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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刘勰是个什么家？听起来好像是不成问题，实际上，是很不容易找到众所认同的答案。因为若干年来，学术界之于《文心雕龙》，或翻刻、或校勘、或注释、或著为专门论文抉发幽隐，而对“刘勰”其人，除了考其家世、生平、交游，编制年谱外；他到底是个什么家？却很少被人关注。不过，这的确是值得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回答的问题。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就是我写作本文的重要动机。
本文的写作，在缺乏资料可资依据的情况下，只好采取“知人论世”与“知世论文”之法，择刘勰生平活动的事迹和《文心雕龙》反映的特质，分别罗列，然后再透过事实印证理论，根据理论突出真相；并与目前各行其是的看法，加以参校，最后提出具体的答案。
由于问题本身牵涉的层面复杂，论证过程中又难免不为私见所囿，所以立义选言，不能无病。盼望同道之好我说而商量讨论者惠赐昌言，以证成彦和“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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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而又著书名世的学者，往往被人叫做“龙学家”：假使刘勰和我们并世而存的话，他应该被我们尊为什么家呢？“文评家吗？”“文学理论家吗？”“文学家吗？”过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以为“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把《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类之首。三百多年来，提出质疑的虽然不多，但是刘勰之著《文心》，又何止乎究文体源流？评作品工拙呢？
在当前“龙学”研究行将迈上新的台阶时，想要正确解答“刘勰是个什么家”的问题，恐怕还应该本着知人论世、知世论文的办法，才能拨云见日，看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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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学术思想。一部著作，往往和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刘勰处在那个空前未有的时代。我们可以透过知人论世的方法，从以下四个层面，对他进行了解。
首先，从家世方面，看刘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由《梁书》本传知刘勰是汉齐悼惠王肥之后，祖籍山东莒县，大约在永嘉之乱前后，举族南迁于南东莞郡的京口（今江苏镇江）。他的祖父灵真，父亲尚，以及叔祖刘秀之，都在南朝刘宋时代任职朝廷，到他跟前，物移星换，刘宋已被萧齐所篡，家道中落，父亲更在他幼年过世，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可是，他仍以自己祖籍山东，能与至圣孔子同乡为荣。 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里，非常兴奋地叙述自己和孔子的关系，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另外，在《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正纬》篇、《辨骚》篇中，都一再盛赞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卓越贡献〔2〕，并把他比作“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3〕，“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4〕他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的表现， 相信是随着母亲的训诲，定林寺的校经，一直到《文心雕龙》杀青完稿之时，始终都是拳拳服膺，没有丝毫改变的。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刘勰的穷达与操持：西晋自永嘉之乱，怀、愍被掳，过渡到东晋以后，全国整个的政治环境以淮河为界，分成南朝、北朝两大集团的对抗，北方是五胡乱华，所谓北魏、北齐、北周递嬗。南方是衣冠上国，所谓宋、齐、梁、陈相继。当时变乱纷挐，民不聊生。加以政府夺权斗争，文网严密，知识分子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5〕。刘勰遭逢此一动荡的局势， 起初还想干禄求进，例如在他年约三十八岁，完成《文心雕龙》后，曾负书以干沈约，后来更由沈约的推荐〔6〕，于梁武帝天监二年，起家奉朝请， 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次年，改任中军临川王宏记室，以后历任车骑仓曹参军、太末县令、东宫通事舍人，以及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在担任县令时，政有清绩：任东宫通事舍人，深受昭明太子所爱接。可见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的程度。但最后，竟在朝野正殷切瞩目之际，燔发自誓，启请出家。由多采多姿的政治生涯，退居青灯古佛的桑门静土。他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7〕这种政治上的起伏，也许就是他思想上的写照吧！
第三，从社会方面，看刘勰对风末气衰的看法：社会风气败坏，是腐蚀人心、动摇国本的根源。《程器》篇云：“近代辞人，务华弃实。”同篇引魏文帝《与吴质书》的话，斥“当世文人，类不护细行”。照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看来，当代文士不仅“不护细行”，更辞语浮华，不切实际。〔8〕所以《才略》篇形容东晋末年的学风， 是“解散辞体，缥缈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至于宋代以后的风气，刘勰虽然避当世而不谈，不过，他还是轻描淡写地说：“世近易明，无劳甄序。〔9〕”读书人的标新立异，投机取巧， 大多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例如《通变》篇说：“宋初讹而新。……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又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这种抛弃传统、深废浅售的现象，正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写照。刘勰感伤地说：“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
第四，从学术方面，看刘勰正末归本的主张：六朝是释老并兴的时代，《时序》篇曾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舒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还只是就“谈玄”而言，如果加上佛教的传布，其对当世或传统学术思想的冲击，更不可估计。尤其我国的经典，此时在学术上，已失去平衡思想的向心力，所以刘勰说：“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10〕经典既不受学术界的重视，则“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的原因，还是由于“辞人爱奇”，方才造成“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1〕的后果。刘勰在此始终肯定经典是我国文学的本源，为文无本，即如流水无源；无源则流涸，无本则木枯，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正末归本”，要“矫讹翻浅”。此不仅有感而发，更是探本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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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刘勰居处的时代背景和活动情况，可知在经学消沉、释老并兴的六朝，我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正受着时代巨流、世风狂涛的考验。而他以“深得文理”见称当世的《文心雕龙》，却适于此时应运而生。所以我们再从知世论文的角度，来体认刘勰为文用心之所在。
首先，从《文心雕龙》的宗经思想，看传统与当代文化的结合：打开《文心雕龙》扉页，第一篇就是《原道》。《原道》开宗明义就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书末《序志》篇也说：“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此书既以《易经》始，复以《易经》终，《易经》是倡言天道，入神致用的一部著作，刘勰称它“旨远辞文，言中事隐”。孔子读《易》，竟至韦编三绝。而《原道》以下，继之以《征圣》，《征圣》之后，又继之以《宗经》。《序志》篇更以“敷赞圣旨，莫若注经”相期许，并云：“《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足证其著述《文心雕龙》的大旨，盖以经典为依据；而其正末归本，与守先待后之用心，亦于此可得而明。至于全书五十篇，三万七千多字中，其引文、引说、引书、据事、援义，不分内典与外书，不别经传与子史，举凡一切关系文学理论之事者，无不自本而末，由原竟委，穷搜冥萦，一揽无遗。采传统的菁华，防文学的流弊，这种由传统与当代结合而成的文论宝典，其行文措辞之优美，分章布局之妥贴，姑且置而不论，就单凭他融今铸古，陶冶万汇的本领，盱衡后世学术界，又有几人？又有几部具有如许目光独到之著作乎？
其次，从《文心雕龙》的首尾圆合，看他牵一发动全身的布局：我们就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的三千五百零三种专门书籍来说吧，其中单就集部而言，无论总集、别集、诗文评类等，它们的精言奥义，虽所在多有，但如仅从写作的体例、布局的严整、思想的周密、篇章的分合等四方面比较，绝少有一本书像《文心雕龙》那样有体有用，部伍森罗，犹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的；迫而察之，全书由“文原论”而“文体论”而“文术论”而“文评论”，“绪论”奠于四大文论之末。统而观之，在这四大文论之间，更如层峦耸翠而有主峰，万壑竞流而有发脉。其彼此之间的相激相荡，更是有详略、互见、分合、取代，种种交叉互动的关系。读者若能掌握这些特色，然后再断章取合，雌黄是非，必可动极彦和之神源，般若之绝境了。
第三，从《文心雕龙》岁久弥光的价值，看他的创作艺术：就拿首篇《原道》为例，“原道”者，文原于道也，何以知道文原于道乎？此理至密，难以言传，所以本文一开始就用问答法破题，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天地，指自然，也就是所谓的“道”，他在此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却紧扣“文原于道”的主旨，揭开了全文序幕。刘勰即根据此一问难，提出“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明言天地、日月、山川的景象，其中或色杂、或体分、或丽天以垂象，或理地以铺形，最后以“此盖道之文也”总收上文。不仅文意为之一顿，更用来反照首句，回应“文原于道”的主题。然后再由此蓄势，开启以下种种情节，经由自然之文，而成人为之文。更在人为之文中，先上溯太极，次言没有文字以前的传说。他将我国人文的发展，尤其对文字发明以后的情形，言之綦详，这虽是他详此略彼之一例，同时，也是行文造境的艺术。其中措词又有轻重，如言五帝三王较略，言孔子集我国古代文化大成处极详，且极见工夫。篇末引《易·系》作结，云：“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与文首“此盖道之文也。”势若桴鼓，巧相回应。其行文的圆合，真妙不可言。《原道》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其他四十九篇，莫不如此！至于下字的精当，造句的清英，段落之明靡，结构之彪炳，所谓“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令人展卷神往，爱不忍释！
第四，从刘勰著《文心雕龙》的目的，看他文学济世的襟抱：刘勰身丁内忧外患，思想纷歧的六朝，目睹“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现象，而一般论文之士，又“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2〕于是推本经籍，则古称先，发征圣、宗经之微旨，倡通古、变今之弘论，书中凡言圣文雅制、宗经六义，正纬辨骚、论文叙笔、剖情析采、崇替褒贬等，无不“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以达“控引情源，制胜文苑”〔13〕的目的。尤其从全书结构上看，首卷五篇，以《宗经》为核心，前有《原道》、《征圣》，后有《正纬》、《辨骚》，千言万语，都从“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出发，揭示他“正末归本”的旨趣。可说是刘勰的“本体论”。卷二以下，分由文体、文术、文评三个角度立说，有文体而后有文术，有文术而后有作品，有作品而后有批评，这可以说是他的“方法论”。全书有体有用，纲举目张，近人刘永济作《校释》时说：“舍人惧斯文之日靡，摅孤怀而著书，其识度宏阔如此。故其所论，千载犹新，实乃艺苑之通才，非止当时之药石也。”指的正是他文学济世的襟抱！
第五，从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看当前文学通变的进路：盖齐梁时代，正是佛教内来后，中印文化交流极盛之际，全国人士对印度佛学的盲目崇拜，较之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捧心效颦，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刘勰著《文心雕龙》，在思想上，竖起宗经的大纛，主张从事创作，必须走入传统，才能推陈出新，有不竭的源泉。在作法上，提出尊体的口号，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14〕，然后才能写出“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的作品〔15〕。在批评上，他以为文学批评必须接受批评理论的指导，批评理论又以文学理论为准矩，而文学理论宜依经以树则；于是提出“六义”与“六观”之说，作为文家必备的学养。举目斯世，由于百数十年来，内忧外患，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渗透，目前在文学方面，无论创作与批评，均与六朝所发生的流弊相当类似。“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16〕面临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我们如何借历史作殷鉴，为改变崇洋媚外的现状而努力呢？恐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抱持的思想和方法，无疑的可以做为我们当前的参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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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研究，均有创新的发现，有些学者往往拿他和西方所谓之“文学论”、“文学评论”相比较，并袭用西方的名词，向刘勰和《文心雕龙》身上贴标签；说它是中国最具系统的一部“文学评论”专著，刘勰是“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专家”。这种比较研究的方式固然可嘉，但过程和结果亦不无可议。原因在于东西方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大多如方枘圆凿，难以铢两无差；有时即令勉强帮凑，也会搞得似是而非，有莫所适从之感！尤其像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这种“陶冶万汇，组织千秋”的巨著，不要说在当代不曾有，即令后世也未之见。所以《文心雕龙》决非“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所能范围；刘勰也决不是“文评家”、“文学理论家”或“文学家”任何一个名号能盖棺论定的！
近人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其《议对》篇释义云：“彦和之时，文浮末胜，尤无足观。故其虽扬榷前代作者，实针砭当世文风，最为切要。顾亭林谓：‘文须有益于天下’，彦和有焉。读此书者，未可纯以齐梁文士目之也。”可见刘氏早就肯定刘勰非齐梁文士，《文心雕龙》乃针砭当世文风之作。所以明叶盛《绿竹堂书目》把《文心雕龙》归入子杂类，吴兴凌云刊本、陈仁锡《诸子奇赏》本均尊刘勰为“刘子”，归有光《诸子汇函》本，辑有《云门子》，指的正是《文心雕龙》。清末谭献《复堂日记》也说：“《文心雕龙》乃独照之匠，自成一家。”就此诸说，拿来和笔者从知人论世、知世论文中所得的各点加以对照，发觉《文心雕龙》中的刘勰，除了“体大虑周，笼罩群言”，这些一般性的条件，为众所周知外，至少下列五点是现在所谓“文评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家”不会有，或不会全有的特质，那就是一、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二、征圣宗经的思想体系，三、文学济世的伟大抱负，四、骋绩垂文的高尚风骨，五、折衷古今的卓越眼光。由此观之，我们只有尊称刘勰为“文学思想家”，才能得其为文用心之“真”和用心之“全”。否则，不仅扭曲了刘勰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更是自贬学术研究的身价。
举目四顾，古今著述之林，虽然类出多门，各具特色；但有的作品，我们只看书前的序言或章节目次就够了，无需再阅读正文；有的作品可以阅读正文矣，无需字斟句酌的详究博考；有的作品值得详究博考矣，但不一定奉为终身事业。像《文心雕龙》这部书，顾其名，不能知其义；知其义，不能知其用；知其用，不能知其体。可是它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义不落实，不仅将我国六朝以前的文论，融一炉而冶之；更选精拨萃，整纷理蠹，提出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千年万代的中国文学，找到大本大源，以及补偏救弊的灵丹妙方。这种金针渡入、救国救世的绝大著作，实在是我们百读不厌，应当终身奉行的一部宝典。“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知其心。”〔17〕过去《文心雕龙》成，刘勰曾经负书以要沈约的青睐，今天距离《文心雕龙》成书将近一千五百年之后，如果我们对“刘勰为中国文学思想家”的看法，还算接近事实的话，也许刘勰在九泉之下，就可免于“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之叹了！
注释：
〔1〕以上讲的刘勰家庭世系，大致是根据《宋书·刘秀之传》、《宋书·刘穆之传》、《南史·刘穆之传》、《南齐书·刘祥传》、《梁书·刘勰传》改写而成。
〔2〕卷一《原道》、《征圣》、《宗经》、《正纬》、 《辨骚》五篇，是刘勰的文学思想。其中以《宗经》为轴心，对孔子集中国文化大成而与《六经》，以及经典与文学原委本末的关系，言之綦详。
〔3〕引文见《文心雕龙·原道》篇。
〔4〕〔10〕引文见《文心雕龙·宗经》篇。
〔5〕引文出自诸葛亮《前出师表》。
〔6〕刘勰负书干约，以及经由沈约推荐， 于天监二年起家奉朝请事，分别见于《梁书·刘勰传》及王更生《梁刘彦和先生年谱》，虽然有点意测，但是还接近事实。
〔7〕引文见《文心雕龙·程器》篇。
〔8〕李谔于隋文帝开皇九年曾上书，论文体轻薄云，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尚，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9〕引文见《文心雕龙·才略》篇。
〔11〕〔12〕以上多次引文均见《文心雕龙·序志》篇。
〔13〕以上两处引文见《文心雕龙·总术》篇。
〔14〕引文见《文心雕龙·附会》篇。
〔15〕〔16〕以上引文见《文心雕龙·通变》篇。
〔17〕引文见《文心雕龙·知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