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谦与鸦片战争史事两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史事两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1年2月27日，钦差大臣、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裕谦驰抵镇海，主持浙东战事，取代伊里布。裕谦一改伊里布（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第一次定海失陷、浙抚乌尔恭额去职后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宁波镇海筹办军务）“迁延不进”的妥协方针，大事战备，取得一定成效，显示了抵抗派的决心和风貌（后来作战失利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关于裕谦在浙江的某些重要史实尚有不少疑惑，现择要者略作考释之。
一 裕谦没有“亲诣”定海吗？
修筑定海土城是“释俘还地谈判”后清军采取的重大的战略举措，其目的在于防堵英军再次从海上突袭定海。在谈及这一史事的时候，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作了这样叙述：“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以后的梁廷柟的《夷氛闻记》、无名氏《夷艘入寇记》均持此说。（《夷氛闻记》卷三曰：“时议，增筑外城……谦方驻宁城，据图说从其请矣……既而挠于众议，竟不果筑。”见《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页；《夷艘入寇记》下曰：“及是筑定海外城……裕谦未渡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既而挠于群咻，遂不力持。”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4页）
其实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裕谦不仅亲赴过定海，而且有两次之多，合计时间达半月以上。（从《钦差大臣裕谦奏报赴定海筹办善后事宜折》、《钦差大臣裕谦奏报定海兵民情形折》和《钦差大臣裕谦奏为再渡定海验收各工及查办抚恤事宜折》等资料考订，裕谦亲赴定海“查勘”有两次，即第一次为1841年3月28日至4月6日，计10天；第二次为1841年5月10日至15日，计6天，合计为16天。此期间，浙江提督余步云也曾于1841年4月23日至4月27日“东渡定海，查勘一切”。分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220页；《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宁波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请看裕谦在自己奏折中对这两次赴定海所作的叙述。
其对第一次赴定海是这样叙述的：
“窃照奴才于三月初六日卯刻由招宝山渡海，适值风潮平顺，不逾两时即抵定海码头。连日周历查看……奴才现经督同臬司周开麒、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及江浙文武各员，虚中采访，相度形势，拟于东岳山巅筑做炮城一座，周围一百三十一丈，南面接筑月城一座，计二十一丈；又自青垒山至竹山脚横筑土城一道，共长一千四百余丈；又晓峰岭、青垒山、无样山、锁山各置瞭台兵房，择要安设炮位……月余以来，最要之道头土城二百三十余丈，仿照河工抢险之法，日逐委员跑牌买土，虽值春雨兼旬，而大小委员皆立于风雨之中，昼夜督筑。尤幸役夫均系难民……老幼奔驰，争先恐后。截至十五日查验土方，已有八九分工程。其次要之道头以西四百余丈，又次之东岳山以东八百余丈，亦有六七分工程。”（《钦差大臣裕谦奏报赴定海筹办善后事宜折》）
其对第二次赴定海是这样叙述的：
“奴才于二十日渡海亲诣该县周历查勘，新建土城一座，自青垒山起，环绕东岳山、道头至竹山，延袤八里，共长一千四百三十六丈四尺，测量地段高下，形势险易，酌量收分，计陡高一丈一二三四尺，底宽七八丈至四丈，面宽自三丈至四丈五六尺不等，随处皆可安设炮位。又东岳山巅震远炮城一座，周围一百三十一丈，又山半月城炮台一座，计二十一丈，各就山势，用石坚筑。奴才往来履勘，土石各工，均与原定丈尺相符，实已一律巩固……”（《钦差大臣裕谦奏为再渡定海验收各工及查办抚恤事宜折》）
显然，如此详情的描述并非非亲历者可为。
裕谦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还可以从刘韵珂的奏折中获得佐证。作为浙江巡抚的刘韵珂同样负有全省防务的重责。早在同年6月17日，刘就在奏折中提到“道头一带防工均经钦差大臣裕谦奏报完竣……布置尚为严密。所有修复城垜衙署等工，现已饬令购料，次第赶办”。（《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英船有来浙之谣及现筹防守等情片》，《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28页）6月24日，刘韵珂又亲赴定海，在“周历查勘”五天后，又向道光皇帝作了禀报。其奏文是这样说的：
“前经钦差大臣裕谦遵旨督办善后事宜，相度地势，分饬江、浙各员，由青垒山西脚起至东山东脚止，又自东山西脚起至竹山东脚止，横筑土工［城］一道……并于东山上下铲平石基，修筑石炮台及砖石炮城，均由裕谦复勘奏报完竣在案。其青垒、晓峰等山应筑瞭台营房，亦俱完工”。（《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勘查定海形势及防御情形折》，《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33页）刘韵珂所述与裕谦并无二致。
可见裕谦亲诣定海并非虚幻，魏源之说不能成立，而所以如此，则很可能与此时魏源已离开定海，因而不了解情况有关。（魏源何时到浙、何时离浙是个亟待廓清的问题。其子魏耆在撰《邵阳魏府君事略》时认为，魏源是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由“长白裕公谦”“延至幕府”，此话中的时间和人物均有误。其实魏源在写《海国图志》时就说得很清楚：“初［道光］二十年，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时，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询夷俘安突德，爰录梗概，而旁采他闻以附其后”。伊里布抵浙在1840年8月28日，英夷安突德被俘在同年9月16日，次日解至镇海，可知魏源入浙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伊里布于1841年1月31日被解职，2月27日于裕谦到任面交关防后即于3月1日“起程回任”。是之魏源便自然入了裕谦幕府。由于此时正是“交俘还地”谈判成功之时，英军退出舟山，裕谦动员和组织大批军政人员进入舟山，而郑国鸿、王锡鹏、葛云飞三总兵亦于裕谦到浙前3天率领5000余名清军进入舟山，处理相关军政事务。魏源大体是在此时进入舟山的。但魏源的军事战略思想认为，守海口不如守河口，舟山本为先朝弃地，系必不守之地，主张放弃舟山。这样到了定海以后就筹划返苏了。《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四首》其中有曰：“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就有这个意思。此诗几次写到“春色”：“春在浮烟外，帆穿绿树还”；“尊酒有时有，春风无日无”。据此亦可知魏源的离去在春天，即大约在1841年3月中上旬，而这个时间又适与魏耆说的“数月辞归”相合。这样魏源当然也就不了解此后裕谦亲赴定海之事了。这里亦可知有论者谓魏源入裕谦幕在1841年8月之说有误）
二 裕谦与林则徐“有隙”吗？
裕谦与林则徐是否有隙，是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裕谦主持浙东战事期间，被道光皇帝贬官的林则徐从广东赴镇海军营“戴罪效力”。董沛《明州系年录》（光绪四年刊本）、光绪《鄞县志》（光绪三年刊本）在谈及此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前广督林则徐，奉旨以四品卿衔驰驿赴浙，屡言定海孤悬，先朝弃地，重兵良将，守此绝岛非策，请移三镇于内地，用固门户，裕谦不从。”此前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也有类似的表示，其曰：“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与颜伯焘同……林则徐去浙，浙事益无所倚。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页）
这些说法可靠吗？非也。
首先，这些说法与当时林、裕两人的行踪不符。
先看林则徐。林则徐被道光贬职以后，又授命“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驛前赴浙江听候谕旨”。（《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页）他于1841年5月3日从广州天字码头登舟北行，风雨无阻，5月6日过清远县，5月10日过英德县，5月24日“午至赣州府”，6月4日“入玉山县西门”，6月7日“辰刻过富阳县”，达萧山义桥坝，此时获悉浙江巡抚刘韵珂已往镇海，“省中无可代奏之人”，乃“径往镇海”，于6月10日“申刻到镇登岸……晚至北城内蛟川书院住”。次日起即常与刘韵珂、余步云等“观山海形势，察看新旧炮位”，“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林则徐集·日记》，第400页）一直到7月14日“知奉上谕，以则徐前在粤省所办营务夷务均未能妥协，与前督邓俱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登舟离开镇海。林则徐在镇海军营前后共34天。
再说裕谦。裕谦于1841年2月27日由江苏抵达镇海，5月3日接奉“该督即赴两江总督新任”的上谕，但他没有立即赴任，直至5月24日刘韵珂赶至镇海“将军营移交接管”后才“即于是日起程，前赴两江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驰赴镇海饬属防堵片》，《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24页）此后裕谦日夜处理两江事务，直至7月13日才再次抵返镇海，与林则徐在东岳宫相见，“鲁珊随即来寓，谈至申刻去”。（《林则徐集·日记》，第404页）当晚林则徐就接到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命令，次日晨即又登舟西行。林则徐在镇期间正是裕谦离镇赴两江新任时期；匆匆晤见已是告别的前夜，既如此，则何来所谓“屡言定海孤悬……裕谦不从”。
其次，这个说法与林则徐自己的一贯主张不符。
林则徐作为抵抗派的重要代表，一直关注着定海形势。早在1840年8月3日，在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关于定海陷落的咨文后，他在给广东巡抚怡良的信中就说：“顷接乌三兄飞递来咨，知英竟敢占据定海县城，闻之不胜发指！兹将来咨二件送阅……明日拟造商一切也。”（《致怡良函》，《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3页）明确表达了对英国侵略者的愤慨与谴责。
以后在1840年8月7日和8月16日，林则徐又两次上奏朝廷，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如何收复定海的策略思想。
先看8月7日的《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
“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此时定海县城甫被占据，即使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61页）
再看8月16日的《密探定海敌情片》：
“现在英逆甚望定海居民回至该处，与之同住，而民人屡招不至，所出章程亦无人肯信，沿海渔船悉皆避去……若如夷信所言，伙食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镝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泄露。”（《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64页）
可见林则徐不仅一贯反对英国入侵定海，而且还提出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收复定海的正确策略思想。这也再次表明林则徐是一位“相信民心可用”的开明的封建官僚和爱国者。
再次，这个说法不符合其他疆臣对林则徐的认识，尤其是裕谦对他的了解和评价。
林则徐为官清正，尤富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抵抗派将士中具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在他遭贬以后仍有人竭力推荐他。
1841年1月6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启用林则徐邓廷桢专办战守折》中曰：“但当有事之际，亟需任事之才，臣访问粤人及士大夫有识者，皆谓两人在粤熟悉夷情，加以屡次防守夷船，颇殚智虑，幸免疏虞，深为该夷所指畏……林则徐任事实心，两年以来，须发尽白，粤人闻其去任，或至恸哭……起复两人，令其专办战守。”（《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74页）
1841年1月28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克复定海折》中如是说：“查已革两广督臣林则徐、已革闽浙督臣邓廷桢，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臣等再四熟商，用功不如用过，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准予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林则徐驻扎镇海，邓廷桢驻扎宁波，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76页）
在诸多抵抗派将领中，裕谦对林则徐的认识更为深入，行动也更为大胆。1841年6月7日，裕谦在新任两江总督任上接到林则徐驰赴浙江效力的谕旨后，当即上奏，其曰：
“今林则徐仰蒙皇上天恩，饬赴浙江，约计程期四月内总可到浙。该员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奴才素所深知。如蒙圣慈，饬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督率镇将妥为筹办，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该员必能激发天良，仰副委任……奴才仍遵旨折回镇海，将防剿事宜与林则徐、余步云面加商定，再回嘉兴驻扎，居中调度策应。庶江、浙两省首尾相顾。”（《钦差大臣裕谦奏请派林则徐差使并拟驻扎嘉兴居中策应折》，《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78页）
奏折中不仅提出让林则徐“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而且还把他列名余步云之前，由他“督率镇将妥为筹办”；如果没有对林则徐充分的信任，如果林则徐有“捐弃舟山”的言行，作为负有“守土重责”的浙东主帅的裕谦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这一方案后来由于道光的反对而变通（1841年6月15日《著钦差大臣裕谦于适中之地驻扎并著林则徐协办镇海军务等事上谕》：“裕谦现已接收两江篆务……其镇海军营事务，著派刘韵珂、余步云办理，并著林则徐暂行协同筹办。倘浙江省垣有应办公事，刘韵珂回至省城，即著余步云与林则徐、周开麒会商妥办，如有折奏，林则徐毋庸列衔。”明显与裕谦奏请不同，见《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79页），但裕谦、林则徐政治及军事策略上的互信和大体一致性已跃然纸上。
诚然，林则徐后期，尤其在贬官以后对如何防堵英军入侵有了新思考。他曾多次提出，“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林则徐书简》卷四、卷五、卷六等）但检索这些文字，仍有以下各点值得重视：其一，这些文字中没有一处是明确提出可以捐弃舟山要塞的；其二，这些文字它所强调的是要水陆并举，在陆上防堵的同时，也要敢于在海洋与敌交镝，而这些说法又并非没有道理；其三，即使在此时，林则徐仍在强调保卫舟山的重要性。比如在1841年1月27日给长子林汝舟的信中他就说道：“其马头除广东外，闻又许以福建省城及厦门两处，而彼尚要苏州、上海、宁波等处，并定海亦不肯还。其骄恣如此，看来和议不成，仍须再动干戈。”（《致林汝舟·第八号》，《林则徐书简》，第161页）比如1841年2月18日给浙江友人沈维鐈的信中，他又说道：“则徐奏请敕下筹防，计已五次，并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亦皆先期探知入告，而浙省乌中丞，并议有防夷五事复奏。”（《致沈维鐈》，《林则徐书简》，第171页）等等，仍念念不忘舟山之事。
综合上述各条，可知林则徐是不主张放弃舟山的，既如此，则所谓“林则徐屡言定海孤悬……裕谦不从”云云，便没有依据了。
收稿日期 200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