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罗兰#183;巴特和他的“想象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巴特论文,罗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8)04-0546-04
1968年，罗兰·巴特发表了著名论文《作者之死》，宣告了与其文本为父子关系的作者的死亡[1]。既然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因此它也就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文本是由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各种写作相互交织、组合、对话和竞争，但没有一个居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一个是始源性的，没有一个具备优先性。“作者之死”口号式的宣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它引发了“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2]。但晚年罗兰·巴特不再否定主体、作者，相反，他越来越明确地坚持自己的作者主体性，是什么导致他的思想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一
对于晚年罗兰·巴特来讲，文学已不再是不同符号相互交织的游戏（《S/Z》），也不再是感官与精神愉悦的对象（《文之悦》），而是一种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巴特要“言说自我”。那个经历了结构主义、曾大声宣布“作者死了”的作家已经成为历史。毕尔格指出：“他似乎倒退了，为了使一种全然不同的与文学文本打交道的方式诉诸文字，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过时了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前提，就是有一个我，一个爱着、痛苦并回忆着的我，一句话：就是那个陈旧且早已被抛弃的市民阶级的主体……巴特在此抛弃了他的名字迄今为止为之作辩护的一切。”[3]194-196
他曾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名为《罗兰·巴特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自传，但作者却有时使用第三人称，有时使用第二人称，有时则是第一人称，有时干脆直接称罗兰·巴特。人称上的混用，意在拉开“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的距离。这是一本关于两个主体的书——其一为写作的巴特，另一个则是被写的巴特，巴特费了好大的工夫尽量避免把两者混同起来。巴特在这里坚持制造一种裂缝，这样他就打破了传统的自传契约，在那里写作的自我与被写的自我应该是同一的。可是这不能被当作是巴特的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种契约早就过时了，自传的作者与传主之间的不同一是不可避免的。巴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他那里，写作者被迫和被他称为“我的想象物”的范畴相对抗。他反抗自己的情感，“情感性不能毫无顾忌地说出，因为它属于想象物的范畴”[4]32。“实际上，正是在我泄露我的私生活的时候，我才暴露得最充分：不是冒着暴露‘丑闻’的风险，而是因为我在我的想象物的最强的稳定性之中介绍想象物。想象物，这正是其他人在捉人游戏中追捉的东西……”[4]50想象物是写作者自身特有的秘密，是他最害怕暴露的东西，所以在写作时就必须时刻小心，不能将其显示出来。
《自述》一书是巴特后期的著作，出版于1975年。而在1978年出版的《普鲁斯特随笔》则更是一个明确的转折：“巴特这时承认他渴望言说自我，言说他在1975年的自传中被看作是幻想的那个东西……罗兰·巴特突然从他自《零度写作》起便一直游离其间的宏大理论的间隙中走出，就连否定主体的理论也似乎被忘却。”[3]191-192那个被看做是幻想的东西正是他的“想象物”，正是这个“想象物”决定了罗兰·巴特之为罗兰·巴特。
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中他更是宣称“永远不能把作为主体的我降低”[5]117。这是一本探讨摄影本质的书，但更是怀念他去世不久的母亲的书。他承认在母亲身上“有个光芒四射、不能缩减的核”[5]118。他致力于从爱与死的关系上探讨存在的本质，在面对不久前去世的母亲的照片时，他感受到了“爱的痛苦”。这种痛苦只有坚实的主体才能感受到。
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巴特所谓的“想象物”呢？在《私生活》一文中他说：“与可能说出的，与人们期待说出的相反，您希望可以直接地说出（无须思考）——而这正是想象物的声音。”[4]51但是，“想象物在其饱满程度状态下是这样被人感觉的：我想写的有关我的一切，到头来都会妨碍我写作。或者更可以这样说：不能获得读者满意的就不能写。”[4]78很奇怪，写作者渴望写但又不能写的东西，正是他自己。
写作者与自己的“想象物”相对抗是《自述》一书的重要主题，也正是这一点使其耐人寻味：文本成了作者与自己进行辩论的场所。写作者抵拒自己想要写作的内容，并且以否定主体的理论为依据，但反过来，作者自己又抵拒这一理论：“他的‘观念’与现代性有某种关系，或者说与人们称之的先锋派有某种关系（主体、故事、性别、语言）；但是，他抵御他的观念：他的‘自我’，作为理性的凝聚结果，不停地抗御他的观念。这本书，尽管表面上是一系列观念的产物，但它并不是介绍其所有观念的书；它是关于自我的书，是我抗御我自己的观念的书；这是一本隐性的书。”[4]94
晚年巴特需要一种新的写作实践和一个关于文学的新概念——但这个“新”只是相对于巴特以前所抱的观点而言的，巴特借助于“作者之死”等比较极端的说法成功地隐匿了他的主体性，他一直在压抑着他的“想象物”，一种为普遍秩序所不容的“私密”的自己。但现在这种新的观点要求写作的“我”与他的写作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巴特终身保持的性倾向：他的倒错意识和同性恋倾向。自青春时期开始，巴特就需要同自己的身体做双重斗争。一方面，他的同性恋倾向折磨着他；另一方面反反复复的肺病折磨着他。这种反常的和虚弱的身体状况难以支撑他的信念。“正是纪德，同样是个同性恋者，同样有一副糟糕的身体，成为巴特的指路明灯。”[6]23
在巴特的年轻时代，同性恋尚是为人所鄙视的行为。即使像福柯这样的哲学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而对于性格偏于柔弱的巴特就更加艰难了。“他只是私下和好友贝罗尔谈过此事，说这种‘自由的表现’让他着迷。”[7]6由于对社会习俗的顾忌、对母亲的保护和谨慎的个性，巴特生前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直到他去世之后出版的笔记中才透露了一个沉迷于同性恋生活的巴特的一些生活细节。
但巴特一直以另一个形式比较隐秘地显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对一些特殊文本的特殊解说。无论是《萨德·傅立叶·罗耀拉》(1971)，还是《文之悦》(1973)，或是在《S/Z》中(1970)，他都选择了具有色情或性倒错色彩的故事来分析。因此有论者曾指出“‘倒错’可以被看作是进入巴特后期思想的关键入口之一”[7]5。
在巴特这里，他的隐秘的性倾向，他的真实的情感，他的想象物，属于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符号的”形态(the semiotic)。巴特慑于“象征的”律法(the symbolic)——在这里体现为社会规范——小心翼翼，不敢暴露自己的秘密，直到晚年他所深爱的母亲去世之后，他才逐渐于有意无意之中显现真实的自我：他站了出来，不再恐惧暴露自己的“想象物”，他希望能在新的写作中战胜自己的恐惧。
三
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符号的”和“象征的”两个术语，将意指过程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①。后来在《言说的主体》一文中又对之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解释：“所谓符号的，我指的是对节奏、语调和原始过程（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即移置、滑动、凝缩）等本能冲动进行最初的组合。从起源上说，符号形态见于婴儿最初的言语模仿……”而“所谓象征的，我指的恰恰是符号和所指物的功能。象征形态的构成开始于精神分析学说的镜像阶段和续后的缺场、再现或抽象能力阶段。因此，象征形态是作为（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所研究的）意义系统的一个语言问题——这是带有被排斥的主体或超验的主体——自我的一种语言。”[8]251
所谓“符号的”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受到母亲能指的影响并受其控制的言语（还不是语言）②，来自于一种非理性的意指过程的大漩涡，克里斯蒂娃借用了柏拉图的术语chora(χωρα)来表示它③。所谓chora，柏拉图把它解释为储藏、融合、矛盾和运动的容器，在神有目的地介入之前起着自然的作用；它与母性相对应，它是母体，或营养的源泉，其中的诸要素都没有本体或原因。chora是已经有的混乱得以存在的场所，继而要成为构成最初的可以衡量的天体的前奏。它是尚未成为宇宙之前的一种状态，因为“神不在场”[9]。如果克里斯蒂娃遵循柏拉图对该词的用法，那么，chora作为一个空间或场所或容器实际指的是一个过程，或对一个过程的组织，用克里斯蒂娃本人的话说，它是以母性即女人的身体为对象和工具的一种嬉戏，但却是在意指过程之中。而“象征的”语言则是线性的，合乎句法的，在俄狄浦斯阶段之后进入了象征界的表现社会现实的表现性语言，也就是我们每个正常的社会个体用以交际和表达的语言。“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主体通过俄狄浦斯阶段的方式和其语言能力的获得方式决定了这两种指意方式中的哪一个将成为其随后的文本性中所采取的话语和主体位置的特色。当作者完全地废弃了那种属于母性的符号的连续改变的言语而更倾向于理性的、线性的象征秩序时，他就占据了史诗作者的位置，成为单义性的、自我表现的主体；而那些仍然与这种母性的chora（χωρα）保持着坚强的联系的作者则将在他的文本中经常会有不稳定的、流动的插入物。”[10]“符号的”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最初过程相关。在这一阶段，孩子不会说话，却有一种由肛门和口唇引起的基本冲动，这一冲动本质上是流动的和不定型的，与声音或节奏相似。这一节奏的流动可以被视为一种言语，因为它还没有意义。为了使真正的语言产生，就必须切断这条复杂的欲动之流，将其分割为稳定的语词。因此，在进入象征秩序时，“符号的”话语就受到压抑而成为潜意识。
巴特两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这一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趣的，它会给小巴特通过俄狄浦斯阶段时造成障碍④。巴特自己也公开承认“他的确想不起他的过去，尤其是成人后的过去，他说，他的记忆贮藏室仅限于儿时和少年时代，他能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具体生活细节，但自从他开始写作后，他就无法辨认自己了，他没有了一个自我形象了……”[18]这种儿时记忆的固着使他有很多隐秘的欲望，成年之后慑于各种社会规范和禁忌他必须压抑这种秘密，使之成为自己的“想象物”。
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符号的”和“象征的”之间的界限并非是静止的和绝对孤立的，相反，她着重强调二者之间的流动。她说：“意义作为磨难，言说的主体接受磨难，这恰好说明了它们本身受这两种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的推动。符号形态在象征形态中的出现或回归……使意义上属于异质的东西即本能冲动脱缰而出。”[8]251也就是说“象征的”作为符号、意义与意义的作用范围，实际上其内部总是隐藏着“符号的”，有时这种隐藏着的“符号的”形态还会呈现出很清晰的姿态。巴特后期不再胆怯地掩饰自己，而是有意识地向既有规范秩序挑战。他的作者主体性正是体现在这种挑战之中，而这种主体性绝不是统一的、秩序化的，而是属于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从“象征的”向“符号的”形态流动过程中的产物。巴特的一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文本，这个文本充满了矛盾，要想解读巴特，就得从他的“想象物”开始探讨。
收稿日期：2008-06-15
注释：
①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来自拉康对于“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的划分。但拉康强调象征界对于语言系统与主体说话功能的作用，而克里斯蒂娃则强调前语言。
②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言语是个人性的，语言则具有社会群体所共同遵守的普遍特征。
③这个词因为涵义非常复杂，所以译名极不统一，英译者将其译为space(Leitch,Vincent,B.,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 2001,p2170)；汉译者有的将其译为“场”（《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等译，河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有的译为“空间”（《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还有的译为“太一”（《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第251页）。本文保留术语，照录原文。
④按照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儿童要经过一个“俄狄浦斯”时期才能成为主体。在这个时期，儿童有“弑父恋母”情结，但慑于父亲的权威和“阉割恐惧”，他最终和父亲讲和，接受既有规范，这时自我意识形成，他得以成为主体。如果这个阶段不能顺利通过，儿童会具有各种性格上、精神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