关单位、学校或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即使没有汉族在场，也用汉语对话，这使傣族的汉语对话认同心态进一步扩大。
第三阶段：傣族在傣族村寨或傣族群体之间有时候也开始使用汉语对话，出现语言认同转变。傣族儿童在这种汉化程度很高的背景下，傣语对话机会降低。
第四阶段：家庭语言对话状态的转变：在家庭内部，傣族父母对汉语水平高傣语水平低的子女也用汉语对话。有时为了全家共享谈话内容，傣族父母之间也用汉语对话。
以上除了第一阶段必须用汉语，因为汉族多数不会说傣语，其他几个阶段汉语的使用都和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有关系。《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概括过几种语言态度，具有代表性：
“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通常不是中立的，他们可能将母语视为族群及身份认同最根本的东西加以推广，也可能只使用而不去推广，还可能以母语为羞而不愿将之推广，或者可能将母语视作讨厌的东西而刻意避免使用母语。”（14）
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语言态度，背后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语势的迫力：汉语对话状态信息量很大，在傣语对话状态，傣语已经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应付。我们记录的对话录音显示，傣族之间对话状态从傣语到汉语常常是因为傣语词汇不能充分表达谈话内容，开始大量借用汉语词汇，而很多新概念无法临时翻译，最后过渡到汉语对话状态。
阻止少数民族语言流失的一个常见措施是展开文教媒体活动。但是，智慧和知识分享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语言的通用性需求已经不可回避。在语言接触的塔式层阶结构中，语势越强，层阶越高，越有可能上升为通用语，这一趋势是任何社团行为和政府行为都不可阻挡的。在中国，汉语有足够强大的语势来满足通用性。可以用通用效应来量化文本的通用性。通用效应是说：一个文本使用的语言人口越多，通用性越强。显然，任何一个汉语文本一旦出现，比如一条短信或一篇小说，就可能使十几亿人口得到分享。而一篇傣语小说，可能分享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万。我们说汉语的通用效应比傣语要高得多。通用性显示了知识分享的高效率。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人类新知识，少数民族语言文本会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1.没有足够的人力把不同语言记录的新知识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
2.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语言师资和专门人员来传授这些新知识。
3.少数民族语言的创新知识文本通用性很低，只能在民族内部局部分享。
4.少数民族语言学得再好，走出民族地区还得使用汉语。
一般来说，在没有汉语强大语势的迫力下，会傣语的傣族之间说汉语这种行为对傣族来说是极不习惯的一种状态，这种对话状态通常都发生在城镇一带或汉化程度极高的村寨。这种状态是母语转用的一个关键过程，这给儿童减少了学习傣语的机会。尤其是在家庭中，由于会傣语的父母也开始用汉语交谈，儿童在家庭中也失去了听傣语和说傣语的机会。
儿童自然学习母语有两个主要环境，一个是家庭语言环境，一个是周围语言环境。在傣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如果周围语言环境汉语人特别多，儿童的学习环境主要是汉语。周围语言环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环境，不可能要求少数民族儿童回避汉语周围环境，所以从周围语言环境入手来传承少数民族的母语是比较困难的。中国过去的双语教学，分析其机制，实际上是在不考虑周围语言环境的情况下来传承母语。在少数民族儿童母语很好的地区，这种双语教学能够起到对母语知识系统化的作用，也有利于从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过渡到汉语教学。在儿童民族母语普遍不好的地区，双语教学效果不好，有的地方还增加了儿童的负担。从根本上说，只依靠双语教学，对传承民族母语是不够的。通过三十多年的持续调查，我们发现双语教学前提是：傣族儿童的母语为傣语。如果傣族儿童已经听不懂傣语，通过双语教学传承母语是相当困难的，那相当于学习一门外语。对于语言学习来说，目前流行的文教媒体活动也都属于周围环境活动，把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建立在文教媒体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周围环境基础上，由于周围环境的汉语化进程越来越快，以这种方式传承语言也很难得到实现。
从根本上说，这种双语教学和文教媒体活动是要通过传承周围环境的语言生态来达到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这种理念缺乏对汉语强大语势的足够理解。母语教育基本上只能维持到初中，到了高中和高中以上，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可见解决母语学习的根本问题首先要从儿童母语的自然学习过程入手。
强势语言通常从城镇向乡村扩散。比如，当汉语语势不太大的时候，强势语言局限在城镇，乡村和家庭对话状态是相同的，都是少数民族语言。当汉语语势很大并向乡村扩展时，家庭对话状态和乡村对话状态不一致，家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对话成为民族语言传承的最后堡垒。如果没有出现乡村和家庭两种学习模式的分离，语言流失可能性比较小。比如，德宏瑞丽各个乡镇还保留着比较好的傣语对话，每个傣族家庭所用的语言和家庭周围所用的语言是一致的。德宏梁河九堡村就不同了，家庭是傣语对话，但家庭周围大量用汉语对话，傣语流失极其严重。德宏潞西芒市镇属于中间情况，具体地说，家庭对话状态可以分成以下几种（以德宏芒市方氏家族为例）：
家庭1 家庭2 家庭3 家庭4 家庭5
家庭举例 方祥龙 方兰琴（少）方珍琴 方鹤琴
父＞母 傣语 汉语 汉语 傣语 汉语
母＞父 傣语 汉语 汉语 傣语 汉语
父＞子 傣语 汉语 傣语 汉语 汉语
母＞子 傣语 傣语 汉语 汉语 汉语
子＞父 傣语 汉语 傣语 汉语 汉语
子＞母 傣语 傣语 汉语 汉语 汉语
子辈语言情况 说傣语 说傣语 说傣语 听傣语 说汉语
这里的符号＞表示对话方向，比如“父＞母”表示父亲对母亲说话所用的语言。以上对话状态说明，只要父母有一方能够坚持和子女相互用傣语对话，子女就能传承傣语。如果子辈有机会和会傣语的祖辈长期生活在一起，也相当于以上父母辈能说傣语的情况。
以上父母双方相互说汉语有三种情况，或者只有母亲会说傣语，或者只有父亲会说傣语，或者父母都不会说傣语。只要父母有一方能说傣语，子辈都有说傣语的条件。
在父母都能说傣语的情况下，为了在家庭中照顾傣语不好的子女，父母相互说汉语，子辈就只能说汉语，连听傣语的能力都培养不起来。
在父母都能说傣语的条件下，父母辈说傣语而子辈不说傣语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子辈不说傣语通常都是父母辈不对子女说傣语，原因在于，有的认为子辈傣语不好，表达不充分，或者认为子辈说傣语不利于汉语学习，影响将来的前途。这时子辈有听傣语的能力，但不能说。
从以上对话状态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母语转用最关键的环节出现在父母没有坚持和子辈相互用傣语对话。就我们所调查过的其他民族母语转用看，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而父母不坚持用傣语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率先在家庭中用汉语对话，为孩子将来的前途着想。
五、机制与法制：语言传承的可行性
强势语言的学习采取周围学习模式，弱势语言的学习采取家庭学习模式。家庭学习模式是语言传承的一种机制，有了家庭学习模式的依据，语言传承有了语言学的依据。但是，依据家庭学习模式传承民族语言只是揭示了传承的理据，如何使语言传承具有可行性，还应该有一种法制。以往的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条文主要是倡导性质的，但由于强势语言的通行，民族语言使用不能贯彻。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四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应当予以奖励”，奖励的提出很重要，但是这种奖励没有得到法律保证。而信息分享的全球化，特别是高考、找工作和更高层次的学习，都不得不依靠汉语，这使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更难以实现。汉语的语势太强大了。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汉语语势背景下，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者或多语者等于为中国社会传承语言文化作了贡献，所以应该为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者立法。凡是会双语或多语的应该享受法定的优待。比如高考加分等，考研究生加分，公务员优先录取，干部优先任用等。2002年《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第十条就是一个很好的法制化实例：“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录用国家公务员和聘用技术人员时，对能够同时熟练使用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当前高考成绩按照民族成分而不考虑是否会民族语言加分，是不合理的。更严重的是出现大量改民族成分的现象。
只有家庭学习模式而没有为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者立法，传承积极性得不到保证。只有为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者立法而没有家庭学习模式，传承的机制得不到保证，无法完成母语学习。要完成语言传承，必须要有机制与法制的互动。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范俊军、宫齐、胡鸿雁译，《民族语文》2006年第3期。
②语势可以有内部语势和外部语势的分别，这里讨论的是语言接触中的外部语势。内部语势可参看拙著：《语言文化论》第5.2节“语势与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本文重点讨论语势、家庭传承模式和语言流失的机制和规律，更复杂的统计材料将另文给出。
④孟尊贤：《傣语词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⑤戴庆厦、王远新：《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语文建设》1987年第4期。
⑥徐世璇：《语言濒危原因探析——兼论语言转用的多种因素》，《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⑦在殖民地早期阶段，马来西亚存在英语和马来语的自然接触。
⑧Lewis,M.Paul（ed.）,2009.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Sixteenth edition.Dallas,Tex.:SIL International.
⑨根据《世界的书面语》1993年的统计，北方官话母语人口6.74亿多。
⑩Graddol,D.The Future of English.p.6，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11）滕绍箴：《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民族语文》1986第2期。
（12）陈保亚：《马来西亚多语现象：一种独特的接触类型》，《当代评论》2012年第2期，马来西亚林连玉基金会。
（13）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范俊军、宫齐、胡鸿雁译，《民族语文》2006年第3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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