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鸦片论文,新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8-0046-08
鸦片问题是一个与近代社会演化过程相因应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由其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制约因素，它与近代国民素质、生活方式、自强新政，甚至与中外关系的变迁桴鼓相应。上推近贤，下迄今人，承学之士于此均有精当著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视角之不同，言说即有差别，自然可以常论常新。本文仅讨论鸦片禁政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财政问题，何以被时人简化处理，“舆论一律”地纳入清末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内，且极力强调它与新政运动相契合的问题。
一
新政与禁政在20世纪初年迭次推行，两者既犬牙交错，又互为依傍。这本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历史现象，但过往论者言新政则不涉及禁政，论禁政则又与新政毫无关涉，的确是个遗憾。（注：自民国初年以来，研讨清代晚期鸦片问题的论著几数十种，多以纯粹的鸦片禁政为课题，惜未能越出民国时期于恩德所涉猎的范围，且受其研究模式牵制甚大。近年来，王宏斌先生多有探讨，对重建该时段历史事实较有创获；吴春梅女士曾自民族主义角度关注过禁烟问题等；从禁政与新政的关系角度立论探讨者较少，闻有个别研究生正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已有刊论，但该问题似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事实上，清末臣民的言论以及西方国家的各派力量均将鸦片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新政推行的前提条件，而且，将禁政纳入晚清整个改革体系的言论也不在少数。“申儆国人咸知振拔”，“祛沉痼，而蹈康和”既是清末反鸦片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也符合新政推行的总体目标。
咸同以降，中国屡遭外患袭扰，忧国济民之士极度忧虑国力贫弱，尤其感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国内大众媒介屡屡刊发社论申述鸦片之害，著名者如《警钟报》刊有“哀同胞之将亡”；《时报》的“论个人生计与地方自治之关系”；《东方杂志》的“改良风俗论”、“论中国社会之现象及其振兴之要旨”等，持论确为得当；清廷重臣张之洞的《劝学篇》、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去毒篇》等等，均属禁烟名论。1905年出版并于1906年春天译成中文的《菲律宾报告》，是亚洲地区鸦片问题调查的结论性报告，它也注意到各地海关官员对社会舆论的反映：牛庄的海关官员认为禁烟“舆论在增长”，宁波的海关官员看到，“在许多地方，强大的舆论支持发布禁烟公告”，云南腾越（今腾冲）海关的一份报告声称：“禁绝这种恶习的舆论逐渐明显。”安通的一位外交官写道：“我发现，舆论普遍赞成禁烟运动。”在上海，据说学生一直“有效地致力于对大众思想施加良好的道德影响”，使之认识到鸦片之危害。同样，福州的一位目击者强调，吸食鸦片“现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明显不受年轻人欢迎”，在厦门、广州和其他商埠的外国官员也有类似的报告。[1](p32)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反鸦片舆论高涨时期，华人恩阿楚在伦敦一个会议上即发表演讲，阐述鸦片对国家和个人的道德损害，他明确告知英国人说：
我认为，由于使用鸦片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不能有需要鸦片贸易和废除鸦片贸易两种观念并存。整个中国被鸦片弄得道德沦丧。我们那儿有这样一个说法，在酗酒、赌博、通奸和鸦片四种流毒中，鸦片是最坏的一个。[2](p173)
大致说来，该时期鸦片问题的言论多从道德角度着眼，具有经世意味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相关联的认识还属凤毛麟角。报刊言论对清廷以往的鸦片政策颇感痛心，虎头蛇尾，因循故事，雷声与雨点未尽一致，其主要的根源往往是“因由在上者以事关交涉且有重税可得，惮于提倡，亦由戒之未得其法，以致戒者绝少而吸者日多”。[3]毕生致力于鸦片禁政的许珏称：“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必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又税重则价昂，贫民无力者或可略减吸食，此不遽言禁之一端也。”[4]这一言论中的“众必以为迂图”，较能反映出官界对鸦片问题的心态，鸦片税厘自从与财政结缘后，依赖性便日益突出，此处所言“众”当然是指包括朝臣在内的各类官员，在鸦片税与财政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兀然提出禁烟的要求，的确是令多数官员难以接受的。何启与胡礼垣曾对鸦片税与财政紧密结合给禁烟带来的难度颇有同感，两氏认为，欲为中国策行禁烟，似乎极难实行，原因为何？“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设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5][p215)，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颇具普遍性，它事实上涉及到鸦片问题的核心——禁烟和鸦片税厘能否兼而得之？所以清末新政的推行首先就遇到一个最为现实的抉择：鸦片应继续弛禁还是改行断禁政策。弛禁可以带来宝贵的新政事业资金，而禁绝则又有可能制约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行，何况清末改革事业的财政基石很大程度上与毒品税厘有关，在清廷财政困顿的背景下，禁毒运动与新政运动确实形成一个“道德与经济”的对峙性问题。
然而，此一时期承学之士却集中关注新政立宪事业前途这一根本性目标，譬如《申报》刊布的“论说”：
求治者必先清其源，除害者必先穷其本，养苗必先去螟□根莠而后灌溉之法乃可施，用药必先去暑湿风寒而后滋补之品乃可进。人事如此，国政亦然。欲求兴利，必先除害。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而为因噎废食之谋，是所谓袭蓉裳以御冬，画饼形以馈馁也。[3]
由此看来，清末政制改革、练兵、教育以及振兴实业等维新改革事业的推行首在祛除鸦片之害，否则便是“以有限之精神供无穷之销铄，不耐劳苦则筋骨衰也，不思久远则志气隳也，不能振作则神经败也，命填寸许之盒，魂消半檠之灯”，以枯骨乏志之状态迎接新政改革事业，实与西方列强的兴国精神大相径庭。《云南杂志》刊载文章说：“中国存亡之关系，即以能否驱除阿片之问题为解决”，知识界的警告更具体、直接：“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糜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也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弮空也。”[6](p452)清末兴起的立宪运动和军国民思潮的推展，已使舆论界意识到民众素质与国家振兴的密切关系。禁政上谕发布的前一年，民间已经成立了少数禁烟组织，在本邑开展鸦片禁绝活动，振武宗社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完全超然于清廷之外，纯系自发性社会改良组织。该社确立的章程在阐述成立的宗旨时说：“强种性、节漏卮居今其急务哉……立于兵力争存之天下，固非通国民为军国民不可，而为军国民非先强种不可，欲强种不首禁鸦片更不可。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27]看来，振武宗社是以强健种性、养成军国民资格、堵塞漏卮为宗旨，符合当时趋新潮流。《万国公报》的社说也认定鸦片之害与军国民资格、尚武精神不相符合。[8]反观现实，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正是清政府推行革新事业时最为忧虑的大事。更使清廷忧惧的是鸦片吸食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及其对新政改革的威胁，这一点可以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的禁烟上谕得到确证：
鸦片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即各直省吞烟自尽之案岁计不知凡几，盗贼讼狱因此滋繁，伤天地好生之心，殊堪悲悯，且令神州古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9]
从目前所能查阅的禁烟上谕、章程、各部官员饬令、各地官员的禁烟意见以及当时报刊媒介的舆论倾向等材料来看，将禁毒与新政的密切关系加以申述的情形占了较大比例。较早的海外华人媒介，如新加坡的《星报》、《天南日报》、《南洋总汇报》和《中兴日报》等均对禁烟运动给以支持。即便是教会的媒体也不遗余力，最有影响的教会杂志当属《万国公报》，在土产鸦片泛滥的七、八十年代，该刊主笔之一的李提摩太与禁烟主流人物曾国荃（1878年督山西时曾厉禁鸦片）、张之洞（1882-1883年督山西时对鸦片行断禁政策，卓有成效）均有交往，长期坚持反鸦片主张，刊载了大量的鸦片问题的消息和论说，据约略统计，从1875年《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至1883年第一次停刊，《万国公报》在8年半期间共编发鸦片方面的消息、诗文、论说等共计199条，平均每年达23.4条，成为近代报业中反鸦片运动的主流媒介。《格致汇编》和稍后的《格致新报》都力主祛毒，提倡健康生活，《申报》、《字林西报》和《东方杂志》等极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在这期间也都作了大量专门的报道。难怪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感叹说：“反对鸦片烟的舆论，正像传播西方教育、发扬尚武精神和大量创办地方报纸一样引人注目。”[10](p497)莫理循真诚地希望《泰晤士报》的当权者从舆论上支持中国的反鸦片运动，他说：“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禁烟运动积聚力量的迹象不断增加，和大多数人要求查禁这种麻醉品的热忱不断增长，你将会给予越来越多的衷心支持。我很愿意见到你像我个人做到的那样，作为伟大的喉舌大声疾呼地支持这个运动。”有关媒介非常关注对禁烟上谕、禁烟章程的报道，对各地的禁烟情形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各媒体非常重视戒烟与立宪、禁毒方案的争论、外国对中国禁烟的态度和万国禁烟大会等问题的报道。可以认定，20世纪初年新政与拒毒改革的历程中，民间舆论与政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以至于形成“以拒毒促新政”的新型舆论导向。
清季末年，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范围遍及政制、学制、军事、实业、教育、农政等，其规模超过了以往的历次改革。虽然全力关注社会问题的改革则相对较迟（注：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清末的“不缠足”运动持续了多年，尽管在后期有清廷的督促和参与，但改革的实际效果显然逊色于反鸦片运动。），但是，在诸多改革事项中，较为彻底的禁毒改革被称作是“晚清改革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注：美国的汉学家芮玛丽在研究这一时段的问题时，对中国的反鸦片潮流也有一个评价，认为1906年以后的10年，禁止鸦片的改革运动是“人类历史上铲除一大公害的最大且最有力的尝试”，见其《中国的革命：第一阶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e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在清朝灭亡的前夕，1911年4月19日《泰晤士报》刊发社论的《中国与鸦片贸易》，也认可了反鸦片运动的巨大成绩：“迹象表明，某种可能性几乎已成为必然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已认可了的所有改革项目中最伟大最大胆的部分，显然已由声名狼藉软弱无能贪污腐化的中国朝廷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就”，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729页。），“这场运动始于1906年底，到1908年底已见成效：国内鸦片的种植和消费量大幅度减少，并且获得英国逐渐停止进口鸦片的正式担保。考虑到其发生的背景时。这些惊人成就就显得更加伟大”，“这一举措也许是从18世纪晚期鸦片开始成为严重问题直到1949年共产党当政期间所进行的唯一有效运动”[1](p1-3)。连清廷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维新事业仅使极少数人表示关心，而如今的禁毒运动则“激起了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民众浓烈兴趣的第一个问题。各个阶层——官员、学者、士绅、农民，直到最低层的劳工都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全国扫除这种祸害”。[11]
二
然而，考虑到清廷长期以来推行弛禁政策的惰性影响以及当时中国财政对鸦片税厘的依赖性，要作出断然禁绝鸦片的决定显然不是一蹴而就，这与它下决心推行自我救助的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清廷中央与各省也推行过禁毒活动，但终因未具规模，或虎头蛇尾，总体上没有与自强维新事业相契合，究其原因，除了英国鸦片政策的负面影响以外，财税经济上的考虑是一个主导性因素。从中央到地方，或明或暗地贯彻“寓禁于征”的所谓禁烟政策，于恩德在其《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仔细考察了当时的禁烟法令和各地的实践，据此认为，鸦片为害甚巨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弛禁与抽税政策。洋药、土药重抽税厘，开始尚有寓禁于征的本来意味，但其后则变本加厉，直以鸦片作摇钱树，禁烟初衷早已抛诸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另立种种税名，滥抽民财，在财政上形成严重的依赖性。[2](p96-108)即便是在清廷作出禁绝鸦片政策的前夕，1905年户部在有关奏折中虽有决心禁止鸦片，但这份奏折在阐述事理时，为文周纳，颇费安排，开始部分反鸦片的意味极浓烈：“窃自洋药之毒已深，土药之禁已弛，始图抵制，终至泛滥。内而年增数千万无形之惰废，外而年铄数千百万立罄之膏脂，国计民生两受其害。故中西智士咸谓中国欲为自强计，为致富计，均非禁烟不可”，“与其求征税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烟之策，害可永除”，以下的观点即有变化，奏折中有一句话当为关键，即“一禁则百难毕集”，可供选择的方案自然是推行“寓禁于征”，不过折中已改为“官膏专卖”。[12]种因相陈，此折主旨仍对有利可图的鸦片税源恋恋不舍，其禁烟方针的大意是，欲禁洋药，当先自禁土药，请求采熬膏由官专卖，以达到减少土药数量的目的。根据筹划，专卖局在此交易中，凡土药售银一两，局中提取二钱二分，以二钱解司库，以二分充局用。所谓“寓禁于征”的真实意图从其奏疏中可窥见一斑：
国家既得此大宗款项，举新政偿债金。数年之后大局渐定，用款渐少。于斯时也，分年酌减种地亩数，设熬膏局，以握准吸准买之权，不准商民干预。初并不收膏捐，但令吸食者先买票，彼少壮无瘾之人不准买。若无瘾而买票则与有瘾不买票者，同科以重罚。罚重而人不敢犯，故十年后内地无复吸烟之人，而洋药土药自然禁绝……与其求征税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烟之策，害可永除。况乎不言征，而税实征于无形之中，民之蒙其利者犹或视诸异时，国之收其利者不啻得之今日。[13]
递降而论，相似的言论在地方督抚和幕僚中迭见不鲜。具有西人背景的《时报》即对袁世凯酝酿中的鸦片专卖计划作了透露：“北洋大臣已议定鸦片专卖之法，拟从英国购买制造鸦片绝大机器，其价额百四十万元，计此等权力，每日能造鸦片烟三万斤，按目下计划实行专卖法，则每年可得一亿元，此亦国家之一大利源也。”[14]国内有的媒介比《时报》更早地关注到此一问题，但在报道时，碍于时流，不得不作了巧妙的处理：“据西报云：某省因创办洋药专卖事宜，已由英国定造烧膏机器一具，价值更计四十万元。闻此种机器每日可出烟膏三十万斤。”[15]至禁烟上谕发布的前一个月，郑孝胥犹向端方进言鸦片专卖之策，“余为午桥言制械之急，可议官包进口洋药，而加抽土药税，既为禁吸烟之预备，十年之内，所得足资制械之用矣。申言其理致，举座皆然之”[16]。鼎革之际，近贤吁请变革时局，新政之见灿然具陈，而举百端大政无不需资，晚清的工商发展滞缓，鸦片重税征禁思路种因悠久，导致新政经费罗掘的方法也易涉雷同，鸦片问题遂呈禁与不禁的吊诡之态。
1906年为清廷推行新政改革的关键年代，百废待举，需款孔殷，作为清廷财政中枢的户部与各省的财政机构均被各种新政要项所困扰，腾挪挹注，捉襟见肘。恰在此时清廷作出了反鸦片问题的重大决策，显然已将禁烟运动纳入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内，它意味着枢廷上层已下决心逐步地放弃鸦片税厘这一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无论从清廷鸦片政策史角度，抑或是晚清财政史方面，这个谕令均可视作重大的政策性转轨。这一决策明显地体现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的禁烟上谕中：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沉〗痼而导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17]
清廷禁烟上谕颁布两个星期后，《申报》即刊发专论称禁烟是朝廷宣布立宪后的第一个改革行动，并预先描绘出反鸦片运动对诸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漏卮既塞，国用自充，以之兴学则人才生，以之练兵则军势振，以之振兴实业则工艺可改良，以之整顿地方则自治有进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太阳炝耀，升自扶桑，其禁烟后，新中国之景象哉于斯时也。[3]还有人对鸦片禁政的巨大效益甚为看重，它可以“变易全国之脑筋，而为实行新政之大机栝”，关乎中国的国际声誉、国民公利以及军备强健，关于经济上的利益，他认为，“以十年计之，为国民保留赀财当不下五六百兆，以五六百兆为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则不特外人所办之铁路不难依次赎回，而路旁矿产亦得免外人觊觎，待至民力稍裕，余利日充，一切国债皆得清债，又何事患贫为哉！而商业之进步不必论矣”[18]，书生论道，未必切近实际，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心态。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后，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与清廷官员的主张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均对鸦片禁政抱有积极的评价。武汉地区是我国洋土药贸易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的重要媒介对鸦片禁政的重要性评价说：“宣统元年第一发现之要政何事乎？明日沪上开万国禁烟大会是也。禁烟实强国之本，为我国内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须各国协助，故尤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会实我国转弱为强之关键也。”[19]唐国安代表中国在万国禁烟大会上的演说对此更是直言不讳：中国的维新事业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且它“不可分割地和这个鸦片问题连结在一起”，“正如某位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要中国掀起进步思想的浪潮，铲除吸鸦片恶习就首先会被提出来’”，“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会沉重地打击中国的维新份子和进步份子”。[20](p109)
三
清廷鸦片政策的转轨以及将禁烟与新政运动联系起来，促使人们对“鸦片问题”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将鸦片问题的解决与清末新政所涉及的国家生存、贸易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邦交关系等问题联系起来，超过了以往的认识水准。换个角度看，它标志着反鸦片运动与新政运动相契合的更高程度的认识。这类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但主要体现在1909年2月份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大会时，中国代表团所阐发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唐国安的演说更具代表性。（注：唐氏演说能力，近人孔宪立多有中肯之评：“至1909年，奉委为上海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先生固演说家，擅雄辩；以故一临会场，议论风生，于西人提议之条件，尝多所折冲。盖当日先生在汇中旅馆（万国禁烟会以汇中旅馆为会所）之言论，实词严义正，慨当以慷，且与亚列斯多德所论演说要旨若合符节……先生之演说词详明剀切，有以国利民福为念者，必反复雒诵而不忍恝置也。”孔宪立原著：《前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载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2号，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他对鸦片问题的观察既涉及道德角度，更多的是从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层面来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
道德与经济的某种对峙是时流申论鸦片问题中不可绕过的难题，中方首席代表端方的演说词确定了该问题的基调，“窃谓本会纯以道德思想为主，欲去世界人类之毒害，既为列国所公认，则一切国际种族之界限，理应一律融化，以独伸本会慈善文明之宗旨”[21]。美国代表、会议的主持者勃兰特主教在认可此点提议的前提下，建议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鸦片问题，以达到由“感情阶段”到“科学阶段”的过渡。他列举说：“我们必须从各方面——精神、经济和商业，还有外交，如果你愿意的话——研究这个问题。”[2](p102)鸦片的危害，时人皆首推其于道德、风俗和身心的侵蚀，故在会议期间，为了赢得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所提四项议案的支持，唐国安于2月24日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前夕，特意发表了一个极有感染力的演说（注：英文媒介称该演说“是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字林西报》，1909年3月1、2日。），其中首先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鸦片问题已成为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最紧迫的道德和经济问题”，“中国民众的领袖人物把鸦片看成是对中国的生存最危险的敌人”[11]，之所以将鸦片问题看得如此严重，是因为鸦片经济已经极为严重地腐蚀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肌体，遏制了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更为长远的负面影响则是阻止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步伐。鼎革时期，这些方面又均被时贤囊括在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中。
关于毒品对中国经济肌体的腐蚀，流行已久的“漏卮论”是屡被提及的分析模式，早在1906年汪大燮拟具禁烟奏折时，它就是汪氏分析鸦片危害的主要工具：
按之海关册报，光绪二十九年，洋药进口58400余担，税厘共计646万有奇，原价实值4383万有奇；光绪三十年，洋药进口54700余担，税厘共计602万有奇，原价实值3709万有奇，夫国家岁入仅得600万金，而岁岁溢出之数多逾六倍……且此600万金者，仍取诸吾民购土之人，与原价固无与也。一国之中，永留绝大漏卮，一时或不及觉，势必积久而贫，此必然之理也。[22]
当1906年8月3日（农历）清廷发布禁烟上谕并电达汪使时，汪在次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对鸦片毒害与商务振兴之关系仍复提及：“近日东方报载，法人考察中国商务，每岁入不敷出八千八百万圆。偿款在外，铁路借款利息在外。此报已译寄商部。倘洋药禁绝，可收回五千万圆，尚亏四千万之谱，非振兴商业不为功也。外人视为危殆已极，而我安之若素，岂不奇哉？[23]
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关于鸦片对新政时期经济危害的认识更为清醒，他以“漏卮论”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举述了一系列数字予以证明：以1906年为例，本年土烟总产量保守地估计为584 800担，价值估算为2.2亿两银子，加之洋烟进口价值3000万两银子（以1905年进口量计算），直接花费共计2.5亿两。唐氏认为，国内生产毒品的土地若改种其他农作物，每年至少应获得1.5亿两收入，如此算来，国家每年因鸦片问题而耗费白银4亿两；他进而将吸食鸦片给劳动力造成的损失也估算进来，假定全国2500万染上烟瘾的人中（注：关于全国吸毒者的数量无法作极为精确的统计，只能大致推算。以四川省为例，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光宣年间，全川吸食鸦片看为315万人，其中17%（即54万）已成瘾（《广益丛报》，第17号，《调查》。事实上，这一估算也是大致的。就全国来说，以1905-1906年为例，1905年中国进口鸦片5189000斤，次年土烟产量58480000斤，两者共计63679000斤，吸食者以每日需烟膏2钱计，一年约需5斤（李圭：《鸦片事略》），鸦片成瘾者则有1300万人，如果加上吗啡、海洛因这些毒品吸食者，吸毒人数应该大大超过2000万人。《黄朝经世文四编》中记载：很多地方“吸嗜者十居六七，上自官绅，下至肩挑贩负之俦，无不以有限之资供无穷之瘾，甚至鸪面鸠形，填沟壑而不顾。”（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4。）），青壮年劳动力在未染上烟瘾时每日平均赚取0.2两银子，而因毒瘾发作每日则少赚四分之一，于是全国每日损失12.5万两，每年则损失4.5625亿两，如上共计损失8.5625亿两。这些资金对我们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将是笔极为宝贵的财富，而且我们尚未把资本损失计算进去。[20](p106)就在两年前，《申报》“论说”也对禁烟的经济价值作过预测：“以官膏之加价补土捐之损失，本法之最简便者，土捐逐年减，则膏价逐年加，待至十年后，土捐膏价虽已两无所收，而民间骤少此四五千万之花销，则金融之机关必灵，金融之机关既灵，则工商业必骤形发达，而国家之进款自裕，此乃计学之公理，即吾国民足君足之说也。[24]鸦片禁政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实际上就是吸食鸦片的耗财，角度虽有区别，着眼点仍在于经济财政的“漏卮”。
关于鸦片遏制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唐国安认为，此不仅为中国之损失，更是全世界贸易的严重损失。1867年中国海关的统计报告显示，当时中国的入口贸易不到6930万两银子，1905年达到4.47亿两，近40年增长了仅6倍多，中国人均人口贸易额约为2先令5便士，而日本每人平均入口贸易额为15先令10便士，差不多是中国的7倍，美国更是中国的30倍。唐氏预计说，“当中国发展起她自己的商业和工业时，谁能估计得出它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全世界卖给每个中国人的东西像卖给每个日本人的东西一样多，全世界每年就能从中国赚到30亿两银子！”中国对外贸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已有巨大的增长，但是“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由于有了鸦片嗜好而大为削弱”。[20](p107-108)这一观点恰巧与6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多数商人和政治家的担心相契合。早在1842年7月，一份由235名商人和工场主签名并呈交给罗伯特·皮尔爵土(Sir Robert Peel)的备忘录表明了多数人的担忧：只要非法的鸦片贸易还在进行，他们就无法在安全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鸦片贸易势必会损害英中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英国鸦片集团操纵的毒品成为中国进口的主要英国商品！[25](p149-150)1843年阿什利勋爵在英国下议院的发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外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毒品将会成为英国对华出口的其他产品的替代品。但是如果禁止鸦片贸易，那么中国人会用他们的产品与英国产品进行交换，英国商业的扩展和新的产品市场的开辟将会有利于英国的劳工阶级，对中国人也有利。[25](p149-150)尽管两国的贸易利益不同，但鸦片贸易对两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致的，但英国政府将自己捆绑在鸦片利益集团身上，浑然不觉地走了半个多世纪。
鸦片问题对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已形成极大的阻碍。新政目标不但是富国强兵，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它还以现代文明国家为改革趋向，这一观点学术界已有人提出。受驻外使臣言论的多方浸淫，早在1906年，《外交报》即就禁烟与国家文明之关系作了申论：
公法家有言曰：公法者乃文明国之所用，故欲入于国际公法之列者，其国不可无文明之程度……而国家文明之发生，则视其改革弊害之能力若何耳。鸦片之于中国，语夫外交之故事，则有丧败之辱；语其毒烈之性质，则有破业弱种之忧……我政府不可不自立文明之法制，以为之应，冀渐得自侪于文明大国之列者也，所谓宜立文明法制以为之应者，即速行禁烟是已……[26]
近两年后，英国议会的议员戴乐在议会发言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两载以来，固已大有变迁，盖中国前识之士靡不以禁烟为然，亦由大梦已觉，而独立自强之思想近方萌芽。”[27]1909年2月，清廷派出的代表团在万国禁烟会演说中明确地将鸦片问题与国家文明、“现代化事业”相联系，唐国安向大会声明说：“我们祈求摆脱这种祸害，因为我们不但把这种祸害视为阻碍我们进入现代化进步国家行列的障碍，而且把去除这种祸害视为我们是否够格进入这个行列的标准。”他证实说，目前科举考试制度已被废除，在旧式教育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出众多的现代化的学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天南地北地去寻找知识，亲王和高级官员们游历欧美进行考察，铁路、矿山、现代制造业已步入正规，而且还计划成立立宪政府，“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们正在走上进步与维新的道路。[20](p110)唐国安此语，参加该会的美国代表团有一人抱有同感，他就是曾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留美学生监督的丁嘉立(C.D.Tenny)博士。1907年2月，丁嘉立在纽约赴美亚公会午宴时，席间演说中国之新气象，共有六端：“（一）爱国之精神渐振；（二）夸张国家名誉之心益盛；（三）收回税务铁路管理权之念颇切；（四）各种人在中国交际往来期于益加亲睦；（五）整顿国家之陆军；（六）广开通商场，任外人前往贸易。”[28]可见，唐氏观点可与丁嘉立的说法互相参证。
其实，深入时境看，唐氏此语具有针对性。按照《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观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总有“滞后”和“偏见”，与鸦片问题密切相关的英国尤具代表。《泰晤士报》是英国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口，其所刊载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百业凋敝”，“政治腐败的国度”，“东方世界里一块黑暗与紊乱的国土”，“只不过是声名狼藉的中国官僚属下的一名走卒而已”，如上用语均是《泰晤士报》描述中国的习惯性语言，莫理循将其斥之为老调重弹。[10](p549)《泰晤士报》的干将瓦伦丁·姬乐尔的中国观念更具影响，它被莫理循称作是“姬乐尔的名言”：“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尽管中国人的生命力或许还在十八个省的心脏部位苟延残喘。”[10](P652,681)这种言论，使英国政府在看待中国禁烟能力上持保留态度，也是其坚持印度鸦片利益而迟迟未与中国合作的内因之一，此均缘于对清廷推行禁政的不信任态度。同一时期莫理循则密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且不断将这种新的变化传递到英国，从沿海口岸到西部内陆，莫理循对市政建设、民众风气、政治改革等均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基于中国的趋新变化，他对鸦片问题的看法与英使朱尔典、英国政府等有所不同。（注：对中国1906年和1907年的趋新变化的描述和对英国本土“滞后”舆论的指责，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71-472、497-499、549、652页等。）
从朝臣内部心态来看，更可体会唐国安关于中国改革新气象说法的内在意味。外人对枢廷推行新政的评价，以及对清政府关于鸦片禁政的议论是密切相关的，站在先生的角度，则往往鄙视学生，认为学生总是陈陈相因，虚应故事，极以欺骗之能事，骗取外国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对立宪政治改革中的枢臣出洋考察和禁止外国鸦片入口两件事，外人更具疑惑。难怪1906年清廷重臣到英国进行宪政考察时，深谙英国舆情的驻英使臣汪大燮拼力整合此事：
人各一心，真是吾国大病矣。兄竭力团合，请其会合商议政见，不可各办各事，端、戴允之，未知泽、尚、李到后何如耳。兄已定见，将泽、尚、李到后应看应问各事排定一单，请其照行，延请政治各专门数人先讲一事，以便稍有头绪。三公同行亦可，分班亦可，有不能亲到者，派员代往亦可，但必需看完，虽三公不愿，亦当强之。盖此次考察，其效果先不问，而外人议论纷纷，恒谓中国虚行故事，欲以此掩饰外人耳目，而行其恣睢自如之政策，故外观不可忽。否则非徒无益，且令外轻之心，又加十倍……总之，此次考察，兄之力量只能将门面顾住，使外人不疑中国事事敷衍，示之以将大有为之象而已。然考察之后，如一无动静，则外人之属望衰，而其轻量中国之心益深，则真不可为矣。一出一入，关系极大，倘无动静，则不如不考察之愈，纸糊老虎，愈簇愈穿，最坏事也。[23](p840-841,p837-838)
鸦片问题也是如此，汪最担心枢臣流于故事，“惟我国向来局于小就，言大则骇听，为可虑耳”，“惟闻各国颇有派人赴中国查探者。倘减种等事不能实力奉行，全局皆将虚空粉碎矣。”[23](p892,925)唐国安刻意强调新政改革的实绩与汪大燮费尽心机于立宪政治考察，其意实有暗合，均在于纠偏外人舆论，以新政之精进推动鸦片问题之解决。第而论之，则是力促各国代表重视我方提出的禁烟议案。其理固属显然，夺人心智、毁人体魄的鸦片吸食之风确实阻碍着国家新政之进步。《申报》的专论解释得更直接：“国以民为本，民气盛则国力强，倘人人嗜烟而成废民，则国亦何所恃哉？朝廷自举行新政以来，事事与民更新，今更筹备立宪，予民以参政之权，苟不除此烟害，则万事休矣，欲图强而益弱，欲求富而益贫，五洲虽大，恐亦不容此烟国烟民之优游自若也。”[29]
概而言之，近贤主流言论，多将清末禁政视为新政改革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缘其既可以刷新清廷在国民和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赢得新政改革必需的社会资源，藉此形成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又可从经济上铲除这一严重的“漏卮”，以腾挪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挹注于练兵、路政、币改和振兴教育等，可谓思虑良多，用心不菲。在时人看来，两类改革运动都交互重叠，若合符节，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与协调的态势实为不移之论。但是，这类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极力推崇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事功的言论，其危险之处在于对禁政之后产生的财政负面影响会抵销其功效尚未具备十足的戒心；在这个问题上，外人的反应却正好相反，不管从何种目的出发，诸如偿付赔款，国家练兵用款，地方新政开展等等，域外人士甚至是国内媒介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醒甚至警告清廷应注意鸦片禁政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注：首先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得知清廷禁烟上谕发布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中国财税的抵补能力，连续两次发给英国外交部的公文中强调此一问题，见“驻华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大臣葛雷公文”（1906年9月30日、11月22日），载《外交报汇编》第29册，第3、6页，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初版；其次是英国《摩宁普士报》1907年6月25日以“论中国禁烟”为题的社论和《泰晤士报》1909年12月7日以“论中国赋税”为题的社论均谈到同一问题，两篇社论均被国内的《外交报》译成中文刊发，分别见《外交报》186期和269期；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英国记者莫理循也有如此感觉，“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895-1912》（上），第651页。日本实科学校专门理化学生邹吉人，光绪二十九年到日本去留学，光绪三十三年归国，见国势危弱，拟一说帖，请赵尔巽代奏，讲到财政问题的重要性：美人建议中国注意财政问题的重要性，但中国有关官员并不采纳，日本大隈重信甚觉可惜，说中国存亡之机就在此七年之内，不亡则永不会亡，见一档：赵尔巽档案全宗，第81卷，第418号。）如果按照美国禁烟名士勃伦特主教的说法，对待鸦片问题存在着“感情阶段”和“科学阶段”这样一种规律[20](p100)，所引证的上述言论表明清廷和大部分媒介在实际上尚处于新政改革激励下的感情主义阶段，对鸦片禁政有可能导致中央与地方、民众的利益协调，新政资金的筹措、禁政方式的选择、对外交涉的困难等等，均未进行有效的梳理。朝野言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特征将潜在的暗礁遮盖了，因而不能算是“科学的阶段”，后来禁政与新政的触礁甚至是翻船与此大有关系，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只能另文专论。
【收稿日期】200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