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是事，说是事——话说《话说周氏兄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是论文,兄弟论文,有是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个序列里，它并无特别之处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剌史肠。”却说这位刺史，可能未免多虑，可能没事找事，反正他的想法不大一样就是了。最近读到一本《话说周氏兄弟》，感觉似乎与这里所说相仿佛。该书后记中说：“本书有不少内容是对周围的现实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这番话最可以概括这本书，作者企图实现和已经实现的，也正是此处所讲的两项内容。可以说乃是循着顺理成章的思路进行的；讲到从前的或外国的一件物事，必得揭示它在此时此地能有什么用处；假如它不具有这种现实意义，那么也许就没有被讲述的必要。然而正是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我们这样介绍和这样接受，是否过于实用主义了；而被介绍和被接受的对象，在当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其本身的真正价值又在什么地方呢。莫非只有现实意义才是意义不成。此类论著，《话说周氏兄弟》并非第一本，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本，在这个序列里，说来它并无特别之处。
书中讲到一件事情：“……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拿出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这是实事，但是也不妨把它看作是对我们多少年来有关一切非现实的人或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一种譬喻。研究者好比这里的“老太太”、“老头子”和“妇女”，研究者心目中的现实及其意义好比要进补的“眼神”、“人脑”和“孩子”的“身子”，而诸如鲁迅、周作人这样的研究对象则是要被吃掉的人，——好在他们可以重复使用，没有被“割尽”的危险。但是如果站在他们本身的立场看，如果以保持其思想本来面目和完整框架为前提，他们未必就不是“被害者”。这说得上是我们的一种既定思维模式，至少是鲁迅研究（包括根本谈不上是研究的某些举动）的老套子，当年批这个，批那个，总要把鲁迅利用一下子；现在所谈内容虽然不同，其思路则一也。把鲁迅和周作人纳入“对周围的现实与九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的语境中，把这种评述纳入鲁迅和周作人研究的语境中，无疑两方面都受到限制；这里我所关心的是“话说周氏兄弟”，我觉得“更注重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可能妨害了“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只有限定话题的范围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说话。
不可否认在古与今、洋与中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可以有所鉴戒，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当有些售票员利用他们的权力凌辱顾客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大半是息事宁人了事。我可能受鲁迅影响太深，任何一点对我的侮辱都不能忍受。但我的抗争经常遭到其他乘客的白眼，显得我好像有些‘不正常’。”不知道作者说的这些跟鲁迅到底有什么关系。鲁迅写过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其实他的命运比起孔子也好不了多少。我们不是把鲁迅给实用化了，就是把自己给“鲁迅”化了。
平庸，不一定就要被批评？
讲到“话说周氏兄弟”这样一个题目，大概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准备，即对鲁迅思想体系的把握，对周作人思想体系的把握，以及对被纳入一个整体的周氏兄弟思想体系的把握。也许作者的注意点被“现实意义”牵扯过去，结果这本书在以上三方面或多或少显得准备不足。而涉及到最后一点，又有个问题不能回避，即有关周氏兄弟思想异同点的比较。我觉得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在这里最为薄弱，最多牵强附会。讲到比较，应该是以全部比全部，抑或以相同条件下的局部比局部，但是我们看到的却往往并非如此。如果人为设置些“区别”，两方面就都显得不大搭调。这本书的若干论断，如：“鲁迅一方面维护个体精神自由，同时也强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坚持的是个人立场和民族立场；而周作人坚持的是个人和人类的立场，他把民族立场和国家立场给排除了。”“在本世纪初期，鲁迅纯粹是思想家。他提出一系列‘立人’思想，其基本观点已形成，而且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彻底性，他并不特别考虑自己思想能否实现。他把个体精神自由推为一种人的价值标准，一种信念，一种终极关怀。当然他也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转化为实践。周作人则不同，他终身对实践不感兴趣，是纯粹的思想家和文人。”“面对启蒙者的无力与无奈，周氏兄弟有了不同选择。周作人放弃了启蒙主义，回到‘自己’那里。而鲁迅以为必须创造作为思想启蒙前提的政治、经济条件。”仔细推敲都是似是而非的。
我们的论家在鲁迅研究，特别是周作人研究中，经常循着一个“以果证因”的路数，即先把某人最终定性为某种角色，再回过头去找寻有助于这一结论的“思想脉络”，有用的就用上，没有的就忽略不计。人是从前往后活的，我们却好像是要让他从后往前活。对于周作人始终坚持着的文化批判态度则多半予以忽略或重视不够，同时目光停留和局限在其叙述态度的平和以及少数消遣之作上，很难达到深入全面。因此我担心“将周氏兄弟看作一对有意味的参照”的说法是否能够成立。作者说：“当我们把鲁迅和周作人当作像堂吉诃德和哈默雷特那样的人类天性的两个侧面的表现者来说时，实际上是把鲁迅和周作人抽象化了。我们把他们的精神追求、精神特征抽象化了，同时也简单化了。”这话不无道理，但是在抽象化和简单化之前，可能还有一个把握的不够准确化，构成了抽象化和简单化的前提或方向。于是愈抽象化，愈简单化，距离本来的对象愈远。“但还原于个人，具体的、真实的个人时，就能发现鲁迅和周作人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是丰富的，充满矛盾的。”这种还原真有可能么，假如是要还原到历史上存在过的鲁迅和周作人的话。不错，“他们是丰富的，充满了矛盾的”，但那得的确是他们原本所有，不要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才好。
鲁迅研究多历年所，著述甚夥；周作人研究虽然难以相比，也算略具规模。但是我总有个感想：与其读研究鲁迅的书不如读鲁迅的书，同样，与其读研究周作人的书不如读周作人的书。撇开方法、背景等等不谈，不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水平差距毕竟太大，无论文化底蕴，文化视野，还是思想境界，都不处在同一层面，很难真正形成对话。记得奥斯特罗夫斯基写过一出戏叫《贫非罪》，可以借用这个名字来形容一种批评态度，即平庸不一定就要被批评，如果单单是在表达自己，我们正不妨宽容地讲“贫非罪”；但是如果说的是别人，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那就不同了，因为人家本来是不“贫”的。关于《话说周氏兄弟》，还有两个问题顺便在这里一说。第一，“它是根据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大概不是“贫”的理由，因为例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讲演录。第二，“这是一部偏于普及性的著作”，大概也不是“贫”的理由，因为普及是深话浅说，不是浅话浅说。要说这本书“集中了我近二十年有关周氏兄弟研究的思考成果”，“思考”无可否认，“成果”就难说了。作者上来就讲：“现在是世纪末，正是结帐的时候。”旨哉斯言，这份儿魄力也很可佩服，只是光凭眼下这本书恐怕还谈不上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