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青年发展历程与多维迭代研究
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所，北京 100089)
【摘要】 根据党的发展阶段和国家的发展阶段，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可以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新中国青年发展拥有全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引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发展道路阶段、“文化大革命”引发青年发展的失衡无序与局部创新阶段、在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历史进程中开辟青年发展的新路径新空间阶段、在改革开放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发展道路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指引下的青年发展阶段。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进步的演进逻辑，主要表现为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和青年发展基本形态的四次迭代发展。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青年发展 发展历程 多维迭代
社会发展决定青年发展，青年发展直接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不同时代的青年群体特征及其发展图景，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支配青年发展的历史演进。新中国成立70年的辉煌历史深刻表明，党的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共同决定青年发展，青年发展成为党的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最直接的鲜明表征；党的发展历程、国家发展历程和社会发展历程共同深深刻画青年的发展历程，青年发展的时代变迁及其主要特征鲜明地反映出党的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
一、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的六个阶段及其主要表现
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和重大历史事件塑造青年群体特征、社会对青年的决定性作用与青年对社会的反作用，以及社会与青年的互动互构理论，考虑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中影响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应的时间节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 和《中国现代史》(下册，1949-2013)(3)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1949-201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的历史分期，本文把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四，中国降水变化。通过对1980年前后降水量作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降水量减少较为明显，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部内陆河有增加的趋势。
评价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发展状况，主要采用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融合程度。主要体现为党、国家和社会对青年群体的地位、利益和诉求的认可程度，尤其是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结构对青年的角色规范和角色期待，以及社会与青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社会与青年的吸纳或偏离情况。二是青年政策与青年发展社会环境的状况及其进展。主要体现为青年政策发展情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青年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参与等内容形成的青年参与基本格局等。三是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的青年思想道德、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婚恋、青年就业创业、青年文化、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流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为主要内容的青年发展的具体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青年发展拥有全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1949-1956年)
新中国的成立使青年发展实现了根本变革。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的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最深刻、最广泛的变革，青年群体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实现了整体性、根本性的转变，由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转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社会结构巨大变化过程中实现了整体的社会流动。土地革命的完成使广大青年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得到根本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青年发展得到全面解放。青年群体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群体，其特殊利益得到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结构的确认，青年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有所提高。
城市土地作为人类活动最频繁的载体，其地表的动态演化特征深刻反映了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形态的变化。城市化伴随着社会、人口、经济等多方面的转移，中国城市化方面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城市地理研究的热点[1-4]。城市扩展研究的空间分布从中国东南、华东、西北至多区域对比研究[4-10]；研究领域覆盖城市扩展模式研究[11-14]、城市扩展动态分析[5，10，15-17]、城市景观格局分析[18]、城市边界提取[19]、城市扩展驱动机制分析[4，13，20，21]、城市扩展情景模拟分析[22-24]、城市扩展影响分析[25，26]。
与社会变迁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伴随的青年发展问题日渐凸显。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转型尤其是社会失范引发青年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养成、社会适应等方面出现了规范滞后与行为混乱的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则引起了青年在理想与现实、精神发展与能力发展之间未能达到有效均衡，身体机能、心理问题、社会流动、社会融入等新发展问题不断凸显。理想主义光芒减弱，实用主义逐渐流行，市场交易行为蔓延，部分健康指标下降，心理问题逐渐凸显，成长成本快速攀升，青年发展压力凸显，学习压力、就业压力和住房压力成为青年发展最明显的拦路虎。随着单位制的式微，青年群体的内聚力减弱，相当多体制外青年处在原子化生存发展状态。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青年亚文化，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处在文化消费的非理性状态。
新时代中国特色青年发展道路不断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群团发展道路、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等，从宏观上为新时代青年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发展方略。党管青年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等，为新时代青年发展确立了根本遵循、成才路径和发展方式。“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角色期待，成为青年发展的基本规范。2017年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标志着青年发展政策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青年时代使命的重要方面，既为青年提供了更好的国际发展空间，又赋予了青年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重任。
(二)第二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引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发展道路(1956-1966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发展道路初步形成。1956年，党的八大标志着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发展道路探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青年时代使命的确认。党的八大强调，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青年肩负更为繁重的任务。二是动员广大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一大批怀有理想、以报效祖国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青年扎根边疆，使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三是推动共青团在青年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1957年基层团组织增至92万个，团员人数达2 300万名，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以及青年发展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年思想道德发展和政治参与发展等方面的进步尤其明显。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激励、推动青年发展取得明显进展。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引领青年发展方向的基本措施。1958年开始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1960年发展到2 000万人。青年蓬勃向上的群体本质得到有效体现，青年群体积极进取，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铸就了“铁人精神”，人工天河“红旗渠”修建中以青年开凿“青年洞”为代表的“红旗渠精神”，以及“两弹一星”精神，成为当时青年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青年的热情。1957-196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累计达到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到211.1万人，分别为1950-1956年的4.9倍和2.4倍。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络基本形成，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5]。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地区分布较为平衡。1963年开始兴起的学雷锋活动一直延续，形成了青年积极的社会心理。由此开启了传统慈善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青年服务社会的有机结合。
青年发展的正向进程出现反复。“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后期的“左”倾错误，导致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大幅下降，造成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和人民生活的恶化[6]，给青年发展带来了直接的消极影响。从青年流动方面看，“大跃进”运动使1960年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比1957年分别增加了2 868万和3 124万，从1961年开始大幅精减，到1963年分别精减了2 000万左右和2 500余万[7]，被精减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农村的青年。这种向上流动又转为迅速的向下流动，使这部分青年发展受到更直接的负面影响。青年健康发展出现反复。以上海市学生的平均身高为例，以1955年为基数，1965年的男学生平均身高下降了0.03厘米，女学生平均身高只增长了0.59厘米。
A组治疗方法：患者仰卧位，常规消毒后，选用30号1～1.5毫针针刺双侧合谷、太冲穴，患侧风池、攒竹、太阳、颧髎、地仓、颊车穴，平补平泻，同时予以TDP照射面部，每次治疗30 min，隔日一次，10次为1疗程。
(三)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发展的整体失衡无序与局部创新(1966-1976年)
青年发展陷入失衡无序状态。“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社会规则的失范和社会运行的无序，打破了青年发展的固有规律，从社会心理方面使青年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同时，青年政治参与的激进是政治混乱局面的导火索和推动力量。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部分高年级学生组织“红卫兵”起来造老师的反，掀起了红卫兵运动，并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8]。政治参与处于青年参与格局的中心，甚至成为青年参与的主要部分，青年政治发展成为主导的发展方面甚至是最主要的发展内容，这就导致了青年发展的失衡与失序。
青年发展进程迟滞和空间严重缩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生活水平停滞，有些方面甚至下降。1966—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和“二五”期末的1965年[9]。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迟滞最直接地表现为青年发展的迟滞，青年经济发展的机会较少，发展空间收窄。城乡结构的二元刚性特征、家庭出身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影响、知识青年下乡的向下社会流动，形成了这一时期青年社会流动与青年发展的负向主题。统计显示，红卫兵运动涉及当时在校的5.4万名大学生、1 249.8万名高、初中学生以及47万名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10]。 1967-1976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约为1 402.66万[11]。青年教育发展受到非常大的冲击。1973年发生的张铁生反对大学文化考试的一封信和北京市小学五年级学生反对尊师重教的日记摘抄的事件，对基础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中间出现过一批“工农兵”学员，直到1977年10月才恢复高考。从整体上看，“文化大革命”使一代青年丧失了基本社会化的良机。
青年发展存在着国际发展的局部创新。在青年发展失衡无序的主导状态下，青年发展既有现实的局部创新，又酝酿着走向有序的潜在力量。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联合国关于青年发展的理念和政策开始传入，为我国青年发展理念的丰富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引起巨大反响，9月中日建立外交关系；自70年代初以来，新中国与欧洲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极大巩固和发展，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使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国际广泛承认，也为青年发展空间向国际拓展奠定了基础。
(四)第四阶段：在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历史进程中开辟青年发展的新路径、新空间(1976-1992年)
改革开放重塑青年的社会角色和创建全新发展空间。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的时代要求，由此开启培养“四有”新人的历史篇章，青年发展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和目标。青年政策尤其是青少年相关法律开始着手起草并形成，1988年1月，“经中央办公厅商人大法工委和中政委，同意由团中央根据中央1985年的指示商有关部门起草青少年保护法律”[12]，标志着青少年专门法律的制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青年发展开始拥有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实现“四化”、经济富强等宏大叙事与青年发展的微观感受基本吻合，青年发展全面进入由线性到指数、由不规范到规范、由被动到主动的积极发展道路。
青年思想道德发展弱化成为制约青年发展的最大短板。改革开放进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强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弱化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同样在青年发展方面表现出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间，改革开放面临重大系统性和全局性风险。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集中在经济领域，随后迅速波及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14]1980年“潘晓”来信引发的全国青年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以青少年犯罪现象有较明显增长为表征的青年反社会行为或偏差行为，80年代中后期以学生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青年反叛行为和1989年政治风波等青年问题，都对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4)选择合适胃管对患者做插管处理,插管过程中叮嘱患者做吞咽配合。插入后将胃管与洗胃机连接起来,开始自动冲洗;
青年发展全面踏上快车道。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向上流动的路径较为宽广、渠道较为畅通、空间较为广阔，相当多的青年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好的发展，青年发展取得全方位明显进步。1979年清华大学学生提出“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1984年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等，这是一代青年共同发出的时代呼声。1982年开始广泛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统一活动，展现出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高度契合。青年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同步发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于1975年底颁布，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心理健康教育”。1982年青年人口增至4.02亿，青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尤其是农村青年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人口红利，也促进了青年在快速向上流动中实现更好发展。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该年年底就吸纳了五千多万职工[13]，“万元户”成为激励相当多青年的创业梦想。深圳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群体在党的决策和引领下创造出来的奇迹，是青年群体在一座最年轻的城市展现的改革开放政策伟力与青年群体创造力的完美结合。
1994年初秋，高志明再次遇见夏小凡。她说：“来吧，现在谁去你们那儿拍照？我这里搞化妆摄影，艺术照，你将是我们店的首席摄影师。”
(五)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发展道路(1992-2012年)
青年平衡全面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以经济参与为主的青年发展格局，青年发展由务虚转向务实，青年与社会形成了亲密合作的和谐关系。香港回归、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澳门回归、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留学生自发保护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海外传递等重大历史事件，持续激发青年的自强信念，爱国主义情感不断得到升华，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明显提高。1994年的可持续战略、1998年的对外开放“走出去”战略、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等，为青年发展在当下与未来、国内与国际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平衡和有效拓展。经济全球化、网络新媒体、高等教育大众化、体制外就业和创新创业、公民意识和志愿行为养成等共同塑造青年发展新进步。我国恩格尔系数从1992年的53.0%下降到2012年的32.0%，标志着我国实现总体小康，青年是总体小康的最大受益者。2008年，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3.58%,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 200万人[16]，青年教育跨入全新发展阶段。在2010年底的2.21亿流动人口中，城市外来人口中的青年约为1.4亿左右，青年发展尤其是职业青年逐渐形成体制外生存发展为主的局面。新技术和新媒体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青年必不可少的生活要素。北京奥运会涌现的“鸟巢一代”、上海世博会锻造的“世博一代”和“小白菜”一族、广州亚运会激发的“绿羊羊”和“红木棉”群落，以及在应对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的青年群体，均体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有担当的社会行为。随着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扎实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法律保障和实践发展日益丰富，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自组织现象成为青年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重要载体。
青年政策进入新阶段与青年发展新道路的开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成功召开，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广泛接受党和国家对自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青年政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制定施行《青年法》及配套法规”[15]，是我国从国家层面对青年发展政策的积极设想。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1999年联合国大会宣布8月12日为国际青年日。我国政府积极宣传、借鉴联合国关于青年发展的理念，与联合国开展广泛的青年发展项目合作，推动青年发展政策的不断改进。
青年群体及其特殊利益的制度设计得以初步构建实施。1950年公布施行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即《婚姻法》，与青年婚姻权益密切相关。1954年颁布的宪法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1]在以宪法和相关法律作为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对青年发展的政治制度设计等同时予以构建。195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给予共青团界别和青联界别各10个代表席位。经中共中央同意，青年团得以恢复并在全国迅速发展，青年群体的特殊利益获得社会认可和制度保障。强有力的制度设计及其施行，意味着社会结构有效吸纳青年，青年发展与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在目标、进程、方法等方面完全一致。
(六)第六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指引下的青年发展(2012年10月以来)
青年发展取得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整体上处于低水平的生存型发展阶段。从青年健康状况看，1951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健康第一”，《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等促进了青年身体的健康发展。以上海市学生的平均身高为例，以1931年为基数，1955年，男女学生身高分别增长了3.28厘米和3.36厘米，增长率分别为37.0%和37.9%[2]。从青年教育状况看，1949年，我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初中入学率仅为6%，高校在校生仅有11.7万人[3]；1956年，高等学校达到227所，成人教育、职工教育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化教育都有很大发展[4]。青年参与取得全面进展，青年党员成为党员中的重要力量，25岁以下青年党员的数量，从1949年的110.4万增至1956年的334.3万。共青团为党凝聚、吸引和服务青年成效明显，团员数量从1949年的19万迅猛增至1956年的2000多万。但是，由于新中国经济发展还处在战后恢复时期，农业社会和生产力较低仍是社会的主要特征，高积累战略使国家在民生发展尤其是青年发展方面投入较少，青年发展整体上属于生存型发展。
青年发展拥有历史上最好条件并呈现出与社会共同发展与平行发展的新形态。青年优先发展、青年全面发展和青年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日渐推行，发展新局面日益凸显，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协调发展为青年发展提供日益丰富多元的发展空间和向上流动的路径和载体。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进一步拓展了青年发展空间，有效继续推动青年向上流动。与2000年相比，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比值由10.8降至4.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由0.686降至0.439，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东部地区，青年群体的地区协调发展进步明显。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脱贫明显加快，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 660万人，从根本上消除了贫穷对青年发展造成的巨大阻碍。青年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阶层差异等社会差异变小，青年均衡发展继续取得进展。青年数字化生活方式凸显，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创新创业成为新时代青年的最鲜明特征，也成为青年发展中最迫切的需要。201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 938万人，成为青年就业创业集聚的产业；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使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呈现为一种新状态，社会从整体上对青年进行了有效吸纳，同时，青年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构建起与现实生活平行的网络社会，青年与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互不干扰的两个平行世界。
青年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风险和压力不断累积与高位持续等新困难新问题。随着我国进入较典型的风险社会，“以城市房地产为载体的阶层矛盾和以互联网金融为载体的涉众型集资矛盾尤为凸显”[17]，青年在社会不确定风险面前暴露得最直接、最经常、最频繁，也是风险抵抗能力最弱、影响最大、受伤害最深的社会群体之一。青年的就业压力、经济压力、购房压力、职业压力、社会高期待压力、成功压力、单身压力、成家压力、养家压力多重叠加的现象在短时间内不会减弱，在一定程度上仍将高位运行。部分青年因有较好的物质基础而滋生贪图安逸等不良习气，少数青年因看不到前景而失去奋斗的动力，推动青年勇做新时代的奋进者、搏击者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的多维迭代跃迁
70年，新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日渐凸显。遵循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青年发展基本形态经历了四级跃迁，基本发展逻辑是获致性因素日益发挥关键作用而先赋因素的影响不断减弱，主要表现为青年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明显增强、青年发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不断增长、青年向上流动的渠道与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一)青年发展基本形态经历四次“依附关系”的迭代跃迁
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历了从曲折发展到高歌猛进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失衡走向平衡、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客体走向主体的整体发展进程，青年发展基本形态和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分别经历的四次升级跃迁，是党和国家发展演进逻辑在青年群体发展方面的鲜明体现，也是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的必然逻辑。
第一次跃迁是青年发展基本摆脱“人身依附”。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是青年发展的前提。青年从封建地主剥削以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对家族家庭的依附关系中得到基本解放，由“人身依附”向“单位归属”的发展形态转变，奠定了青年发展的坚实基础。1949年，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民大国，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中期的水平，10.6%的城镇化水平比190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还低3个百分点[18]，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未根除。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从社会制度层面“废除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1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青年在完成了民族的独立和民众的解放的角色使命的同时得以从以亲族体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压制中解放了出来”[20]。青年群体通过摆脱农民阶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青年个体对家族家庭的依附关系而实现群体基本独立，但青年仍处在社会结构中的被支配地位。
第二次跃迁是青年逐渐摆脱“阶级依附”尤其是“政治身份依附”。家庭出身是青年发展中一种典型的先赋因素，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决定着青年发展的空间、机会、路径及其结果。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62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处在政治地位的上层，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分子家庭的青年基本被摒除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就业岗位之外。家庭出身所属的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青年的发展条件、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1977年恢复高考时，“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21]，初步实现了对阶级、阶层固化现象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全面打破阶层、阶级固化现象，阶级、阶层、家庭出身、户籍等先赋因素造成的流动天花板现象大幅减少，城市底层青年和农村青年通过升学、参军、务工等途径获得日益增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但对广大农村青年来说，基于户籍等先赋因素所造成的社会流动受阻现象依然较为明显。
第三次跃迁是青年逐渐摆脱“户籍依附”和“组织依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以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局面作为重要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发展具备可能，又产生了巨大需求。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经济工作的通知》指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00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从2000年起允许我国中小城镇对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给予城镇户口”；201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全国改革农村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青年发展逐步摆脱户籍对自身发展的阻碍。同时，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以单位制为主要形式的对包括青年在内的绝大部分员工的组织控制开始松动，组织控制力日渐下降，标志着青年对组织依附的逐渐削弱。随着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实现了体制外生存发展，青年群体从单位制中越来越得到解放，逐步实现了摆脱了“组织依附”的被动局面，从而使青年拥有越来越大的流动空间，使青年社会流动的公平公正程度有所提升。
第四次跃迁是青年开始摆脱“职业依附”。进入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青年职业流动日益正常化、频繁化和多样化，跳槽、兼职、“斜杠青年”等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部分青年开始从单一职业身份中获得基本解放，职业对青年的禁锢作用大为减弱。创造、创新、创业的广泛兴起又使青年发展在职业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大量出现，2016年全国新社会阶层人数约有五千多万；新社会群体中尤其是具有明显社会特征的“我能行”群体，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动互联网，推动大众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代[22]，在职业自由、财务自由、流动自由、爱好自由等方面成为引领当代青年的新兴群体。开始摆脱职业依附并逐渐获得职业发展自由的青年发展，标志着青年发展的整体水平正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全面转型，必将不断推进青年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更新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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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孤岛检测技术 孤岛检测是微网安全稳定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技术环节。为了实现微网并网,孤岛模式的无缝切换,采用主动检测方法实现非破坏性无盲区孤岛检测,也是微网研究者们未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二)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的变迁跃升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从社会支持体系方面来看，社会资本极大丰富，社会支持体系不断织牢织密，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好、更丰富的发展基础。青年社会化是青年发展的基础和主要方面，青年社会化的基本模式尤其是青年社会化的支持体系和主要内容的发展进步，是青年发展的直接体现。家庭、学校、社会实践和社会机构是青年基本社会化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单位。新中国70年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的迭代，凸显了家庭的作用和功能不断拓展强化，青年在学校进行社会化的时间不断延长，社会实践的主体文化和内容形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了巨大调整和变化，尤其是新时代不断生成的社会机构和专业社会组织在青年社会化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一阶段是以“家庭+学校(小学)+农业实践”为主的基本社会化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发展一直呈现为这一基本社会化模式。其中，青年发展的社会投入较少，青年发展成本较低，家庭必须承担较重的经济费用。青少年在校时间普遍较短，普遍接受的学校教育为小学，小学同学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作用较小。大部分青年在尚未进入青春期或在青春早期就结束了由家庭和学校为主提供的以农业实践为主的基本社会化进程，承担起成人的社会责任，只能在复杂的社会运行中继续进行基本社会化，没有充足时间形成自我同一感，社会融入时期短、心理准备不充分，基本社会化是简短的、不扎实的、不全面的，导致这一阶段的青年不可避免地存在代际发展的局限甚至缺陷。
测试软件通过AD卡采集产品输出的信号，AD接口设置和数据采集采用NI DAQ接口函数集来完成。在进行产品测试时为了真实反映产品工作状态，需要通过软件算法对产品输出的个别信号进行频率、时间间隔和波形实时跟踪显示等测试。本文利用LabWindows/CVI软件自带的多线程机制，采用线程和异步定时器相互结合的方法来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和数据处理。
第二阶段是以“家庭+学校(中学)+农业实践与工业实践混合”为主的基本社会化模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快速推进，青年教育取得较大进展，九年义务制教育快速普及，工业文明带来的日常消费品进入广大农村，推动青年基本社会化模式发生较大变化。在这一模式下，青年发展的社会投入有所增加，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均在增加，家庭投入差异开始变大。青少年在校时间有所延长，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基本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年进入高中、职高或中专学习，但中学同学形成的朋友圈仍不宽广。相当多农村青年掌握了农业农村的基本生存技能，对农村乡土社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同时又在进入城市后成为农民工，完成基本社会化。这就决定了青年发展整体上仍处在较低水平。
第三阶段是以“家庭+学校(义务教育+高中)+工业实践”为主的基本社会化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体制外企业蓬勃发展、青年就业双向选择和互联网的快速兴起，再次推进青年基本社会化的迭代变迁。在这一阶段，青年发展的社会投入明显增加，家庭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均继续增加并呈现较大差异，青年在学校的时间继续延长。80后是在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社会文化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是以工业实践为主完成基本社会化，对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度不高，同学关系作为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青年发展中的“重要他人”发生明显变化。
滤波器有多种不同的端耦合模式,端耦合方式的不同,会影响滤波器的通道带宽和插入损耗特性。常见的耦合模式有抽头耦合、平行线耦合、双指耦合等。平行线耦合模式结构最为简单,且对滤波器的初始性能影响很小,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其缺陷是耦合强度不足,容易增加滤波器的插损;抽头耦合为直接耦合方式,信号耦合强度大,但其缺点是抽头位置对滤波器的性能影响较大,从而使设计过程变得复杂;双指耦合模式具有耦合强度大,同时对滤波器的原始性能影响很小,是理想的耦合模式,因此本文采用双指耦合的端耦合模式。
第四阶段是以“家庭+学校(高校)+信息实践+社会机构”为主的基本社会化模式。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青年的基本社会化模式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基本社会化的成本显著增加，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急剧增加，阶层差异和个体差异更加凸显。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青年在校时间大幅延长，基本社会化时间显著延长，不断延展到青春后期，甚至形成了“成年初显期”。为形成平稳和谐的同一感提供了充足的时空和主体能力。为在信息世界中进行社会实践，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志愿服务，以及为提升素质和培养兴趣爱好等，社会专业培训机构在青年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化角色，由此促使青年发展呈现更为多元、多层、多样的基本社会化模式及其社会化结果。
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的迭代演进，尤其是家庭、学校、社会实践和社会机构共同构建起的青年社会化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深化和内部关系的调整变迁，既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也通过社会化基本模式的发展变迁塑造出一代又一代时代特点鲜明的青年群体，进而描绘出一代又一代青年的阶梯式进展的历史画卷。社会变迁的继续推进必将进一步推动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的发展变迁。科学把握和深刻揭示青年社会化基本模式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关系及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的演进规律，有利于推进新时代青年发展取得更大更明显的进步，实现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重任。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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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9-28
作者简介： 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央团校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本体、青年现象、青年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等。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课题编号：17BKS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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