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明全[1]2003年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兴起和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从社会要求与外来影响的相互撞击中产生并发展的，它与世界文学潮流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它是开放性的。针对这个特点，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专题研究，比较文学方法得天独厚。 目前，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论着，绝大部分针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而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些方面，还是一片处女地。 20世纪初期至193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论述这个特殊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忽略以下的事实：被我们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者，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田汉、张资平、欧阳予倩、刘呐鸥、夏衍、胡风、李初梨以及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均留学过日本。这些大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由他们分别发起、指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话剧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以及由他们分别发起成立、领导的创造社、中国新感觉派，均与日本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上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入手，论述出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则足以概括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甚至能概括出中日近现代文化发展史。这也是本论文选题的价值所在。 1995年前，笔者分别出版了专着《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攻玉论—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研究》，这也是国内较早用比较文学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专着。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专着，(不含相关的专题性专着)除上述的外，笔者仅见到两部:一是王向远着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998年版;二是张福贵、靳丛林着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1 999年版。这两本专着提出了许多殊为可贵的观点。但是，在目前比较文学理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该两着以及笔者的均显示出了诸多的局限。 近年来，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以曹顺庆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为该学科的理论建设作出了令同行专家瞩目的许多成就，“失语症”、“跨文明研究”等的首倡及产生的重大反响是为例子。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学者除了对该学科理论建构有重大突破性进展外，还不断对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提出新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成就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导向的作用。正是在川大比较文学新理论及方法论的指导下，本论文从“文学影响学”、“总体文学学”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兴起和发展中的‘旧本影响”因素。这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依据翔实的资料(有些资料源于笔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所受到的日本文学的影响，进而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在中日文化交融之中所形成 2的民族文学特色、以及在中外文化交融之中的发展规律及其特征。全文分四部分:首先，从日本近代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相关点及大正德漠克拉西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示，来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其次，从创造社、中国新感觉派的形成发展过程，来论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新感觉派对中国这两个社团的影响;再其次，以春柳社同人在东京的活动，创造社同人的艺术探索，欧阳予倩、田汉、夏衍的戏剧创作为例，来论述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最后，以左翼文人译介马列文论，1928年中国革命文学兴起等为例，来比较分析中日左翼文艺运动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本论文企图突破的难点是，必须准确地科学地论述出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作用。从正面影响来看，日本文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加快了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步伐。从负面作用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出现过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相似弊病，走了不少弯路，从中也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性。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了，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也不乏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日本影响
刘绍峰[2]2014年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叁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叁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房芳[3]2010年在《1930-1937：新文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而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在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云集的背景下,它既是各大政党基于政治意图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话语建构的结果,也凝结着普通民众以爱国守土为主要内容的自发性情感认同。这种复杂性在1930-1937年间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抗战全面爆发前各派作家在民族救亡旗帜下的联合,便既有作家们基于民族大义自觉捐弃前嫌的结果,也是不同党派及政治集团现实博弈的产物。尽管同样以反帝救亡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隶属于不伺思想和文学派别的作家的观点主张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差异。1930年兴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要求民族复兴的主张,但它一方面以超阶级的民族意识反对普罗文学的阶级思维,同时以强化民众民族责任感的方式来加强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从性质上看,这一文学派别服务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是国民党政府文化统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艺派始终以民族主义口号为标榜的情形不同,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经历了一个由阶级意识向民族意识转轨的过程。在从反帝拥苏到“国防文学”最终确立的过程中,除了时局环境的作用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基于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进行了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救亡的策略转变,但这一过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生在左翼文坛内部的“两个口号”论争,便向读者昭示了这种话语转型过程的艰难。此外,作为30年代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处国共两党政治斗争之外的泛自由派作家在这一时期同样面临着国难危机的考验。尽管在思想和文学主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却是渗透在这一时期作家创作中的共同特征。由于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泛自由派作家在选择自己的文学和人生道路时带有更多的自觉性,抗战前夕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转折及文学的嬗变过程,在他们的人生和创作过程中均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展现。
咸立强[4]2005年在《创造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造社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社团之一。本文从社团的角度,以人事为主,采取社团与人相互参照印证的方式,研究创造社,梳理其发生、发展和流变的历程。以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出版部为中心,将创造社活动划分为两个活动阶段。 根据创造社同人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参照他们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的文字,在创造社内进行的具体活动,对社团成员进行了清理。确认出55位创造同人,12位外围同人,分别做了小传,简略叙述他们与创造社的关系,列出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清单。 从学缘角度,描述初期创造社同人聚合离散的过程;从流浪型知识分子的角度,剖析创造社成立前后的活动特征;从投进文学圈的起因和翻译问题角度,重新探索创造社成为文坛异军的原因。 将创造社出版部视为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划分出前、中、后叁个时期,分别对应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郁达夫和后期创造社同人。将小伙计和郁达夫主导时期的创造社出版部独立出来,正好显示出创造社出版部与人事关系变迁的同步性。从人事变换的角度分析创造社自身变化的内在动因;同时,从经济实体的角度出发,考察出版部对创造社同人相互关系以及文学和社会活动的影响。
李诠林[5]2005年在《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文中认为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载体有汉语文言、国语(白话)、方言(客家语、闽南语、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和日语等多种样态。本文尝试从文本创译用语的角度构建台湾现代文学史，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台湾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独特的语言转换现象。 本文以语言转换为经脉，以台湾光复为界限，将台湾现代文学史分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日据时段(1923．1．1-1945．8．15)和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学(1945．8．16-1949．5．20)两个大部分(上下篇)进行论述；其中日据时段部分又分为两个小阶段(1937年6月日据当局废止台湾中文报刊及报刊汉文栏之前与其后)。并按文学本体与文学外围文化及两者的融混共生形态(主要表现为文艺论争)将两个大部分(上下篇)分别划分为文学外围书写、文学的内部考察、文学内外的纠葛缠绕叁个论述角度与层次。 文学外围的社会制度等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和外围书写(如流散写作)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映摄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意涵。 文学内部的边缘书写(如女性文学、地下写作、民间写作等)、语言转换(如中——日文间的转换、文言——国语间的转换、方言——文言及方言——国语间的转换等)、文化隐喻(如叙事结构的隐喻、人物形象的隐喻、背景的隐喻等)则显示了台湾文学追求进步、坚守中华文化的韧性抗争精神。 日据时段的文艺论争与光复初期的文艺论议组成了文学外围事象与文学内部事象沟通的桥梁，实时控导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本质发展方向。 经过对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周边文化、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的全方位扫描，本文认为，边缘书写、语言转换、文化隐喻，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坚韧持守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最具规律性的文学现象。
彭林祥[6]2010年在《新文学序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序与跋(简称序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写作传统。至20世纪,无论序跋的数量、质量、种类,还是序跋作者等诸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此中尤以新文学作家的序跋最为灿烂耀眼。新文学序跋的大量存在,使得它有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之必要。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序跋的历史渊源出发,确立新文学序跋为“副文学”之一种,使其在20世纪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立的文类地位。既有对序跋在20世纪中的发展演变进行本体上的研究,也有从“关系”出发,对序跋与作品、作家、译介和文学史等逐一进行探讨,还有对序跋文本内容的全面考察。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跨学科交叉研究。追求宏观与微观结合、基础与前沿并重、继承与创新齐辉的学术品格,把新文学序跋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考察序跋的历史以及新文学序跋的诞生。自西汉开始,序体正式确立。到了唐代,跋作为一种文类,开始出现。序和跋的位置定型,功能上既分工又合作。清末民初,序跋经历了现代转型,不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有突破性的改变,而且在使用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也有拓展。“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学序跋随着现代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而诞生。由于新文学文类划分标准的建立,序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笔者把新文学序跋归属于“副文学”。第二章论及新文学序跋与作品(文本)之间的多层面关系。序跋相对于作品(文本),既有附属性,是文学外部和“内部”研究的联结点；也有独立性,序跋与作品(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阐释关系,序跋体现的只是序者的意图,并不能代替文本(作品)的意图。文本学上看,序跋作为一种“副文本”,能使读者产生“期待视阈”、引导阅读、与正文本生成互文性等。从传播学看,序跋记录下了作品的出版、传播和接受情况。从版本角度看,序跋也是版本批评的重要资源。第叁章以新文学序跋与作家的关系为出发点展开论述。首先,探讨新文学作家的序跋观。在大量的序跋写作实践中,新文学作家对有无序跋的必要性、功能、内容以及写作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次,从序跋角度来分析作家。从作家所写序跋中,不但可以考察作家的人生历程、创作历史、思想变迁和文艺主张,而且还能窥探作家与作家、批评家、报刊编辑、出版人等之间的友谊、论争、恩怨。最后,对新文学序跋见证或记录的与作家有关的逸事锁闻进行了分类梳理。第四章单独探讨译本序跋。新文学序跋包括新文学创作序跋和译本序跋两大部分。新文学译本序跋记录了中国新文学前辈借助域外文学参与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历史过程,见证了新文学作家的翻译实践,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译本序跋有译介动机、目的的表白,是译介思想、翻译理论的载体,也翻译论证(批评)的平台,见证了文学翻译的历史。它是传播中外文学的窗口,也是译者进行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尝试,记录了作家接受域外文学的过程,还能从译本序跋中看到文化、政治的过滤、误读。从译本序跋中,可以考察作家毕生的翻译活动,也可从中了解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探究译者在不同时期对译作的接受和评价等。第五章从新文学序跋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序跋的文学史意义。作为新文学的一面镜子,序跋与新文学历史具有共生性。如序跋与各体文学史、文艺思潮史、社团流派史、出版文化史紧密联系。序跋还参与了新文学历史的建构,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序跋)确立了新文学历史的分期、内容、述史模式、写史模式。新文学史上,还出现了一些着名的序跋,如《地泉》五人序、《现代小品十六家》的群序,这些序跋的问世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事件。此外,新文学序跋研究本身也具有文学史意义。如提升了序跋的文类地位、确立的序跋的文类特性、促进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为文学史提供了历史细节等。总之,笔者希图在“大文学”观的指导下,在现有的文学分类、文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文学序跋以及序跋所连接的“关系千万重”的研究,重新审视新文学并确立起新文学本身具有的生命整体性、丰富性、复杂性。
刘群[7]2006年在《新月社研究》文中提出新月社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又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而着称于现代中国思想史。本文打破过去或偏重文学艺术或偏重政治思想的单向度研究，首次将新月社置于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统一框架中，围绕新月知识分子以聚餐会、出版物及出版机构等开辟的“公共空间”，着重从社团内部发展史、人事变迁的角度探讨新月社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全面充分地再现了新月社及新月派文人的整体风貌。论文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在清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众说纷纭的新月社成立时间做出考辨，继而分析了新月社出现的背景及其意义、主要由知识精英与上流社会人士聚合而成的成员特点、新月社的经费来源及具有传统文人雅兴特色的日常活动等问题，并特别对新月的灵魂人物徐志摩与新月精神领袖胡适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行梳理与比较。最后以史带论详述了新月社最重要的活动即参与接待泰戈尔访华排演泰氏剧作《齐德拉》等前前后后的情况，并以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等人对待泰戈尔访华的态度为例透视新月知识分子主张自由宽容的文化价值观。第二章以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为中心，探讨新月文人如何将《晨报副刊》这一现代传媒机构转变为发布他们自己的政治态度及文艺观念的“喉舌”机关。徐志摩“圈子化”的编辑思想及“苏俄仇友大讨论”、“闲话事件”等几次大论争鲜明体现了新月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们作为留学美英群体与留日群体的对峙姿态；而作为新月同人刊物的首次亮相，《诗镌》与《剧刊》是清华文学社、中华戏剧改进社的主力成员与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社借助《晨报副刊》这一传媒平台合流的结果，艺术家群体成为此时的主角。本文详述了它们的创办缘起与经过，阐述了新月文人倡导的新诗格律化运动、国剧运动及其影响，同时更将笔墨侧重于同人内部在诗歌戏剧观念上的歧见及由此造成的人事离散、两份刊物“短命”等问题的挖掘。第叁章则以新月书店为中心，考察新月文人介入现代都市出版领域的具体实践。首先分析了新月书店创办的人事聚合背景，指出时局的变动促成了新朋旧侣汇集上海的因缘际会，出版的渴望是新月文人创办书店的内在动因；进而详述书店从创办发展历经危机与中兴终至关门的始末，首次提出并分析了新月书店五任经理的更替，并着力突出了邵洵美对新月书店发展的贡献。继之，考察了新月书店的经营策略及其出版业绩。最后剖析了新月书店瓦解的原因：新月文人立足个人职业的岗位意识使其涉足出版界的经营活动具有“玩票”的性质，而追求个人文化政治理想与商业经营之间的冲突是其倒闭的内因，外因则源于委托经营方式的不力与同人地域上的离散造成的人心涣散。本章末附有笔者整理的新月书店出版书籍一览表。第四章以《新月》月刊为中心，从编辑“轮流坐庄”的角度入手展现新月文人内部的聚合与分岐，以窥新月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建构。创刊前后的诸多细节与波折体现出新月文人强烈的独立个性；而月刊编辑的不断更替暴露了社团内部重心不断位移的复杂形态：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及后期叶公超主编时期倾向于文艺，并大力培育文学新人，体现出某种“岗位”知识分子的特性；而以梁实秋为主力、同仁配合与鲁迅及左翼的论战，标明了新月派与革命文学对峙的鲜明立场；同时，以“平社”组织及成员为依托，胡适发动罗隆基等人高扬起的“人权论战”，展示了新月文人立足于“广场”面向“庙堂”言说的激烈姿态，提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渐进改良的思想进路在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中失意受挫的现实遭际。最后小结了《新月》由于资金、稿源及人事离散等问题停刊的结局。第五章则以《诗刊》季刊与《新月诗选》为中心，着重论述“新月诗人群”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传承与变异。《诗刊》标志着新月第二代诗人的崛起，《新月诗选》则是新月诗派的总结和诗歌成就的集中体现。论文围绕新月新老诗人的创作实践及理论主张，重点寻觅他们在诗艺方面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变化与突破的线索，最后从诗歌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分析新月诗派在当时文坛上与现代派诗、左翼诗歌所处的对峙地位。结语部分追踪了新月文人分化后的去向。胡适及部分同人创办《独立评论》继续着新月“谈”政治的兴趣；叶公超、闻一多等创办的《学文》杂志是《新月》的后身，继承了新月文艺的流风余脉，也使“新月派”最终走向与“京派”的合流。《学文》的停刊标志着“新月”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的中止。而储安平1946年创办《观察》周刊是对新月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追求的自觉继承，卞之琳、何其芳等1950年代提出的“现代格律诗”延续和推进了新月诗派的理论主张。总之，通过对新月社历史演变轨迹及人事活动的追溯，本文认为新月知识分子以自己兼具中西教育背景的独特知识架构，以“讲学复议政”的形式参与社会进程，进而建立起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属于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身上既表现出厕身“庙堂”的渴望与尝试，更有广场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使命感，同时具备通过积极从事教育及出版领域的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培育扶持文学新人，从而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的岗位知识分子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矛盾的集合体，也体现出了新月文人内部结构的繁杂性、松散性、丰厚性。
王曼芬[8]2018年在《范泉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范泉(1916—2000),是我国着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主持煌煌巨着的编辑家。他命运多舛,先后经历了上海孤岛、全面沦陷、内战等时期,见证了上海出版业的繁荣与衰落,目睹了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范泉毕生致力于编辑事业,他先后在中美日报社、上海永祥印书馆、上海书店出版社担任编辑。他不但编辑了享誉海外的《文艺春秋》,出版了填补近代学术空白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和拓荒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以及反映现代文坛老人全息形象的《文化老人话人生》,还率先开辟了台湾文学研究的选题,较早系统开发鲁迅研究的选题。他在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历经磨难,为组织和传播优秀文化,为在动乱年代启发民智以及为宣传民族文化作出突出的贡献。作为五四之后诞生的第二代编辑家,范泉在编辑生涯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编辑风格和编辑思想。翻开范泉编辑的图书、期刊,在内容选择、版面设计、目录安排等编排方面带有其自身独特的编辑特色。基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范泉犹如“出土文物”一般,尚不为众多学者所知,他的编辑成就和编辑思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当下开放的出版环境下,客观公正地看待范泉的编辑实践以及编辑思想,学习其编辑的成功经验,了解其编辑思想的现实意义,能够为当下编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照。据此论文共设有四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探究课题的研究缘起与意义,课题研究的现状和综述,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着重论述范泉的编辑实践活动,在这一章里主要通过范泉其人,范泉的编辑生涯及其主要的编辑成就来梳理范泉毕生的编辑活动历程,进而概括其编辑的特点。范泉生活在血雨腥风的动乱时代,这种复杂的时代文化环境造就了范泉学者、译者、编者叁重身份。笔者结合范泉的编辑经历把范泉的编辑生涯分为求学、工作、重返文坛叁个阶段,重点介绍范泉六个编辑成就,进而提炼其编辑的特点。第叁章是范泉编辑思想研究,这一章从编辑理念、选题内容、版面设计、作者意识、读者观念等五个方面提炼范泉在编辑工作中形成的编辑思想。第四章则是论述范泉编辑思想的现实意义,客观公正地评价范泉编辑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我们不仅要看到范泉编辑思想的不足,同时也应该肯定其编辑思想的价值,学习其优秀的编辑经验,力图为当下的编辑工作者提供一些启示。
赵鹏[9]2010年在《海上唯美风：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追求艺术至上、重视感官享乐的上海唯美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或者将其和京派唯美主义混杂在一起,或者仅仅停留在对个别作家或个别社团的解读上,从而缺乏一个整体上的观照。本文主要在梳理上海唯美主义思潮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主要特征,研究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唯美主义不仅是一种艺术主张,也是一种生活方式。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商业性和消费性的特点为唯美主义在上海的产生提供了精神土壤。唯美主义对瞬间快感的追求、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在上海这个商业文化浓厚的氛围里得到认同。随着域外唯美主义思潮的引进,早期创造社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颓废因子以及后期新月派对美的探索都饱含着某些唯美主义的特质,而张竞生关于“性”与“美”的宣言则推动了唯美主义运动的生活化,他们共同拉开了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的帷幕。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唯美主义思潮进入了它的鼎盛期。邵洵美、滕固、章克标等一批围绕着狮吼社和金屋书店的作家群体,公开宣扬要从丑恶中寻出美的,从苦闷中寻出愉快的,体现出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创办幻社的叶灵凤,《真美善》杂志社的曾朴父子以及绿社的朱维基、芳信、林微音等,将文学的感官化和颓废情调当做是共同目标,把声和色、火与肉当作是自觉的艺术追求,带领起一个具有独特品味的唯美主义文学浪潮。而在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现代诗派以及1940年代徐吁、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作家身上,唯美主义体现出向现代主义过渡的特征。颓放不羁、重视感官享受这是上海唯美主义者创作中呈现出的共同趋向,也是他们与京派唯美主义者理性节制超脱,注重精神情趣享乐特征的不同之处。上海唯美主义与左翼文学思潮之间作为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代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和京派唯美主义的对比中,在与左翼文学思潮关系的探讨下,更能清晰地展示出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上海唯美主义思潮是一个内涵丰赡的研究课题,它不但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实绩,而且对新时期文学也有着重要影响。在回归艺术本身、对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中,许多作家大胆借鉴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的精神,出现了一批带有唯美倾向和唯美气息的文学创作。总的来说,在欧风美雨沐浴下成长起来的上海唯美主义思潮曾经以其强烈的感官色彩和颓废精神在二、叁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占据了引人瞩目的地位。它用“美”来作为反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工具,显示出与“五四”启蒙精神的契合;它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日常生活、在颓废中带有的荒诞体验,无不蕴含着某些现代主义的质素,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起到过引导作用;而它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则彻底将文学从政治和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徽昭[10]2014年在《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诗书画”同一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历史传统,受此潜在影响,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以不同方式关注、介入并思考着传统书画、民间美术、现代美术,在木刻艺术、传统书画等美术类型发展上提出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观点与见解,这些美术论述与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艺术实践及其文学文本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与文学思潮、文学文本构成了审美表意实践共通而又有所差异的张力关系。本着学术探究与创新的出发点,本论文对这一现代文学与美术的学科交叉地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论文主体由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美术、文学思潮汇通角度呈现现代作家美术思想的宏观文化背景。对20世纪早期与末期的文学与美术思潮进行了比较阐释,还原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的历史情境,指出美术与文学范畴由交融到分立过程中的工具功能化特质,进而对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增多的艺术跨界现象进行解读,分析其现象、缘由、趋势。同时解读了1927至1977年文学与美术大众化思潮中的协同并进关系,透析出半个世纪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宏观脉络,从而对比审视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与美术中的伤痕、寻根、先锋思潮,由于其全民参与的大众化实践方式,也可以说是对半个世纪文艺大众化的内在呼应式的历史反拨。第二部分,对典型的作家群体与个体的美术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与解读。群体角度主要选择美术论述较多,可阐释余地较大的新月派诗歌群体来解读。在论述新月派群体美术关联基础上,从总体视角阐释新月派群体及其诗学观念的美术影响,并具体探讨新月派核心人物闻一多与徐志摩的美术思想。个体角度主要选择与美术关联度较深、影响较大的典型作家来论述,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等。具体的美术类型阐释上则选择影响较大的木刻艺术及与文学关联较多的传统绘画、书法进行解读。具体来说,首先,从美术视角对鲁迅、沈从文进行比较解读,指出作为美术家的鲁迅、沈从文在绘画经历、书法风格、美术兴趣上的不同,沈从文爱好古典书画,鲁迅则较多关注民间美术,这种差异与二人审美取向有着内在关联。鲁迅、沈从文都集中关注过木刻艺术,且都注意到木刻艺术地方色彩问题,不过,就木刻艺术发展趋向,鲁迅显然比沈从文乐观,也印证了二人审美取向的差异。其次,以汪曾祺、贾平凹为中心,解读传统绘画与文学的关联论述,他们以文学方式实践着源自传统书画的文化意识,其文学文本的美术书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术思想。汪曾祺、贾平凹与丁玲小说中传统书画与现代美术的不同画家形象及美术书写,显示了文化发展中美术类型的不同意味,现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由此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再次,从审美现代性角度阐述作家书画的传统渊源、审美特征,在现代语境下提出“作家书画”类型独立的观点。面对艺术市场全球化趋势,提出“去艺术化”的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再造命题,进而阐释当代中国作家的系列书法文化观,指出书法创作者精神文化修养和生命投入的重要意义。第叁部分,对作家美术思想中的留白、地方色彩范畴的文学实践进行拓展探究。通过文本细读,论述文学创作的结构形式、人物塑造、刹住结尾叁种留白方式,提出文学地方色彩的风景风俗、方言运用、形式技巧叁种形态,指出留白与地方色彩范畴的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传统,是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化主体意识建构的一种可能。总体而言,本论文以文学立场透视20世纪中国作家不同的美术论述,由美术视角介入文学研究,用文学思维透视现代作家的美术思想,作家群体及个体与不同美术类型相结合,文学思潮与美术实践相联动,以美学、美术史、思想史、比较文学等多角度的交叉思维方式,解读了新文学成长与现代美术发展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审视了新文学作家文学观念与美术观念互为渗透与影响的现代艺术现象,梳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美术协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开拓了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为美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兴起和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D]. 靳明全. 四川大学. 2003
[2]. 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3]. 1930-1937：新文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D]. 房芳. 南开大学. 2010
[4]. 创造社研究[D]. 咸立强. 复旦大学. 2005
[5]. 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D]. 李诠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6]. 新文学序跋研究[D]. 彭林祥. 武汉大学. 2010
[7]. 新月社研究[D]. 刘群. 复旦大学. 2006
[8]. 范泉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D]. 王曼芬. 安徽大学. 2018
[9]. 海上唯美风：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研究[D]. 赵鹏.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10]. 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D]. 李徽昭.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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