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代表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一）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精炼的表述，集中论了党，特别是集中论了党的先进性。这样就从根本上进一步指明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一条大思路。
我们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很需要把认识和行动进一步集中到党的先进性问题上来，集中到党怎样才能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诸方面，把自己真正建设成为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上来。
（二）说到党建大思路，这里我要特别引用江泽民同志在去年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江泽民同志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于一定要把对于时代发展、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进步潮流的把握，同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一个叫牢牢把握时代精神，一个叫不断巩固执政地位，而中心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体会，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实质所在。
这同时也就提示我们，“三个代表”虽然凝结了历史经验，但决非简单的“古已有之”，而是有着鲜明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紧迫性的，是直接关系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不断巩固这样一个头等重大问题的。
二、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发展
（三）讲时代，讲形势，讲世界发展潮流，离不开经济。经济是基础嘛！而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所以，就让我们从这里说起吧。
就当前来说，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已经成为现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新现象，世界新科技革命基础上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社会化的最新阶段。我认为，这样一个大变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曲折的。我同时认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的产生、发展，及其所走过的战略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这个大变动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
请看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怎样观察人类历史上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这一百几十年间，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吧。他们在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何等鲜明、尖锐、透彻！完全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诸矛盾发展，所作的郑重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此相关。
作为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生产力大飞跃、科学技术大飞跃、经济社会化大飞跃总结果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及民族、国家间多方面矛盾的激化，其在人类思想历史上引发的最重大回应之一，即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伟大号召的《共产党宣言》。
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伟大革命。这个科学世界观是不朽的，至今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具体历史条件下所构想的革命发展的具体战略道路，则是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条关于革命发展的战略道路。
至于说当时中国，由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极盛，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再到十九世纪末叶甲午战争，这一个半世纪当中，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的最后极盛到最终危亡的巨大变动。而这个变动，正同我们前面所说西方工业革命的一个半世纪相对应，实际上也正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历史大背景之下，资本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所造成的。
（四）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轮。在以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新的大飞跃发展基础上，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但是，资本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实际结果，又使事情走向反面——资本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接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大血战，还谈得到什么经济全球化？！战争中断了经济全球化。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中断、断裂和逆转，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
这也是形势逼人啊！
由此而“逼”出了列宁、列宁主义、俄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
由此又“逼”出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大飞跃。
由此还“逼”出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就是列宁提出的。
列宁、毛泽东所设想、所实践并取得伟大成功的战略道路，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俄国）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用革命手段主要是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尔后引导各自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关于革命发展的第二条战略道路。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也是应运而兴啊！
当然，同时也有一批党，在历史大变动面前经不起大变动的考验，垮掉了或者失败了。最突出的就是第二国际各党。他们不能对这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作出科学的分析，他们的应对战略更加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整个第二国际的破产。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信息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重新起来。这就是又一轮，即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当然，二战过后就已经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的工业革命。但这时信息革命还没有真正起来，可以看作是信息革命的准备阶段。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形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群，才可以说是信息革命的开始，并由此出现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通过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强有力地促进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运转的超高速化，而使国际经济联系愈益紧密起来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无庸讳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仍然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得完全一点，来自同苏联、中国、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而在科技、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
（六）这里发人深省的，是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动。首先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也有种种曲折，表现了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但是总的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三十年代中后期汲取资本主义大危机的严重教训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前期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多方面的改革调整，是做得很认真很内行，并且得到了实际成效的。从国内的改革调整，延伸到创建和运用一整套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生产力、经济社会化和世界市场，得到长足发展。
其次一个，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调整的差不多同样一大段时间里，却固步自封起来，停滞在“计划经济”模式上，后来又陷入同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而无视或者拒绝社会主义改革。如果说“经互会”也是一种国家间经济合作，但那实质上仍是计划模式基础上的封闭半封闭模式。经济相形见绌，而党呢，——苏共和东欧诸党却又从长期停滞僵化（一个极端）跳到自由化（另一个极端），不可救药！如同第二国际各党经不起历史大变动的考验那样，苏东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战而亡。
第三个，我们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以及东欧那一大批党完全不同，我们党经过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建国三十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党和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所作可贵探索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同时也在“左”倾错误特别是“文革”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了。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重新思考中国问题，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自己起来纠正“文革”错误，并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在勇敢地进行改革开放当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当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前两步，我国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大飞跃，并且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这样，就开创出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
这条战略道路，可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和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提出过，更从未实践过的，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恰是在这一点上，突出地鲜明地表现了邓小平理论和战略的历史独创性。
大家看，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一切巨大成功和胜利，我们党的一切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都是由此而来的。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种种困惑，种种困难，种种消极现象，难道不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吗？
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思考，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形势所迫——“迫使”。我们自己的严重挫折，加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逼”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还是应运而兴啊！
我们党没有错过这一次重大的历史时机。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二十多年，恰恰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起来的二十多年。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崛起，就成为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中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在这样新的历史大转折中，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提出，就成为一个突出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性考验面前，正从新的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三、新世纪、新考验和我们的基本精神准备
（七）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什么样的新考验呢？简而言之，三大考验：第一，能否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条件下，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妄图称霸全球和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图谋的情势下，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实现祖国统一。第二，能否领导中国把实现工业化同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结合起来，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胜利地担当起这样两个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双重历史使命。第三，党本身能否在进入整体性的新老交替的新条件下，在国际国内新环境中，保持先进性和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三大考验，说到底，就是要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八）讲到这里，我想结合一点历史的口溯，说一说中国从古到今意义最为重大的三次“诸子百家”。第一次“诸子百家”，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即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在历时几百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头一回严重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次“诸子百家”，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即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在历时一百多年的社会大变动中，整个中华民族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于是又一次严重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你看从林则徐起，到魏源、龚自珍，到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孙中山推翻帝制，这还不是“诸子百家”？孙中山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和对第二次“诸子百家”真正作出科学结论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那末第三次“诸子百家”呢？我看就是今天，就是从二十世纪后期直到二十一世纪中期，即直到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社会又一次大变动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坚信，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战略，一定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时清醒估计到，要真正最后解决问题，那就如邓小平所指出，还要等到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在从现在起到二十一世纪中期，这几十年时间内，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场世界范围的议论纷纷不可避免。这难道不是又一次“诸子百家”吗？而且应当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第三次“诸子百家”，规模空前广阔，情势空前复杂，意义也空前之重大。
面对严峻的历史性考验，我们需要充分的精神准备，根本一条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主心骨。你看苏联的垮台，源于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长期僵化，另一个极端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搞教条主义，没有前途；照抄西方的本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没有前途的。苏联垮台是一大曲折，但它要垮台，你有什么办法？它垮了，我们依然前进，而且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前进得更好！这就如同当年第二国际那些名声很大的大党、大人物的破产一样，有什么了不起？革命依然前进，而且前进得更好，列宁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兴起了！这里决定的一条，就是有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
再请看一看十五大以来这几年时间，真可以说是形势变化多端，麻烦不断。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牵扯了我们党不少精力，但是也积累了一条极重要的经验。这就是：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繁重，越是斗争尖锐，我们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按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基本科学判断来把握大局。不然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就动动摇摇，甚至怀疑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对形势的基本科学判断，那还能办成什么大事？
（九）总之，综观历史，潮起潮落。《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这一百五十多年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共产主义者，一代又一代，应运而生，艰难曲折，但是总的说来没有白干！
由此悟出一条大道理：我们的伟大理想、信念、世界观和党性，是能够随着历史变化而前进，应乎天理，顺乎人情，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灭亡”，没有那回事！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样看问题，这样来学习，我们就一定能够提起更浓厚的理论兴趣，掌握应有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精神，并且一定能够如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力求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的科学世界观，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坚定党性，来把握，来发展，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四、“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一条大思路
（十）让我们回到“三个代表”的论述。我们一开头就说，“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是集中论了党的先进性。那末党的先进性，与党性是什么关系呢？
所谓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作为执政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并且从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直到全部实践都能体现”三个代表”，才算是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三个代表”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同时也就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
试问如果离开了党的先进性，离开了”三个代表”，离开了集中体现这种先进性的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党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党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党还能有什么资格领导人民？党还能有什么资格执掌全国政权？——果真如此，那还谈得上什么党性要求啊？！
我们党之所以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立足于“先进”，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之所以是决定性重要的东西，原因就在这里。
“三个代表”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原因也就在这里。
（十一）“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真正“代表”。事实反复表明，要把这个道理真正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工作上，并非轻而易举。一是长期历史经验证明，很不容易；二是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新科技革命和世界范围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双重使命的严峻挑战下，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建设的宏大任务下，更加不容易。而这就要求我们党，深刻认识和敏锐地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敏锐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刻认识和敏锐把握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把三者作为统一的整体，通过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效的形式，真正切实地有系统地代表它们。
所以我们说：“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集中概括，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是在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基础上，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大思路。
（十二）关于“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还需要从以下这样几个问题，来进一步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一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阶级性。信息革命来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否失去了先进性？有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是最先进的，而工人阶级则不是先进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毫无疑问，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决不能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步的总趋势，也是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条件下中国社会进步的总趋势。所以，我们党没有采用西方那种”中产阶级”的概念，没有上那个洋当！
至于当前大批职工下岗，我们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怎么看呢？我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化甚至重大变化。某些不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逐步被淘汰，而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则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变动过程中，职工队伍的某些部分难以避免要遭到暂时困难、下岗转岗。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由此失去了先进性，更不是说“三个代表”与工人阶级不相干了，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恰恰相反，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带来的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正在进一步提高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把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先进性，同旧体制下的“大锅饭”等等混为一谈，那只能是一种误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和经营管理者，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中国工人阶级”也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中国现代化建设肩负双重使命，即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因此，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双重使命而进行的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将使包含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提高的传统产业在内的中国先进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并使中国工人阶级本身经历深刻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再加上城镇化的推进，其结果，只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更加壮大和整体素质、整体优势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不会改变。
（十三）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纲领的现实性。我们党是共产党，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全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全人类理想的最高体现，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同时我们又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以至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为之奋斗的不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而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还是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就是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叫共产党，最高奋斗目标也是实现共产主义，但现实的奋斗目标则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共产主义，但现实的纲领则是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在现时代条件下真正做到“三个代表”，那就要横下一条心，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就干一件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有一条极深刻的道理，就是正确处理最高理想、最高纲领与现实目标、现实纲领的区别与联系。
请看毛泽东这样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他又把党的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联系起来，尖锐指出：“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再请看党的十五大这样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五大提出要重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表现。我们党对自己先进性和纲领的现实性的理解和处理，是充满革命辩证精神的科学理解。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和伟大创造！
说到这里，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由此就可以摆脱种种有关党的先进性的简单化理解。除了上述那种把共产党理解为急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之外，还有一个把工人阶级政党理解为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员才能入党的问题。老实说，这种理解，在党的历史上就是有过的，实质上是照抄苏联共产党，以为既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那就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工人出身的成份为主体，搞城市工人暴动等等。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以后被迫转为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要成份！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最先尖锐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一开头就指出，红军第四军“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毛泽东接着强调的，正是“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对不正确思想的斗争。毛泽东在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那末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思想来建党呢？最根本的，还是党的纲领，而且是包含最高纲领和现实纲领的这样两套纲领。这就叫做：思想建党，两套纲领。毛泽东就是以这样深刻的党建观念，从实际出发，把以农村为主要阵地和以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建设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把这个表面上看来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伟大事业做成了。这也正是革命的辩证法。联系到今天和今后，面对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折和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认真领会和掌握这个两套纲领和思想建党的成功历史经验，实在具有极关紧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十四）第三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是这个先进性本身就要求党同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即做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党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那末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党为什么不能改成“全民党”呢？这是因为，第一，所谓“全民”，本身包含着众多方面的复杂的利益群体；第二，如果”全民”就是指的“全体人民”，那末这个众多的复杂的利益群体，既客观存在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眼前利益；第三，这种情况，再加上我们国内仍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以及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只有作为中国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才具备必要的眼界和能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起来（同时又照顾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眼前利益），并且领导人民同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作胜利的斗争；第四，这个必要的眼界和能力，只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才能给我们提供；第五，世界政治史的全部经验，包括苏共所谓“全民党”的破产，反复证明，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全民党。
至于说，党的名称叫“工人阶级先锋队”，农民怎么办？应当说，这是早已明白解决了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农民为主力军，农村为主要阵地，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我们党不仅并没有因此而改名，而且通过党的建设的第一个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今天和今后，我们无疑仍然要吸收农民及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中一切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并且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成为新的伟大革命熔炉，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而又能够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坚持“三个代表”的，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十五）第四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队伍的组织性。很明白，党既然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那就必然有其作为“部队”在组织方面的特定要求。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原则，是党性要求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也是保证党的先进性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而根本的组织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我们更加需要自觉地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组织原则。
试看全世界那些原来讲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恐怕绝大多数现在已经申明放弃民主集中制了！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呢？！这里我只想提一个反面例子。有本书叫《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是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写的，把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描写得淋漓尽致。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过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改革的，一切照旧，尽量维持，但是送礼成风。到了戈尔巴乔夫呢，他是怎么个劲头？他认为只有他自己能行，而整个党是碍事的，于是处处撇开党。嘴巴叫什么“新思维”、“公开性”，实际上一意孤行，全凭西方的脸色行事。结果他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中央什么会都开不成，中央全会吵成一锅粥！他那一套起初还有点人跟，后来完全不行。苏共这么大个党，多少年没有真正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结果竟然落到这步田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就居然停止了！由此可见，在这个是否真正坚持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教训太大了！
我们邓小平同志八十年代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他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邓小平同志这些话非常深刻，实在太重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了明显进步。我们大家都亲身体会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这一条是明确的有力的，是不断前进的。江泽民同志前不久概括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十六字方针，这就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四句话，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新发展。
这里还要说到，党的组织性问题的又一方面，就是作为执政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怎样进一步完善党的工作机制、工作体制，完善党同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及多党合作体系的关系，在依法治国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党与国家领导体制；同时还要不断地努力加强党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些方面，实质上也还是一个党作为执政党所必须切实推进的党建工作。
（十六）第五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政治上的坚定性。既然“三个代表”所集中反映的党的先进性和党性要求，实质上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那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增强坚持“三个代表”的坚定性。就是说，一要方向对，二要坚定性。大家都会记得我党历史上，毛泽东亲自制订的有名的抗大教育方针，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说：“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毛泽东还把能够不动摇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这种坚定性，叫做“真正的政治道德”，他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他还说：“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不然的话，就叫作“无道无德”。这可是语重心长啊！
现在我们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许多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复杂矛盾和困难，面对种种新的考验。此时此刻，更加需要发扬这种一要方向对、二要坚定性的精神，发扬毛泽东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政治道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思想庞杂，思想上政治上漫不经心，顺利的时候似乎拥护正确理论和方向，困难一来就转向，就摇来摆去。为自己谋划所谓“退路”，这能叫“坚定正确”，能叫“政治道德”吗？那不是“无道无德”吗！
五、面对新的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坚决解决党的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迎接党的八十周年和党的十六大
（十七）面对党的建设新的实际，我们必须以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进行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再教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就党的建设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共识，经过建党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到明年十六大，形成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比较完整的思路。当前，正如同志们所知道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强调指出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提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必须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努力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我体会，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正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各方面工作，其中包括党建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因而是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
（十八）最后我想再着重强调一点，就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定要有大局观念，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同时还一定要增强信心。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的：“要使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我们党要承担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总之，我们要利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重要时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着眼现实、解决问题，展望未来、增强信心。”
我们拥有充分的有利条件。一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我们党二十多年政绩举世公认；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党已经进一步作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明确规划；四是我们党的队伍的主流是很好的；五是我们党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高度重视并且正在亲自调查研究党建问题。正因为事情是这样，所以只要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不懈地抓党建，我们党的建设肯定是有大希望的，党的执政地位是一定能够不断巩固的。我们应当确立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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