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能否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商品论文,促进我国论文,人民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开始持续升值，在4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升值幅度达18％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度曾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得到缓解。但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此起彼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再度增加。自2009年9月9日人民币汇率突破6.83的关口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西欧各国在各种公开场合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在G20匹兹堡峰会、G7意大利峰会等国际多边论坛上，人民币汇率低估与国际收支失衡成为讨论焦点。美国从官方到民间学者均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先是指责中国操作人民币汇率，2009年8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人民币贸易加权的有效汇率至少需要升值20％，对美元汇率更要升值40％。同时，中国也正在面临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压，美国轮胎特保案首先拉开对中国反倾销的序幕，之后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欧盟接连对从中国进口的钢盘条、葡萄糖酸钠、无缝钢管和铝箔等商品实施反倾销行动。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桩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逾百亿美元，同比增长21.2％。可见，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压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猖獗的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及其波动性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于各国大多采用浮动的汇率制度，很多国家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都有一定的波动，而且，不同类型贸易品的价格弹性不同，对汇率的反应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有许多学者研究汇率波动性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一类是从出口产品成本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如Klein（1990）认为不同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对进口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出口定价方式不同，汇率变动对不同产品的贸易条件会产生非对称性的影响，汇率变动会导致出口结构的变化；还有从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的，如Kenneth Rogoff（2003）认为主要是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间的流动性，导致了要素禀赋的不同，引发国家间国际贸易结构的变迁与失衡，而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异加剧了资本要素与商品的流动。汇率波动可以通过改变一国出口商品以及资本的国际相对价格，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贸易比较优势，进而对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及国际贸易的福利造成影响。
国内很多学者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出口产品资源密集型的角度来分析的，如顾国达等，2007、曾铮，2007、王宇雯，2009，就汇率波动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的出口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具有一定资本要素密集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最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受到的影响较大；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所受的影响较小；汇率波动对各种产业出口幅度的不同影响将改变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还有从出口商品分类体系角度来研究的，一种是基于SITC标准，如郑恺（2006）按SITC的比较发现，不同行业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不同，制造业产品受到的影响明显大于初级产品；此外，制造业中不同产品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也不一致；王相宁和王利（2008）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日两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表明汇率对基于SITC标准分类的出口影响有较大的差异。本文以1997－2006年HS分类商品出口的月度数据为样本，采用边限检验方法判别长期协整关系、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不同类别商品出口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不同类别商品的出口受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率变化的影响有较大差异。笔者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数理模型、ARDL－ECM模型和JJ的迹检验等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及其波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动态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认识汇率的传递机制和影响程度等深层次关系。
二、数理模型分析
模型假定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本国为出口国，有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外国为进口国，有资本资源禀赋优势。假设本国某一产业出口厂商的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条件，且规模报酬不变，则出口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将（5）式带入（2）式，可得：
数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汇率变动对该行业产品出口的影响越小；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汇率变动对该行业产品出口的影响越小。那么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不同类型商品出口的影响是否如此，下面将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此问题。
三、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1.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度量
本文采用GARCH模型来测算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应用GARCH模型要求变量是平稳序列，通过ADF检验发现，变量RE不是平稳序列。可以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用差分后的变量来求汇率的波动值，但是考虑到差分可能会损失原序列的信息，所以，采用H－P滤波（Hodrick－Prescott Filter）对原序列进行处理。脱离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用
表示变量序列中的趋势成分，用H
表示脱离趋势成分后产生的序列，则有：
2.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度量
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的标准主要有：CCCN、SITC和HS，我国海关根据SITC分类标准，将国际贸易商品分为两类，SITC0-4类为初级产品，SITC5-9类为工业制成品。笔者采用我国海关的SITC分类法，把出口商品分为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种类型。其中，将SITCO（食品及活动物）、SITC1（饮料及烟类）、SITC2（非食用原料）、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4（动植物油、脂及蜡）四者出口额之和归为资源密集型商品，记为R；将SITC5（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二者出口额之和归为资本密集型商品，记为K；将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SITC8（杂项制品）二者出口额之和归为劳动密集型商品，记为L。用各类型商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来表示出口结构，分别记为SR、SK和SL，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网站和国家商务部网站，通过计算得到的出口商品结构数据见图2。从三种类型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来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结构份额较高，分别在40％和50％以上，而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结构份额则在10％以下。另外，从长期趋势来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份额呈下降趋势，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
3.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检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来进行分析。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特征，在对时序数据进行处理时都取绝对数值的自然对数，ARDL模型可以设定为：
1.协整关系检验
下面用变量RE、GE和SR、SK、SL的月度数据建立VECM模型，来考察人民币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特征，先对它们取自然对数，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定义为Ln（RE）、Ln（GE）和Ln（SR）、Ln（SK）、Ln（SL）。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Ln（GE）、Ln（SR）和Ln（SL）是平稳序列，而Ln（RE）和Ln（SK）的水平项没有一个序列是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序列，说明它们是一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理论，阶数不同的序列，两者之间不能进行协整分析，即不存在协整关系，阶数相同的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Ln（GE）和Ln（SR）、Ln（SL）之间及Ln（RE）和Ln（SK）之间的协整关系，采用JJ法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方法有E－G两步法和JJ法，考虑到本文数据有较好的小样本特性，因而，采用JJ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3，从三阶依次降至一阶来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使用AIC、SC信息准则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各方程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VAR（2）模型为最优，模型的滞后期是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确定为1。检验结果见表2、表3和表4。
检验结果：迹统计量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E）和Ln（S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检验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向量。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产生一定影响。另外，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还显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E）和Ln（SR）、Ln（SK）和Ln（RE）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和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ARDL模型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只有Ln（GE）和Ln（SL）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反映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采用基于协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进行分析。ARDL模型的主要优点是无论变量是否同为I（0）过程，或同为I（1）过程，都可以使用；通过简单的线性变化可以从ARDL推导到动态误差修正模型（ECM），ECM整合了短期动态和长期均衡，并且没有损失长期信息；使用ARDL模型也可以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导致的问题，特别适用于小样本数据模型，避免因样本数少而出现估计的回归系数是有偏的缺陷。这里分别以ΔLn（SR）、ΔLn（SL）和ΔLn（SK）为因变量，基于（12）式进行ARDL模型分析。选取最大滞后阶数4，通过多次建模，利用模型选择准则，如统计指标的显著性、SC和AIC等，选取最优模型，得到检验结果，如表5、6、7所示。
从表5来看，对于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来说，短期内ΔLn（RE）的系数符号与长期内是相反的，且系数较不显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其结构水平变化的影响表现为J曲线的特征，即先是负向影响后是正向影响，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促使该类型商品出口先下降后增加；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性对其结构水平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且有一定的滞后性，系数的显著性略有提高。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升值促使该类型商品出口下降。
从表6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其结构水平变化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统计的显著性提高，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促使该类型商品出口下降；短期内ΔLn（GE）的系数符号与长期内是相反的，也表现为J曲线的特征，总体上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性对其结构水平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统计的显著性也提高，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升值促使该类型商品出口先增加后下降。
从表7来看，对于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来说，ΔLn（RE）系数的符号表现一致，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其结构水平变化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统计的显著性提高，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促进了该类型商品出口的提升；而短期内ΔLn（GE）的系数符号与长期内是相反的，也表现为J曲线的特征，总体上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性对其结构水平先是负向影响，后是正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统计的显著性也提高，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升值也促进了该类型商品出口的提升。
由短期动态关系分析的总体结果来看，由于剔除了系数统计结果较不显著的变量，所以基于出口商品结构的ARDL模型检验结果，系数统计的显著性较高，这说明短期内变量Ln（GE）和Ln（RE）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从变量Ln（GE）和Ln（RE）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动态影响期限来看，变量Ln（RE）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期限较短，而变量Ln（GE）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期限略长，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期限要长于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此外，从模型的系数来看，出口商品结构变量的波动性受前期自身变化的影响最大，表明自身历史数据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所以综合来看，各个变量的系数都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解释。
五、结论与启示
自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非常显著，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也明显增强。笔者选取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月度汇率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性进行了测算。然后，通过构建两国经济的数理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型出口商品之间的传递关系。并结合出口商品的SITC分类标准，对出口商品结构按照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进行了划分，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及其波动性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ARDL－ECM模型和JJ的迹检验方法，对相关月度数据进行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检验、最优滞后期的估计以及短期动态效果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及启示。
1.长期内，仅有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会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性和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之间都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三种类型的出口商品结构之间都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可以解释为虽然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性，以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商品结构特征和优势，使得这种传递和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表明劳动密集型商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仍占有较高的份额，占40％以上，长期以来这一类型商品的出口份额略呈下降趋势，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也对这一类型商品的出口产生了一定影响。
2.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动态影响期限要长于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此外，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受前期自身变化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自身历史数据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再有，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对不同类型的出口商品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其结构水平变化的影响表现为J曲线的特征，即先是负向影响后是正向影响；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促使该类型商品出口下降，且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其结构水平变化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促使该类型商品出口先增加后下降，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总体上促进了该类型商品出口的下降；对于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其结构水平变化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性对其结构水平的影响表现为J曲线的特征，即先是负向影响，后是正向影响，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增强，总体上促进了该类型商品出口的提升。
3.重要启示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出长期持续的升值趋势，虽然金融危机一度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得到缓解，但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人民币又面临着空前的升值压力。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为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有利条件，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人民币升值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价格波动和资本流动。我国是一个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尤其在汇率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贸易活动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而微观经济主体的贸易活动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我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币升值不但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影响，也会对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迫使我国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分工，以更多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不是更多地依赖价格和资源优势。在国内经济“调整结构”的同时，出口企业也需要“调整结构”，以积极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新挑战。出口企业“调整结构”不但要拓展新兴市场，还要促进出口产品的升级，我国出口产品原有的低劳动力和低原材料成本的优势，受外部贸易保护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影响已经越来越弱，出口企业必须积极探索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利润率。而且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争端，只有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加大创新力度，铸造品牌影响力才能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在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人民币升值使得一些低利润率、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迫使出口企业创新与进步。人民币升值使得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比重下降，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比重上升，这反映了出口结构调整的需要。当然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后金融危机影响、大国经济增长下滑、外部需求放缓等因素都会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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