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胆、识、文与文艺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面任光椿同志讲了创作要有情、有胆、有识、有文,我很赞成。一个作家,要有情,没有情,你写什么?
我出生于安福县的蒋家,我那个家庭属于官宦人家,世代书香。我的外祖父也是个大儒。但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我小的时候,我记事的时候,住在我舅舅家里。我的外祖父教了几十年书,他的学生都是当官的。有的官还做得很大。可是他自己连个举人都不是,因为他反对八股。那个时候,清朝考试就要八股,所以他没有被取,到了五十二岁的时候,得了一次拔贡。拔贡就是特科取士,这时他才当官,当了太守。太守相当于我们地区的专员,可是比现在的专员要神气一些(众笑)。他是很有名的。我从小就听到,说他好,有学问,有道德,是个清官,怎么好,怎么好。我那时就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小读了很多小说,爱思索,在那个家庭里,我又很寂寞,就想到一些问题。外祖父没有当官以前,当然是比较穷的,是穷儒罗。但他当了官以后,他在常德住的是大印子屋,三、四进,后面有后花园,有藏书楼,喂过孔雀,喂过鹦鹉。家里佣人很多,丫环、奶妈、老妈子、看门的、跟班的二爷、做饭的厨师,用了那么多人。那个云南的大理石,我刚才在文化馆文物室看到大理石罗!那时他家里可多呢!大理石的屏风,大屏风、小屏风,大理石桌子,有小桌子,还有弹古琴的大桌子,大理石凳子,大理石椅子,大理石茶几,一套一套。那时,我脑子里就奇怪罗,这些东西从云南搬回湖南来,在湖南修那么的房子还是清官(众笑),要是一个贪官,那又是怎样呢?他的官还只是一个太守,不是什么八府巡按啦,什么宰相啦。我问过我母亲:“他是清官吗?”母亲说:“是清官。”因为那时她看到的贪官多罗,比我外祖父有钱的多罗,比他有势力的多罗,所以她说他是清官。这就开始激起了我心里一盆火。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既不是家里的主人,也不是仆人。我是父亲死后跟着寡母寄人篱下的客人。因此我小的时候不爱讲话,这个环境,这个地位,没有我讲话的权利呀。我只能观察:这个人是个什么人,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像小说里面的什么人,这个像王熙凤,这个像薛宝钗,脑子里成天琢磨。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久,我心头的火就越厉害。十冬腊月,舅舅他们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打,打人的脑袋像敲木鱼一样。快过年了,客堂里有蒲团、有红毡子,桌上铺了桌帘子。他们把丫头打了赶到堂屋里过夜,把衣服脱了,只让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看到这情景,我没有办法睡着,半夜里,我把自己盖的一床小被子悄悄地送到堂屋,看见三个丫头抱着膀子坐在那桌子围帘底下,我把烘篮拿给她们,她们哭了,我也哭了。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后来能够参加革命,在革命中能够经受住一些考验,原因之一是这两个家给了我一团火,我恨死了他们。我脑子里想,这一些人哪,将来是要淘汰掉的,不淘汰是不行的。我脑子里的恶霸的形象就是我的三舅。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同我三舅吵架以后写的,在常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开始他们怕得罪我三舅,不敢登。我和好朋友王剑虹跑到《民国日报》社,那时候我们年纪很轻,什么也不在乎。我说你们报纸要不登,我现在就到上海去了,上海有《民国日报》,我就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这篇文章,而且要说你们常德的《民国日报》不敢登,你们是土豪劣绅的报纸。其实我也是说气话,吹大话,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呀!我这个火,就是这么放起出来的,这第一炮就是对着我舅舅的。这是讲我舅舅家,再讲安福县我自己的蒋家。我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我母亲向来不当家,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她喜欢划拳、喝酒、作诗、吹笛子、吹箫、画画。因为我外祖父是儒生,她就从他那里学的这一套,别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家里的情况一天天紧,她感觉到了,但是到底有多少家当,她不知道。那时家里每天至少有一桌客,经常是一桌多;鸦片烟枪好几杆,客人来了都抽大烟,大烟那个时候还是贵的。我父亲死了以后呢?家里来了很多人,不是来吊孝的,是来要账的。全是债主,伯伯叔叔都是债主。我母亲没有办法,把家当全部卖了。母亲说:“有账的都来吧,我尽量还!我一定还清账了才走!”我母亲把账都还了,走了,走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地方,还来了两个拦路的人。我母亲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光人了,一顶轿子,带着我和还在吃奶的弟弟,一担挑子、一口箱子、一个网篮、一个铺盖卷儿。一个寡妇,离开了这么大的、有钱人家的时候,还遇见拦着轿子要账的人。我母亲说:“我的账都还清了,你们一定还要,走,到县上去!”这样,才把两个人打发走。在这些事实的教育下,我从小对姓蒋的人就没有感情,普通的人同人的感情都不可能有。你们是有钱的,我是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没有共同利害,你欢乐,我就痛苦;我要欢乐,你就不高兴,就是这么一回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话是对的。十八岁的那年,我回临澧一次,回来干什么呢?因为我想去上海念书,母亲没有钱,带我回来,找我的伯父要两百吊钱的账。那是父亲死后,我母亲卖房子和卖田的钱,是伯父经手帮我们卖的。卖了以后,伯父扣了两百吊钱,说是这两百吊钱暂时用一用,以后还你,一直就拖到我十八岁。我母亲卖田地还账的时候,我大概是五岁,一直拖到我十八岁。这两百吊钱,那个时候大约可以折合七八十块钱,还要加上利息。我们蒋家有祠堂,每年都收很多谷子,收很多钱。凡是蒋家的子弟,到省城长沙去念书的,每年可以补助十石谷子。凡是出省的,像我要去上海念书,祠堂可以补我二十石谷子,大概值四十元钱。我回来了,向祠堂管事的伯父提出来,请求补助。我们住过好几个爷爷的家里,他们对我们母女都待得很好,说我是蒋家的姑娘,大了有出息啊,请上座。把我的伯母、姑母都请了来,亲热得很哪!面子上做得很好哪!但是,祠堂不补助女的;账呢,没有,两百吊钱就是要不来。我母亲一生气,把借据撕了,说:“这钱本是姓蒋的,我就不要你们蒋家的钱,看我们会不会饿死。”从此我们就走了,再也没有回过临澧,我对临澧没有感情。五四年我回湖南一趟,到了常德,到了吉首,但没有到临澧。这次我又回到湖南,不到临澧,好似无情。但我想了想,对这个地方还是有感情的,因为我对乡亲们的生活,还是很挂念的。在短短的三天里,我看到这里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我心里非常高兴。近六十年来,我们的革命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那样的富有,但是以我们过去的那样的起点,这六十年来我们还是大有成绩的,我们还是花了力气的。就是对老家的一些人,也不能无情,他们经受了六十年的变迁,如今也属于劳动人民。我应该关心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我必须要对他们做些工作,尽到责任。
其次讲作家要有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思想解放。我十七岁多一点,十八岁,我就闯上海去了,在上海我没有一个亲戚,我们五六个朋友,都是女孩子,约着闯上海去了。我们六个人过的还是共产主义生活咧。我们不分家,六个人的钱,集中起来一块用,大概我够有胆的了。这一辈子,胆是有了,可是说老实话,也够受的了,自己应该总结教训。但我从来不叫苦,一个人如不经过苦,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呀!在糖罐子里面生活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呀!如果你不理解,你就不可能有高尚的感情。这就是说,有胆还必须有“识”,你得理解。从哪里理解呀?首先从书本上。什么书呀?马克思主义。七○年到七五年,“四人帮”把我关在牢里的时候,我通读了《马恩全集》。出牢以后,我向很多搞文学的人推荐。我说,时间不多,宁可少看几本小说,一定要看《马恩全集》。《马恩全集》也是最好的小说,那里面有比所有小说里面更可爱的人物,有比小说里面更有趣味的故事。那里面不只有小说,还有政治,有经济,有军事,有哲学。里面充满了人情,怎样对待朋友,怎么对付敌人。我说,这部书,我们搞创作的人不能不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没有正确的认识,光有胆,那样乱来能行吗?你必定得站得稳,才是真正有“胆”。像打架那样,练武功。你必定得站稳了脚,你这拳打出去才有劲嘛!自己站都站不稳,拳一出去,人家一下就把你打倒。所以你必定得站稳脚跟。怎样能站稳脚跟?要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从社会斗争,从阶级斗争里面总统出来的经验理论。你看这些书,你就更懂得,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你就更懂得社会了。但是,你如果没有社会知识,你看那些书就会一点趣味也没有了,因此,还必须到社会上去,到广大的人民中去,提高丰富自己的认识。譬如,作家写文章,又怕违反政策,犯政治错误,老在那里琢磨,现在呀,中央提的什么问题,开了个什么会,讲了什么话呀?你老那样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就是不敢动笔;或是动了笔也不敢解放思想,别别扭扭,还觉得创作不自由。你应该懂得,中央的政策是从群众里面来的,是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为什么在农村要推广责任制呢?那是因为过去吃大锅饭不好,农村生产上不去,群众不满意嘛。责任制是总结群众的经验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有马列主义,我们也要有生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去观察社会生活,我们就比较能体会、懂得中央的政策。即使中央一时还没有谈,我们自己心里也应有点底。即使中央没有提反“偏向”,我们心里已经经常在注意了。如果自己心里有马列主义,有社会的实际经验,你就能更好地学习体会中央的政策,就能够更加容易和党中央取得一致。
刚才任光椿同志谈话中还说要有“文”。我想“文”就是艺术性。艺术性是一种能迷人的东西。再好的作品,但不能迷人,不能使读者、观众、听众喜欢、着迷,便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品一定有迷人的东西,叫人看起来很有味道,爱不释手。怎么才能有“文”呢?这不是纯技巧问题。我们常常讲,不以词害意,词是次要的,意是主要的,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不是写诗的,但要有诗情;不是画画的,也要有画意。那你写的文章,人家一看可能就迷住啦!就着迷了。这种诗情画意,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那是学不来的。这完全是作家自己心里有所感受,对事物能够感应,在平常的事物面前一看,啊,这里面是什么。我并不相信什么天才,但是对有些人,我劝他最好别搞创作,你捅他几下,他都不通!另外一些人,旁人一点,他就明白了,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懂了。他看见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有个印象,都有反映。这个印象都放在脑子里了。月久天长,这种印象在脑子里积累得多了,有些变得淡薄了,有些变得浓厚了,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感受,如果他非常敏感,他的联想丰富,那么这就是他从事创作的一个有利的条件。要有这一套东西,而不是那种雕虫小技。有了这些东西,语言就来了,自自然然就来了。如果你要找词典,你到哪里去找那些形象生动的文字呵。再一条就是,你从事创作,无论如何不要模仿。不是说一定要标新立异,但无论如何不模仿人家。我写我的,你写得再好我不管,我不学你那个样子,我不模仿你,我写我的。模仿是没有出息的。再讲一点,要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对待对自己作品的批评、评论。五八年反右扩大化期间,曾有过的一种批评,那不是批评,那是棍子。我不去说它,但愿你们今后不会再遇到这样的棍子。我只讲对待正常的批评,说坏也罢、好也罢,作者自己要冷静,要虚心,要思考,不冲动,不头脑发热,自己有主见,不跟风,不左右摇摆,不随意让人牵着鼻子跑。作家的责任是文章,写好作品。至于对这篇文章怎么评价,那是社会的事。历史将来会作公正的评价。作家自己不要去计较这些。自己没有主见,轻信别人的批评忽左忽右,随风转向,这样的作品还谈什么风格呢,流派呢,思想性呢?这都谈不上了。时间不早,晚上还有活动,不多讲了。这是我听了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联系我自己的一些实际讲这么一点,讲得不全,不透,请你们批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