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魏晋论文,自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08)03-0020-06
80年前鲁迅先生提出了“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由于其文坛领袖的地位，登高一呼，迅速得到学界认可，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命题，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然而时至今日，这个说法能否称得上是一个定论，仍然值得审思。
一、“自觉论”的出现及其影响
1927年，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中涉及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鲁迅在这里提出了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并且把自觉与脱离政教相联系，又与西方近代“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纯文学相比附。这一番言论随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也许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文学自觉”这个看法是鲁迅的孤明独发，还是别有所本呢？其实，早在1920年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就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首次提出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1925年铃木氏又出版《中国诗论史》一书，再次重申“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然而鲁迅的说法到底与铃木有没有关系呢？1925年9月的《鲁迅日记》提供了证据，其中有“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诗论史》一本”的记载。这说明“自觉论”确实是铃木最早提出的，而鲁迅的说法与之密切相关。[2]
“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经鲁迅在中国标举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1934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始与今人所用者相同”。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说：“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同年，方孝岳在其《中国文学批评》中也认为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大家都有点儿把文学当作纯艺术了”。“曹丕的《论文》虽然还没有像陆机《文赋》说得那样精微，但是比较以前的人，却是为文学而谈文学了。”[3]40年代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以魏晋南北朝为纯文学、唯美文学兴起的时代，“文学观念的明晰，以及对纯文学的重视，是当代文坛上的重要现象”[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魏晋自觉说”再次受到学界的重视。1981年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为“魏晋文学自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即“人的觉醒”[5]。随后李泽厚和刘纲纪合作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也是围绕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展开论述的。以李泽厚在当时的影响力，“自觉论”又逐渐成为中国美学史的经典叙述，并向文学研究界扩散。许多人沿波而下，继续丰富这一论说，在他们看来，人的觉醒为文的自觉奠定了基础，又为审美意识的追求提供了可能，而对审美意识的追求则自是文学自觉说的题中应有之义。90年代，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当时以至现在影响都颇大的一部教科书，该书认为魏晋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学的自觉，其主要标志有三点：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6]随着这套教材的普及，“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更加深入人心。
二、自觉论支撑理论的澄清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魏晋文学自觉论”之所以在20世纪得以流行，主要在于以下三个理论的坚强支撑：
第一，“纯文学”的概念，“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摆脱功利主义的说法，是20以至40年代“魏晋文学自觉论”的护法。郭绍虞、方孝岳和刘大杰等各种文学史、批评史均以此为理论支撑。
第二，“人的觉醒”说，80年代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率先提出，他认为“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自此以后，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成了魏晋文学自觉的理论依据。
第三，“审美”说，八九十年代，由“人的觉醒”引申出对审美特性的追求，“审美”的概念又成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新宠。
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些理论坚信不疑，甚至化为“常识”，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学贵有疑，我们就是要在这看似定论的地方提出疑问：这些理论真的能为自觉论提供支撑吗？魏晋时代的“文学”概念与我们今天使用的一样吗？在魏晋时代“人的觉醒”与“审美”意识的出现是可能的吗？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谈所谓“魏晋文学的自觉”是毫无意义的。为了对“自觉论”的支撑理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不妨来一次知识考古。
(一)文学与纯文学
“纯文学”的概念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是“自觉论”最早的理论依据，而要理解“纯文学”，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学”。“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汉代刘向的七略，其中有诗赋一略，包括了《屈原赋》和《淮南王赋》等作品，其实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也不能等同。刘宋元嘉十六年，于儒家、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之馆，有学者据此以为“文学自觉”了，其实与所谓自觉的“文学”相比，也是两码事。
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观与西方中古乃至古代的文学观也是不一样的，Literature和它对应的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原来的意思是指“著作”或“书本知识”。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7]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8]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文学’一词，其实是很晚才发生的，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它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笛卡儿以后的二元对立思辨方式，以及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近代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纯文学”的观念也是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密切相关的，它出现的目的是要卸载启蒙运动以来文学所承受的诸多政治功能。而“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提出，与“纯文学”的观念相辅相成。1818年法国哲学家库辛在一篇讲演里率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唯美主义作家戈蒂叶在其《模斑小姐》的前言再次重申了这种观点。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自身，与社会政治无关。[9]中国在魏晋时期是否有“纯文学”的产生呢？鲁迅在《魏晋风度》里除了说过“文学自觉”之外，还说过这样的话：“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诗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由此看来，鲁迅并不承认在魏晋就有超出人世间的所谓纯文学的存在，他的文学自觉说也不是一个论证周详的见解。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晋文学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并以此作为文学自觉的依据。其实，这也是一偏之见。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还是那个狭隘的“纯文学”观在作怪。是否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并不是文学自觉的必要前提。五四新文学应该是自觉的文学，然而，它一样有很强的功利性，那就是宣扬自由、民主与平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由此可见，所谓的“纯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都是与近代西方的文学语境相关联，而与魏晋这种“中古文学”毫不相干的。
(二)人的觉醒
人的觉醒，其实质就是人作为“个体”的自觉，它首先是在欧洲出现的。瑞士学者布克哈特在1860年出版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我们研究所谓“文学自觉”的典范和基础。其第二篇《个人的发展》云：“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其第四篇第四章是《人的发现，诗歌中对于人的内心的描写》，作者称赞但丁是“第一个探索自己的灵魂的人”，在他那里，“人类精神在向意识到它自己的内在生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10]。这表明，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才发现了“人”，才有了人作为“个体”的觉醒。
至于中国，何时才有人的自觉呢？1918年，作为五四新文学重要理论家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15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和小儿的发见，却迟至19世纪，才有萌芽。……(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又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11]这表明，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相遇，才发现了作为“个体”的“人”，才有了所谓的“人的自觉”。说魏晋时代就有了“人的自觉”，是不是太早了？
所谓“人的发现”、“自我的发现”，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有对”的文化，时时处于某种张力之中，要么是神的奴仆，要么是自然的主人。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为了反对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人摆脱了神的束缚而获得了解放。因此，个体的出现、人的觉醒是在这种神与人、神圣与世俗的张力中产生的。后来，笛卡儿又提出“我思故我在”的主张，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主体性成了近代世界的一个关键词，人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凸现了，人于是成了自然的主人。
中国文化追求“仁者与物无对”的境界，是将自己融入自然而达忘我之境，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并不像近代西方人那样去主宰天地。没有了人与物的二元对立，人的觉醒从何谈起？“无对”之人又何曾被蒙蔽？被何物蒙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人与天地并称三才，具有参天地、赞化育的力量。人是高贵的人，是大人，是君子，而文学自然是君子之学，人文和合，化成天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论文之本源曰：“文之为德，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就是刘勰心目中的文，与天地并生，实天地之心。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有高贵的人的参与。
一言以蔽之，“文学的自觉”如果是从主体的自觉谈起的话，那么中国人从未被蒙蔽，则中国文学根本无所谓自觉的问题；如果抛开近代西方的成见，还中国传统文学的本来面目，则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是自觉的，不需要等到魏晋才自觉。
(三)审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所谓美学热的出现，审美这个概念也风靡神州，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常用关键词。于是，审美也被援引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成了魏晋文学自觉的一个新的标准。如有学者就认为“魏晋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这个时期“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然而在魏晋那个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是否有审美感觉的出现，也是一件让人疑惑的事情。
众所周知，美学作为一种以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德国学者鲍姆伽登在18世纪发明了“美学”(Aesthetic)一词，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感知感觉一词；而“审美”一词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德国思想家施勒格尔说：“审美的(
sthetisch)一词，是在德国发明并在德国得以确立的。”[12]这完全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问题。海德格尔更是明确地说：“美学这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13]西方大哲这样一口咬定美学对于东方的水土不服，想必有他的道理。
为了弄清楚魏晋时期是否已经有了对审美的追求，我们有必要追溯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启蒙运动以后，上帝被杀死了，个体的精神与感性生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信仰与知识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顿失去上帝之爱的人类的心灵呢？审美主义于是在欧洲应运而生，“审美性乃是为了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此岸的支撑”。在中国思想系统中，没有人与上帝的对立，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没有现象与本体的对立，没有理性与感性的对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审美主义在什么张力结构中产生呢？”[14]我们也许可以使用“审美”这样的概念来欣赏、评价魏晋文学，但不能把它视为魏晋文学本身所固有，并以此证明魏晋文学已经“自觉”。
总而言之，无论是“纯文学”、“人的自觉”抑或“审美”，这些支撑魏晋文学自觉的主要概念皆是西方现代性的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里是产生不出来的。建立在西方现代性基础上的这种“魏晋文学自觉”理论，与其说是一种“自觉”，不如说是一种“他觉”。
三、何以出现“自觉论”
如果说魏晋文学是自觉的，按照逻辑，一个民族的文学自觉之后不可能又不自觉了，那么唐宋以至明清的文学应该也是自觉的。这样一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显得有点多余。赵敏俐说过，如果用袁行霈关于魏晋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去衡量汉代的文学，汉代文学也是自觉的。[15]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用同样的标志去衡量楚辞时代、诗经时代，那时的文学也同样是自觉的。正因为我们戴着一副“自觉”的眼镜，看什么都带有自觉的色彩。从魏晋不论往上还是往下推，文学都是自觉的，又何必只说魏晋文学自觉呢？这说明“魏晋文学自觉论”得以出现的思路与成立的理论背景都是值得审视的。
(一)何以在魏晋发现“现代性”
魏晋自觉论的根据是现代性，那么我们是如何在魏晋发现现代性的呢？这首先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密不可分，特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息息相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援引西方近代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新文学理论，随着现代体制的大学与出版物的普及，迅速占据了中国文化人的思想空间，化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正如现代文学研究者赵京华所说：“现代文学一经确立起来，其起源便被忘却了，忘却的结果使人们相信其中的基本观念如理性、主体、内在精神、个性自我、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都具有历史主义普世性贯彻古今而不证自明，放之四海而皆准。”[16]这虽然是对日本现代文学而言，亦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正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所表明的那样，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
中国传统学问里只有文苑传和诗文评，原本没有文学史这个门类。西学东渐之后，也是受了日本人的启发，中国人开始编写自己的文学史，基本的理论框架当然来自近代西方。首先表现在时间观念的改变上，中国传统的循环的时间观，后来让步于进步的时间观，时间被拉直了，文学于是被纳入到一种线性的发展轨道之中，就像黑格尔讲艺术的发展一样，文学被一种理念所贯穿，形成了一种从萌芽、发展到终结的过程。于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学史”便对前现代的文学进行肆意的分割、颠倒和重组，中国传统的泛文学观由此被改造成了西洋近代的文学观，而传统文学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受到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自然把西洋近代观念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带着这种眼光去回顾魏晋时代，于是在魏晋文学里也发现了“人的自觉”，在魏晋便已产生了所谓的“现代性”。
“魏晋文学自觉论”无疑是用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来观照魏晋的产物，有着强烈的“以我观物”的色彩。鲁迅对此曾经明白地表示说，如果“用近代的眼光看来”，魏晋文学是自觉的。也就是说，鲁迅看待魏晋文学是有他的“前理解”的，那就是近代西方文学的观念。正是如此，他在魏晋文学中发现了“自觉”。后人不察鲁迅说话的前提，只抓住“文学自觉”不放，试图在魏晋文学中找到自觉的证据，终究是徒劳的。
(二)“传统”抑或“现代”
现代学者研究传统文化，究竟是应该用现代思想观照历史，还是应该尽可能回到古代，用古人的思想来看古人呢？毫无疑问，现在大多数文化人自觉不自觉地属于前者。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强调中西文化融合，这当然是对的。但由于近代中国败于西方，文化人的自尊随之丧失，本位文化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也随之丧失，再也不像汉唐那样从容不迫地吸收外来文化了。于是，一切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中国文化被当作填充的质料硬塞进西方的文化框架之中，丰富的中国文化被西方的“概念绞肉机”绞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就“魏晋自觉论”而言，无论铃木还是鲁迅、郭绍虞等，都是经受过现代思潮熏陶的人，他们把现代观念一厢情愿地赋予了魏晋那个时代，因而认为曹丕的文学主张已经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具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性质。其实《典论·论文》所讲的四科，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本来是论说四种文体的不同。后人却割裂原文，只强调“诗赋欲丽”，并以此证明魏晋文学的自觉。又说曹丕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强调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也不符合曹丕的原意。曹丕所谓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指建安七子的文学，而是指《周易》、《周礼》之类的大制作。
而《典论·论文》到底说了什么，哲学史家汤用彤的解释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截然不同。他说：“魏晋时人常以圣人法天，法自然，中正和平而不偏，余则各有所偏。”这种理论在当时用之于论文，可注意者有两点：其一，《典论·论文》谓就文体说“本同而末异”，所谓“本”者即“文之所为文”，“末”者即为四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而就为文之才能而言，则有“通才”，有“偏至”，“通才能备其体”，而“偏至”如七子者各以气禀不同而至殊，因才气不同而分驰。因有“偏至”，所以“文人相轻”。惟圣人中正和平，发为文章可通天地之性，则尽善尽美矣。其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以为人生有限，欢乐难常，若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不以有限为有限，而于有限之生命中亦可完成不朽之盛事[17]。在汤先生的解释中，“诗赋欲丽”只是一种偏至，远未臻于圣境，只有通于天地之性的圣人之作，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番解释基本是立足于当时的语境，是符合曹丕原意的。从这个解释出发，“文学自觉论”在魏晋那里毫无立足之地。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人常常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动辄根据现象上的类似性，断言古代中国文化中包含了欧洲的某些核心问题。比如学者们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嵇康的“非汤武薄周孔”，以及梁简文帝诫子书所说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等等之中，发现了与欧洲近代思想的相似。然而，这一切和西方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连根拔起的巨大社会变革相比，其中的相似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往往太注重相似而忽略了差异，孰不知差异才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研究表明，黑猩猩基因组图谱和人类的相同之处在98％以上，差异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就是这不到2％的差异却决定了二者是本质不同的物种。我们是否可以在两个文化背景迥异的社会里，仅仅根据某些相似的社会现象就可推导出相同的文化思潮呢？魏晋和近代欧洲之间也许有一些相似，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绝对大于相似。我们怎能说西方在近代产生了人的觉醒，产生了审美观念，魏晋时期就一定也会产生？德国汉学家顾彬强烈反对这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反对在两种文化中寻找相同性，而是主张把二者看作异质的东西。中国并不是因为具有欧洲文化的元素才伟大，其所以是受人尊敬的，恰恰是因为它在根本上是与欧洲相异的、独特的。[18]其实顾彬讲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近代以来中国的文人学者在和西方对比的时候往往喜欢在西方文化中寻找中国的相似性，“你有的我也有，甚至比你更早”。这种心理貌似自尊，其实恰恰反映了我们自信的不足。
“自觉说”作为一种用现代思想研究古典的范例，它没有提高魏晋文学的地位，反而是贬低了它的地位。在“自觉说”的引导下，魏晋文学被简单地纳入现代性的框架之中，它自身的鲜明个性被淹没了。继魏晋说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是宋齐说和西汉说。其实这些说法和魏晋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立论的思想背景和魏晋说是一致的，从而不能从根本上给魏晋说以彻底的否定，反而沿着“魏晋自觉”的思路一直往前滑。之所以如此，即在于他们和前辈学者一样是把现代思想强加给古典文献，其深层的思路依然是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在主导。这就说明，要正确地了解古典文学，我们有必要重申传统的思路与方法，把传统的归于传统，让传统在现代呈现它自身的魅力。
四、结语
鲁迅先生提出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本是一时兴到之语，并没有做过详尽的学术论证。后来的学术界不明就里，推波助澜，使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乃至美学史领域人尽皆知的命题。之所以出现这个局面，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密不可分。晚清以来读书人纷纷拥抱西方文化，视传统如敝屣。现代人自以为比古人高明，当他们抱着进步的历史观念回顾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虚怀以对，于是，他们在传统中发现的不是古人的智慧，而是浅俗的现代。80年来，“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被人们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来为“魏晋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做论证，孰不知这些现代性概念只能是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土壤里才能产生，在中国的传统里是不可能出现的。用这些现代性概念做支撑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魏晋文学自觉”这个话题还可以视作用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学的一个案例，它的出现和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文化近代命运的写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中如何沉浮激荡，如何被阉割改造，也可以发现中国的读书人在这激荡的百年中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知识分子必将回归传统，重新找回失落的自信，必将对这类问题重新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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