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总需求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拉动经济增长的总需求结构。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需求可以分解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部分，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极不平衡，投资和净出口贡献率相对较高，消费贡献率有所下降，偏离了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提出问题与回顾文献；第二节分析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第三节探讨中国需求结构与粗放型经济增长互为表里的关联；第四节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机理展开分析；第五节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初步的研究结论表明，需求结构调整问题要跳出需求结构本身来加以研究，调整需求结构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两个方面着手，确立以扩大内需为支撑的内生发展战略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有关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20世纪50-70年代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曾有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可是有关需求结构的形成机理以及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则一直没有比较公认的解释。随着新古典主义复兴，结构主义研究式微，这方面的经济理论探寻也在较长时期内陷入低潮。但在实践和政策层面，总需求结构和有效需求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
(一)问题提出
建国初期，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资本十分短缺和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必须压低国内居民消费，集中一切可控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这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要使这种模式持续运转，必然要求建立与之配套的低利率、低工资等收入分配机制，以加强资本积累。由此可见，中国最初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了以渐进式改革为核心的转型战略，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中国经济迎来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但“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并未转变。20世纪80-90年代，在国内商品短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企业家纷纷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廉价劳动力迅速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地区竞争的推动下，以扩大投资作为加快经济建设的主要抓手，采取财政、税收等多方面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这段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终结，产能过剩和需求约束问题开始凸显，“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变。但由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教育、医疗和住房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等，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强烈，扩大消费内需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过剩产能打开了巨大的国外消费市场，大量企业趁机转向国际市场，用市场结构调整代替产业结构升级，缓解了收入分配调整和扩大消费内需的压力，形成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1]10年来，这种增长模式不断强化，需求结构的“投资、出口依赖”和收入分配的“资本偏向”症状日趋严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出口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储备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又导致投资增长过快”的“怪圈”。[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从国际环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扩大投资和储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扩大消费，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全球变革的新取向。从国内形势看，支撑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出现。[3]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累，资源环境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要素价格全面上涨，这些因素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大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终结，构建消费主导、创新驱动型的新发展模式日趋迫切。当前中国再次处于加快调整总需求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历史时期。
(二)文献回顾
从现有经济学文献来看，关于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结构主义思路，采用跨国比较方法研究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对三大需求的要求；二是新古典主义思路，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研究投资规模、投资效率等问题。
结构主义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钱纳里和塞尔奎因(Chenery and Syrquin)利用101个国家(地区)1950-1970年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投资率在一定时期内先较快提高，然后变动速度减缓，呈现以上下渐近线为特征的S形曲线；消费率首先较快下降，然后逐步提升，呈现反向S形曲线。[4]1998年，世界银行利用93个国家1970-1994年的数据进行了后续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总消费和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总出口和制成品出口占GDP的比重提高。一个国家储蓄率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国际出口市场势力越强，经济越发达。[5]
结构主义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资本积累被普遍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决定性条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分析了32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发现经济增长表现优异的国家往往资本积累率较高，经济增长表现差的国家大多资本积累率较低。[6]罗斯托(Rostow)认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生产性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0％以上；在走向成熟阶段，生产性投资率一般稳定在10％～20％左右；达到成熟时，人均实际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城市人口和白领阶层比重上升，社会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7]
新古典主义研究主要有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文献。在理论上，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储蓄率为外生变量，黄金律资本存量为均衡路径上使消费最大化的资本存量值。拉莫斯—科斯—库普马内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戴蒙德(Diamond)模型引入家庭因素，储蓄不再是外生的，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实证文献主要探讨投资规模是否合适。如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克鲁格曼—金—刘—杨(Krugman-Kim-Lau-Young)的批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要素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成分，是不可持续的。国内的学者张军、袁志刚和何樟勇等人从经济增长核算角度探讨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效率下降或处于动态无效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本形成过快，投资相对过剩等。[8][9]
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需求结构的形成机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解释。围绕消费等单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比较成熟。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一共同出发点出发，相继形成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等。考虑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和信贷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进一步形成了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成为消费理论研究的新热点。[10][11][12]但整体考察需求结构形成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钱纳里、罗宾逊和塞尔奎因(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指出，需求结构跟发展战略相关，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比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结构转换率更高。[13]墨菲、施利弗和维希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的研究表明，需求结构跟收入分配不平等密切相关，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条件下，富人需求高档消费品，穷人购买力有限，导致对国内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到国内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14]近年来，达伦(Daron)、林毅夫等学者从要素禀赋出发，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指出随着资本深化(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张，产业结构得以升级。[15][16]这些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需求结构问题，但也给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劳动报酬占比在下降，[17]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国内学者大多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定性分析需求结构失衡成因。[18][19][20][21]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一是经济发展阶段成因论，认为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推进阶段，城镇建设和产业投资较多，但经济粗放式增长，投资效率不高，因此投资率较高。二是体制机制成因论，认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增加了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导致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持续偏低。三是收入分配失衡论，认为近年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四是商品供给结构失衡论，认为国内商品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匹配，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出口增强。五是文化环境成因论，认为中国长期存在“重储蓄，轻消费”的行为习惯，消费政策不完善，从而导致投资率攀升和消费率走低。
(三)简要评述
总体上看，现有的需求结构研究文献主要有几个特征：一是早期研究较多，近期研究偏少。整体考察需求结构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早期发展经济学兴盛时期，随着新古典主义复兴，这个问题逐渐淡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主要从生产函数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对需求结构问题较少涉及。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有必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研究。二是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偏少。采用简单的国际比较分析方法探讨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多，采用较详细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手段探讨需求结构问题特别是需求结构形成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三是单一问题研究较多，整体系统研究偏少，有关需求结构整体研究还没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本文拟沿着“结构—制度”的结构主义思路框架展开研究，梳理全球化背景下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从结构主义视角对需求结构形成机理进行整体考察。
二、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1970-2008年
本节从世界平均水平、分发展阶段和分区域三个角度考察新时期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探寻一个研判需求结构特征的“参照系”。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时间为1970-2008年，其中，分发展阶段考察的数据包括71个国家，剔除了年度数据不全、关键年份前后数据突变以及2008年人口不足1000万的国家。研究表明，各国需求结构存在随人均收入增长动态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即投资率先上升再下降最后趋于稳定呈倒“勺子”形演变，消费率呈“勺子”形演变等。
(一)基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考察
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1970-2008年的39年间，世界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在大体稳定的总体形态下，呈现政府消费率下降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上升的趋势，反映了近30年来自由市场主义复兴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兴起等新特征(见图1)。
图1 1970-2008年世界投资率和消费率平均水平
1.最终消费率保持在75％～80％区间，平均为76.7％，标准差为0.8。其中居民消费率最为稳定，平均为59.6％，标准差为0.6。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7.1％，标准差为1.0。1986年以后，消费率出现了稳步下降的趋势，即从1986年的18.2％下降到2008年的15.5％，下降了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自由市场主义的增强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减弱。
2.投资率平均为23.8％，标准差为1.0。投资消费比率平均为31.0％，标准差为1.5。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比率平均为39.9％，标准差为1.7％。固定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3.0％，标准差为0.8。存货占比平均为0.7％，标准差为0.4。
3.出口占比和进口占比平均在21.6％左右。1970年以来进出口占比一直处于持续快速提高阶段。出口占比从1970年的12.2％提高到2008年的37.7％，提高了25.5个百分点；进口占比从1970年的13.1％提高到2008年的38.3％，提高了25.2个百分点。这表明39年间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
(二)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
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总体上看，在低收入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差异显著，消费率广泛分布于20％～120％区间(重点在60％～100％)，投资率广泛分布于0-50％区间(重点在0-40％)，净出口率广泛分布于-40％～80％区间(重点在负30％～20％区间)。随着经济发展，各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差异缩小，趋于收敛。当人均GDP突破6 000美元(1990年美元)后，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5％～80％左右，投资率在20％左右，净出口率为0左右。这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需求结构将形成一个消费内需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见图2、图3和图4)。
图2 资本形成率随人均GDP增长的演变趋势
图3 最终消费率随人均GDP增长的演变趋势
图4 净出口率随人均GDP增长的演变趋势
具体来讲，主要有两层含义：(1)同样一个国家，在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1990美元)后，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将趋于稳定，进入消费内需主导的发展阶段，进出口基本平衡。(2)不同国家，不论其地域、文化等差异多大，只要人均GDP在6000美元(1990年美元)以上，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基本上趋于一致。需求结构最终进入消费内需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是各国共同的发展经验，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个别现象。
在需求结构演变过程中，主要转折点至少有两个。一是传统经济增长阶段迈向现代经济增长启动阶段的转折点，这时关键要加强资本积累。二是高速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转折点，这时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能否准确把握转折点，并作出正确选择，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前景。根据国际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第二个转折点大致在人均GDP 6000美元(1990年美元)左右。但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经济社会制度等国情不同，转折点相应也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区间。同时，经济危机也会对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演变带来冲击，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投资率明显下降。但总体上，人均GDP6000美元(1990年美元)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间窗口。
(三)基于区域分组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迎来了持续较快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最大的亮点是亚洲经济崛起，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崛起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经济起飞所处的环境、比较优势以及发展模式跟中国大体接近，考察这些国家需求结构特征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1.从总体上看，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走了一条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需求结构主要表现为高投资率，投资率水平保持在25％～35％的高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资率持续快速提高，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十分明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投资率持续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净出口率则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分别达到11.8％(东亚，2008年)和8.1％(东南亚，2008年)，出口导向特征更加明显。消费率相对较低，20世纪70年后基本呈逐步下降态势，特别是2000年后下降态势更加明显。
2.从深层次看，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并不必然代表经济低效率。虽然国际经济学界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模式有诸多批评，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没有技术进步贡献，是不可持续的，[22][23][24]但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事实客观存在，而非“神话”。林毅夫、任若恩和罗伯特森(Robertson)等人经过深入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对东亚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资本积累是在效率提升的推动下形成的。[25][26]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技术引进和研发等多种方式实现，扩大投资的过程往往也是提升产业技术、增进效率的过程。
3.从区域比较看，地域文化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大，发展阶段和创新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发展阶段的影响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创新周期的影响也比较明显。从北美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北美投资率持续提高，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这应当跟信息技术等新科技革命相关，新产品和新技术涌现带来了产业投资的新热潮。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北美投资率随之下降。地域文化影响不大，主要理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投资率大幅下降。近十年来，其投资率水平跟西欧和北美地区差不多，这很难用地域文化因素来解释。由此可见，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不同区域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变应该有比较一致的规律性特征(见图5)。
图5 东亚、东南亚与西欧、北美地区需求结构特征比较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化背景下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投资率总体上呈倒“勺子”形演变，先提高，再降低，最后趋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消费率则呈“勺子”形演变，先下降，再提升，最后也趋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净出口率最终趋于零，即实现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关键是加强资本积累，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是有益且必要的。在走向成熟阶段以后，关键要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以上分析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效率提升是投资率持续提高的根本动力，地域文化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大。第二，汇率政策可能是影响需求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机制。按实际汇率，一个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但由于汇率低估等政策原因，可能延缓转折点到来。
三、中国需求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绩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和消费率最低的大国，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率居40％以上，消费率在60％以下，净出口率大幅攀高。参照全球需求结构演变一般形式，中国需求结构十分独特。要正确研判这种独特的需求结构，需要结合经济效益、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根据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周期，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即：1978-1984年，1985-1992年，1993-2001年和2002-2008年。初步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效益提升减缓、产业升级缓慢和收入分配失衡等深层次矛盾都与需求结构有密切关联(见表1)。
(一)中国需求结构的特征
中国需求结构演变主要有3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投资率变化基本形态是“急剧提高，逐步回调”，呈阶段式循环。在改革关键年份(1978年)或改革关键年的次年(1985年和1993年)，投资率迅速上升到极高点，随后逐年下降，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提高投资率具有水平效应。开放对投资率的影响不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率出现从回调到新一轮提高的拐点，随后逐年提升；2004年开始受紧缩性宏观调控影响稍有回调，但幅度很小，基本上保持高位。第二，消费率变化基本形态是“稳步下降，偶有回升”。改革开放前4年，消费率稳步回升，之后持续下降。1994-2000年，消费率基本稳定，之后几年出现回升态势，但2001年后迅速掉头向下，8年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和速度前所未有。第三，净出口率变化基本形态是“稳步提升，鲜有下降”。4个阶段中净出口率持续上升，特别是加入WTO后，年均提高幅度高达0.9个百分点。
参照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十分明显。按世界近5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平均水平衡量，近5年中国平均消费率为50.7％，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8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100％由居民消费率差距导致。平均投资率为42.8％，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8.0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1.6个百分点。按东亚地区特征看，近五年中国平均消费率比东亚地区平均水平低1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低12.6个百分点。中国平均投资率比东亚地区平均水平高13.2个百分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崛起的东亚地区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但即使跟东亚地区相比，中国投资率之高和消费率之低仍然相当显著。
从深层次看，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为需求结构转型做准备的关键阶段。按现行汇率折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 1803.4美元(1990年美元)，离需求结构的转折点(1990年美元，6000美元)还有较大距离。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汇率政策，按实际价格测算，中国当前已经接近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见图6)。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汇率偏离指数(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DP/按汇率测算的人均GDP)为2.5，实际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已经达到4526.5美元。按人均GDP年均增长7.5％测算，4年后(2012年)中国实际人均GDP将达到转折点水平(见图7)。即使按现行汇率政策，至多15年也将达到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当前中国需要为需求结构转型做好环境和制度准备。
图6 1978-2008年中国需求结构演变与人均GDP增长
图7 中国需求结构与人民币汇率关系
(二)需求结构特征与经济效益提升
效益提升是投资扩大的根本动力。如果经济效益保持稳定或者下降，投资率不可能持续提高。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较好，可以解释1978-1995年18年间增长的30％～58％。[27][28]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增长持续下滑，与1995年之前年均增长3.2％～4.5％相比，1995年之后每年仅增长0.6％～2.8％，TFP增长对GDP增长的相对贡献下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投资增长拉动，投资增长与TFP增长偏离程度不断加大。[29][30]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并未过度。其理由是：第一，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还很低。2008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3928.4元，相当于美国的7.5％，远低于实际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18.1％)。第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2008年全国还有乡村人口7.2亿，占总人口的54.3％，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为11.3％，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只有持续加大公共设施投资，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通过估测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等9个系列指标，指出近时期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持续的增长，表明中国产业投资还存在很大空间。[31]第三，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增长，消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还很大，但为什么TFP增长还持续减缓？这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29]一直以来，中国主要面向低端市场发展生产，生产经营比较粗放，没有形成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联动机制。国内低端市场饱和后，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于是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国际低端市场十分广阔，从而导致中国产业分工陷入低端锁定状况。一些学者发现出口与生产率增长关系不显著，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2]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投资率提升，主要是出口带动下的粗放式扩张，不是消费升级和产业创新带动下的集约式扩张。粗放式扩张增加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出现“资本过剩”假象，导致TFP增长减缓。
(三)需求结构特征与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10.5个百分点，除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补足性发展以外，随后形态基本符合规律走势。在加入WTO之前，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基本符合规律走势，1978-2001年，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13.7个百分点，但加入WTO后，第三产业占比出现了从提升到下降的逆转，2002-2008年持续下降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在4个转型周期出现了下降和上升的反复，特别是2002年，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逆转，6年提高3.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加入WTO后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出现了逆转(见图8)。
图8 1978-2008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偏高。近五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为42.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7个百分点，分别高出东亚、东南亚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和12.7个百分点。中国服务业占比明显偏小，基本上比东亚、东南亚地区低14个百分点左右，比西欧地区低20个百分点左右，比北美地区低30个百分点左右。1970-2008年，世界各区域服务业比重都稳步提升，只有中国服务业比重波动频繁，2008年服务业比重还不及北美、西欧、东亚和东南亚等区域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
从经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拉力。一是消费需求升级拉动。不同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随着居民收入增加，需求弹性高的行业增长较快，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33]二是产业技术升级拉动。不同行业技术进步快慢不同，技术进步越快、劳动生产率越高的行业规模扩张越快，它们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贡献度便不断提升，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34][35]产业技术升级不可能逆转，因此导致产业结构升级逆转的主要因素只能是消费需求调整。史晋川认为，从“九五”规划后期开始，中国消费结构就开始从“吃穿(用)”向“住行”转变，但大多数企业并未顺势调整产业结构，而是抓住中国加入WTO的契机发展出口，采取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策略。[1]这一发展策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脱离了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带动，更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形成低端锁定，从而导致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持续较快增长，但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的格局。
(四)需求结构特征与收入分配失衡
收入分配失衡是当前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图9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69.5％，比1978年下降了2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21.0％，比1978年下降了14.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2.6倍扩大到3.3倍，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城乡总体差距倍数要远大于这一数值。从基尼系数来看，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世界银行测算的0.47，逼近基尼系数超0.5的收入差距悬殊阶段，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36]
收入分配失衡对需求结构有明显影响。根据1978-2008年数据绘制的散点图(见图10)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率与消费率正相关，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负相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与消费率负相关，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正相关。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外贸顺差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三过现象”，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均。[2]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资金有限；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愿强，因此导致投资消费比例失调。从拉美等国发展经验看，收入分配失衡是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是需求结构转型缓慢的根源，是经济发展动力衰竭和社会矛盾多发的根源。
图9 1978-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指出，收入分配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再改善呈“倒U”型变化。[37]但这种理论在实证上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从“大压缩”转向“扩大”，并指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38]收入分配失衡固然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但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并不能自发实现，其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加强资本积累，中国形成了“资本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企业用工等制度建设滞后，财政支出等制度偏好经济建设投资而非公共服务投入，金融证券等制度偏好促进企业融资而非增进投资者权益等，这一切制度安排都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居民消费。随着经济改革发展逐步深入，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有所转变，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安排日趋完善，但或明或暗的“资本偏向”型特征还远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图10 需求结构与收入分配关系
四、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新结构主义解释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增长，需求结构演变存在一般性规律，但政府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安排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会阻碍需求结构的自然演变，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需求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系统属性和弊病，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特征和问题。需求结构失衡是一个症状，病根在于发展战略和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一)需求结构失衡的内在机理
综上分析，可以初步认为近十年来中国需求结构失衡且调整缓慢的内在机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需求结构与“资本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简单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特征相互支持，形成“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这就是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内核架构(见图11)。
图11 需求结构失衡的“三位一体”机制框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形成这种低层次均衡有一定的必然性。要素禀赋是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起点。在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加强资本积累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关键。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相对劳动力日益丰富，加强先进技术应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关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消费结构升级，这时，加强知识创新，发展知识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成为关键。为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实现突破，就需要制定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比如，为加强资本积累，需要采取“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促进资本集中和投入；为加强知识创新，需要采取“劳动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促进更多劳动者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然而，采取的收入分配制度又会影响要素禀赋升级。比如，采取“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不利于劳动者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消费，可能导致低收入、低人力资本积累和低消费的不良循环。在封闭经济体中，随着产业投资遭遇消费需求约束，收入分配制度将开始转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内生机制的作用大为减弱。产业发展遭遇消费需求约束时，通过水平式拓展国际市场，也可以削弱消费需求约束，维持原有发展模式，从而形成均衡锁定状态。
从上述“三位一体”的动态演变框架中可以看出，制约需求结构转型的内生机制主要有供需两个方面。(1)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有效消费需求抑制效应”。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消费不足。200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649.2美元(1990年不变价)，只有美国同期的3.1％，远低于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GDP在美国所占比重，这跟中国国民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小是密切相关的。居民消费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居民消费滞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大致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10年左右。这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密切相关。(2)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不匹配导致的“有效消费供给不足效应”。一方面是低附加值产品供给相对过剩，需要出口市场消化；另一方面是适应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比如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终端消费领域的中高档汽车、高品质文化产品、医药保健品等，需要通过进口得到满足。中国之所以不能提供这些市场需求明显的中高端投资品和终端消费品，又跟要素禀赋结构中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知识贡献率低等密切相关。“有效消费需求抑制”和“有效消费供给不足”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需求结构失衡。从深层次看，问题的核心是广泛存在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二元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足是需求结构失衡的核心。要打破“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调整需求结构，关键要实施“中间突破”策略，以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禀赋升级。
(二)计量分析模型与数据检验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内在机理的逻辑推导，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结构跟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程度等密切关联，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因此，笔者围绕居民消费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计量分析软件为stata10.1。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样本数据期限为1978-2008年。首先对4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VIF最大为6.64，Det为0.036，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接着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5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都为一阶单整Ⅰ(1)。这表明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验证是否确实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笔者使用约翰森检验(见表2)。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这5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估计结果
对存在协整关系的一组变量，可以采用差分法将其转换为平稳序列，再进行结构分析，但这会忽略变量水平值的重要信息，模型只能反映变量的短期关系而不能揭示长期关联，同时还会出现缺乏截距项等问题。因此，采用简单差分法不一定可行。下面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根据AIC准则和HQIC准则确定模型滞后阶数为4。根据计量结果，得到误差修正项
为：
上述协整方程及各变量都显著。协整方程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率成正比，弹性为7.34；城乡收入差距倍数跟居民消费率成反比，弹性为4.20，这表明宏观收入分配越向居民倾斜，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居民消费率越高，这符合消费理论预期。第二产业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成正比，弹性为14.46；外贸依存度与居民消费率也成正比，弹性为1.63，这表明从改革开放30年的总体进程看，工业化和国际化对提升居民消费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如果考虑发展阶段，选择1992-200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这个促进作用就转化为抑制作用，但由于数据容量限制，这个结果在短期显著性上有所欠缺。
下面将误差修正项纳入回归方程，不考虑在5％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不显著的变量，将滞后1期～2期ljmxfl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jmxfl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3期lcxchabs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cxchabs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2期lindzb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indzb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3期lwmycd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wmycd差分的代理变量，lcssrzb作为自身的代理变量，总体上可以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方程：
方程
=0.97，表明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反映残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回归的
=0.04，
=0.63，表明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出，调整系数为-0.11，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预期。这个系数反映了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趋势时向长期趋势回归的力量。就短期冲击来讲，前期的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对本期居民消费率增速起抑制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扩大速度反而对本期居民消费率提高速度有促进作用，这可能跟预期因素相关。前期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外贸依存度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增长负相关，这表明短期内第二产业占比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会导致居民消费率增速减缓。
进一步对误差修正模型做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外贸依存度等因素的增速都是居民消费率增速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居民消费率增速只是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比重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不是其他三个因素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消费率与收入提高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四)发展战略与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
中国之所以能在需求结构失衡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机制。这种均衡机制的发生和维持，又归因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强有力的战略引导。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以“三位一体”低层次均衡为核心的发展方式是适应当时国内资本缺乏、低端市场需求旺盛和先进技术约束明显等基本经济环境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面对深刻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调整缓慢，遭遇转型的“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演化惯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环境是：(1)劳动力“无限供给”。这给实施低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2)资本缺乏。原则上市场利率应该比较高，但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特别是支持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银行体系实行了“低利率”。(3)土地相对宽裕。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上实行相当优惠的政策。(4)短缺经济，没有市场需求约束。(5)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低端产业技术供给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实行了投资主导型发展战略，构建了“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即低工资、低利率和低地租政策。这一时期，这种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短缺经济转换为过剩经济，市场需求约束和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出现。这时，中国抓住了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重大契机，采取下调人民币汇率等多种手段，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形成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及“资本偏向型”、“国外消费者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所谓“国外消费者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突出表现在本币低汇率，这实质上是国内劳动者向国外消费者进行补贴。随着外贸规模的快速扩大，在现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货币流动性日益充裕，但城乡居民收入没有实现与GDP的同步增长，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引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强，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过剩的流动性涌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形成资产泡沫的较大隐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和产业技术约束进一步凸显，“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红利”逐步弱化。中国劳动力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出现从无限供给向有限过剩转变的“刘易斯转折点”，中长期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将成为必然趋势，“人口规模红利”逐步弱化。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接近社会容忍“红线”，提高劳动报酬、缩小收入差距的呼声日趋高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稳定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传统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必须顺时应势，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形式向消费引领、创新驱动的集约形式转变。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今后一个时期，如果总需求结构没有实现有效转型，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并没有实质性转变，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趋势也没有实质性转变，这意味着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式增长格局难以转变，国际产业分工低端锁定格局难以转变，这还意味着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的隐患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需求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对实现全面小康、加快迈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求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就需求结构调整需求结构，满足于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构成形式，而应当跳出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本身，从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的根源上构建起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新战略和新机制。
(一)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内生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实行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至2008年，主要实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三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进入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阶段，需要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扩大消费内需、强化产业创新等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特征的内生发展战略。
内生发展战略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经济起飞，是以GDP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将是增进人民福利，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第二，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实现方式是粗放式扩张，是外源推动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实现方式将是集约式发展，是依靠消费引领和创新驱动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三，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加强物质资本积累，拉大贫富差距，是资源配置集中化的发展战略，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推进收入分配合理化，是资源配置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在当前国际国内基本经济环境下，只有实行内生发展战略，中国才能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顺利跨入中等发达国家乃至高收入国家行列，才能增进社会和谐，实现崛起。
中国转型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是一场政府引导和社会协同的深刻变革。构建内生发展战略，需要一个因势利导型的政府，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扩大消费内需和加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这要求切实优化政府考核方式，增强社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权重，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同时，还需要推动企业从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实现企业与员工双赢的共享式增长。
(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激励，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会诱发社会矛盾冲突，影响经济效益提升，制约投资和消费发展。如果说实施内生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那么建立“劳动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就是实施内生发展战略的必要制度支撑。
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概括起来需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宏观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实现突破，主要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型社会。二是城乡二元收入分配调整实现突破，主要是提高农村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其致富能力和持续消费能力。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实现突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出现晚，而且规模小。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持续扩大消费内需的主要支撑，应当在今后一个时期的转型发展中给予高度重视。
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应当深化低工资、低汇率、低利率、低工业用地地租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应当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福利社会，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事项，把加快社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特别要重视建立人人共享、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公共财政是建设现代福利社会的重要保障，应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更多地实现二次分配合理化，增进广大劳动者的总体福利水平。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标签：投资率论文; 净出口论文; 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