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斐斐[1]2007年在《明清徽州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达到鼎盛阶段,并成为徽州基层社会的统治主体;强大的宗族势力渗透到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即从这一时期,徽州宗族对基层社会影响的角度入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概括。除导言、结语外,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徽州宗族的概况。简单阐述徽州宗族的形成及明清时期强化的原因。二、明清徽州宗族对基层社会政治的影响。徽州宗族通过与官方势力的相互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也加固了徽州社会的封建状态。叁、明清徽州宗族对基层社会经济的影响。徽州宗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徽商经济的繁荣;但是也加剧了贫富分化,阻抑了徽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并维系了佃仆制度的长期存在。四、明清徽州宗族对基层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宗族提倡之下,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并形成独特的社会民俗;但也禁锢了人民思想,阻碍外界文化的流入。本文以宗族对社会的影响为切入点,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有助于揭示徽州社会的发展规律,进一步了解封建社会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深人们对徽州宗族社会的认识。
杜刚[2]2006年在《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保障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基层社会治安最为稳定的区域之一，是由于该区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治安保障体系的持续作用。本文在仔细梳理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就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稳定的要素、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保障体系的架构和运行机制、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保障体系的特征与功能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初步构建了研究本课题的框架体系。认为：理学的教化作用、宗族的控制作用、教育的促进作用、地理上的屏障作用是导致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稳定的四大要素，再加上徽商、基层政权和地方自组织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和有机互动，在实际上构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徽州基层社会治安保障体系，并且在该体系内部有着自己的联系和运行机制，有效地保障了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的稳定，是保证明清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常建华[3]2010年在《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詹海波[4]2016年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祭规约探究》文中认为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范本,古徽州地区历来重视对祖先的尊崇与祭祀。宋元以来各种祭祀祖先的活动十分兴盛,尤其是在明代中叶国家祭祀礼制改革以后,徽州地区开始大兴修祠祭祖的风气,祠堂祭祀成为后人祭祀先祖的主要方式。在徽州人心里,能否顺利开展祠祭活动事关宗族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徽州各宗族以文字的形式将祠祭规约刊刻于宗族族谱之中,约束族人的祭祀行为,规范严肃祭祀活动,加强宗族的内部控制。本文利用大量遗存的徽州宗族谱牒资料,结合地方志、徽州文书、文人着述等原始资料,对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祠祭规约展开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主要是论述选题缘由及对徽州宗族祠祭规约研究进行全面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正文部分列为叁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徽州宗族祠祭规约的形成背景与制定：第一部分中,分析了祠祭规约的形成背景。包括徽州地区宗族社会的大背景,祖先祭祀的传统与国家祭祀礼制的改革,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祠祭活动的兴盛,以及列举了祠祭活动中的“不守规”现象。第二部分,论述了祠祭规约的制定。首先,对祠祭规约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分析了规约制定的主要人员构成；最后,阐释了影响祠祭规约制定的重要因素,它们是统治者的理念宣扬,朱子《家礼》的深刻影响,以及继承本族成法、吸收借鉴他姓之规。第二章是文章的重点部分,着重分析了祠祭规约的内容与特征：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祠祭规约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宗族祠堂的日常管理规定,包括祠堂用途管理、祠堂物品管理以及祠产的管理；其次,论述了祠祭活动的实施过程,按照祀前准备、祭祀礼仪过程、祀后事宜的顺序予以论述。第二部分,分析了祠祭规约的特征。徽州宗族祠祭规约有着其自身的特性,它们分别为规范对象的全体性、保障实施的充分性、规约规定的严肃性、规约与国法的互动性以及规约编制的完善性。第叁章阐述了祠祭规约的作用。第一部分,分析了祠祭规约的积极控制作用。首先分析了规约对祠祭活动的整合与规范作用；其次论述了规约在加强宗族内部控制力上的作用,包括加强宗族和睦、聚拢人心,加强宗族“孝”文化的心理整合,加强对宗族社会秩序的控制。第二部分论述了祠祭规约的消极控制影响,首先,徽州宗族频繁举行祠祭活动,耗时日久,且复杂繁琐,难免会导致倦怠之心的出现,也会对徽州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宗族祠祭中“捐资配享”风气的出现,如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宗谊的消减与血缘关系的淡漠。
梅立乔[5]2013年在《晚清徽州文化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生态学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特定自然环境下文化的适应与变迁过程，是考察个体适应环境而形成“生计文化”，进而促使相应社会组织力量的加强，以便承担构建及大众化相应价值观念的重任，各要素间相互作用。明清时期徽州文化生态系统运行良好，文化成果颇丰。晚清以来文化生态失衡，新一轮的构建在系统惯性与新动向之间角逐。本文拟通过对这一时段的考察，探究文化生态运行中自然环境、个体、宗族、价值观念的应对模式，以期对文化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作用及运行规律做一管窥。晚清以前徽州文化生态是构建在人多地少这一人文环境基础上，农业容纳人口有限，徽州形成儒贾结合的生计文化。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宗族组织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在新安理学家等知识精英的主导下，构建了徽州文化生态主流价值观：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四民平等为价值取向，“亢宗”为价值追求和实现。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将主流价值观大众化为徽人的自觉选择。明清徽州文化生态系统中自然环境、徽人个体、宗族、价值观之间形成有效互动，从而实现徽人发挥才能、宗族强化、自然得以保护的目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文化生态。徽州文化生态系统中保持良性循环，实现动态平衡，与国家和其他区域的文化生态保持和谐互动，这些都促使明清徽州文化生态的繁荣。晚清以降，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都受到冲击。徽州遭十余年的战祸，造成人口损失叁分之二。个体是文化生态构成的基本因素，人口的锐减动摇了整个系统的基础，徽州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宗族也出现组织结构不稳，凝聚力、向心力削弱等问题，儒生的减少、文化符号的毁损，使得文化生态系统本应具有的遗传性、多样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隔断，为文化生态更嬗增加不确定性。晚清徽州文化生态因兵燹使得人地关系缓解。徽人在进行生计选择时，因儒生较少、经济低迷、科举废除等原因，晚清徽州士风不振已成定局。人均耕地面积增多，经济作物大量种植使得徽州务农人数增加。传统手工业和新兴工业均无发展，限制进入人数。半数成年男性延续惯性以商业为职业选择。同时，徽人外出经商使得大量客民进入填补农业、工业空缺，形成土、客杂居的局面。晚清徽州生计文化主体由土着与客民组成、呈现农业与商业并重之趋势。宗族在晚清徽州文化生态中仍然呈现强大的生命力，战乱后短时间内实现从外在实体文化符号的修复、到内在宗族管理之加强，以便达到“收族”之目的。宗族在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等方面继续为族众提供指导原则，在社会管理中仍旧是中坚力量。但是社会经济萎靡、族众凝聚力及宗族对其的向心力减弱，女性及佃仆个人本位观的觉醒，再加上佛教及社会新思想之影响，徽州宗族在更生中又隐含式微之势。晚清徽州文化生态中，价值观念变动不大，大众化体系基本延续明清时期。徽州文化生态系统在运行中与外界保持紧密联系，因此国家文化生态的种种新动向亦影响徽州。国家文化生态中，经济结构中工业、商业比重加大，带动国家价值观念的变化，其发展趋势与徽州价值观念趋同，从而为徽人提供价值实现的多样化路径。清末宣讲内容的增加以及新式学堂的设立，使得价值灌输的内容多元化，西方传教士的介入，纸质媒体报刊的传播，使得徽人对外界乃至世界、宇宙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也便捷新思想之流入。另一方面，徽州文化生态系统对新式学堂、西教之传入，都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在晚清几十年间，系统之惯性与变异角逐，新事物与保守力量多方博弈，其结果都将对徽州文化生态下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陈亚萍[6]2015年在《士商互动背景下的徽州宗族教化》文中提出宗族教化是指在宗族环境下对本族子弟进行的有目的的教育感化,包括显性的具体的教育形式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宗族教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对古代教养后代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宗族的发展有阶段性,徽州是封建社会末期典型的宗族社会。明清两朝,徽州的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其宗族教化也在不断完善,对宗族子弟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和全面。潭渡黄氏宗族是徽州望族之一,东晋时期,新安始祖黄绩任新安太守,黄氏宗族开始在新安定居繁衍。黄氏宗族具备徽州宗族的特征,具有代表性。论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徽州宗族以及徽商的发展过程。宗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非正式组织,徽州是封建社会末期最典型的宗族地区。在中原宗族文化走向衰亡的时候,徽州由于大山屏固,这种古老的中原文化得以保存。徽商是基于徽州宗族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士商互动是其得以发展的特殊背景。士商互动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形成背景。国家政策的放松、商人队伍的壮大、儒学的转向以及徽州宗族的支持都是士商互动能够形成的原因。其中,各个因素内部又有着复杂的原因背景。士商互动这一大背景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结果,是明清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论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徽州宗族的科举教化。科举教育是徽州宗族教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为培养人才,徽州宗族往往不遗余力。徽州宗族常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于科举教化中。深厚的儒学背景,使得科举成为宗族的第一等大事。因此,徽州宗族多以诗书训子弟。在士商互动背景下,徽州宗族的科举教化目的有了拓展,入仕的目的是为求得名利双收。徽商财力的支持,是明清徽州科举成绩名列全国前茅的重要支持。论文的第叁部分论述了徽州宗族的商业教育。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为适应社会变化,传统的宗族教化开始发生改变,与商业有关的内容开始纳入教化的范围,并成为重要的部分。这点也成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教化最鲜明的特点。论文的第四部分论述了徽州宗族的道德教育。徽州宗族的道德教育包含了宗族教化的方方面面,包括蒙养教育、家庭教育、族规教育以及义学机构。在士商互动背景下,宗族将商业道德纳入宗族道德教化的范畴。徽州宗族道德教育得到了强化。论文的第五部分论述了徽州宗族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自古以来便是古代士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士人的特征之一。明清时期,徽州经济繁荣,不仅促进了科举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再次成为士教育的重要部分。新安画派是明清两朝徽州艺术中最辉煌的部分。论文的第六部分以黄宾虹为个案。黄宾虹是典型的徽州宗族子弟。在他的身上,延续着宗族教化的影响,展现着士商互动下徽州人的特征。黄宾虹出生于动荡不安的近代,面对着人生中的艰难困苦,他以积极向上的态度不断地前行。他参加过科举,尝试过经商,投身过革命,最后在艺术这一领域获得巨大成就,他继承了徽州人的骆驼精神。
夏晓慧[7]2017年在《清代徽州宗族保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上,徽州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到了清代,宗族趋于组织化。宗族组织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族内救济和宗族保障方面,可以说,徽州宗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保障内容体现在宗族成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为导向,宗族统治者倡导族内互助,并且会以族规家法的形式刊刻于族谱上,进而保障各项救济举措的落实,同时设置义田、义仓、学田等专门的济贫田作为物质来源,族内成员也会自发的进行互助。宗族保障乃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也是保障地方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全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缘起以及对于宗族保障这一课题进行学术史回顾和梳理。正文部分分为叁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清代徽州一般民众的生活环境,该章又分为叁部分,首先论述了徽州的自然环境,主要是从徽州地区的山川地形和气候灾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徽州地区脆弱的生存环境,主要表现在徽州地区人均耕地不足造成了缺粮的常态,还有徽州民众贫困的状态和崇俭的风俗习惯。第叁部分则阐述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大背景,徽州宗族趋于组织化以及家法族规的日益完善等。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徽州宗族保障的具体内容,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宗族保障的物质来源,第二部分介绍宗族保障的对象主要有哪些,第叁部分重点论述了宗族保障的具体措施,主要是教育保障、养老保障、就业保障以及其他类型的保障,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宗族统治者所制定此类保障举措外,另外还有宗族内部成员自发的互助保障,宗族成员通过订立议墨合同的形式实现互助,这是对宗族无偿救济的一种补充,也是清代徽州宗族成员常见的互助保障形式。第叁部分主要是对徽州宗族保障进行评价,共分为两部分。首先对徽州宗族保障的特征进行总结归纳,清代徽州宗族保障具有文化动因的引导性、保障对象的有限性、保障范围的不均衡性以及传统保障思想的局限性等特征;同时对宗族保障的可实施性以及意义、作用进行相关论述。
朱慧敏[8]2017年在《明清时期徽州家谱传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纪传体问世以来,史传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所谓"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 ①迨至明清时期,徽州家谱编修正处于兴盛阶段,各宗族把家谱编修看作宗族的重要工作,其内容包括世系图表、祠堂、传记、科举、仕宦、墓图、艺文等,已成为了解宗族历史的重要文献。由于传记详实地记述了族人的生平经历与家庭生活状况,故传记成为家谱编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徽州家谱传记为研究对象,考察传记编修的原因、结构方式,分析家谱传记作者群体的类型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家谱传记在人口史、区域人群以及民间历史文献方面上的史料价值,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通过叁部分对徽州家谱传记进行研究:首先,引言部分概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简回顾了学术界有关明清时期徽州家谱传记的研究概况。其次是正文部分,第一章通过对家谱传记资料的分析,阐述了徽州人编修家谱传记的原因,其一,徽州宗族社会为家谱传记编修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其二,徽州商业的兴盛以及商人为家谱传记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其叁,徽州教育的开放性为家谱传记编修培养了许多传记作者。第二章分析了徽州家谱传记编修的分类与素材来源,从而得知家谱传记编修的体例与特征。第叁章主要论述了徽州家谱传记作者的相关问题,分别对他们的类型和群体特征进行简要地概述,以此归纳出传记作者在家谱编修中所起到的作用。第四章通过对徽州家谱传记资料的分类整理,简要分析家谱传记资料中蕴含的史料价值,包括徽州人口史、区域人群、民间历史文献等叁个方面。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论文的主要观点,阐明了家谱传记在徽州宗族文化传播与继承过程中的文献价值。尽管徽州家谱传记资料十分丰富,但是它所普遍存在的"隐恶扬善"等不足,也是我们在进行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此,只有充分地了解家谱传记编修的特性,才能更好地还原传主真实的生活状态,进而探究明清时期徽州人的处世原则与社会心态。
夏威[9]2017年在《晚清徽州社会变迁的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旧事物开始逐步瓦解,新事物大量涌入,原有的社会秩序与管理方式开始失控,社会开始逐步发生改变。在此社会转型时期,徽州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外部事物的进入既促进了徽州逐步开放与接受新的事物,又促进了徽州原有社会结构的松动与瓦解。以前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商人社会、理学社会、宗族社会,其社会风俗习惯、宗族管理方式、地方教育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并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是晚清以来,受到外来风气与外来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徽州社会风俗发生了改变,一些旧的陈规陋俗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治安恶化、教化不行等社会问题开始出现。由于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徽州当地宗族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对民众的控制力下降,不能起到良好的管理作用。徽州的教育原本是以宗族教育为主,在宗族衰落之际,官府与民间开始兴办近代教育,促进了徽州当地思想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面对新的形势,无论是徽州地方官府还是徽州宗族都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应对,以期能整治社会变迁中所出现的不良现象,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巩固自身的统治。徽州官府遵照国家法令,结合徽州的实际,多以告示、禁令的形式对徽州本地的不良现象如赌博等进行整治。官府也展开社会调查,重视文教,整顿秩序,恢复生产。宗族则通过重建祠堂、重修家谱等方法凝聚人心,并通过族规家法对宗族子弟进行劝解与约束,通过对其教化,试图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但是,最终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徽州告别过去走向近代已经是大势所趋,再加上国家的动荡以及治理者自身能力的弱化,希望通过在重建旧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细微调整的应对方式,已经难以收到真正的效果。
王韡[10]2005年在《徽州传统聚落生成环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传统聚落及其耐以生存的土壤,正在经历着时代前进和环境的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民间聚落的物质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无法再生的财富,并积极采取各种手段予以保育的同时,当今社会对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与保护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人们远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普遍的认识,也就是说,研究代表民间聚落中物质和精神的且正在逐渐消失的活态文化及其空间,已经成为我们保护传统聚落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徽州聚落研究的对象,通常是以村落形态、空间结构、建筑形式、环境景观、阴阳风水等为主题展开的,主要体现在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之上。本文以哲学、社会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及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徽州聚落中的宗族权力和“风水”说为出发点,通过对徽州聚落变迁、徽州聚落文化特征、族权空间,以及“风水”与族权关系等方面的剖析,较为系统地分析并揭示徽州民间聚落物质形态背后的成因和机制,并阐述了聚落空间与“风水”空间在聚落形态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这是一笔保贵的凝聚在徽州聚落形态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分为六个章节。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从徽州的社会历史变迁出发,重新认识徽州聚落的演变历程。第二章以历史文献和相关的研究为基础,对徽州的聚落文化特征予以阐述和总结。第叁章通过对中国传统权力架构的分析,系统地分析了徽州聚落中的族权空间和要素。第四章论证了“风水”空间与族权空间的内在同一性,提出徽州“风水”聚落空间的意义就在于建立起徽州聚落的运行机制——“秩序”。第五章是论文的结语章节,通过对徽州聚落的评估和问题的分析,提出改善徽州聚落保护与开发中的策略,并呼吁对聚落文化的多样性保护。
参考文献：
[1]. 明清徽州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D]. 李斐斐.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2]. 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保障体系研究[D]. 杜刚. 安徽大学. 2006
[3].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J]. 常建华. 安徽史学. 2010
[4].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祭规约探究[D]. 詹海波. 安徽大学. 2016
[5]. 晚清徽州文化生态研究[D]. 梅立乔. 苏州大学. 2013
[6]. 士商互动背景下的徽州宗族教化[D]. 陈亚萍. 浙江师范大学. 2015
[7]. 清代徽州宗族保障研究[D]. 夏晓慧. 安徽大学. 2017
[8]. 明清时期徽州家谱传记研究[D]. 朱慧敏. 安徽大学. 2017
[9]. 晚清徽州社会变迁的若干问题研究[D]. 夏威. 安徽大学. 2017
[10]. 徽州传统聚落生成环境研究[D]. 王韡. 同济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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