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史料论文,在华论文,中俄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苏同盟的存在仅仅十几年，而真正的蜜月时期不过数年而已，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直到今天，从党和政府的机构建制及名称，到经济体制的设立和运转，乃至大都市的建筑物和厂矿企业的机器设备，都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痕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的时尚或习俗传播到其他国度和地区，大体说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国民自我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然而，一种思想、制度甚至国家体制的移植，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则必然依赖于政府行为，所以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学习苏联的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第三就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传授给中国人。应该说，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相处的方式向苏联专家学习，影响更大，成绩更佳，见效更快。可以这样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一度在中国的出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这一渠道发生作用的结果。
鉴于有关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在中俄学者当中尚未展开，因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梳理史料。为此，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在此基础上，本文拟讨论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一过程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一、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当第一批苏联专家于1949年8月来到中国时，刘少奇就在欢迎会上表示：这些专家“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做很好的老师”。说到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刘少奇提出了“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著名口号（注：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7页。）。这个说法在以后若干年几乎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一条戒律，也是在那个时期无条件学习苏联的保障。几天以后，刘少奇又分别对东北局干部和在北平的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在工业系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针。1951年4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代表中央政府要求在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工作的中国干部，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各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一件一件地学透彻，学会成套的经验”（注：《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对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进行检查，及时总结经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374～375页。）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苏联专家并非没有阻力。如鞍山钢铁厂聘请苏联专家两年来，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144项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上未加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思想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针对这种状况，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克服保守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对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采用；必须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有计划地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请专家有系统地讲解各专业和各方面苏联的先进经验；各部门的专家工作应有负责人专管，各部门每半年应对苏联专家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及时上报中央，等等（注：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9，卷宗52，第5～6页。）。笔者的确在地方档案中看到许多关于检查专家工作的报告或总结，有的地区还以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这一工作。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甚至针对个别企业的具体问题向全党和全国发出指示，强调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1953年5月和7月，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两次报道了黄石市大冶钢厂因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而出现大量废品，以及苏联专家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情况。中共中南局了解情况后，很快派出了工作组，帮助大冶钢厂在领导上、管理上、技术上坚决转变忽视专家意见的状况，指令该厂把实现苏联专家的建议作为今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中心工作，并提议把苏联专家的建议编成本厂的技术措施计划，动员全厂，保证实施。8月22日，中共中央专门转发了中南局的指示。
50年代初军队系统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如海军不少技术人员认为，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应该在政治上学苏联，在技术上学英美。针对这种抵触情绪，1952年11月11日毛泽东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07～608页。）。彭德怀12月24日的讲话虽然粗糙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严厉指责那些故步自封、知识浅薄而不愿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注：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
在这种由上层推动的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聘请苏联专家的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
二、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苏联专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国家管理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建立方面。
解放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劳动力管理混乱。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1954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苏联专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和巨大的帮助。中国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既无人才，又无经验，在华苏联专家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苏联方面关于修改“一五计划”草案的59条意见当中，有52条就是在华顾问提出的。再有，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协助中国专家完成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为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即使在中共建立多年的军队组织，为了加强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也需要通过苏联专家从建制上加以改造。海军、空军是这样，干部管理也是如此。军委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2年12月27日报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73～674页。）。
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苏联专家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是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教，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大连造船厂是苏联1945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50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是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该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帮助筹建。在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前，苏联就派出了总顾问希格乔夫和第一批技术培训和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200名各种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等各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
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由衷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注：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党史博览》2001年第4期，第14～15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舰艇制造业。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是依赖购买苏联的舰船。1953年6月4日中苏签署《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后，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他们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这一协定的执行，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作出的贡献更是举不胜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3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66%，全国煤矿生产能力也比上年提高60%；石景山钢铁厂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钢铁厂50吨炼铁炉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如此等等。（注：《1949-1952年经济档案》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753～776页。）
以长远的眼光看，苏联专家的作用还在于培养出大批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向中国干部、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在1953年至1956年的3年建厂期间，186名苏联专家为2万职工讲授技术课1500余次，直接传教和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470名（注：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第40～43页。）。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大量向内地输送人才，被称为全国的干部基地，这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也不无关系。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达3万多人，其中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注：《人民日报》，1952年1月20日。）。
教育也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13个系3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大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修订而制成的（注：《苏联专家谈话报告集》，北京大学编印，1955年（未刊），第1～3页。）。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两年中建立的40多个现代化实验室，都是苏联专家从设计到安装一手帮助搞起来的。吉林大学聘请的5位苏联专家，培养了9名研究生和18名进修教师，帮助建立了6个新的实验室，还提出112条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校方感到受益匪浅（注：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122，第37～41页。）。
三、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苏联专家提倡的某些在苏联一贯采用的制度和方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应该说，从苏联的主导思想来说，并非要中国照搬苏联的一切。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在1952年10月与刘少奇、李富春谈话时就提出了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能包办一切的意见（注：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39～40页。）。作为前后在华工作8年的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反复向专家强调，你们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国未必适用，最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他们自己，必须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他们，苏联专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然而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指手画脚和生搬硬套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军队系统。如1952年2月27日第15次军委办公例会讨论海防第一线重点地域设防工程时，中南军区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提出，要把珠江口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苏联总顾问柯托夫强调，苏联的经验是，为了保密和军事需要，在国防要地内的居民应全部搬迁，并举出苏联卫国战争中有些少数民族倾向德国，被全部远距离迁移的例子。再如山东海岸防务，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每个炮连的火炮一字平列，置于最前沿，对空无遮蔽，炮位相距40米，弹药所设在4门炮位中央。这适用于苏联享有制空权的条件，而当时中国防空力量十分薄弱，一旦敌空军炸弹命中弹药所，全连火炮将被同时毁灭。这种状况直到1954年中彭德怀视察后才得以纠正。（注：采访王亚志记录。）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倒不是苏联专家本身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在于全国上上下下出现的一种事事听从专家，全搬苏联一套的依赖思想。早在1952年11月聂荣臻就指出，300多位苏联专家对我军特种兵的建设帮助很大，但部队中也出现了完全依赖苏联顾问，不考虑我们具体条件的偏向（注：《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4～555页。）。这种现象在工矿企业尤为严重。大连造船厂铸造分厂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自己不动脑筋，专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出了问题就找专家，说是“孩子哭了抱给娘”。
针对这种情况，在1955底检查专家工作时，国务院已经开始提醒各部门，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对专家的建议应“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执行”（注：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31页。）。1956年1月2日刘少奇指示粮食部领导人，合作化以后的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52页。）。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4页。）。不过，在学习苏联专家问题上指导方针的变化，还是出现在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和批判，虽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但无论是东欧各党还是中共领导人，已经从中领悟到苏联承认其犯有错误的深远意义是各国可以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应该放弃了。苏共二十大结束两个月后，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苏联方面暴露的缺点、错误和走过的弯路，中国共产党现在“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所谈10个问题，无一不是针对苏联而言的，特别是在讲最后一个问题时，反复强调不能对苏联照抄照搬，不能盲目学习。之后，中国领导人也纷纷出来就此发表谈话。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肯定“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的前提下，也强调“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6月28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又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批评“一切依赖专家的思想”，指出“专家的建议有70%是可行的，有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外国的专家只能帮助我们，靠外国专家的思想是危险的”（注：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第2～5页。）。
这种精神贯彻到基层以后，引起广大干部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总结与其中国同事们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还能不能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课本，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与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有矛盾，斯大林提出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否已经过时，他算不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问题，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有哪些错误？如此等等。（注：цхсд,Ф.5,оп.49,дело408,с.216～222。）
在波匈事件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帮了赫鲁晓夫的忙，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明显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到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问题，口气自然又强硬了许多。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反复谈到这个话题。他批评“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情况变了，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自己制造了”，“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注：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1～16页。）。6月23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注：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页。）。
对中国方面的质疑，苏联方面表示理解。1957年2月15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华代表处党委书记列瓦金与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吴凡吾谈话时，坦率地承认有些专家在不熟悉情况的条件下硬搬苏联的经验，诚恳地希望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要求经常向专家介绍情况（注：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40～42页。）。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专家在中国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苏联专家的报告，其中谈到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改进，“他们更加谦虚了，处处表示十分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提建议也“比以前更加慎重了”，而且总要一再声明，“请按照中国具体情况研究采纳”。但同时在某些部门则出现了“一种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向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并要求“勤勤恳恳地、老老实实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以亲切、热情的态度去对待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注：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4～10页。）。
不过，总体来讲，直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之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基层单位，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并未减退。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对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具体材料做了下表，以备参考（注：材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第2～13页；《内部参考》1955年第43号，第315页；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第22～24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第40～43页；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20、21。）。
部分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
当然，这些具体数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况，但从这些大企业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基本是良好和正常的，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中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充分的。至于50年代中期执行建议的情况要好于50年代初，恐怕主要在于上层领导开始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时，社会基层的多数群众还停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情中。当新的方针已经贯彻下来，广大群众也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四、“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再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在筹备和动员“大跃进”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国内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及其结局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各种宏伟理想的法宝。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因此，当“大跃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也日渐明朗的时候，大量在华苏联专家的地位自然显得十分尴尬。
笔者在地方档案发现了一系列的报告或材料，普遍反映了1958至1959年在基层工作中不尊重专家、斥责专家思想保守、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地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厂把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有的学校还任意削减苏联专家所担任的课程，认为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注：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80，第66～72页。）。苏联专家一致认为长春汽车制造厂正在试制的红旗轿车外型不好看，设计不合理，建议修改设计。但该厂为了实现国庆10周年出车的目标，拒绝考虑专家的建议。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不需要苏联专家帮助也能独立进行设计，向专家请教益处不大，反而招来许多麻烦，甚至会阻碍我们跃进，以致某些专家表示“如不需要我们，可以回国”。
哈尔滨电机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该厂当时正在设计一种直流电机，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达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图纸，按这种图纸生产的直流电机投入生产后，年产钢材可达300万—400万吨，相当于1957年中国钢材产量的70%-80%。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产品，工厂设计人员为了节省几吨制作钢材，擅自对原图纸的主要部件作了重大修改。苏联专家发现后甚为吃惊，认为中国在缺乏运转试验的情况下就作如此重大的修改是不适当的，但中方予以坚持。为此，苏联专家扎依采夫难过地流了眼泪，说自己到中国来没有发挥作用，也不知道怎样发挥作用。（注：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134，目录2，卷宗32，第19～21页。）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不断接到有关情况的报告。如苏联政府得知，1958年下半年，中共工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苏联专家表面上仍留在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规定的生产责任，但实际上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如1959年4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12位苏联工程师抱怨说，他们已有3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了。（注：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Иcmopuя 
екномuческuх om кошенuu СССР сКumae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л.246。）
到1958年底，“大跃进”的错误逐渐被中共领导人所认识，中央开始纠“左”。国务院也感到专家工作中问题的严重性，并极力加以纠正。1959年2月4日，李富春指示：“凡是科学技术问题，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不同，可以提出来研究，如果经过研究意见还不一致，那就应当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办，决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3月12日至23日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苏联专家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他们在科学技术上也的确比较高明，所提建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是正确的，决不能盲目拒绝专家的建议。
然而，庐山会议转向继续反右，随后又发生中苏领导人的严重争吵，终于未能从根本上改进专家工作。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警告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祖博夫1959年8月16日向石油工业部长通报说，玉门矿井正在对石油资源进行滥采，电焊条的生产也违背了技术规程，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废品”。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长克利莫夫在7至10月间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10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告之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但一直无人过问，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造成大火和人员伤亡。（注：сладковский,л.246。）
尽管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现象，但并不能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其作用（注：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污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作“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Сладковский,л.248～249。）。针对苏联专家的不满情绪，中国政府尽力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稳定苏联专家的情绪，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1960年4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连续发出了两个通知，一是为了鼓舞专家们的工作热情，要求“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帮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举行竣工典礼时，应当注意邀请帮助过该项工程的专家参加，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一是为了表彰苏联专家的贡献，要求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信、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并强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十分严肃的工作”（注：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413，第61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2，卷宗235，第14～15页。）。然而为时已晚，赫鲁晓夫还是借口苏联专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宣布撤走所有在华专家。
必须看到，1960年初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的局面，主要还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尽管在基层也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使其作用和影响在客观上受到制约，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苏联驻华使馆。契尔沃年科大使得到消息时非常“震惊”，并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感情冲动的外交政策（注：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ong Kong,1996.1.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华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也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突然撤退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正如有些苏联学者批评的，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无法恢复的地步（注：罗伊·麦德维杰夫、诺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宋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向他国大量派遣专家是仅仅发生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像苏联专家在中国这样，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又是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苏两国在专家问题上从最初的良好愿望出发，最终却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笔者在研究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发现，在冷战时期，特别是6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时存在一个通病，就是把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关系，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注：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力量失衡，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苏联在华专家的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出在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把苏联提供专家和其他援助作为在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那么赫鲁晓夫的问题就在于把派遣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理论和政策分歧上就范的外交筹码，其最终结果，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