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政策变革的经济学分析：修正的动态帕累托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上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已 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到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超过了美 国，从一个历史上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步入了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国家的行列。收入分配 差距扩大对我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人们当前关注的一大焦点。本文以西方福利 经济学的帕累托模型为线索，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经典的帕累托模型进行修正，以此对我国 建国以来有代表性的三个阶段的收入分配体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及其相应的经济效应进行理 论经济学的描述和分析。
一、帕累托模型和帕累托改进
在西方福利经济学中，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提出的经济系 统 最优状态的命题，也就是“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是最为著名的。对于这一概念 ，帕累托作了如下表述：“让我们考虑任何一个特定的状态，并且假定在适合所包括的关系 方面做一很小的变动，如果这样做了以后，每一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显然新的状态对每一 个人就更有利；相反，如果所有人的福利都减少了，则新的状态对每个都没有利。但是，另 一方面如果这种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了，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 说，就不能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规定最大的偏好状态是：在那种状态，任何 微小的改变，除了某些人的偏好依然不变而外，不可能使所有人的偏好全增加，或者全减少 ”。
利用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可以对资源配置状态的任意变化作出“好”与“坏”的判断： 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认 为这种资源配置的变化是“好”的；否则认为是“坏”的。这种以帕累托标准来衡量为“好 ”的状态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简单地将，就是说当群体中一个或多个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 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被增进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帕累托改进。
根据帕累托的定义，帕累托标准可以引申出以下几层涵义：
(1)社会福利最大是指每个人到达最大可能的福利或效用，而不是指社会成员效用之和最大 化。
(2)帕累托改进以既定的分配状况为前提，不考虑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否则，与前一个 涵义相悖。
(3)好的或可取的改进是指：在不使任何一人情况变坏的情况下，至少使一些人的情况变得 好一些。相反，使任何一人情况变坏的改进都是不可取的。
(4)福利最大的状态是指：在那种状态中，任何微小的改变，除了对某些人的情况无影响， 不可能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好。
(5)帕累托改进要求不损害任何人的福利，因此，它实际上暗示了可取的改进只能通过当事 人的自愿原则为基础的生产交易进行。
(6)每个人所得到的效用量都是相互独立的，即个人的效用量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7)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都是单纯从效率出发的。 帕累托标准可以用埃奇渥斯盒状图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所构成的帕累托模型进行描述。 如图1所示，当产出集合点b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PP’时，生产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 点a又处于交换的契约线上，交换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过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点b的切 线S斜率绝对值是产品X和产品Y的边际转换率，而过消费者A和B的交换契约曲线上点a的切线 J斜率绝对值是产品X和产品Y的边际替代率。若两者相等，即切线S和切线J平行，则生产者 无法通过调整X和Y的相对产量来增加消费者的效用，即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点a代表 了 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生产结构完全适应消费结构，实现了帕累托生产和交 换的最优状态——经济学上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假设投入要素和技术水平不变并且不考虑生产结构配合消费结构的情况下，如图2所示，从 非帕累托最优点a向契约线作帕累托改进时，根据帕累托改进的定义，则最终的帕累托最优 点必将落在以点c和点d为端点的交换契线的一段线段上。可以看到，如果落到c点，增进的 所有福利为A所得；如果落到d点，则增进的所有福利为B所得；如果落到点c和点d之间的契 约线上，则越靠近点c，A所得到的效用越多，越靠近点d，B所得到的效用越多。当然，在契 约线段cd上的任何一点都代表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根据帕累托标准，它们是不可比较的。因 为从点c移到d（或者相反）的过程中，都会使一个人的状况变好，却使另一个人的状况变坏。 从点a到契约线段cd，帕累托改进有许许多多的路径（见图2）。但是，如果社会习惯或政府政 策具有明显的分配偏好的话，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必然有所偏向，A和B两者就会因为所处的地 位状况不同，从而得到不同的福利增进。
如果放松技术条件不变，即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限制，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社会习惯 或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政策的偏向，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的激励机制，劳动生产率就可能发生 变 化。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产出和生产可能性边界发生调整。据此对经典帕累托模 型进行修正的话，结果会出现以下3种情况：
1.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移（劳动生产率降低）
2.生产可能性曲线位置不变（劳动生产率不变）
3.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劳动生产率提高）
当然，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也不可以说这是“失败”的状况。虽然产出减少了，毕竟还 是有帕累托改进，消费者的福利比原来有所增加；第二种情况符合经典的静态帕累托模型， 要好一些，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将福利充分增加。不过，生产水平没有发生变化；最理想的 当然是第三种情况，因为如果通过帕累托改进路径的选择，能够使产出增加、生产可能性边 界外扩的话，那就意味着不但获得了在原先产出水平上没有利用的福利，产出的增加又带来 了新的福利，从而又可进行下一轮的帕累托改进。如果下一轮的帕累托改进的路径选择得当 的话，产出不断增加、生产可能性曲线进一步外扩，又带来的新的福利，从此进入一种良性 循环的状态：在不减少任何一个人的福利情况下，随着产出的增加，人们的福利不断增加。 显然这是一个动态的改进过程。
如果再放宽投入要素水平不变的限制，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的激励机制，要素投入的数量也 会发生变化。与上述放松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限制同理，产出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变化也可 能产生良性的帕累托改进循环。
故此，帕累托改进的路径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们应当关心如何在将非帕累托最优点向 契约线推进的调整过程中选择适当的路径，使目前产出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逼近，甚至可以通 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发要素的劳动生产效率，同时增加投入要素数量，向外拓展生产可能 性边界。反之，如果路径选择出现偏差，反而有可能导致产出增加速度减缓，生产可能性边 界外扩的速度放缓甚至发生内缩，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倒退。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当然特别重视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实现人民的共同福裕。“均中求富”是毛泽东当时所选择的道路。他希望通过消除 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富裕。毛泽东不 是没有看到不均等分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他更 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和鼓励剥削，因此他认为必须消灭。毛泽东曾经说过：“因 为穷，就要干，要革命，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 定发生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福裕；但 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富裕会使人变“修”，追求富裕会带来两极分化。如果富了，就会不求上 进 ，安于现状，无法实现共产主义；非但如此，还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出现“复辟”。
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论著可说得上是汗牛充栋。但是， 其中深层的原因之一肯定是动力机制方面的问题。高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使个体只能 依附整体，个人只有依赖各级各类政府组织才能发挥个体功能。离开或不依赖全民所有制经 济或国家的各级、各类组织，个体就无法生存和发展。长此以往，一方面，个体的独立性， 个人的非组织的自由交易，自主偏好和选择，都逐渐丧失、消失在这种体制中，人人都成为 了没有独立性和选择权的“螺丝钉”，没有内在的动力和外在激励去寻求改革、创新。另一 方面，个人完全依赖于各类各级政府组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招工 计划，没有仅利选择雇佣对象和解雇员工。由于不能分类选择，择优任用或淘汰员工，职工 的工资报酬只能是大体相同的固定工资，无法实施差别化、多样化及同业绩挂钩的收入激励 制 度。农村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由于国家低价强制征集农村地区绝大部分产品，加上农民被户 籍制度严格束缚在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领域，不能流动，农民同样必须高度依赖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依靠乡村党政机构，农业劳动采取准工资制的工分制分配方式。毛泽东“均中求富 ”的收入分配的思路在实践中算不上是成功的，其“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意义远远大 于发展国家经济的经济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人都“大公无私”的境界至今仍然可望 而不可即。
如果以修正后动态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分析，可以看到，如图3，“均中求富”的收入分配体 制，其路径是朝着使消费者A和消费者B的效用均等的方向前进的。由于上述动力机制的问题 ，反而造成了实际的产出水平减少和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移，可增进的社会福利由契约线段cd 缩 短为契约线段c′d′，造成实际可增进福利的减少；更有甚者，契约线段cd长度可能缩减为 零，导致没有福利增进；如果出现极端的情况，契约线段cd长度缩为负值时，这就意味着非 但没有产生帕累托改进，相反，消费者的效用曲线将降低，个人福利水平的绝对数值反而出 现下降。
在70年代末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对于经济 增长的高度关注使经济总体高速增长被提为头等大事，而均衡发展和名义上的平等则落到次 要地位。为了经济的增长，更愿意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或更大的差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是从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激励入手，通过调整利益结构、改变收入分配机制， 稳妥进地推动改革前进。政府选择了以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调整为契机，“允许一部分人、一 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的收入分配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式改革。首先，它是一种增量改革 ，不是对某部分人的现有的福利进行剥夺和再分配，在理论上减少任何人的现有福利水平， 从而得到的大多数人的拥护。在提升了居民的储蓄、积累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可分配 财富，从而为进一步的帕累托改进提供了条件；其次，它强烈地依赖于初始的资源配置，它 的开端是与现存的规则、条例、权利相匹配的，保留了传统体制中各级决策者的既有权利； 最后，这种改革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的，从而在市场化的过渡中，给某些权利的拥有者换取 经济利益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从而得到了各级领导阶层的支持和推进。所有这些因素，保障 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其帕累托改进的轨迹是带有明 显的偏好性的。在国民经济逐渐市场化的状态下，增进的福利归属所得越来越偏向自由市场 （ 或现存体制）公认（或默许）的可以创造出更多财富的（或为创造财富提供便利的），给社会带 来更多福利的个人和地区。如图4所示，假设B能比A创造出的更多的财富，则帕累托改进的 路径更便偏向使B效用增大的方向，以便使社会增量产出多于偏向使A效用增大的方向时的社 会增量产出。从动态的帕累托改进角度分析，假设B的每单位收入产出率在帕累托改进过程 中一直大于A，帕累托改进路径将是随着生产可能性边界加速外扩，偏向B效用水平靠拢的一 条弧线。根据“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帕累托改进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A和B的 收入差距将有极大可能不断加速扩大，这已为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实所证明。
2.对“个人效用量独立”的修正
改革的头一个十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从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得到了实惠，收入差距也不是 太大。从80年代后期起，改革所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担忧。 到90年代中期，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其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和 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已经成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越来越多要考虑的因素。因此，“西部大 开发”战略在本世纪开始实施。
80年代初，中国是个收入分配相当平均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虽然比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要低，但 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已经超过俄罗斯和东欧等多数转型国家，而且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 国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集中体现在地区差距上。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同时，城 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和乡村内部贫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收 入差距也在扩大。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许多诸如印度、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等以往被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非常不平等的其它亚洲发展中人口大国。根据世 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2001年，中国 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0，突破了国际公认警戒线。
任何社会都会有差别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难以避免，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 果 这种差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政治上的威胁。如果伴随着改革开 放与经济腾飞的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人们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就会变得让 人难以接受。如果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口和少数阶层能从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 的话，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力往往会降低，不满情绪迟早要爆发。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几乎 没有一个政府能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社会的紧张局势和不稳定不可能 推动经济的增长。以地区差距为例，地区差距常常引起地区冲突，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因为发达地区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往往在政治上对政府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一旦政府 成了维护发达地区利益的代理人，在政策上无视和任由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日益扩 大，就会使贫困地区的人民产生失落感，甚至激怒贫困地区。如果当这些地区处于边境，又 在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与国内其它地区存在较大文化差异时，分裂局面更容易产生。
可见，地区差距远不只是简单的经济数据上统计出来的差距，实质上是重大的社会政治问 题。以地区差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的滞后影响，难以用经典的帕累 托改进或帕累托标准解释，因为经典的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是单纯从经济效率出发的， 并没有而且不可能涉及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然而，作为一个社会 的一般个人，并不像经典帕累托标准中的所谓的仅仅满足于保有自己的现有绝对经济利益不 受损害，而不考虑自身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变化。
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一下经典的帕累托模型，就可以发现基中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和社会现 实状况有重大出入。那就是“个人效用量独立”的原则。“个人效用量独立”，就是指个人 的效用量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举例来讲，一个人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时，不会因为身边的同事 开私车上下班而感到羡慕，从而降低自己从乘公共汽车中得到的效用。形象地概括的话，就 是要求人们没有“红眼病”。否则，从两个人挤公车，到一个人挤公车而另一个人开私有车 就 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挤公车的那个人因为受开私车的那个人的影响，效用量已经减少了。 “个人效用量独立”这一假设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红眼病”（尽 管这个词不太好听）。“理性经济人”应该有“红眼病”的基因，因为它是合理的。不管 怎么讲，人类毕竟是相互影响的“社会动物”。
当我们放宽“个人效用量独立”这个条件，考虑到个人效用量实际上不独立，再以新的角 度（考虑到患“红眼病”人的效用变化）人析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时，如图5所示，就可以发现 ：当帕累托改进的轨迹因为经济效率而偏向提升个人B的效用量时，A的效用水平将会随之降 低。若不对这一部分降低的效用量进行补偿，即若不提升A原先效用水平的绝对量的话，原 来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了。而拉升A效用量所造成的后 果是：B可增进的福利就会减少。如图5所示，B可增进的福利由契约线段cd缩短为契约线cd ′。因此，当以动态的帕累托改进来分析时，就会发现，随着实际产出的边续增长和生产可 能性边界的不断外扩，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个人A所要求补偿的效用量会越来越 多。若不能满足个人A的预期效用，即使A的绝对效用量没有降低，但其效用水平对A来说已 经如从前了，这将引起A的不满，从而导致社会政治问题，影响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 效率相对较高的个人B实际增加的福利因为被效率低的个人A占有了一部分而削减得太多，在 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个人B的积极性减弱，效率也会降低，从而影响整个社会产出水平和福 利的增进。而且，也难保个人B不患“白眼病”，不满A“搭便车”，从而造成A和B之间的紧 张和对立，同样也会引起社会政治问题，影响经济效率。如果把社会政治这一方面的“公平 问题”和经济效率另一方面的“效率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就是著名的关于“公平和效率” 的争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到来之前无时不刻困扰着人类的命题。
从上述分析来看，帕累托改进的较为可行的方法是：“拉A一把”提升A的能力，使A的经济 效率能够赶上B的水平，得到和B相近或相同比例的福利增进，以期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水平，争取可持续的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单纯地补偿和 满足A的预期。“西部大开发”战略遵循了这个原则。因此，“西部大开发”不会是普通意 义上的补偿式的“西部大援助”，更不会演变成“西部大救济”，而将是一个从开发利用当 地资源到提高当地劳动力素质，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系列综合扶植的举措。可以看到：政 策的天平已经开始向提高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的方向倾斜。
三、结束语
在“均中求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这 三 个阶段的历史轨迹中，收入分配政策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通过修正后的动态帕累托模型 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福利的增进不但与社会和政策偏好密切相关，而且也决定于生产 可能性边界的移动，但是，个人效用量的相互作用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影响社会 福利的增长。如何根据时代的特点，制定合适的收入分配政策并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适时 调整，在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同时提升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是一个非常有挑 战性的课题。
（注：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该原理是指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里，
各种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循环累积变化的。某一因素的变化，将会引起
有关的另一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加强最初一级的那个变化，发展方 向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的方向。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在动态发展的社会中，各个经济 因素不会自发地从不平衡恢复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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