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当代生活——上海大学文学周圆桌会议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议纪要论文,圆桌论文,上海大学论文,说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
地点：上海大学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王鸿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上半场主持)：今天下午的圆桌会议分两场讨论，第一场由我来主持，第二场请陈思和教授来主持。
近年来，关于当代小说的处境、作用和创作前景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还有多家网站，都发表过争鸣性意见。今天到会的各位作家，都是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曾以自己的创作业绩，以及他们对文学的深层思考和对中国经验的复杂性的表现，赢得了海内外读书界的关注和学术界的尊重。上海批评界的朋友一直期待着这场对话。这次会议由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文学研究中心、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五家联办，希望大家能就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坦诚的交流。上海大学文学周非常乐意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下面还是希望远道而来的作家朋友们先说。
王安忆(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广泛的，我就开个头。我在想这个题目叫作“小说与当代生活”，我觉得，生活和小说在今天因为媒体的覆盖和传播变得非常混淆。虚构的生活和非虚构的生活是边界很模糊的东西。如今的生活对艺术的模仿很成功。当生活已经模仿了艺术，那么我们艺术能做什么呢？令人困惑的是艺术被生活消耗得特别快。然后留给我们的是，我们还能虚构什么，我们虚构的东西能够在多少时间、多大范围内保持在一个虚构的环境里，这是我的困惑。
莫言(作家)：当下，现实生活确实是非常丰富，现实生活当中有艺术因素的故事比比皆是，有些号称能够虚构故事的作家挖空心思也想象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家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是把社会新闻改编成小说呢，还是我们忘掉生活中戏剧性很强的东西，然后另起炉灶写自己的作品。小说的样式各种各样，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小说，不必一定要强调一种什么小说。有的人可以关注现实，用小说替下层说话的东西，甚至试图用小说改变社会；但也应该允许有的人钻在象牙塔里，写那种悠闲的东西。我想，每个作家应该写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要一窝蜂。如果大家都盯着所谓的现实，那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差不多了。我觉得有时候作家的创作初衷被曲解了，本来没想用小说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结果一说就变成这样了。
曹征路(作家，深圳大学教授)：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有时比小说更精彩，更耸人听闻也更加荒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小说面临着如何思考的问题。我说一下我的两点困惑；一个是个人性，个人性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大家都明白这个个人性是指人格的独立性和表达的独特性。不知何时起，个人性变成了私人性，后来私人性又逐渐演化为隐私性。于是，小说离开了文学需要关注的当代生活，出现了距离。不知道搞理论的老师是否研究过这个转换过程。第二个困惑是虚构。小说都是虚构的。据说最早给小说下定义的是法国的一个神甫于埃，认为小说是大约五万字左右的虚构的爱情故事。不知何时起，虚构这个词也逐渐脱离了原来的含义。原来我们理解的虚构变成了虚拟，也即，我们当今有些人在提倡虚拟的生活。提倡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不是我们自己的体验，而是要写一种虚拟的生活，很多理论都试图论证这才是最有创造力的。当今天，说最有力量的艺术是虚构的艺术，或者说艺术的力量在于虚构时，这里的虚构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写小说的虚构。究竟这些词语是如何转化过来的？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文学界特有的现象，它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众多话语的转化是同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要求创作停留在技术操作的层面上，遮蔽某些事物，给我们理解当代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文学界、理论界很多问题就是这样被模糊掉的。
张炜(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现在的社会生活、现实矛盾，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而由此我们也发现，越是处于社会各阶层激烈对抗的时期、个体和社会的对应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时期，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作家的想象力反而会萎缩。而当一个社会相对平和、人的生活相对舒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较好的时期，作家们的想象力倒是比较发达，虚构能力强大起来。当代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就这么奇妙，好像剧烈的现实生活正压迫着作家的想象力。超越这种局限，大概需要个体的强大，只有强大了，才能冲破这种压迫，获得自由。
说到想象力，我看起码有两种不同的想象力。一种是较大幅度的“情节动作”，如编织离奇的大故事，比如《西游记》、《变形记》、《聊斋志异》，其中有难忘的猴子造反人变甲虫狐狸魅人等等。这种想象固然需要，这也是作者的勇气、生命力和胆魄的表现；但是否还有另一种——另一种更难一点的、却又长久不被人注意和认识的想象力？
人们长期以来太过注重剧烈和离奇的故事，甚至误以为这就是文学想象力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其实文学的想象力的重心，并不表现在这儿——或者严格一点讲，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力。正像社会生活中的千奇百怪直接记录下来毕竟不是小说一样，仅仅是幻想出一些怪异的故事也还不算文学。文学的想象力和刚才说的大胆编造幻想仍然有所不同，而是更内在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它可以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去完成和抵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学作品写出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一再重复的故事，而是经过了作家独特心灵过滤的东西。苛刻一点讲，文学的语言也不是生活的语言，而是虚构和创造出的一种语言，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力首先从语言开始，然后是细节，再然后是作家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一个个绵密的细部的展现能力。它既需要付出一生的劳动，更需要天生的个性魅力。小说家的想象力当然要包括情节，但最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细节，说白了，就是语言本身，是“说”。
我们也许长期以来对于想象力有一些误解，比如无法把握它的重点和重心。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越是变动激烈的社会，反而越是压迫了人的想象力——它让我们只去追求和跟随社会上发生的故事，而忽视了语言方式、丧失了对细节的兴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些毫无节制的胡编乱造反而像噱头一样被叫好，被复制。真正的想象力是无法复制的。在故事上过分热衷于大幅度动作，恰恰是想象力萎缩的症候，并一定会因为这种丧失而丢弃了想象力的第一环节——语言。
实质上，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才有真正杰出的创造。激烈的当代生活怎么会压迫文学想象力？看看另一些第三世界，那里就有最优秀的创作，如拉美的“文学爆炸”。
严歌苓(旅美作家)：我一直在想，写当代生活是否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像大家说得那样，稍微传播一下就是一个故事，写出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且我们的当代生活不可能停留在过去的中国人的当代生活。电视剧是当代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二手的生活。小说在中国和电视结合得很紧密，小说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价值。故事看起来很曲折，可其他的价值都被抛弃了。这也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特征。小说比较差，电视制作比较强大。在南美国家，人和社会关系非常紧张，很多国家比较穷，但是有很多作品比较出色。印度作家的作品也很棒。由于长期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一个往内心走的丰富的文化传统。我很仇恨电视剧，它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吴亮(批评家)：世界杯是真实生活还是虚拟生活？一种游戏被接受，由很多原因造成。一个国家是强国，虚拟事件变成现实。我同意张炜关于作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对语言的感受力的想法，还有个对应的问题是读者是否有这种感受力。感受力小，文学的小众阅读和消失是必然趋势。过二手生活的很多，天天泡在网上。在真实世界之外，构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小说一定要走到非常高的境界，评论界一会儿说小说缺这个一会儿缺那个，实际上小说的组成就那么几个构件。刚才说到虚构，新闻不能虚构，小说中的虚构则被认为可以接受。故事是很重要的素材。托尔斯泰看到一个女人死掉，可以变成《安娜·卡列尼娜》。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情节性强的故事。有时生活比想象更离奇，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因为生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就像世界杯一样，简单的游戏规则，但是每次都不同，悬念很强。很多事情是无法虚构的。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小说是对当代生活的整体判断。每个人都有生活，有经验，缺的是对社会生活整体性质、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人生的性质的总体判断。这关乎小说的生命和价值。而我们小说家常产生“我是对的，是这个时代错了”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很要命的。实际上，小说在这个时代，不是主流样式。读者已经不需要再有这样那种读小说的能力，现在的主流样式，应当是声光媒体，影视。吴亮有个说法是对的，生活比小说来得丰富得多，有意思得多，甚至惊奇得多。那么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对当下生活的判断能力比较弱呢？是小说这种精英意识把我们拉开了来。《兄弟》下卷，“一言以蔽之，当下是个荒诞的世界”，看了下卷我很失望，对商人的生活状态，商人对当下生活的意义、价值，正面的反面的他不了解，商业操作的整个流程，他也不了解，更勿谈对商业社会有一个高屋建瓴式的判断。我们不缺乏经验，也不缺乏虚构，我们对经验、对小说艺术、对作家的虚构能力的重视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缺的不是创作的能力，而是对当代生活低调的、匍匐的观察和总体性理解。
吴亮：我们都生活在片断、差异之中，大部分人过的都是二手的生活，甚至是三手的。谁能对生活做出整体性判断？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不太同意刚才葛红兵先生对余华《兄弟》的评价。小说与当代生活，有时还在于评论家的问题。在讲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两个比较感性的例子。一个是看过来的。我看到这样一个简报，有一个省里面，对一个文艺团体效益的排名，很多都是亏损的或是利润比较少的。最赢利的是什么呢？是滑稽团。这是一个滑稽的时代，看滑稽的人多。再讲我听来的一个故事。今天中午，我和《山花》杂志的主编何锐先生在一起吃饭，他说看余华的《兄弟》，好像是在看电影演员周星驰的表演。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在一个充满荒诞、滑稽、变异的时代，文学作品自然应该真实地将它们记录下来，表现出来。《兄弟》的价值，在我看来正是它通过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荒诞、滑稽和变异的细节，极为精彩地将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极为准确而传神地揭示了出来。我们的评论家在看当代的作家写当代中国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精英意识。我们很多批评家都是高高在上的，有些东西把握到了，有些评论家却视而不见。
王鸿生：我同意吴亮的说法，我们的确生活在片断之中、差异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共同的整体性的生活。但同时我又觉得，一个作家在建构一个长篇小说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在建构生活的统一性，从而使生活变得可叙述，可理解。艺术世界“独立”于现实世界。即便说现代生活经验的碎片化、插曲化、零散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文学是不是一定要与这种事实构成一种反映论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文学的超越功能还有某种记忆的话，那么对生活的总体性的认知需求和解释努力，是不是就一定要被放逐？在我看来，一部长篇小说是应该提供一个完整世界的，正因为现实生活经验零散了，我们才更需要文学把一个完整的世界还给人。一个人的生命尊严是需要连续性的经验来予以支撑的，如果经验和知识已完全丧失连续性，我们就不得不陷入虚无。这正是现代或后现代叙事的困境。当代小说和生活的关系，也是当代文学和现代性的关系。现代社会表面的极端有序和人内心世界的极端无序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向文学叙事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要求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后理想主义”的。文学如果不是玩笑，也不能仅仅和生活保持一种反映论关系，而要对生活世界有所介入并有所照亮或提升，那么，一种对生活的总体性把握的要求，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
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我们国家现在写不出那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作品了。这不再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包括“反右”、“文革”，人们还是没有那种悲剧感，因为人没有困境中的两难选择。现在的中国不仅没有了对错问题，也没有了善恶好坏的问题，也没有了尊严。尊严是一个与自由相关的概念：这是我的选择。人没有人的尊严感，也就没有了人类共享的感情。我觉得我们中国，由于时代、文化、民族、相对的、多元的等等的这样一些概念，我们不相信有人类普遍感情。
现实就是从若干可能性中想象出来的一种，所以它是远远低于可能性的。作品不能脱离现实，但这里的现实只是许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也许是最有可能的一种，但并非全部。这就涉及到想象力、同情心、敏感，因为只有这些素质才可能使“可能”成为作品中的“现实”。我在想，在不能写出伟大悲剧的情况下，人就只能带有几分荒诞和滑稽的色彩来生活，来看待生活。审判布哈林时，他说了这样的话：为了对党有利我可以承担任何责任。我没有罪，很可惜斯大林认为我有罪，我想让他明白，但是明白不了。反过来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斯大林明明知道他没有罪，故意装出我很想宽恕你，但是出于人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这样。这是一种非常滑稽和错位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存状态。这对康德的那个道德绝对命令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齐泽克说，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就可以这样变成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利益。以前对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理解得非常崇高，康德的绝对命令就是不顾后果我必须这样。那么也可以这样理解，斯大林就是说，我虽然和你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我必须这样。什么高尚的、绝对的东西在死了那么多人之后都被解构了。我原来研究西方哲学，对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是非常感动，因为他于人的功利之外提出了另外一种道德标准，但是这个道德标准可以转化成这个样子，为了至高的利益我们不得不牺牲我们的友谊、家庭，牺牲我们的同情心、怜悯，把我们人类的感情都牺牲掉，因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完全无私的利益在那里存在着。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在这个时代如何反映我们经历的东西，我想还得寄希望于作家和诗人。我们的语言现在贫乏到了极点，越小的孩子越会说自己的话。大了就不行了。对我们来说，又特别是受到翻译小说的那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这几乎没有办法。这个也败坏了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所以拯救我们的民族希望寄托在语言上，语言的拯救就寄托在我们的诗人和作家身上，他们会找到语言表达方式，来把我们还没有被唤醒的感觉唤醒。
王晓明(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小说与当代生活”，范围大，我选一个较小的问题入手：小说与当代读者。
近三十年前，“新时期”文学开始的时候，小说读者遍及城乡和各阶层；二十年前，八十年代中期，文学丧失“轰动”效应，许多社会阶层中间，读者减少，但大学生依然热爱小说，成为中坚读者群；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在校大学生的阅读方式和趣味变了：一、越来越多的似乎应该成为原来意义上的文学的新读者的年轻人，成了背后有明显的商业的引导的“青春文学”(最典型的是郭敬明)的“粉丝”；二、即便继续关注原来意义上的文学，也越来越“粉丝”化：签名、围观，只读其引起八卦式的社会轰动的作品，其他不知道；三、阅读范围缩小：十五年前的大学生：读格非、西方现代派作品、一九三○年代的中国的非左翼诗歌、小说，读更大范围的作品，从开始的也带有粉丝性质的“迷”，走向较为开阔的阅读和理解；而今天，以我有限的了解来看，中文系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数量在减少，阅读同时代的中老年和非“青春小说”式的青年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也在减少。因此，如果，在校大学生之外，其他阶层的原来意义上的文学读者并未明显增长，或者说读者有增长，但主要是在各类消遣性读物，从所谓“打工文学”到其他各类通俗小说，在校大学生(或者说以其为代表的新读者)的文学阅读的增长主要是在“青春小说”，其他方面都在减少，原来意义上的文学或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十年前毕业的大学生，那我就觉得，小说——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学或小说，也是整个小说——与当代读者的关系是在恶化。特别要说一点：将此种恶化主要归结为“图像时代”，是糊涂的。因为一，图像再蔓延，文字对社会生活总有相当的覆盖面；二，从中国现实来看，文字力量依然巨大，如房地产广告；三，文学阅读的总量其实是在增长的，只不过这个增长的部分落在了其他方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恶化？原因很多，我谈一点。最近十五年，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新的训练年轻人的方式(也训练中老年人，但中老年人有较多别的记忆，其中许多人也有一定的抵抗的能力，效果不如对年轻人)，分两个方面：实际生活层面，让他们明白，你是无力反抗现实的，只有努力适应；精神生活层面，则让他们相信，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最重要，别的都跟你无关，开开心心就好。年轻人当然不可能完全就范，但缺少能帮助他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所以苦闷、沮丧、挣扎、屈服、无奈、通过搞笑来发泄……
年轻人的普遍的沮丧和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认真的精神生活”的回避，这是发生在当代生活中的最重大的事情。我只说一点，这也正是小说逐渐丧失新的读者的关键原因。继续追问下去，那就要回到文学和小说自身：在新的训练方式逐渐成形的至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学干了些什么？在哪些方面是参与了抵抗，又在哪些方面参与了那个训练模式的成形？
至于当下，我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如果不能，怎么做？小说何为？
不要再用“我为未来写作”、“我为自己写作”、“诗到语言为止”之类的言辞来欺骗自己了。这些话本身都不错，但如果因此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小说早已经——现在还继续——深深卷入了最近二十年新的压迫机制的形成的过程，也同样卷入了社会的反抗的过程，并且因此相信小说可以置身事外，那就真是莫大的自欺了。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学、人文学科、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长期停留在教育机制里的东西。特别是文学，指的是一种审美教育机制里的文学，可能是少数人在从事创作，少数人在接受、学习和传播，但是它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精神层面的影响。
在八十年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文学充当了所有人的精神食粮，这是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例外现象。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要求，为了文学继续承担伟大作用，人们就应该回到那个贫乏的年代里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真正精神传统的承传者，我认为是不多的，但他们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核心。我们经历了多少年大动乱大分裂、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和被异族侵略的灾难，美丽的文学传统也没有断过，整个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也没有断过。这主要原因是，这些文学传统和人文传统，从表面上看，它在社会发展上作用不大，其实它一直处于民族文化的教育机制内部，在精神建设的本质上是起作用的。
文学的确是需要精神承传的，有时甚至是一脉单传。我们现在非常担心文学会对当代青年失去魅力、文学会对社会失去影响、文学有朝一日会失去读者，就想方设法让文学变得吸引人，去抓社会的眼球，结果只能使文学重新变得媚俗。真正的文学是需要在教育机制里发生作用，有高校中文系，有纯文学杂志，也有各种社会公益性的活动和传媒的良性传播，来维系文学的繁荣发展。
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承担什么层面上的责任？就像陈家琪说的布哈林事件中斯大林和布哈林公开说的话，两人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布哈林的认罪也不是真心的，这是在两害相权中，他知道硬顶下去一定会死得更惨，如果承认莫须有的罪行，也许还能保持党籍。在严刑逼供的时代，所谓法庭证词是根本不能相信的。我们从布哈林审判案卷中看到的都是假话组成的材料。历史学家没有办法复原现场，他们讲究真实，只能证伪不能创造；而文学家则可以，他可以通过虚构，通过非凡的想象力，把这个历史场景复原，因为文学直逼人的内心，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物内心。这就是文学的功能。文学是和人的生命信息、生命能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从生命的原始冲动出发、上升到审美活动的精神现象。所以文学应该比真实生活的细节更加真实。作家从他自己的这些具体感受来表现这个世界的，他就是具体的一个人。他就是凭独特感受和理解，来展示一种生命现象。当然这种个人的感受可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但这没有关系，我们说的生活的总体性就是指生活包容了各种各样的不完整，包容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陈思和(下半场主持)：上半场各位都谈得很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深入讨论的场合，各位可以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下去。
李友梅(上海大学副校长、教授)：文学家思考问题和社会学家对问题思考的出发点以及推论的路径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有时候会想，在工作方法上，文学家比社会学家方便得多，文学家拿一堆书，关在房子里就可以写出很多成果。而社会学家要拿一个像样的实证性的理论分析成果出来，社会学非常强调对“社会事实”的论证。对于社会学而言，“社会事实”有可能是观念里的，也有可能是客观存在，但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不会轻易去说，我已经抓住了事实本身。一个社会事实往往与某种局部秩序有更直接的联系，而这个局部秩序并不是孤立运行着的，它往往又与另一些秩序和结构相联系。因此，要阐明一个社会事实，社会学家需要将那个与此有更直接联系的局部秩序的形态先理清楚，这个工作凭想象是不可能做好的。作为一个称职的社会学研究者，他必须具有一些基本功，比如，找准研究领域里的关键研究对象，尽可能地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去认识研究对象的真正想法。社会学家还应该把这些想法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路径揭示出来，以避免与心理学、行政学、政治学上的意义混淆起来。任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与客观事实本身之间总是存在某些差距，但这些差距是要求被估计到的。
文学家做了很多社会学家无法做到的工作。社会学研究者对“有限理性”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中，很多资料拿不到，尤其是人们在复杂关系和行动领域中的对策性资料。我们非常羡慕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可以在最早的时候把新近发生的社会变化描述出来，我自己有时候也用文学作品提供的资料。所以，文学作品对我们社会学认识社会现象提供了帮助，这可能会形成一种互补。在这里要感谢文学家的工作。
陈家琪：刚才李校长讲社会学家很羡慕作家，那我们搞哲学的人更加羡慕作家了。我们这个国家很怪，一些问题不能研究，不能写成理论探讨的文章，但可以写成小说。这似乎是传统。所以“文革”时才有“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于是也就把小说变得如同理论文章一样“正确”。
在想象中，关于“文革”，我自己有这么多感受深刻的东西，就是没有写而已，但其实是写不出来。因为总想着事情的“本质”，想论述。所以我觉得文学不要去借助什么本质，你把本质留给别人去思考，你就是把感受的东西，包括直观到的东西写出来。
我刚才也跟吴亮讲，你说中国GDP再翻两番，足球也上不去，我说你能讲出道理吗？我们小说怎么样？作家在国外，写不出我们生活的细节；我们在国内，对细节习以为常了，缺乏想象力，但却可以论证出理论上的许多细节。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有时我倒相信我们国家有人可以写出来像《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写不出《日瓦戈医生》，是不是因为缺乏宗教？我看外国电影看外国小说的时候，常常想，到底宗教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背景？我自己还没有想通，但我总感到它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我就怀疑像吴亮所说的。刚才张炜说在这样一种社会冲突剧烈动荡的时候，人们的创造力萎缩，我是同意的。黑格尔说猫头鹰要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天亮的时候不可能起飞的。事情过去了我们回头去想，才会写出一些东西。经历当中是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出一些好的东西的，社会总处于剧烈的动荡这样那样很紧迫的焦虑当中时，哲学和文学都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吴亮：“文革”前我父亲有很多书，他当时看这些书干吗呢？为了获取竞争力吗？不是。消遣！当时太缺乏别的消遣了。消遣就是主要的读书原因。七八十年代，像《中国地理》、《世界知识》、《文化生活》、《大众医学》，工人们最喜欢看。当时没有娱乐啊！当时没有东西看。当时社会生活单一、稳定，所谓当代小说，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当时有共同话题，“文革”呀，知青呀，人到中年呀，诸如此类。但是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以后没有了。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互联网出现了，电视频道增多了，生活类杂志越来越多，广义的文学出现了。以前被共同经验与表层东西掩盖的问题开始浮现，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注意力开始分化。随着社会的变迁，物质生活的变迁，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趣味出现了。对广义的写作，我觉得小说家你可以拒绝，你当然可以拒绝。但做文化研究的人，我觉得光是否定是不行的。要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目前中国文学已经分化，写作已经分化，文学写作已经无处不在。任何东西，除了官方钦定的不能逾越雷池一步的那些领域，各个层面都有东西来表述。汽车、高尔夫、篮球、化妆品……物质生活都来了。不仅仅是商业化，而且是只鼓励商业化。仍然有禁令，某些问题是不能谈的，所以另有些问题被夸大了，发财梦被夸大了，物欲被夸大了……个人的物质生活被改变被提升，它有积极价值。虽然今天还非常混乱，有骗局，有欺诈，有阴谋，有名不副实的东西，有坑蒙拐骗。这些问题，只要人性不变，它永远都有。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法制比较健全，就是他们知道人是很坏的，都要钻空子的，总统也不是好人，所以要被牵制，要被曝光。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必须有法律。如果谈到这个层面，那么中国目前当代生活中的问题，就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法律的问题、新闻自由的问题、社会自发力量渐渐成熟的问题，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王晓明：全人类普遍的问题，其实是指现代化过程中在很多地方都发生的问题。但是，在许多地方都出现、都发生的，并不就一定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得不接受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可以这样看，文学家却完全可以不这样看。这涉及到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理解。即使一个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它也完全可能是不正当的，不道德的，是应该拒绝的。所以我想，真正重要的不是区分哪些是中国的问题，哪些是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一九九○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的主流论述。正是这种论述，从一个方面，支撑了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对年轻人的训练模式。不要以为文学与此无关，文学早已经和这种论述、和这种对年轻人的深刻的训练搅和在一起，不可能置身事外。
吴亮：关于表达的策略，问题是关于这一半不便表述的东西成为文本公开出版之后，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单一的解释。开会时，或在各种各样的其他场合，我们经常会听到对全球化、现代化或者现代性单一的批评。西方的那些学者没有这样的处境，大家都说得比较彻底。中国的问题确实另有原因，可我们绕不开啊。文学一定会给人信心和力量？作家中自杀的就不少，会不会因为小说看多了反而厌世，这是第一。另外一个社会应该采取更多方法，比如心理救助、法律咨询，让这种组织来救助一些有问题的人，他们有生活问题、精神问题、心理问题。学生为什么会自杀，有压力过重的，有失恋的，有疯狂的……并不能说有心理创伤的人就一定会杀人，你不能把这个归结于大学教育的失败。美国校园杀人都有啊，你能说美国教育失败了？我想这不能那么简单化，在座的各位就很优秀啊。这完全是两码事。还有一个，比如说学生就业难，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经济学家可以做研究，那不是文学能够解决的。文学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小说是一件很世俗的事情，但在中国，文字的东西历来是“文以载道”。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后，官方一直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通过舆论宣传，通过新华社，通过报纸，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控制思想。与其说小说要突破，不如说新闻界更应该有突破。对知识分子来说，假如我们对中国小说的现状、思想界的现状有种种不满，我觉得更积极的态度，要先了解它为什么会恰恰变成这个样子。
王鸿生：人们通常把小说看作世俗化的产物，看作近代传媒发展以后形成的大众文学样式。这大体没错。但据此就以为，小说只是一件很世俗的事情，问题就来了，你怎么解释小说传统中存在的强劲的脱俗能量呢？讲故事的古老技艺之所以还没有也不会失传，我觉得有更内在的理由。比如，过去人们的生活听从于圣贤、尊长、经典、祭司等等的教导就行了，自己实际上负不了自己的责任，但现代社会就不同了，所谓个体的出现，也意味着人开始学习承担自我的人生责任，这对一个人的他者意识和自我意识产生了新的要求。现代人格的形成，与个体的阅读能力和阐释能力是分不开的。刘小枫说，叙事活动具有人生陪伴的作用，属于“陪伴的伦理”，就是指我们的生活是需要表达，需要某些故事来陪伴的。除了这一点，我想强调，小说通过转述或虚构，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人生参照，帮助我们了解生活世界，这是绝对重要的通道。这种通道依赖持续的语言渗透，对现代人格的形成作用是非常大的，心理治疗、法律救助等根本替代不了。小说帮助一个人从自己身上生长出把握自己的能力，这也是一种造化。刚才王晓明忧虑的问题，我有同感。一些很好的作品到达不了受众，这里边有社会性的障碍力量。我们的经验太复杂了，起码有两种经验叠加在一起，一种是社会主义经验、红色记忆，另一种是资本的、市场化的经验，这两种形态的生存记忆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的故事变得特别难讲。真正的困难是我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表述，我们的复杂经验无法获得其有效的表达形式，老外加上我们自己，往往都在曲解这种经验。所以确实有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回应这个问题，肯定有一个“应该的”尺度，没有这个尺度，你就丧失了行动的动力，比如创作的动力、阅读的动力、阐释的动力，它们就会消失，或者异化。这种时候，我可能会有许多假想敌，任何刺激我的东西，我可能都会去和它干一架。
吴亮：我想在座的各位是文学的受益者，可以从文学中得到对生活的理解，得到参照。但很多人不是文学的受益者，那他们从何受益？从广告啊，影视啊，其他读物啊。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是一个因人而异的现象。
陈家琪：我提个问题。从观念到创作这中间有多大距离？我觉得作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像写小说，观念起多大作用？比如你想干什么，你想写什么，你想表达什么。我想问在写作的时候，观念和虚构的故事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距离？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于某种批判性力量的介入，今天我们对于生活现状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我记得王安忆有过对“生计”问题的精彩言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解读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意味着我们开始从“内面的人”中走出。但是，如果我们要对现实，尤其是对现实中的人给出一种更为深刻的解释，仅仅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知识或者经验的支持，需要更多的力量的介入，比如历史、文化，甚至包括精神分析，等等。这样，我们的解读或者分析才会更深刻，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形式。我们的表达或者叙述，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形式可能会阻碍我们的思考—表达，形式也可能帮助我们的思考—表达，这就是形式和形式的冲突的意义所在。形式固然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所在，但永远都不是一个纯粹技术的问题，它和写作背后对生活的想象、可能性的选择、个人位置的确立，甚至意识形态，等等，总是具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我们对生活的重新的阅读之中，形式的重要性便被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对生活有了真正的更为深刻的重新的批判性的解释，那么，文学自身就会生长出新的形式革命的诉求。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想回到刚才陈家琪老师举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例子。我的理解有点不太一样。陈老师的意思是说因为要遵从“绝对命令”，所以不能够容忍友谊、宽容和怜悯等等人道主义的倾向。但我认为齐泽克的原意恰恰要指出，“绝对命令”是和友谊、宽容和怜悯等等肤浅、感伤的人道主义倾向相伴而生的，这才是“绝对命令”的“崇高”所在。
在今天，整体性的“绝对命令”也许不再以纳粹啊、斯大林主义啊之类的面貌出现了，但还是有许多让我们恐惧、害怕的宏大叙事，譬如“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等。但就像我们本以为肤浅的人道主义可以对抗斯大林主义一样，现在的人们也相信碎片、差异和片断化等等现象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批判或解构。实际上，齐泽克强调的是所谓“整体性”诉求和“差异性”诉求之间的一种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譬如王晓明老师前面提到，现代社会有一套整体性的对年轻人的训练模式，但面对这套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训练模式而产生的一系列脱轨行为，包括“啃老”族啊、“月光”小姐啊、颓唐啊、自杀啊……这些看似好像让自己随心所欲的行为，根本构不成对整体性训练模式的反抗。
所以，当代文学要重新获得力量，获得与当代社会对话的能力，面临的问题就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差异性”的立场来反对“整体性”的目标，同时也不是简单呼唤一种“整体性”的力量来代替日常生活被意识形态化的状况。应该想象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可以在差异性的诉求背后带入某种整体性的力量。
伴随着“纯文学”的逐渐“边缘化”，“文学性”向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扩散。文学本来被认为是一种差异性的力量，但在整体性的如市场逻辑的组织下，差异性诉求和整体性诉求联系起来了。目前的状况是“文学”既处于边缘，可是“文学性”却毫不边缘，占据了某种文化的主导性位置。这就是文学和商业化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印证了“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的时代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量小说和当代生活之间关系的标准，就不仅仅是小说有没有人来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小说能不能传承人类或者民族精神的问题，而是今天的“文学”已经摆在了这样的位置，可以说文学被边缘化，但同时文学又不断地被带到中心。我认为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你用什么资源来对抗这种文学的位置，进而凭借怎样的写作来穿透将文学定位于此的社会状况。当代作家的创作明显缺乏这种穿透力。具体地讲，文学的穿透力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想象另一种整体性生活方式的问题。
如今很多作家关注现实，描写底层，但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想象力呢？倘若你的文学始终站在差异性立场来对抗整体性力量，那么，无论你对这种整体性力量怎样理解，主要问题不在你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问题，也不是你的立场是拥抱市场经济还是反对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你一直处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不能超越我们面临的世界的潜在结构。
谁都知道，要超越这个二元对立是困难的，但我很赞成蔡翔老师对寻找一种整体性出路的强调。作家的优势在于，他不用在理论上给出什么明确的答案，而是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形式化的创新和非凡的想象力去探索、发现和创造。
何锐(《山花》主编)：我从编辑的角度，简单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小说视野问题。从来稿情况看，两类稿件占据了主导地位，一类是情色方面的，一类是底层关怀，主要侧重于这两个层面的生活。这两极视野显得很狭窄，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打开，主要是缺乏人性深度和精神向度。这对文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第二点是对生活缺乏独特的发现，给人的印象是千篇一律，自我复制，彼此雷同，几乎没什么小说意味可言，更谈不上独特的表达形式。话语方面的探索近几年来非常薄弱，独特话语方式或结构尝试极为罕见。一味强调写什么，而把怎么写放到次要位置。而且在整体上作家的创作水准一代不如一代。这当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生活阅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不可低估。第三，文学性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小说缺乏文学性，这跟文学的泛化有关。文学无所不在，但是小说里面文学性流失或被稀释掉了。各种非文学的因素不断向小说渗透，当然，与此同时，文学性本身也在向外辐射。作用和反作用，渗透和反渗透，就使得文学从边缘化走向泛化。我认为文学性的根本问题是虚构和想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天赋问题。这种天赋的缺乏，是个致命的问题。文学性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画一个圆圈，它就是核心，需要有人围绕着它来认真探索、研究。至于外延部分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等，跟这个关系不大。我们要坚守这个核心，核心一旦提升，作品就有了高度。有了一批真正有文学精神高度的作品，就能支撑起文学的高峰，而外延部分只是搭建一个基座，当然基座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保持文学性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好小说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就是我们当前思考的重点所在。总之，这三个问题，拓展小说视野、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特表达，以及对文学性的强调，它们是紧密关联的。
程德培(批评家)：王晓明的发言自然使我想起克里斯托弗·巴特勒早在十七八年前的那篇文章《理论的未来：拯救读者》。无论阐述接受理论、女权主义、后结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及多元文化，乃至满世界的差异、遍地的碎片……在全球范围内已折腾了几十年。何锐所提到的文学性非但没说清楚，同时也渐渐地离我们远去。
当代小说的创作与研究现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抛开文学去搜索天下之离奇故事，甚至说什么“当生活超出了文学想象”，这本身就是离奇之说。不要一说当代小说满脑子就是今天和明天。陈思和讲到“传承”二字很重要。对文学来说，传世于未来固然是一种追随，但不要忘了，今天的文学是生活在自有文学以来的伟大传承之中。
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特殊境遇而言，不说四面楚歌也可说是七面八面埋伏了。所谓理论界对创作界的炮轰暂且放在一边，创作界自身也在不断重提十九世纪的某种创作方法，重提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不能说重提不对，但莫言说的“警惕”是一种提醒。他对狭隘、片面、实用对待现实主义方法的不断追问也不是深奥之说，但却有着意味深长的针对性。面对诸说纷纭的“关注当下”、“写底层”、“无产阶级第三世界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等提醒、呼吁、指责、诘难，我宁愿听王安忆的老调重弹——“与生活如何拉开距离”。其实，理论界不必总向别人开炮，“自我开炮”也妙不可言。
这么些年，很多人已不读文学作品，但他们依然顽固地坚守在有关文学的会议上。“扩容和越界”已经让很多人明白讨论文学性是多么的没有“文化”。所以，莫言在会上一再提出的小说的写法、语言、结构、叙事，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只想简单地说两个意思。
首先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文学转型时代，或者说文学的遗老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容易带着种种过去时代里的观念和想象来观察和要求文学，同时也会带着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最容易被抓住的价值，比如市场所提供的收益，来要求于文学。于是人们乐此不疲地讨论着“小说与当代生活”之类的题目。记忆中最近数年参加的当代文学讨论会，尽管打出来的名目各不相同，但事实上讨论的都是这个题目。其实无论文学还是小说，与当代生活都没什么关系。当代生活首先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如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很充实很忙碌，在为很多比文学实际得多的事情努力，绝大多数人都不在乎一小撮文学家在那里唧唧歪歪一些什么。过去大家高度关注文学，是因为文学是一种直接关乎个人前途的东西，如在科举开诗赋科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时代，甚至在一九八○年代，文学都是很实用的东西，因为文学改变人生。今天大家回过神来，明白改变人生不一定靠文学，靠市场和金钱也许更便捷。所以说，在过去时代里曾被充分扩张的实用性上，今天我们可以说，文学与当代生活没有关系，或者充其量也只有一点微乎其微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状况，使得在座的各位变成了文学的“遗老”。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在今天的时代得以幸存的文学，必然是作家以充分的个人性所处理和表达的那些东西。这样的一些东西是王安忆所写的、严歌苓所说的没有时间性、没有地域性，或者说没有时间和地域的急迫性的东西，是一小撮人各自向隅所鼓捣的东西。它可能立即获得广大的读者，也可能作家“没世不称”。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才与我们所处的当代生活有着最深的关系。
总之，面对文学，说到底最关键的是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文学的影响可以琐小流俗到每个人的日常言谈，也可以广被无穷的远方、无限的世界，但首先和最终，它都是文学者个人的事情。文学不是竞技；如果是，也只是文学者自己跟自己的竞技。
陈思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
(贾彦敏、郑杨根据录音整理，内容均经各位发言者本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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