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工资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企业所得税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吸引外国资本、引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二元的企业所得税体系，对外资企业执行15%的优惠税率，而对内资企业则执行33%的税率。最近，内资企业、学者和税收管理部门都在呼吁实行“两税合并”的资本税改革，对内外资企业执行公平的税收待遇。但是，对于这项税收体制改革的影响的相关分析还很有限。本文考虑了“两税合并”改革对资本积累、以及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①
关于资本税的经济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争论。许多先期的研究表明，对资本征税会减少资本积累并降低社会福利（如Diamond(1970),Summers(1981),Chamley(1981,1986),Judd(1985)等），甚至认为资本不应该被征税（如Lucas(1990)）。随着世界经济的整合，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对资本税的影响进行的讨论越来越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家之间为吸引资本而进行的税收竞争最终使得资本税率趋向于零（如Bovenberg (1989),Gordon(1990),Gordon和Bovenberg(1996),Frenkel,Razin和Sadka(1991)，以及Mintz(1992)）。所有这些研究都集中于考虑资本税对资本积累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但是对资本税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关注甚少。
资本税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发达国家对国内外企业通常采取统一的税率，②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对外国资本实行更低的优惠税率，并提供免税年限、投资补贴、税收降低、加速折旧等优惠措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对外资企业执行优惠的税收政策。林 (Lin,2004)分析了中国的资本税改革对外来投资、资本积累和贸易平衡的影响。中国现在面临着持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超过美国。因此，探讨“两税合并”改革对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将建立一个有两个生产部门（内资和外资）的世代交替模型，引入二元的税收体系（对外国企业实行低税率并对国内企业实行高税率）和个人的异质性（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③我们主要关注中国资本税改革对工资率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因此，我们将考虑两种政策变化：降低内资企业的资本税率，或者提高外资企业的资本税率。本文分析结果不仅对中国有用，而且对其他实行二元资本税体系并正考虑实行改革的国家也是有价值的。此外，本文引入了两个生产部门和劳动异质性，并给出了关于资本税改革影响的新结果。因此，对于探讨开放小国经济中的资本税问题，本文在文献上也是一种新的贡献。
二、中国的资本税、外商直接投资和工资收入差距
（一）资本税
中国于1978年开始税收体系的改革。在199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基于该税法，中央政府征的所得税率是应税收入的30%，地方政府征3%。但是，对于在经济特区设立的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适用15%的优惠税率。根据1993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国有、集体、私营、合伙、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从生产和商业经营中获取收入的组织执行33%的税率。④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发生的利息、工资和薪金、工会支出，以及慈善捐助可以从总收入中扣除。而投资成本不能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某年的亏损可以用未来五年之内的利润来冲销。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所得税在本质上也是对资本收入的征税。
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是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十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二）企业所得税与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独资企业于1986年在中国获得合法的地位。税收激励很大地刺激了外资(FDI)进入中国。从1979到1982，总的外国投资是12亿美元，1983年的FDI是6亿美元，2000年达到407亿美元。⑤2002年，中国吸引的FDI已经超过5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接收国。2005年实际利用FDI达到603亿美元。⑥
如前面所提到的，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在东部沿海的经济特区很早就开始实施。东部沿海省份也比其他省份吸引了更多的FDI。在2004年，吸引FDI最多的是江苏（121.378亿美元）、广东（100.12亿美元）、山东（87.006亿美元）、上海（65.41亿美元）：而吸引外资最少的是西藏（0.27亿美元）和甘肃（0.354亿美元）。根据人均FDI的标准，上海是全国最高的，达到人均483.7美元，其次是天津（241.5美元）、北京（206.6美元）、福建（151.5美元）和广东（128.3美元）。而人均FDI最低的西藏（1.35美元）和云南（3.21美元）。
由于有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率，有很强的地方支持，加上很少的工会和政府管制，中国的很多地区成了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商的投资乐土。对外资优惠的税收待遇迫使一些中国的投资者将资本转移出境之后再以外资的形式回国投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但是许多专家相信，来自香港的投资的一部分就是原先从中国大陆转移出去的。在2004年，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189.983亿美元，构成中国总的外国投资的31.3%。⑦
（三）企业所得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构成中国政府收入非常显著的一部分。表1显示了中国的企业所得税。2004年，中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12%，比美国高。⑧资本收入税之外，中国企业还要交纳17%的增值税，而且投资不能从税基中扣除！随着FDI的增加，最近，企业所得税收入中来自外国和外资企业的部分显著地增加，达到30%。
表1 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收统计年鉴》，2005年。
（四）工资差距
平均而言，在外资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工资比在内资企业中高。表3显示了在中国这两类企业中的工资差距。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国有单位（国有企业，国家行政单位等）。有趣的是，港澳台资企业的年平均工资率比国有单位还低。 2004年，国有单位的年平均工资约为16729元，港澳台资企业的年平均工资只有15727元，外资企业是20440元。
表2 年平均货币工资（单位：元）
说明：“—”表不数据无法获得。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基尼系数达到4.6。根据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匈牙利的基尼系数是0.244，日本是0.249，德国0.283，印度0.325，法国0.327，加拿大0.331，英国0.360，美国0.408，俄罗斯0.456，香港0.500，墨西哥0.546。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也将缩小收入差距放在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
三、模型：二元的资本税体系
遵循珀森(Persson,1985)，赛伯特(Sibert,1990)和林(Lin,1998)的方法，我们假定资本不折旧。要素市场是竞争性的，各要素得到的回报等于其边际产出。具体来说，
方程(11)是无套利条件，表明，自由的资本流动使得国内资本回报率与国际的税后利率
相等，而后者在模型中是给定的。方程(12)是个体i(i=1,2)的储蓄函数。
外国投资者既可以在国内投资也可以在国外投资。如果令针对外国资本的税率为π[f,t+1]，那么，国际资本市场的无套利条件必须要求税后的资本回报率也必须等于国际市场上的回报率，即有：
(13)
政府支出通过资本税和其他税收来融资。资本税遵循属地原则，即，所有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获得的资本收入都应该被征税，而不论资本的所有者。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其他的税收是一次总付性质的。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给定为：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所有内生变量不再随时间变化。该经济的稳态可以由下列方程来刻画：
方程(16)至(30)分别是方程(1)至(15)在稳态时的表达形式。
四、降低内资的税率
本节要考察内资的税率改变对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之间工资差距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假定对外国资本的税率是固定的。政府通过调整支出来保持预算的平衡。我们首先分析内资税率下降对国内外资本回报率的影响。
引理1：降低内资税率会减小内资的税前回报率，但是对国外资本的税前回报率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在本模型中，国内市场上企业的税后回报率必须等于国际市场上企业的税后回报率，而国际市场上税后回报率是给定的。在税前回报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内资税率会立刻提高内资企业税后回报率。而回报的增加会促使内资企业资本的增加。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资本增加会使资本回报率减少。因此，达到均衡时，内资的税前回报率会下降。
证明：由(26)式，我们可以得到：
两边对π[h]微分，得到，
这意味着，内资税率的降低会减少国内资本的回报率，即国内的利息率。由于国外资本的税率是固定的， 资本的税后回报率必须等于国际市场上的税后利率，即，
，因此，国外资本的回报率r[f]在本国领土上保持不变。
引理2：内资的税率降低会减少高技能劳动在外资生产部门中就业的比例，同时增加高技能劳动在内资生产部门就业的比例。
证明：见附录1。
这里的经济学直观非常清楚。由于内资的税率降低，国内资本的税后回报率提高。这倾向于增加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量。有更多的资本，劳动在内资部门变得更有生产力。因此，一些高技能劳动就会流向内资生产部门，导致在内资生产部门就业的高技能劳动的比重增加和在外资生产部门就业的比重降低。即，dθ/dπ[h]＞0。
定理1：内资的税率降低增加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量，同时减少外资生产部门的资本量。
证明：将附录1中方程(A.4)代入方程(A.1)，并利用条件
和
，我们得到：
(33)
这意味着，内资税率降低会增加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
将附录1中方程(A.4)代入方程(A.2)，利用
，得到：
内资税率降低会增加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
定理2：内资税率的降低会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率，但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高技能劳动的工资率。
证明：将(23)式对π[h]微分，并利用
，得到：
这意味着，内资税率的降低会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率。
将(20)式对π[h]微分，并利用
，我们得到内资税率变化对高技能劳动的工资率的影响：
内资税率的降低会减少外国资本，这会倾向于降低外资生产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内资税率的降低会降低在外资生产部门就业的劳动，这会倾向于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因此，对高技能劳动的边际产出的总效应是不确定的。
下一定理将描述内资税率的变化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相对工资的影响。
定理3：内资税率的降低会减少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收入差距。
证明：将(24)式对π[h]微分，并利用，我们得到：
内资税率的降低增加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在内资生产部门中的使用，相应减少高技能劳动在外资部门的使用。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内资生产部门中低技能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以及相应的工资率都会增加，从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间的工资差距会缩小。
五、提高外资的税率
相对应地，本节考虑增加外国资本税率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率，以及对二者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同样，假定内资税率不变。政府调整支出以平衡预算。
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体中，内外资的税后回报率必须等于国际市场上的税后利息率，即，
。国际市场的税后利息率给定为
。
引理3：增加外资税率会增加国外资本的税前回报率，即
，但是对国内资本的税前回报率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国内市场上企业的税后回报率必须等于国际市场上企业的税后回报率，而国际市场上税后回报率是给定的。在税前回报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外资税率会立刻降低外资企业税后回报率。而回报的降低会促使部分外资撤离，造成外资企业资本减少。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资本减少会使资本回报率增加。因此，达到均衡时，外资的税前回报率会增加。
证明：与引理1的证明类似。⑩
引理4：外资税率增加会减少高技能劳动在外资部门中就业的比例，即dθ/dπ[f]＜0。
证明：见附录2。这里的经济学直观与引理2也是类似的，不再赘述。
定理4：国外资本的税率提高将增加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量，同时减少外资生产部门的资本量。
证明：将附录2中(A.8)代入(A.5)，并利用
，得到：
因此，外资税率的增加将提高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
将附录2中(A.8)代入(A.6)，利用
，得到：
外资税率的增加降低了外资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
定理5：外资税率的提高会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率，但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高技能劳动的工资率。
证明：将(23)对π[f]微分，并利用
，得到：
将(23)对π[f]微分，并利用
，得到：
定理5背后的经济学直觉与定理3是类似的。外资税率的增加会降低国外资本量，这倾向于降低高技能劳动的工资率；同时，增加外资税率会减少外资生产部门高技能劳动的使用，这倾向于增加高技能劳动的工资率。因此，总的效应不明确。而外资税率增加提高了内资生产部门的资本量，这倾向于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资率：外资税率增加也会减少外资部门高技能劳动的使用并增加高技能劳动在内资部门的使用，也倾向于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因此，低技能劳动的工资会确定地增加。
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定理。
定理6：外资税率的提高会降低经济中的工资收入差距。
证明：将方程(24)对π[f]求导并利用
，我们得到：
外资税率的增加会降低外资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的使用，会增加内资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的使用，增加了低技能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并且减少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
六、结论性评述
运用一个有内资和外资两个部门、高技能和低级能两种不同劳动的世代交替模型，本文分析了从二元的资本税收体系向单一体系转轨的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得到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结论。降低内资税率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和资本在内资企业中的使用，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率，降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外资税率也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和资本在内资生产部门中的使用，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率，并减少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很深刻的：通过降低内资税率或者提高外资税率，进行“两税合并”改革，不仅使得内外资企业的负担趋于均等，而且有利于减少中国的收入差距。
当然，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实际理由要求进行资本税的合并。首先，资本税改革可以减少地区间的差异。中国政府在经济特区内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吸引外资。这些政策无疑促进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但同样也加剧了地区间收入的差距。合并二元的企业所得税率可以减少地区之间的差异。其次，资本税改革可以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中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率并不低。中国标准的税率是33%，但在俄国只有24%，新加坡只有20%，香港只有17.5%。2004年，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构成总税收收入的12%，但在美国它的比重不到10%。合并资本税率并降低总的税率可以减轻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第三，资本税改革可以防止中国资本外逃。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储蓄率很低、需要外国资金，中国企业倾向于将资金转移出国外，然后以外资的形势回来。通过合并资本税率，中国可以更加有效率地使用国内储蓄。
附录1：引理2的证明
证明：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内资的税率变化对本国领土上外国资本量的影响，dk[f]/dπ[h]。将
(19)式对π[h]微分，得到：
从(28)，，给定外国资本税率，外国资本的回报率不变。故，
移项我们得到：
(A.1)
应注意这里的变化是由在外资企业中雇佣劳动的变化所引起的。
其次，我们需要找出国内税率变化对内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k[h]的影响，dk[h]/dπ[h]。将(21)式对π[h]微分得到：
最后，我们可以算出dk[h]/dπ[h]。对(25)式，w[1]=w[f]，进行微分，得到：
化简可以得到：
(A.3)
将(A.1)和(A.2)代入(A.3)，并化简，得到：
引理1已证dr[h]/dπ[h]＞0，
而且
，因此，(A.4)的分子是负的。在分母上，由于
，
，这代表了外资生产部门就业份额增加对工资的直接效应。但是，
，
，
和
，因此，
，这代表了外资生产部门就业份额增加对工资的间接效应。一般地说，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因此，(A.4)的分母也是负的。因此，dθ/dπ[h]＞0，即内资税率的减少将降低高技能劳动在外资生产部门的雇佣。
附录2：引理4的证明
证明：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出dk[h]/dπ[f]。将(21)是对π[f]微分得到：
由方程
，给定内资税率，国内资本的回报率保持不变。因此，
化简得到：
(A.5)
其次，我们需要找出dk[f]/dπ[f]。将(19)式对π[f]微分得到：
或者，
第三，与引理2的证明类似，对(25)式w[1]=w[f]全微分并化简，得到，
将(A.5)和(A.6)代入(A.7)，并化简，得到：
根据引理3有dr[f]/dπ[f]＞0，
和
，(A.8)式的分子为正。又根据引理2证明中相同的理由，(A.8)式的分母为负。因此，dθ/dπ[f]＜0，即，外资税率的增加将降低高技能劳动在外资生产部门中的就业。
注释：
①正如罗森(Rosen,2005)所分析的，由于资本的成本并不能从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所得税实际上是对资本的征税，详细的数学证明见迈尔斯（Myles,1995，第233-234页）。
②关于开放经济中资本税的研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国内外资本面临统一税率的情况，如鲍文伯格(Bovenberg,1989)，戈登(Gordon,1990)，以及明茨(Mintz,1992)等。统一税率的假定符合发达国家的现实，但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一致。引入二元的资本税体系可以给出和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的有用结果。
③在林(Lin,2004)中，只有一个生产部门，个人同质，因此，无法讨论税收改革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④企业所得税率，在老挝是35%，以色列34%，泰国30%，越南28%，马来西亚28%，俄罗斯24%，新加坡20%，香港17.5%。老挝，以色列，泰国，越南，马来西亚都有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⑤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2002年。
⑥《中国日报》，2006年1月26日。
⑦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2005年。
⑧在2001年，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美国联邦总收入的8%，而个人所得税占到50%，社会保障税占到35%，然后其他税收占 8%。参见美国《2002年总统经济报告》。
⑨该关系可以由熟练劳动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严格地推导出来。
⑩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详细的证明。读者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标签：企业所得税论文; 回报率论文; 工资率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企业税率论文; 税后工资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企业税务论文; 投资论文; 生产部论文; 税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