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营电影工业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工业发展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4)06-0032-16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4.06.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曲折的、长足的发展，其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仅从投资主体和影片数量来看，我国目前近80%的影片都生产于国有制片厂以外的产业实体，一些民营影视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制片、发行、放映、影城旅游项目等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商业运作体系。今天，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产业结构上，民营影视企业都已经成为我国影视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比较的视野看，尽管大陆的民营电影工业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的运作模式仍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大陆民营电影工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顶层设计下运作，而并非完全是在自由市场结构下运作，这一结构规定了它发展的可能性、状态和空间。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电影产业的生产力。”[1]所以，在考察大陆民营电影30多年来发展路径的同时，要注意它和国家宏观政策和具体产业政策(即国家政治、经济结构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的互动关系，这是我们对民营电影企业发展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和贯穿线索，也是本研究对中国大陆民营电影工业发展进行分期的重要依据。 根据这一认识，本研究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营电影工业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1993年以前：民营影视企业的前改革期；(2)1993年到2001年：破冰与发展期；(3)2001年(加入WTO)以来：高速增长期；(4)新近的发展：新资本时代。 一、1993年以前：前改革期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我国的电影产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即政府对制片厂实行统一规划，下达生产任务，提供资金。发行方面，政府指导中影公司统一收购影片，按行政区域再发行到各个地方放映单位。一级政府即一级发行公司，实施政企合一的发行体制。放映单位也由国家统一管理。这种计划经济式的电影体制一直持续到1993年。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民营资本的初步尝试。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真正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1984年才开始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的指导方针。这次经济领域的革命也波及电影行业，使得电影制片厂被定性为生产性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实现生产利润，并交纳大小十余种税收。自此，非公有制资金进入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领域。民营资本也逐渐参与到中国电影行业中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民营影视公司大部分没有涉及电影行业，主要从事电视剧、电视节目等制作，比如1985年在陕西渭南成立的华山影视公司等。相比电视行业，摄制电影的成本过高，资金门槛进入难度大，同时，加之电影作品政治文化风险未知难卜，电视行业初兴等原因，大陆民营资金最开始并没有进入电影行业。 民营资本进入国有电影制作环境，要从港台民营企业进入大陆合作拍片谈起。港台民营电影企业寻求与大陆国有电影制作机构合拍的第一个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到90年代初。《垂帘听政》(1983年)、《火烧圆明园》(1983年)、《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年)、《菊豆》(1990年)、《霸王别姬》(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东邪西毒》(1994年)、《大话西游系列》(第一部，1994年)、《宋家王朝》(1997年)等一大批合拍片纷纷出现，香港汤臣影业、泽东电影公司、徐小明电影公司等港台电影和民营电影企业为内地电影界所熟知。当时，港台民营资本进入大陆电影行业，政策上仍有种种限制，如在大陆不能具有独立制片身份。因而这些港台资本均采取了与在大陆具有独立制片身份和制片生产指标的国营机构合作的方式。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国营电影机构进入了港台电影业界的视野。根据当时的规定，港台与大陆合拍的影片均标明为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作。大陆的民营资本很快从中获得启发，1993年成立的“金英马影视”就是从与港台合拍商业电影开始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挚爱情缘》均是以投资方式参与到香港公司与大陆国有制片机构的合作中，这是第一波以这种方式参与到电影制片的民营经济力量的代表。[2] 二、1993年到2001年：破冰与发展期 (一)破冰和起步 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明确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为备受批评的市场经济正了名，给包括民营影视产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且要求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1992年，中国电影经济持续大滑坡的警报再次传来，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从1991年的23.6元亿下降至19.9亿元；全年放映场次比1991年减少460余万场；全年观众人次比1991年减少38.4亿，降至105.5亿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减少130亿人次。16家故事片厂中有6家亏损。拍摄《毛泽东的故事》和《狂》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全年利润仅39万元，不及一个大电影院的全年利润。[3]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启动电影改革，并出台了相应的改革电影行业的重要文件。1992年12月下旬，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了“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公布了“中央三号文件”，名为《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核心精神是给企业放权，除了每年的影片生产指标和影片审查权不变之外，电影局决定全面放权，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为“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3年1月5日，这份文件正式下发，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即展开。从此，中影公司只保留“国外影片进口”的独家权利，各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可以自行处理国内外的发行销售事宜，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发行垄断。各省市纷纷成立电影股份集团公司，将电影企业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转变为“股份制”，由原来的“事业型、福利型”转变为“产业型、经营型”。各制片厂均加强发行部门的职能，主动到全国各省市发行公司推销其生产影片。原有的“出售拷贝”制度被打破，可以采取代理发行或收入分成等方式进行影片交易。这个文件打破了中影公司统购包销的发行模式，电影市场形成多个主体，竞争初步产生。当年的热门影片如《狮王争霸》、《霸王别姬》等均采取利润分成方式发行，使出品公司大幅度增加其发行利润。 由此，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开始真正打破了由中影公司垄断式的发行体制，选择了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政策颁布之后，小型的民营影视企业慢慢开始步入电影市场，如当今中国电影市场如日中天的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便是在此阶段(1994年)成立的。 另一方面，此时国家政策却依然没有放开民营影视公司的独立制作。如1995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的《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这说明民营影视公司的独立制作在政策上还未得到认可。 于是，资本和政策开始了新一轮博弈。虽然当时市场环境并不成熟，但是民营影视资本已经开始了对于电影行业经济利益的追逐。同时，失去了计划经济支持的电影制片厂也希望找到弥补拍摄资金缺口的方式。当时，在市场经济逐渐起步，体制改革已在试水，但是影片生产许可权仍然以指标的形式掌握在电影制片厂手中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中渐趋活跃的民营资本和国营电影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宜的合作形式：民营资本投资，国营电影制片厂出租厂标。1996年尚处于电影行业之外的张伟平投资拍摄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影片字幕厂标为“广西电影制片厂”。1993年成立的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拍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挂牌的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挚爱情缘》则由“深圳影业公司”①摄制。类似的电影行业外民营资金投入电影制作而不署名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发展和调整 就在民营影视企业在“有钱拍片，无权署名”的尴尬挣扎阶段之时，政策又一次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1996年3月23日，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提出推进影视一体化，拓宽电影资金渠道的四项政策，“鼓励部门和企业投资拍片”，为民营影视企业投身电影行业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尽管并没有给予身份，但对于民营电影企业而言，这是一次具有实际引导意义的放开。 因政策逐渐松动，民营电影企业纷纷成立，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重量级民营电影企业。1996年，北大华亿影视文化责任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等。其中真正经得住各种考验的民营企业，后来通过并购、重组或融资发展壮大，均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流砥柱之力量。 同时，厂标之路也变成了联合投资。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凭资金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过程中，但大部分企业并不具有电影企业的身份，其资金投入只是一种单纯的盈利行为。同时由于在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资本本身并没有将电影认定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民营资金对于电影行业的投入呈现出一定的偶然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民营电影力量处于一种半地下、半合法、半介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态：海水中，政策尚未对其验明正身；火焰中，资本的欲望在迅速膨胀。 其中，1997年对于民营影视公司的发展尤为关键：当年，《甲方乙方》问世，这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出品方是在1997年新成立的紫禁城影业。同年，《有话好好说》也由新成立的民营公司华亿发行，两片的口碑与市场均收效颇佳。因此，1997年被称为民营电影的“试水年”。[4] 虽然在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中，电影改革继续深化，政策也有所松动，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和制作环境变得越发严峻，政策环境尚未建立，市场对民营企业进行了一次淘洗，企业也在这次淘洗中进行了一次自身实力与市场的对焦。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1年《电影管理条例》颁布之前。 前面提到，1992年开始，关于中国电影经济情况持续滑坡的警报频传。1994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每年引入十部好莱坞大片，暂时性地缓解了票房下跌这一状况。但实际上国产电影产量和票房的下跌并没有得到抑制，形势反而更为严峻。“1996年和1997年被称为国产电影市场‘低谷期’……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电影产量开始明显减少，1997年为88部，票房更降至14亿元，观影人次降为15亿人次。”[5]1999年7月30日，《文汇电影时报》以《电影市场情况严峻上半年票房下降》为题，披露了电影市场整体性的下滑，全国票房总体下滑50%，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被淘汰。 进入电影行业的民营企业自身也在这种优胜劣汰的市场和行业环境中重新调试。有一些离开了电影主业，“金盆洗手，改弦更张”；略有实力的公司则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并企图站稳脚跟，与电影产业环境多次对焦，逐渐找到自身的发展途径和方向。1997年、1998年曾成功协助发行《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周恩来外交风云录》、《半生缘》等影片的北京建基影视公司，在1999年连赔了三部影片《共和主席——刘少奇》、《不能没有你》、《给您道喜了》，随后其运行难以为继。发行公司如此，制片公司亦经受大浪淘沙，很多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片公司”。在这场淘汰赛中最终留在赛场上的是一些凝聚了实力与市场能力的电影制作公司，如世纪英雄、北大华亿、金英马、新画面、华谊兄弟等等。在这次市场淘汰、民企对焦中，不论是被淘汰的还是留下来的，采取的制片融资方式多是以独家投资为主，这也是促使民营企业在这场浪潮中分化的原因之一。而在下个阶段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民营企业则采取了共同投资的方式来分担风险扩大融资。 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给民营影视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机遇。如现今成为国产电影市场民营发行企业“领头羊”的博纳公司就抓住了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先后成功运作了《我的兄弟姐妹》、《天脉传奇》、《和你在一起》等优秀影片。同时，华谊公司则制作发行了《荆轲刺秦王》、《鬼子来了》、《我的1919》、《一声叹息》、《没完没了》、《大腕》(与中影合作)、《天地英雄》、《寻枪》等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这些影片在美学和商业方面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为这些影视公司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资本。 三、2001年(加入WTO)以来：高速增长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WTO协议的签订，是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转折点。相比于电视和其他文化媒体，电影在中国是一个被允许进行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运作的行业。早在1994年，好莱坞大片便以分账的形式引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电影消费市场的格局。中国加入WTO，更为中国民营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002年出品的第一部中国式大片《英雄》就同时瞄准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面对外来压力，中国政府此时积极推进电影的产业化改造，在促使国营电影企业改组(六大电影集团成立)的同时，放宽了对国内民营电影企业的限制。其后一系列利好改革措施的颁布，既是为了完成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亦是面对不景气的电影业所作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含国外资本性质的产品和企业进入大陆市场，那么，隶属本国经济体制内的中国民营影视企业则更应获得政策鼓励与支持。相比好莱坞国际资本，它们具有民族资本的性质。 2001年，电影市场化改革正式进行。在同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行业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中，取消了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得设立影视制作机构的条款。同年8月，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2001年12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联合公布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为院线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在WTO协议签署不到一个月的12月12日，国务院又通过了《电影管理条例》(第342号令)，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允许国营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人员和机构从事电影摄制业务。这些都为民营影视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规保证和政策支持。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明确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格局中，电影产业即是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代表产业。2003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民营影视公司终于获得了与国营企业相同的市场主体身份。这一年，政府出台了16项政策，②逐渐放开电影业的准入门槛。其中，在《电影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接连颁布了四项重要的规范性文件：《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20号文件)和《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从内容审查、中外合拍、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影院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民营影视公司获得了与国营制片厂一样的身份，以完全主体资格进入电影产业，中国民营电影的产业主体属性开始真正表现出来。 延续上一年的积极改革之势，2004年，国家共出台了21项政策性文件，③如《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鼓励电影系统外国有、非国有资本(外资除外)合资或独资拍摄影片，发行销售国产影片，加入院线或独资组建院线，改造电影院。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43号文件)，首次允许外资涉足中国内地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领域，确定了境外资本在中国电影领域的合法地位。经过这一年的影视变局，中国电影业实现了从“事业”到“产业”之变。 2005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发展策略，即对于资金和企业基本按照“社会—民营—港澳—境外”，“制作—放映—发行”的顺序逐渐开放电影行业准入。[6]10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出来，并指出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了行业整合和重组的调整期，逐渐走向专业化、集中化、规模化。[7]6 在以院线制、影视集团股份制改革、准入门槛降低等措施为代表的外部政策助推和产业内部成长的双重作用下，电影行业的产业化改造对中国电影格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影响。由民营影视企业引领的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中国电影的电影产量、票房、观影人次、影院和银幕数等逐年递增。民营电影企业也获得了高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制作的主力军，其规模已经可与国有企业相抗衡，在制片、发行、放映等环节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彰显出来。世纪英雄、华谊、保利博纳、横店、万达等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多主体投资带来了国产电影的多样化发展，改变了国营企业独霸国产电影生产的单一格局。诚如时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饶曙光所说：“期待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期待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运作和发展。”[8]28中国民营电影产业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 (一)民营制片成长为制片主力 2001年之后，民营企业制片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飞速发展，再成为市场主力的演进过程，而这一过程与政策的扶持紧密相关。 1993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电影改革逐渐展开。2002年前后，中国大陆已经拥有40多家制片厂、30余个电影发行放映公司、35条电影院线、近30万电影从业人员，国产电影产量达100部左右。但是，中国电影产业，尤其是制片业尚显薄弱，产量、质量堪忧，电影生产投资规模严重不足。[9] 2001年，《电影管理条例》颁布，它规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社会资金，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申领《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后，就可获得电影制片的“准入证”。同时，外资也可以参股境内电影制片公司。在政策的引导下，世纪英雄电影投资公司、东方神龙影业公司、北大华亿影视文化公司、西影股份公司等一批民营制片投资公司纷纷涌现，形成国产影片良性竞争的局面。[10]《英雄》、《大腕》、《手机》、《十面埋伏》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都贴上了民营制作的标签。 2002年，政府主管部门推出各种政策与规定，以应对好莱坞的威胁和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2001年12月2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修改后的《电影管理条例》。这一条例明显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允许国营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人员和机构从事电影摄制业务。2002年末，《英雄》强势上映，其制作及宣发等环节全面实行了产业化的运作，如在制作环节采用明星导演和类型化制作，在发行环节增加宣传，在放映环节采取多厅影院同时放映等方式，开始了由民营影视企业引领的电影市场化的新阶段，也开启了国产大片的时代。2002年，共有五家民营公司或其他非制片单位办理了58部影片的《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中国出品的100部电影中，社会单位制作已经达到32部。[11]7 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颁布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三个文件，在新的《电影管理条例》的基础上为电影制片业的开放提供了更大的政策支持：将制片环节向社会特别是向国内开放；鼓励民营影视企业的独立和联合制片；放宽中外合拍影片的条件；调整电影审批方式；审查权限有限下放等。[11]5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经历短短两年的探索期，便取得巨大的成绩。2003年，民营资本投资了96部电影，占全年140部国产电影出品量的68.5%；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更有近80%由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 2004年，政策环境更加明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先后发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民营企业由此开始全面介入中国电影产业。而借《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之风，外来资本(包括我国的港台资本和海外资本)在2004年大量进入中国电影制作领域。在良好的政策背景下，电影市场形成国营和民营机构并存、多种资本互补、产品类型丰富的电影生产格局。在2004年生产的212部故事片中，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生产的影片已经占据80%以上。在政策的允许下，民营企业积极谋求与我国港台资本和国有制片的合作。一方面，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简称“CEPA”)为契机，两岸三地民营资本紧密合作，生产了大量合拍片；另一方面，民营影视企业也与国营影视企业合作制片，且对国有影视企业的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截至2005年，全国各种民营影视公司已达200多家，在数量上已占据绝对多数，民营公司参与的影片也在票房上支撑起半壁江山。2006年，共有270多家电影制作机构参与电影投资和制作。其中，社会和民营机构占75%。[6]72008年，新型制片主体几乎为民营影视公司。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国产片票房占57.34亿，华谊兄弟、博纳影业、星美传媒、光线传媒以及小马奔腾等五家民营电影公司这一年的票房总和便超过了30亿。[12]6 而对比2002年与2011年国有电影企业和民营电影企业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明显看到民营制片力量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飞速发展，其所占份额从2002年的5.44%上升至2011年的67.38%，成为制片业的主力。截至2013年底，与国有集团出品或参与出品的影片共约70部、产出51亿以上票房相比，民营集团参与出品的影片有近240部，其中以民营集团第一出品方的影片207部，共产出票房超过102亿。[13]在当年32部票房过亿影片中，29部由民营公司主导出品。④民营创作龙头的力量不断壮大。 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制片环节占据主体地位的是以华谊兄弟、保利博纳、光线影业、乐视影业等为代表的大型民营影视企业；小马奔腾、橙天娱乐、万达影视、银都机构等中小规模的民营影视企业也积极探索不同的发展途径；更多依托新形势激流勇进的新兴民营公司也纷纷涌现，比如安乐(北京)电影、华视影视、和力辰光、新丽传媒等。但不足的是，当下民营制片主体过于分散，在数量占据优势之时，大部分民营制片主体仍缺乏持续生产能力。 这些社会/民营企业在外部政策/市场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走向新一轮的改革与整合。特别是原来那些行业外的具有国营、民营多种所有制形式组合的大型媒介企业，也加快了产业合并的步伐，通过资本运作、品牌资源实现企业的并购和重组，形成了远超过大多原来国营企业的民营影业集团，[11]9如华谊兄弟、保利博纳、万达等形成了兼具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