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失衡态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城乡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曾一度改变了改革前的严重失衡状态，出现了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但是，这种局面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在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失衡态势，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城乡发展关系失衡的基本表现仍然是农业发展远远跟不上工业，农村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农业和农村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又付出了太大的牺牲。与改革前的失衡状况不同的是，城乡的经济联系不再被人为地割断，城乡商品和要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一直在迅速进行；同时，城乡发展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达地区一般比较协调，而不发达地区则失衡比较突出。说城乡发展关系陷入了新的失衡状态，是一个总体性或综合性的判断。虽然城乡关系各个方面的失衡状态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失衡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是由主要方面的失衡状态决定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城乡发展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1.城乡产业发展关系的失衡态势。改革以来城乡产业发展出现新的失衡态势，大体上从1985年开始，它首先表现为工农业增长关系的不协调。1985—1994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3.8%，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只增长3.8%，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3.6倍，比1979—1984年的1.2倍（8.8%比7.2%）上升了2.4倍。显然，工农业增长速度的落差太大，农业又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期，而工业则再度出现超高速增长的局面。这10年工农业增长关系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1985—1988年是农业陷入低谷而工业出现高涨的时期，工农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0%和3.1%，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4.5倍，与改革初期的6年相比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工农业关系陷入严重的失衡状态。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间农业有所恢复而工业处于低落阶段，工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分别增长7.3%和4.2%，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7倍，工农业关系在工业偏低速增长中有所改善。但1992—1994年又出现工业超高速增长而农业增长乏力的状况，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0.3%，而农业增加值增长的平均速度只有4.5%，二者之比又是4.5倍，工农业增长关系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
作为城乡产业发展关系的基础，工农业增长关系的失衡导致了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变动：其一，导致整个产业结构陷入了新的失衡状态。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84年的32.0%下降为1994年的21.0%，10年间降低了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3.3%上升为47.3%，提高了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均为《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新调整的数据）；如果以可比价格计算，那么第一产业下降和第二产业上升的幅度还要更大。第一产业比重的过快下降和第二产业比重的不合理上升，引起了产业结构的新矛盾。其二，导致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不合理。在农村产值结构中，农业的比重由1984年的63.5%下降为1994年的20.0%，降低了43.5个百分点，农村工业的比重由22.9%上升为62.0%，提高了39个百分点，而农村建筑、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产业的比重只是由13.6%上升到18.0%，只提高了不足4.5个百分点。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明显存在着农业比重下降过猛，农村工业比重上升过高，而农村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则提高缓慢的问题。其三，导致农业与轻工业的结构矛盾。农业具有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任务，农业增长过于缓慢，而工业增长过快又主要表现为轻工业增长太快，因此农业与轻工业形成了直接的结构冲突。这种冲突在1985—1988年期间已相当突出，在治理整顿期间由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有所缓和，但1992年以来轻工业的再度高速扩张又使矛盾日益严重起来。其结果是市场农副产品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并推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价格上涨。其四，导致城乡工业发展的不协调。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过度扩张，本来就出现了过度竞争的局面，加上城乡工业结构趋同，过度扩张的工业大多数是技术水平低的一般加工工业，因此形成了低层次的过度竞争，并引发了一系列争夺原材料的“大战”。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很严重，近几年问题又再度突出起来，它影响了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有效发展，也影响了城乡工业结构的协调。
2.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失衡态势。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失衡的基本原因在于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失衡，即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流动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既表现在城乡之间资本、劳动力、科技、人才等要素的分配上，也表现在这些要素的配置关系上；既有要素存量配置方面的问题，也有要素增量配置方面的问题。
从城乡之间的资本投入和流动看，1985年以后再度出现失衡的局面，而且有不断加深的态势。国家财政对农业基建的支出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80年代初期在6%以上，1984年为5%，1985年下降为3.3%，此后就一直没有超过4%，近几年更是大幅度降低，1992—1994三年分别为2.8%、2.1%和1.7%，农业投资比重的下降幅度非常大，而工业的投资比重则在不断上升。在资本流动方面，改革初期资金向农村流动的态势到1984年就基本结束，1985年后又出现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情况，并且农村的净流出量越来越大。从财政渠道看，1985—1989年，国家财政来自农牧业税和乡镇企业税的收入共1501.9亿元，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013.6亿元，两项相比，农村净流出资金488.3亿元；90年代以来农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的资金不断增加，尤其近几年上升幅度很大，1992年为380.1亿元，1993年为744.3亿元，1994年高达1075.5亿元。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动也表现出类似态势，根据《1995年经济绿皮书》的计算，1985—1989年农村存款大于贷款而净流出的资金为79.3亿元，90年代以来农村通过存贷款差额净流出的资金每年都在100多亿元，1994年高达368亿元。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加起来，1985—1994年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达4192.3亿元，平均每年419亿元，仅1994年就高达1444亿元。作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农业和农村，本来资本积累能力就低，资金不足，加上改革前工农业和城乡之间资本配置的严重失衡在经过改革初期的调整后并未真正扭转过来，资本的存量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在这种条件下，1985年以来农业投资比重的不断下降和农村资金的不断净流出，就必然使农业和农村的资本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就难怪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工农业增长关系和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出现明显的失衡态势。
从城乡劳动力的流动看，1985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虽然在增加，但转移的速度是下降的，并且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下降比在农村就地转移速度的下降幅度大得多。1979—1984年劳动力转移的年平均速度为12.3%，1985—1994年下降为年平均8.0%，降低了4.3个百分点其中向城镇转移的速度由前一阶段的29.4%下降为12.5%，降低了约17个百分点，在农村就地转移的速度由11.0%下降为7.3%，降低了3.7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劳动力配置状况与上述的城乡资本配置状况形成了明显的矛盾：第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下降与农业资金投入比重的降低产生了矛盾。在整个资金配置关系中农业的资金分配相对减少，而农业所滞留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增多，这使农业部门本来就明显过低的资本与劳动比率相对下降，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是城乡产业之间资源配置关系失衡的基本表现。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下降与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的增加产生了矛盾。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速度大幅度下降，而农村资金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必然导致农村的资本和劳动配置关系进一步失衡，这是城乡资源配置关系失衡的又一个表现。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速度下降，反映了农村产业结构变动中的问题。1985年以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继续加快，但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速度却相对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就业弹性下降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张的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而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的农村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却发展相对缓慢，因此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并不能带来就业比重的上升。从农村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偏离度变动看，从1984年到1994年，农业的结构偏离数由22.5%上升到53%，农村工业的结构偏离数由－12.4%发展到－46%，农村建筑、运输和商饮业的结构偏离数由－10.1%变为－7%，整个结构偏离度（偏离数的绝对值之和）由45%上升到106%。农村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不正常上升是由于农业和农村工业结构偏离数的不合理变动，主要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缓慢而农村工业产值比重上升过快；由此可见，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速度下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变动的不合理。而农村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的发展相对缓慢，又影响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速度。
从城乡之间科技和人才的分配及流动看，虽然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难以进行系统的分析，但根据有关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农业和农村在科技、人才投入方面的明显不足及下降态势。在国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农业部门所占的比重1985年为5.8%，1994年下降为2.8%，下降了3个百分点；集体单位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中，农业部门的比重1982年为4.3%，1985年上升到6.3%，但到1992年又降低为5.1%（近两年缺数据）；农业部门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全国同类投资的比重1985年为1.2%，到1994年下降为0.7%；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费用的支出占全国同类支出的比重1985年是1.9%，到1994年下降为0.7%；农业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和发展机构的经费支出占全国同类机构经费支出的比重1990年为9.3%，到1994年也下降为8.4%。这些数据表明，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和科技资金投入比例本来就很低，近10年来还一直在下降。从人才和技术的城乡流动看，1985年以来城市的科技人才以及有关的科技成果虽然仍不断流向乡镇企业，但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科技和人才短缺的现象更加普遍、更加严重，与城市的差别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的落后贫困地区，不仅原有的科技人才不断流失，而且文化素质较高的强壮劳动力也大量外流。城乡科技和人才配置的不合理及其变动的不协调，导致了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及其继续扩大，从而对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
3.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流动的失衡态势。1985年以来，由于城乡流通体制改革的进展较为缓慢和改革过程出现了一些新的体制摩擦，城乡商品流通中的不协调现象又变得突出起来。从城乡农副产品流通看，行政干预和地方割据的局面引发了各种争夺农副产品的贸易“大战”，价格体系的扭曲状态引起了流通过程的混乱；以上两个方面，使农副产品市场中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批发零售结构出现失衡状态，而政府宏观干预过多并且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又增加了农副产品流通过程的波动性。从城乡工业消费品流通看，工业自销比重的上升引起了工商业利益关系的变化，但由于相应的宏观管理措施和规则没有跟上，增加了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影响了市场合理竞争和城乡流通秩序的形成；在城乡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着数量过多、规模太小和交易方式落后的突出问题，阻碍了城乡流通关系的理顺和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从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看，主要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流通的有序性较差，交易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关系调整的需要，市场管理以及相应的法规不完善，不正当竞争的现象相当严重。
由于前述的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再度失衡的影响，加上城乡流通体制和流通过程的问题，导致1985年以后城乡市场结构的变动又出现了新的失衡态势。这种失衡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速度又落后于城市市场，城乡市场规模的差距重新扩大。1985—1994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上升到9.2%，而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为3.2%，城乡市场扩张速度的落差很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城乡构成中，城镇的比重由1985年的47.0%上升到1994年的56.1%，而农村的比重则相应地下降了9个百分点，正好是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品支出的变动看，那么城乡平均市场变动速度的落差更大。第二，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集贸市场结构出现过度倾斜的态势。1985—1994年，城市集市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1.3%，农村集市数量平均每年只增加2.8%，城市集贸的成交额年平均增长50.8%，农村集贸的成交额年平均只增长27.7%，在城乡集贸市场的成交总额中，1984年城市和农村的构成是16.5%比83.5%，到1994年，城市的比重上升到50.9%，而农村的比重下降为49.1%，在10年的时间里，城市集贸成交额由只有乡村集贸成交额的1／5提高到超过了乡村。这10年中，城镇人口的比重不过上升了5.5个百分点，乡村人口仍然是城镇人口的2.5倍，即使把几千万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划归城镇，乡村人口也相当于城镇人口的两倍左右，但乡村的集贸成交额却下降到已低于城镇，这表明了城乡集贸市场发展的过度倾斜。1985年以来农村消费品市场和集贸市场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城市，原因在于城乡居民货币支出增长速度的变动。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城镇居民家庭在1982—1985年的年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2.6%，农民家庭在1978—1985年的年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5.5%，但在1985—1994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上升到17.4%，而农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却下降为13.9%。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变动出现了失衡态势。
4.城乡收入和消费变动的失衡态势。城乡居民收入变动失衡的表现是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它是工农业增长速度落差过大和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失衡的必然结果，这种失衡态势也是从1985年以后开始的。1994年与1985年相比，按可比价计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了69.4%，年平均增长6.0%，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了36.1%，年平均增长3.5%。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比改革前期阶段下降了，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的下降幅度非常大，年平均降低了11.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只有前期速度的1／4。这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度扩大。1994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79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221元，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是2.6倍，比1985年扩大了0.9倍，每年平均正好扩大0.1倍，与1978年相比，城乡收入差距又上升了0.2倍。从年度变动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幅度很大的两个时期是1985—1986年和1990—1993年，分别扩大了0.23倍和0.52倍。根据我们使用差值法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的基尼系数，所得出的数据是：1978年为0.1606，1985年为0.1115，1990年为0.1557，1993年为0.2170。这些基尼系数基本上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有所缩小到重新扩大的态势，其中199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比1985年大幅度扩大，而且与1978年相比也明显扩大。当然，如果考虑到城乡生活消费价格指数的差别，那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会小一些。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也表现出类似的失衡态势。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1994年比1985年提高了96.1%，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这一时期提高了46.9%，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4%；与改革初期阶段相比，城镇消费水平的增速上升了2.1个百分点，农村消费水平的增速下降了5.5个百分点，城乡消费水平的变动又出现失衡局面。从当年价格的消费水平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85年的802元提高到1994年的3956元，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85年的347元提高到1994年的1087元，城乡消费差别由2.3倍上升到3.6倍，扩大了1.3倍，比1978年还增加0.7倍。城乡消费差别的大幅度扩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反映，而另一个反映则是城乡储蓄存款的变动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1979—1984年，城镇储蓄年平均增长30.8%，农户储蓄年平均增长41.0%，但到1985—1994年，城镇储蓄的年均增长速度上升到35.9%，农户储蓄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为27.1%，两个阶段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地，城乡储蓄的差距也由有所缩小转变为迅速扩大。1978年，城镇储蓄是农户储蓄的2.8倍，到1985年，城乡储蓄的相对差距缩小为1.9倍，而到了1994年，城乡储蓄差距又扩大到3.5倍。
1985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重新扩大的基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这种态势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农村收入和消费的地区差别大于城镇收入和消费的地区差别，发达农村与不发达农村之间的差别已经拉得很大；第二，由此而引起的是，不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和消费差别的扩大幅度大于发达地区；第三，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发达地区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超过了不发达地区的城镇，而且范围在不断扩大。在以上三点之外，另一个需要更加重视的问题是，发达地区的城镇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差别已经扩大到成为导致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5.农村人口城市化再度出现缓慢态势。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包括城镇化）一般要与工业化速度或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改革以来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总体上改变了改革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表现出比较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演进态势，但是，1985年以后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又出现明显落后于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根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新调整的数据，1979—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1985—1994年的速度上升到10.1%，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由前一阶段的8.9%上升为后一阶段的13.5%，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由8.8%上升到13.8%，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的这个10年中，市镇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重只提高了5.61%，年平均上升幅度只有0.56个百分点，与前期阶段的年均升幅0.85个百分点相比，农村城市化速度反而下降了约0.3个百分点。即使剔除改革初期由于知识青年回城和“五七”干部复职而引起的非正常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1985—1994年的农村城市化速度也要比1979—1984年期间平均降低0.2个百分点。工业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降低，导致城乡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的失衡问题。
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再度滞后的影响表现在：其一，它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向市镇转移的速度。1985—1994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比1979—1984年平均下降4.3个百分点，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平均下降约17个百分点，与这一时期人口城市化速度下降有很大关系。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受到控制及城镇发展和城市扩张相对缓慢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受到直接影响。1985—199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0.5%，比1979—1984年的平均速度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商业增加值只增长8.2%，下降了5.4个百分点。这就明显限制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速度。其二，它影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大量的农业人口滞留在人均数量日益减少的耕地上，使农业的规模经营根本无法展开，农业的边际效益特别是比较效益不断下降；沉重的人口负担压得农村经济喘不过气来，使农村难以走出低收入循环陷阱，经济的振兴步履维艰。其三，它影响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体效益的提高。过多地限制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实行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很多村办工业的规模经济很差，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很低，不仅与城市工业争夺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形成过度竞争，引起稀缺资源的很大浪费，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其四，它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的不定期流动。10年来农村自发流向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多，是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一种对抗，也是几亿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基本选择。农民世代经营的土地已经容不下他们过于拥挤的人口，而城市户口依然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他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劳动力以至妻子儿女，奔向能够获得生存空间的城市一角。如果说这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种不正常形式，那么它不过是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城市化不正常的一种自然反应，如果说这些非有序流动或无规划流动的农村人口的流量过大，那也只是因为有序流动或有规划流动的农村人口的流量太小。在这里面，也有1985年以来农村人口城市化再度滞后的影响。
城乡经济发展的失衡态势，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影响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引起整个经济的波动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此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当从导致失衡的根源入手，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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