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五”期间发展和改革重要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五十年或一百年这样一个历史长河的高度来看问题，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有什么独特的价值？笔者认为，它应该有三个“第一”：其一，它将是在国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确定了“四项”新的现代化目标这一大背景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去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升华为市场经济十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新的现代化总体格局，这两点给正在制定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新的命题。其二，它将是在规划史上第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着力追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五年规划。其三，它将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面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如何推进，国内外颇为关注。下面根据笔者的研究，就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一探讨和分析。
关于中国“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发展”内涵的重大变化，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原来讲的发展是比较狭窄的概念，把发展片面等同于经济发展，进而又把经济发展片面等同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主要是看GDP指标。这种传统发展理念给中国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影响。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发展的内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它应该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总之，发展具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追求。虽然今天依然讲发展是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但是今天之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之发展。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企业界，都应用新的思维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的发展思路和改革思路，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新的“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的轨道上来。
那么，在这个新的发展体系的框架下，“十一五”期间发展应该凸现哪些重点问题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突出问题值得重视。
（一）关于在新发展体系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这应该是未来五年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是在增长的内部结构中，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规模的扩大，还是靠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优化来驱动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十年前，在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但是十年来，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的情况依然严峻。因此“十一五”期间要把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但是必须强调，由于发展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一定要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方式，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体系中去把握，这赋予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以新的含义。为什么在“十一五”期间应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作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呢？
一是由于在“十一五”期间，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就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最近胡锦涛同志在讲到中国国内亟待解决的八个突出矛盾时，把“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列为第一位，是意味深长的。要打破这一战略瓶颈，必须要在增长方式方面找出路。
二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下一步怎么走？不能按照老的工业化思路走，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比较少、环境污染比较小、各种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高消耗、高排放”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
三是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融合到一起，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在国际上排序不高，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在“十一五”期间，如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战略性措施：一是推进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推进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三是推进体制改革，包括微观的产权体制改革和宏观的管理改革（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始终摆脱不了旧的增长方式？原因之一是因为缺乏与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支撑，因此需要改革）；四是发展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是循环经济的核心问题）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五是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开放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增长效益。
（二）关于推进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问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代，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四年前笔者在内部研究报告《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中曾提出了下列五条认识：(1)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推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2)量变——部分质变——根本质变（突变），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3)开拓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先进生产力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挺进”的两条主要战线；(4)局部发达地区创造——向国内更大范围扩散——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运动规律；(5)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后发的某些有利条件，先进生产力有可能促进某一产业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五条中，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是基础性的东西。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技术含量也不高。如果把中国的技术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比重与其他国家比，或者在中国国内把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与台湾省相比，就会发现差距明显，令人扼腕！因此下一步应该想方设法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将之提到“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层面上来。我们不是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吗？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点在哪里？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不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吗？转变的中心环节在哪里？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不是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吗？调整、升级的支撑和依托在哪里？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总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贯穿发展诸多方面的事情，抓好它，能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应瞄准五类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与环保技术、空间海洋技术。基点在于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力争获得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同时提高对外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再创造能力。
为推进自主创新，必须要有制度支撑，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二是风险投资制度，三是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几年前笔者曾讲过一个观点：“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学会种种产权激励”[1]。
（三）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问题
“十五”规划曾明确提出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根据笔者研究，我国在这方面虽有所改善，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十一五”期间，应继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所谋求的产业格局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推进服务业全面发展。用此格局来衡量，高新技术产业已经起步，但距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虽增长速度很快，但增长质量和竞争力仍不理想，特别是面临新的发展“瓶颈”；至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成为整个产业结构优化的薄弱环节。基于此，在“十一五”期间应突出抓以下三点：
一是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国目前尽管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广深地区、苏锡常地区等）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从全国来说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推进工业化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走传统的工业化老路，而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提高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发展的进程，利用后发优势，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处在工业化时代，同时又面临信息化的浪潮。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工业化时代争夺什么？一是资源，二是市场。信息化时代争夺什么？一是高新技术及产业，二是尖端人才。在“十一五”期间，应抓住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包括计算机、网络通讯、微电子、软件开发产业等，同时加快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新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努力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成长链。
三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将是“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需要着重研究。今年上半年笔者提出的一篇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报告[2]指出，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3]。根据笔者研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地要解决四方面的问题。
其一，“总量”问题。目前服务业不是总量平衡，更不是总量过剩，而是总量不足。2004年中国（大陆部分）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3384万亿元，占GDP总量13.6515万亿元的31.77%，这一比重仅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比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也低13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中国服务业被“低估”的情况（如全方位评估，大约比现在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估计占GDP比重约在40-45%之间），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必须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
其二，“竞争力”问题。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5934亿美元，绝大部分都是商品性贸易，各类服务贸易（现代加传统）出口额只有589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2.9%左右。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在产业实力、结构、价格、质量等相关方面作文章。
其三，“结构”问题。当前，在服务业中，传统的商贸、餐饮、修配，等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但是现代的、特别是新兴的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技术研发业、创意服务业、动漫服务业、会展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相对薄弱，内部结构呈现明显的失衡现象。“十一五”期间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尤其是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除了行业结构外，还有城乡和区域结构问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服务业已出现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如广州、深圳两市服务业增加值已占全省总量的47.6%，要协调城乡和区域布局，一方面通过空间的集中和区域内专业集群，获取更大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的服务业。
其四，“体制”问题。现代服务业存在的上述问题，深层原因与体制障碍有关。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服务业领域虽然蕴藏着可观的潜在能量，但这些潜在能量至今仍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国有垄断体制所束缚、所压制，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未被当作现代服务产业来发展。下一步应着力啃四个“硬骨头”：一是“垄断性”，着力打破电信、民航、铁路、邮政以及市政公用等行业的垄断，把服务业从垄断领域中解放出来；二是“事业性”，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和“营利性”区别对待的原则推进改革，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三是“意识形态与服务业二重性”，按照意识形态程度的不同，把不带强烈意识形态的服务业谨慎剥离出来；四是“行政管理性”，有些政府的行政管理（如帮企业招商引资）实际上应属于中介服务或咨询服务业的内容，应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业务中剥离出来。而要啃动以上四个“硬骨头”，必须按照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着力推进体制改革，用体制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创新的办法，来释放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潜在能量。
（四）关于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协调发展问题
中国是一个区域结构不平衡的国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两个四”值得关注。
第一个四：把整个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个区块”，每个区块给一面“旗帜”。第一个区块是东部（沿海10个省市），旗帜是“率先”，即率先实现现代化；第二个区块是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旗帜是“开发”；第三个区块是东北（3省），旗帜是“振兴”；第四个区块是中部（6省），旗帜是“崛起”。当然，旗帜下面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有人说这会造成政策的“平台化”，一方面要看到平衡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各自的着力点和政策趋向差别性的一面。
第二个四：四类地区。不论是东部、西部，还是东北、中部，还可着眼于地区的主体功能，划分为资源优化、重点发展、适度开发、生态涵养四类地区。国家宏观部门提出的这一构思是有新意的。今年夏天笔者考察了位于青海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就属于生态涵养地区，应采取生态移民保护，国家给予支持。
在“十一五”期间，区域发展亮点之一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重点开发和发展。这不仅仅关乎天津市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环渤海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应把它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国家一些重大的改革发展措施可以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笔者认为，这是从整个国家整体发展格局出发而打出的一张新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当时形势，第一个发展的切入点选在深圳，从而撬起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增长极；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从整个大局考虑把第二个切入点放在上海浦东，通过这个支点，带动了整个“长三角”；现在要打造中国的第三个增长极，这个支点放在哪里？看来放在天津的滨海新区较适宜，通过这个支点力图来撬动京津冀地区，撬动环渤海经济的发展。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关系全局，纳入规划，先行先试。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
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症结有二：
一是如何促进城镇化进程“健康发展”的问题，请注意“健康发展”四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目前城镇化率按新口径计算（包括半年以上的居住人口）约在40%。按照此前“十五”计划，城镇化率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国大陆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社会变迁，以致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在前一段城镇化进程中也曾出现占地过多、农民失地以及追求形式等问题，因此要凸显“健康发展”。
二是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如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农业技术服务，鼓励农民把地种好，发展多种经营等），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如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让孩子们上得起学，让农民得到就业的技术培训等）；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防止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狭隘化甚至低层化。
（五）关于创建和谐社会问题
这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去年围绕和谐社会问题笔者曾到北欧考察，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两篇学术论文[3]，在笔者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关键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质的规定性有六条，即：“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活殷实”。这六条落实情况怎么样？笔者在对一些省、市调查中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侧重抓经济发展和生活殷实，而忽略中间四条尤其是忽视民主健全。这是一个薄弱环节。笔者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曾写到“民主法治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及民主监督权”。在此笔者强调“独立的人格和民主权利”，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用以上“四权”的实现程度来考核。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民主化的进程需要推进。同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不应该把民主化混同于民粹主义。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缺乏法治意识，所以更要加强法制建设。
二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而不应该是个“一潭静水”的社会。从中国当前的社会来看，总的说活力不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社会事业单位活力都不足，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发挥不够。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三是多元与公平的关系。中国越来越走向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是经济多元化，现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加上新的公有经济、私人经济和外资经济大约各占三分之一；第二个是社会力量多元化，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还出现了六种新的社会阶层。在这种经济多元、社会力量多元情况下，如何平衡和协调多元之间的矛盾？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除了分配以外，要特别注意使社会成员享有机会公平、地位公平、规则公平，从起点上实现社会公平，这是更深层的东西。
关于中国“十一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战略性攻坚的关键阶段。在2006-2010年即“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略如何铺陈？这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综合分析当前改革状况、未来几年国际局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其对体制改革的要求，笔者提出“以政府改革为重点，上下内外联动创新”的框架思路，要点有四：“上改政府管理体制，下改微观关键领域，内创人本型协调发展体制，外创全球化参与应对机制”。
（一）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分析下一阶段改革面临的任务，可以列出十个方面（政府、农村、国资、非公、金融、市场、宏观、社保、涉外、社会发展事业改革等），在如此众多头绪中，重点抓什么？笔者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者，是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建议“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整个改革的重点放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上面。这里涉及一个深层问题，即“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模式问题。中国前一阶段改革依据的是九十年代初确立的这样一种目标模式：“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请注意，这里边的这个“使”字和“宏观调控下”的“下”字。谁来“使市场”？政府。在谁的“宏观调控下”？政府。这表明中国原来设计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模式。实际上，这十几年在实践中所体现的也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实践表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与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有关，也与当初设计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框架有关。前者是“标”，后者是“本”。因为在总体上设计、确立了“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于是乎在实践中政府才有那样的职能。有关方面要意识到，随着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会触及到“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这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为避免争议而贻误战机，“十一五”期间应着力推进“政府自身的管理体制改革”，并以此为重点推进全面体制创新，在创新中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有别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框架，循序渐进，逐步升华。
推进政府自身的管理体制改革，实质性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第一，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于各级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等于把政府定位为“经济管制型”政府。第二，建议将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三不主义”（一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不包办企业决策，三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行为准则。第三，调整四项职能顺序，将“公共服务”列为第一位，强调把“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要点有四：即民生性服务，公益性服务，基础性服务，主体性服务。第四，探索在经济多元化特别是混合经济所有制的格局下政府如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新机制。从近年来宏观调控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传统经济体制的劣根性及其惯性运作，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要按照新的情况，用新的思维推进政府管理和调控体制的创新。
二是改革审批体制。要寻求“釜底抽薪”式的制度安排，彻底清理、减少、规范行政审批项目。在这方面，针对审批中“有为”太多、“有事”太多的现状，需要讲究一点老子哲学，老子曰“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老子·道德经》第57章）。关键是个“欲”的问题。审批体制的“石头”搬不开，与“石头”下面的利益相攸关。对于极少的仍然需要的行政审批，要建立严格的审批监督管理机制。
三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五级行政体制，管理半径较短，管理人员众多。根据人事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正式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全国达600多万。现在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则交通条件变化，尤其是高速公路修起来之后，交通方便；二则通讯条件变化，通讯手段非常快捷。随着交通通讯以及管理能力的变化，中国长期以来所一直延续的政府管理架构需要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建议按四级进行设计，以逐步解决层次过多的问题。“十一五”期间应拿出方案进行局部试验。
四是与政府机构紧密相关的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社会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等几大系统。据笔者了解，此领域约150余万个单位，2900万人。这些单位是与政府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个领域情况比较复杂，政策性极强，不能采取单一化的政策，应按照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的思路，采取公共性、准公共性和营利性区别对待的方略分类改革。
五是与政府紧密相连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并在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十一五”期间要探索新的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的新机制，以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同时相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补上这条“短腿”，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新型体制格局。
（二）在更具关键性的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领域推进体制创新
一是在继续推进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的同时，向垄断性行业和领域推进。目前国有资本大约有一半左右分布在竞争性领域，另一半左右分布在垄断性行业，大体上是“平分天下”。从最近笔者实际调查看，也不容盲目乐观。以辽宁为例，全省至今尚有地方国有企业4482户，其中“国有独资”企业仍高达62.2%。同时，全国竞争性行业国企亏损仍比较严重。对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改革估计不宜过高。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调整，需要开辟“第二战线”，即向垄断性行业推进。一是“自然垄断业务”部分，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但是明确只能以“参股”方式进入。非公资本参股后也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这种多元化是由国有经济控制的。由“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到允许进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至于另一部分，即除“自然垄断”业务之外的其它业务，非公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均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可以控股，也可以合资合作，也可以搞项目融资。在平等竞争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会得到发展。对此项改革切勿因遇到阻力而动摇。
二是由细胞单位的国企改革向整体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升华。决策层和整个社会今后对资本的关注要重于对企业的关注，尤其是对国有经济这一板块而言更应该“强化国有资本概念，淡化国有企业陈见”。下一步逐步由对单个的国企改革升华为对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建立与行政系统相独立的国资监督和管理系统；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代表国家享有所有者权益”。同时，理顺国资监督和管理部门“出资人角色”与“监管人角色”的关系，明确国资部门虽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但也不可逾越权利边界，必须尊重和维护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及其权利，不能以任何名堂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三是由现在的国资系统改革向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领域改革拓展。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新戏”。要按照既定的程序，推进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实现成功上市；相机推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围绕如何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改革机制。邮政储蓄体制改革也应实质推进。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造重组。此外要按照体制创新的思路，积极发展一批非公有制性质的金融企业。据笔者实地考察，越南已建立38家私人股份制银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四是市场体系创建由商品和服务市场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双轨制”，而且双轨之间的价格落差很大，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并由此引发生产要素领域的“寻租”等严重腐败问题。对此，老百姓非常不满。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应该推进要素市场的建设和要素价格改革，克服严重的“要素双轨制”问题。在资本市场方面，在全面解决“股权分置”的基础上继续解决其它制度性问题，并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在土地市场方面，重点是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招标）、拍（拍卖）、挂（挂牌交易）”制度，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促进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各类企业之间合理流动，在流动中形成合理价格水平；在技术市场方面，做好技术评估、作价和技术产权的转让，促进技术流动和创新机制的形成。
（三）着力推进“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体制创新
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生活不断暴露出的种种有悖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和机制根源，而且这种背景和根源相当复杂。从战略性创新角度分析，建议重点抓以下三个方面体制改革和创新：
一是着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的改革，就体制而言，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扩大农户的土地流转权，并解决抵押权和继承权问题。要推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逐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下一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流动。同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粮食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等。
二是民生类制度创新。民生类制度创新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一方面要妥善“摆平”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使群众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又要实事求是地调整社会政策，防止片面过激的倾向。这里的关键重在建立包括养老、失业和城乡医疗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要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笔者的基本想法是三句话：“政府管基本医疗保障，市场管超值医疗服务，社会管各方广济善助”。
三是抓紧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制度支撑。“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一个科学命题，在实践中被狭隘化了：把它等同于企业产权制度。笔者在研究报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提供的研究报告，2003年5月20日）中指出，“现代产权制度不等同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下一步，围绕“资源紧缺”这一战略瓶颈，不仅要在结构、技术、增长方式方面做文章，而且要在制度创新上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必须建立“国家资源现代产权制度”，包括国有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例如，各类资源产权转让的价格问题很多，要使各种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现代环境产权制度”，通过产权界定制度，做好生态环境的价值评估；通过产权流转制度，使优质环境的受益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相应的转让费用；通过产权保护制度，维护环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我们整个社会的产权概念很模糊。总之，通过一系列产权制度创新，使人们从利益的角度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使资源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升值。
（四）从“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两方面推进整个体制创新特别是涉外体制创新
首先，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更深层次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涉及相关产业问题，而且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必须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从宏观角度来说，重点是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以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从涉外体制本身来说，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和贸易便利化进程；二是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拓宽投资领域；三是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其次，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严峻挑战要争取战略主动，建立“应对”“后过渡期”和国际经济旧秩序诸种新挑战的机制。一是产业拓展应对机制；二是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三是资本并购应对机制。通过体制创新寻求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并增进国家权益和民族独立的平衡，以实现尽可能大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