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解构研究的调整与坚守——析米勒不同时期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文学论文,论述论文,现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 （2006）05—0066—04
200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来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会议，会上他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中国学术界21世纪初一场较为持久的关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话题的讨论。笔者以为，米勒提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中生有，在米勒的思想中，有一个就此问题思考的发展轨迹。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米勒发表了多篇论述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应对策略的文章，笔者拟将这些文章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看看米勒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梳理一下米勒提出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希望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关于文学研究的启示。
笔者把米勒就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和应对的论述文章按三个时间点进行论述，每两个时间点的跨度大约为10年，把与该时间点年代接近的文章划归该时间点之内，集中论述。这三个时间点分别是1979、1989、2000年。
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与大力倡导解构批评
1979年，经过不懈的写作和与艾布拉姆斯等人的论战，米勒代表的解构批评进入了美国主流批评之中。当时虽有文学研究消亡的论调，但米勒对文学及文学解构研究充满了信心，并力图开拓新的疆土。这体现在《在边缘：当代批评的交叉口》（1979）、《当前修辞研究的功能》（1979）两篇文章中。
《在边缘》一文中，米勒描述了当时文学研究的现状，并试图对文学研究的发展指明方向。他认为，当时美国的文学研究正处于“交叉口”上。那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英语系在美国大学正在消失或被边缘化，一种新型的学科——修辞和写作教学，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型的学科将会取代英语系，或者至少将英语系的地位降低至古典系的现状。“当前美国大学中庞大的、实力雄厚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系科的现状，可能仅仅是一种相对短暂的现象，不会超过一个世纪。”[1](P252) 米勒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变化像其他学科一样，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文学系不会那么快就消失。他承认当时的美国文学研究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在发生着巨变，不过这些变化为解构批评带来了机会。
米勒指出，那个年代主要的变化之一是由学科之外、由社会造成的。具体表现为，大学英文系（相当于我们的中文系）的学生急剧减少，文学的传统文化功能被电视等取代。“纵观我们的文化，阅读文学作品已经日复一日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读小说、诗歌或是剧本，甚至看一部戏剧，在今天逐渐变成了做作的、边缘的、迂腐的活动。”[1](P253) 大学以英国——欧洲边缘的岛国——的文学为研究对象显得很反常，人们觉得应该读其他语言的文学。英文系学生的英文读写能力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很多大学文学教授被迫去从事写作教学，年轻人也“开始在写作上追名逐利，寻求在修辞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心理学上的训练，而放弃了狭隘的、传统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1](P254) 另一变化来自学科内部。主要表现为，研究文学成为国际性的事情，如果研究英美文学，就不得不阅读欧洲大陆的批评理论；另一方面，多种多样的文学方法论供人选择。这些方法有新批评、原型批评、实用主义文学史、意识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拉康）、马克思社会学批评、接受美学、解构批评等。总体来看，学科外部的变化使人们注意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学科内部选择方法困难。总之，“当前的美国文学研究，正处于非同寻常的流变或是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变化很可能要超出往常的速度。变革主要源于早期来自内部的推动力与来自外部的压力。……我的诸多同仁感到处于边缘地带，并且因此焦躁不安，这也不足为怪。”[1](P256) 试想一下，1979年正是中国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文学开始红火的年代，在美国，文学研究者已经感受到了文学研究边缘化的冲击。
米勒虽然注意文学文化功能的逐渐消失，但并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探索，这些变化反而成为他倡导推广解构批评或者说修辞批评适当的契机。米勒将当时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形而上的”，一种是反形而上的或者“解构主义的”。米勒认为，美国的文学研究之路的真正的分叉口就在于这两种占有模式之间，即讲授文学的模式和写作文学的模式。前者为某个中心的先决条件所控制，后一种阅读模式相对更开放，对文本的无穷无尽的奇异性开放。米勒说，“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学研究模式，既能而且应该进入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起步，但在我看来，教学大纲向此方向的进一步发展——从基础的阅读、写作到最高级的研究生研讨班课程——将是当今人文研究的一项任务。”[1](P269) 米勒希望解构批评进入到大学课程之中。
米勒在《当前修辞研究的功能》一文中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的描述与上文大致相同，他认为，“目前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振文学研究和说明文写作的机会。”[1](P77) 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在于， 英国及美国文学伟大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范本，对它们的研究会始终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学习写作和阅读是密不可分的。好的英语文学系从来都是将教授阅读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1](P81) 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和写作综合起来的关键就是“修辞研究”，也就是象征语言的研究，也就是解构批评。米勒认为，“它（解构）预示着说明文写作和文学研究的结合，我坚信这是现在我们从事的职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1](P83) 可见，米勒认为当时重振文学研究的关键在于他主张的解构批评。
在这一年，解构批评看起来如日中天，但事实上，当时文学批评内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从语言向历史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向在1986年及以后大规模地发生了。
二、应对文化研究的挑战，为解构批评辩护
1986年，也就是在极力倡导解构批评大约10年之后，整个美国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规模转向，米勒又是如何描述及应对当时美国文学研究现状的呢？1989年前后，主要有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1986）、《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1989）、《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1994）。
在《理论的胜利》一文中，针对文学研究的转向和对解构理论的批评，米勒做出回应并为解构批评辩护。他指出，美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是转向历史和抵制理论的作用；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是全球性理论的胜利。针对那些转向历史、物质基础的观点，米勒认为，物质的概念是极有问题的概念，“物质基础的概念包括比喻的呼语（apostrophe）、词的误用、拟人法（prosopopoeia）重叠和岔开的修辞研究领域。”[1](P245) 因此，对于物质问题的掌握，只能通过研究并理解这些转义才能获得。解构批评就是对语言的转义的研究，因此，所谓转向历史的研究也必须以解构批评为基础。“为此，我肯定地说，文学研究的将来取决于保持并发展今天普遍称之为‘解构’（deconstruction）的修辞阅读。”[1](P245) 针对右翼的批评，米勒认为，“解构决不意味着摧毁文学研究，也不意味着加重英语研究或人文主义研究上的危机，而是相反，解构与文学理论恰好是反映实际情况的——文化的、经济的、制度的、技术上的——惟一途径。”[1](P246) 针对左翼，米勒建议左翼人士加入修辞（解构）批评的队伍。米勒既反驳右翼和左翼对解构理论的指责，又想把他们吸引到解构批评中来。
米勒在文中总结了八项与文学研究相关的现状：（1）90 年代中期将有许多语言文学教师的新职位。（2）这个国家日益成为多语言多种族的国家。（3）文化越来越不是一种书籍文化，而日益成为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的文化。（4 ）大专院校与日益“高技术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正通过重新强调与企业的合作研究而迅速变化。（5）对重新估价本科教育的功能与功效的关注。（6）妇女运动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方向。（7）文学经典是多层次的、不固定的，取代了原来单一的文学经典。（8）文学研究理论的新的中心性伴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新的重要性而产生，比如比较文学、妇女研究、美国黑人文学规划、文化研究、电影研究，还有批评理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后十年阅读、教学、写作的语境。”[1](P237) 面对文学研究外部与内部这样的变化，米勒仍提倡解构批评，不过作了些调整，以“阅读”概念将其他符号的研究纳入文学解构研究之中。“总之，教授基础知识是我们在各年级教学中一如既往的主要的职业责任：阅读与好的写作的前提是最好的阅读。……我这里所说的阅读，不仅包括书面的文本，而且包括包围并影响我们的符号、一切视听形象、一种或另一种供人阅读符号的历史见证：文件、绘画、影片、或者‘物质的’人工制品。”[1](P249) 对“阅读”的界定，实际上已经打破了解构批评对印刷文学文本的阅读范围，体现了米勒对文化研究的接纳。1992年出版的《图示》（Ⅰllustration）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在《当前文学研究的功用》中，米勒一边回应对解构的批评，一边指出，社会变化了，文学研究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环境下，解构批评或者说修辞阅读批评仍具有重要的作用。米勒从两个方面来回应对解构批评的批评：首先是对转向历史文学批评的质疑，“一旦脱离了对（作为语言形式的）文学特性的严肃思考，文学研究还能成为什么。”其次是说明德里达和德曼并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不关心政治，而且“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对文本而言就是内在的。……那些明显的‘外部的’关系本身需要一种修辞分析。”他进一步指出，当代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社会功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大学里人文学科功用的原有的共识已经颠覆，现在的人文学科研究的任务是：一、储存、对话、存留档案、回忆、铭记与纪念。二、教授阅读。“我们最基本的任务，也就是人文学科新的原理，是要教授阅读与有效的写作，而这只能来自于或伴随着一种精于阅读的能力。”[1](P227) 米勒这里所说的“精于阅读的能力”，也就是解构批评，或者说修辞性阅读。修辞性阅读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兼为纪念威廉·李玎斯而作》中，米勒探讨了大学内部文学研究的变化对大学传统理念的颠覆，并试图把文学研究中新近发生的变化（文化研究）与大学外部日益主宰美国文化的新型交流技术结合起来。就前者而言，米勒认为，二战后美国文学研究的变化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五六十年代新批评鼎盛、七八十年代理论一统天下、80年代末至90年代文化批评占主宰。“这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以往那种将人文学科看成是传授统一文化价值观的思想的进一步拆解。”[2](P127) 就后者来看，米勒认为，“新通讯交流技术的日益增长的影响”是导致美国文学研究发生文化研究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电信时代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表现之一是，年轻人更自觉地研究那些伴随他们成长的通俗文化。另一个影响表现在人文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方式上。学术研究日趋国际化，为单一国家服务的大学正在被新技术化的、跨国的、为全球经济服务的大学所取代。电脑应用于一般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如超文本和多媒体。米勒从解构批评的角度看待超文本，认为电脑上的超文本“让我们看到原先那些文学作品的另一幅样子，它们原本是需要，而且也可能以许多不同方式阅读的超文本，而一切阅读，即使是最普通的线性阅读，都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人类时间的基本结构那样，是一种在文本的记忆中来回不断的穿插。”[2](P136) 即使是电脑上的超文本也不能完全显示文本的运动的、无根基的、无法把握的重复，文本的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即使在因特网上，意义也不是透明的，“文学性”或“修辞性”成分依然存在。“文学作品是Internet Galaxy”系统上的黑洞。Internet上也有文学和文学性的存在，使之不能成为全然无阻的信息高速公路，不能把它看成公开的秘密。”[2](P136) 米勒此时已经看到电子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它们不仅改变了文化普及到人的方式（由印刷物到视像形式），也改变了文化研究的方式，这为他后来文学研究终结的观点埋下了伏笔。
三、全球化时代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衰落与解构批评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学术界重要的议题，新的交流方式如电影、电视、网络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此种情况下，文学及文学研究怎样呢？米勒一方面提出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的观点，一方面又说文学会继续存在，需要人们研究。
1997年，米勒在北京大学做《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演讲，该文描述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米勒认为，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新的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全球人类的生活中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范式转变，人类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全球化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有四种情况：首先，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一度由小说提供的文化功能——例如19世纪的英国——现在已经转由电影、流行音乐和电脑游戏提供。”[2](P111) （这种现象在1979年就存在了）其次，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变革，它们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学文本在电脑空间里飘来飘去。再次，这个主要就美国而言，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最后，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如像过去马修·阿诺德认为的那样，或者像直到最近美国各大学认为的那样。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一起进行研究，而且还有与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或我们自己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2](P114) 对于文化研究，米勒还是持保留态度。但是，他也认识到，在美国， 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人文学科将越来越接近于与社会科学合并，尤其是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如果合并了，还有文学研究吗？）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的价值何在呢？米勒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三种价值：其一，文化的。文学在图书时代是文化表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种主要方式，研究文学就是了解过去以及不同的文化。其二，语言的。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研究文学也就是研究塑造了我们生活的语言。其三，“他性”的。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对文学的深入的研究——我指的是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是达到正视我所说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他性’不只是那些属于不同文化的人，而且也包括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那些人。”[2](P115) 所谓“他性”就是奇异性。与“他性”的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米勒始终不忘记解构批评。“今天许多人断言修辞阅读是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面对这种断言，我以固执、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甚至在全球化的形式下，这种阅读对大学学习和研究也仍然是最基本的。”[2](P115)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2000）一文，米勒首先引用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话提出“电信时代”文学终结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也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2](P94) 那么，电信时代改变了什么呢？米勒通过印刷文化和电信文化的比较来说明电信时代如何改变了文学。印刷文化依赖于相对严格的界限，在电信时代，这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主客二元对立大大削弱，再现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产生动摇，新的电信技术改变了大学和民族独立国家的界限，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失，甚至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也不复存在，而且，新的电信技术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的母体。电信时代完全改变了文学所由产生的环境和共生因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米勒对此的回答是“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同时米勒又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2](P103)
关于米勒的这篇文章，已有多篇讨论，笔者补充一点的是，米勒的看似矛盾的观点和米勒的文学观相关。米勒在《论文学》中说，“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就要结束，书写已经成了墙上的艺术，图像布满了电脑屏幕，另一方面，文学或者‘文学的’是普遍的和永存的。它是词语或者其他符号的某种运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类文化之中。在第一种意义上，文学作为西方的文化建制，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特别的、历史上形成的文学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指看待那些被看作文学的词语或其他符号的普遍的态度。”[3](P12—13) 也就是说，米勒认为有两种意义的文学，消失的是第一种，而第二种是普遍的，永存的。这样也许可以和米勒的论述相互印证。
2004年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米勒提出了文学研究的转型说，并说自己“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他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正在走向一种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这种新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和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它是一种混和体。在作为这种混和体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至于它是不是走向死亡，我认为它不是走向死亡，它只是处在一种变化当中，所以是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形态。”[4] 新的文学理论由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组成。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理论还是有效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指适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理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另一方面，与此形成矛盾的是新的文学理论，适应新形态文学的理论。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和体。这个混和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文学性和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介质的文学区别在于，第一，媒介不同，比如电影、电视，它们主要依靠的是可视性元素或者还有音乐，它们要大量依靠视觉感官，还有听觉感官。第二，新的视像艺术的文学性有两种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虚拟性。它一方面要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还要在这种语言之外再加上视觉的因素，由此造成一种效果，它们带给观众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种被加工过的世界，米勒称之为虚拟的现实，原来文学要给人们带来一种实在的世界，现在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世界。第二个是创造的特征，它善于创造——由多种符号的使用形成的创造。在此，米勒新的文学理论的构想，将电视、电影、电脑游戏的研究纳入进来，不过，在新形态的文学理论之中，传统的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解构批评依然有效。
四、结语
米勒在社会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提出了不同的文学研究任务，研究方向及应对策略，其中经历了三个转折点，从中可以看出时代变化之快。面对社会和学科的巨变，米勒不得不根据文学现状调整自己的理论。在第一转折点，文学边缘化的现象已经出现，但社会和学科内外的变化主要要求人文学科教授说明文的写作，米勒以此作为提倡解构批评的契机，力图将之引入学院和大学的课程之中。他强调解构批评注重语言的修辞象征作用的研究，这样解构批评可以将文学研究和说明文写作结合起来。第二转折点，解构主义在美国经历了自己的辉煌之后开始走向没落，文化研究逐渐取而代之，即出现了文学研究由语言向历史的转变，外部而言，书籍文化正在被流行文化代替，这一趋势愈益明显，妇女运动、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大学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面对这种内外变化，米勒的解构批评怎么办？他一方面回应对解构批评的指责，为解构批评辩护，指出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理论已经渗透到新的文学研究中，另一方面也积极调整解构批评研究对象的范围，试图以“阅读”的概念将对其他符号的研究容纳进解构批评之中。第三转折点，全球化、电子传媒的巨大影响开始显现，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解构批评作为话语已经很少被人提起（解构的思想已经作为背景进入各种批评流派之中，如后殖民主义、妇女研究、少数族裔研究等），在e时代，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命运怎样呢？ 米勒在此宣告了传统意义或者说现代意义上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终结，并提出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主张，这种新文学和文学理论是“混合体”的。总之，在文学研究内外的变化中，米勒站在解构批评的立场和角度，顺时应变，在解构批评自身的地位和文学研究的不同状况下对文学研究提出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应对策略。
然而，在另一方面，米勒从来没有放弃过文学及解构批评，也就是他所说的对语言的特异性的研究，不放弃对异质性、多元的追求，不放弃文学的人文主义使命。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大学文学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阅读和写作。解构批评繁荣兴盛时，他强调文学语言修辞研究的功能；解构批评式微、文化研究兴起，人文研究的任务是教授阅读和写作，这一任务的完成只能借助于精于阅读的能力，也就是解构批评；全球化时代，虽然米勒宣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终结，他仍然认为，文学会在电信时代存活下来，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文化的、语言的和“他性”的，这三个任务只有依靠解构批评才能完成，即便将来会出现新的“混合体”的文学理论，传统的文学理论依然有效。
在米勒后期的论述中，始终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在电信时代不可挽回的衰落并正在走向终结，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正在走向过去；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坚持文学研究，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这是一个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面对当代文学现状的自然反应。就米勒而言，他初入大学时学物理，二年级的时候才改学文学，在美国文科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他自己这样描述转系时和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商量时的情况：“我意识到在我的余生中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研究文学和教授文学。我们就贫困以及一起承受贫困有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以使我可以安于贫困研究文学。多萝茜说，‘好，我愿意和你住在阁楼里’。”[5] 选择文学需要有勇气接受未来的贫困生活。从那以后米勒一直在研究印刷书面上的文学，他为文学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如果自己毕生从事的职业遭到否定，一个人该作何想呢？“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世界末日！”[2](P93—93)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米勒不得不接受，并改变自己，在理论上提出了文学理论转型的说法，将文学定义为“词语或者其他符号的某种运用”，这既包括了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也将其他符号的艺术如电影、电视吸纳进来。同时，这也说明，米勒所代表的解构批评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历史不会逆转。但是，它以改变了的形式存在于后来的文学研究中。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正处于文学和文学研究迅速变化的时期，在这个复杂与多变的年代，根据特定的因素对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未来做出预言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对此，笔者不敢妄下断语。米勒一方面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终结，一方面将文学定义为“魔术般地使用词语”，以此论证普遍文学的永存。我国学者童庆炳从人类的基本情感需求和审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文学不会消失。文学代代变化，又代代相沿，文学这一人类普遍的艺术形式也必然随人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它会有自己的命运。
［收稿日期］2006—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