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奇[1]2002年在《金融风险论——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文中指出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金融体系都出现严重问题，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问题已经成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体制转轨国家都需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需要解决的难题。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处置成本之高，形成原因之复杂，使金融稳定问题再次引起各国的密切关注。 作为支付机制的核心和经济发展主要资金来源的提供者，金融业的安全、有效运转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业一直被视为特殊的产业，它的行为受到监管当局和公众的广泛关注。金融业的流动性转换功能使其与其他产业相比，更具有风险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表现为高流动性的负债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它独特的资产负债结构使其特别依赖于公众的信心。存款者一般无法监测或评价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所以，只要某一金融机构可能处于无法支付债务的境地，就很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挤兑。由于流动性短缺可能造成支付的中止，即使其他金融机构是健康的、稳健的，由于金融风险具有扩散性和放大性，一家金融机构的挤兑可能会像传染病一样在金融体系中传播蔓延，这样，个别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极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在我国，金融风险应更加给予重视。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是动员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金融媒介，而且是传导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也正是如此，我国金融业承担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改革成本，不仅具有市场性风险，而且具有体制性风险，风险成因和形成机理具有复杂性。因此，为推动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维护金融业和经济安全，研究金融风险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运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在数学模型和数据的支持下，对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进行分析。认为金融风险的形成，从本质上说，是由于金融市场长期偏离均衡所引起的。金融领域的“平和”（Harmonious），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状态基础上的。当基本均衡关系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在内部冲击与外部冲击作用下，金融风险就会产生。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可以简短地表述为：金融体系存在内在不<WP=3>稳定机制，在冲击（动力机制）的作用下，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逐步积聚与增强，金融风险随之产生，在传导机制作用下，金融风险逐步扩散，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在稳定机制作用下，金融风险逐步得到控制。本文共分7 章，第1章是导论；第2章主要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四个方面论述了金融风险的内生机制；第3章主要从金融角度分析金融风险的动力机制，运用金融发展理论，重点分析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第4章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金融风险形成的另一种动力机制，运用金融周期理论，重点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稳定和金融风险的关系；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体制转轨与体制性金融风险的成因；第5章重点分析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重点分析金融风险的传导渠道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内在根源；第6章是金融稳定机制，指出金融体系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构建金融安全网与处置不良资产是体制转轨国家促进金融稳定的关键。第7章是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政策性建议。在本章，我们对以前的分析加以综合，总结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和对策性建议。指出体制转轨时期我国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体制性金融风险。在体制转轨时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点在于，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消除产生金融风险的制度根源，这是由中国金融风险的制度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中国金融风险的产生有着体制转轨的深刻背景，因此，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除了技术性的安排和政策配合外，更主要的是制度变革中的适度安排，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解决体制性金融风险。
张晋伟[2]2006年在《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为研究对象,遵循理论分析、历史考察、现实问题及对策研究的方法,运用金融管理要与金融发展相协调的思路研究讨论了如何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风险产生的理论基础。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和金融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等构成了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其次本文考察了金融风险的历史演进过程。早期金融风潮是由于金融管理跟不上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后果,金融经济时代金融风险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也是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不相协调的结果。可以说,金融风险一旦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消除就极易引发金融动荡。发达国家正是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比较协调,金融风险才控制的较好。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不相协调才出现多次金融动荡。本文进而指出了中国金融业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从目前看,金融体制转换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其根源在于改革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不协调的操作行为。这种情况相当程度地存在于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突出地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的违规经营问题上。本文按照《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有效监管原则从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市场约束、监管组织体系、金融基础设施和系统性保护等方面探讨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症结所在。可以说,对金融业的管理不善是引发中国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按照《巴塞尔协议》实施有效金融监管是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针对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本文提出了通过设立金融监管委员会来协调金融监管;通过制定《物权法》、《反洗钱法》、《存款保险条例》,修订《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通过建立和完善风险定价机制和风险管理模型来加强对各类风险的管理;通过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来规范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通过建立以金融机构信贷信息为主的信用数据库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等措施。
王正耀[3]2006年在《转轨时期中国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联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经济转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国民经济的两大主要部门即财政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与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主要的制度变迁成本。随着“强财政、弱金融”向“弱财政、强金融”格局的演变,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摊机制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成本从初期以财政承担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为主。这种转变固然与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支配能力的下降而其职能不断延伸扩张,使收支产生不匹配导致较大的财政风险密切相关,但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成本的转嫁使国有商业银行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典型表现为资本充足率的缺乏、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等。现代经济的金融化特征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如不能及时、妥善的对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巨大金融风险加以控制和化解,那么在全面开放我国银行业市场、银行间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处于被动局面,而且有可能导致其风险的不断恶化,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产生冲击,有可能使多年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正因为如此,自1998年开始,我国对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财务重组,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剥离不良资产等手段,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趋于好转,但其产权单一、治理结构不完善、不良资产的产生机制等问题依然存在。为彻底扭转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局面,2003年10月在政府的安排和推动下,采取了以外汇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和产权改革等手段多管齐下的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我国采取了叁步走的战略。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来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内的金融风险显性化的过程。国有商业银行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机构,同时也具有马太效应的负外部性,国有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殊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第二财政”,以及财政承担公共风险的职能属性等,所
张伟[4]2005年在《论转轨时期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方式与创新》文中提出《论转轨时期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方式与创新》以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按照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体制的市场化变革趋势,设计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财政融资+市场化融资”模式,探讨了8种具体融资方式以及投资管理方式与创新思路。 本论文包括十章的内容,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转轨时期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涉及体制转轨的界定、特点与回顾;中国体制转轨水平的测度;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第二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投融资的理论基础与创新。主要涉及投资、融资与投融资的概念;环境金融学的创建;环境投融资的经典理论与结构理论创新;环境投融资的总量理论创新——转轨时期环境投融资优先集约增长理论。 第叁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投融资的总体探讨。主要涉及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融资的回顾;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投融资存在问题的实证分析;实现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投融资优先集约增长的基本思路。 第四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税收融资方式与创新。主要涉及财政困境、增发国债与中国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税制的绿度与改进对策;环境税的内涵、积极效应与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开征环境税的经验及中国的税制创新。 第五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市政债券融资方式与创新。主要涉及发行市政债券的必要性;发行市政债券的国际经验;我国发行市政债券的思路、设计与前景;中国发行市政债券的风险与防范;发行环境市政债券——市政债券的创新。 第六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间接融资方式与创新。主要涉及政策性融资方式与创新;商业性融资方式与创新;国外优惠贷款融资方式与创新。 第七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直接融资方式与创新。主要涉及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经验;证券融资方式:PFI方式、PPP方式、ABS方式;项目自身融资的实务探讨。 第八部分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彩票融资方式与创新。主要涉及彩票概
方先丽[5]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防范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趋于一体。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出现历史性变革，信息技术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经济全球化成加速之势。今天，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顺应这一潮流，迎接这一挑战，就能从这一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在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迅速崛起，正如世界经济200多年历史中每一次大的变革都造就出几个新的强国一样。相反，如果在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中固守封闭式的发展道路，那么就必然为历史所淘汰。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是一个存在着多种不平等的结构。一是决策权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接受者。二是地位的不平等，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包括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金融业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叁是后果的不平等，全球化的不利后果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作为“双刃剑”更多地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的。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对全球经济最大的一次金融冲击，对这些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近年来，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防范已成为各国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金融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波，并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如何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各国金融危机已经反复证明，如果一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会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而一国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就可能会演变为一国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国家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开放，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须进一步开放经济。<WP=6>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对中国这样一个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正经历经济转轨的国家而言，面对经济全球化，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又十分严峻的课题。因此，本论文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风险具有的新特征，在实证的基础上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防范和监管金融风险，最后给出中国在开放经济中如何防范和监管金融风险的对策。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理论发展和研究动向、研究视角、目标与方法、本文的结构。导论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本文所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以及本文的创新性，并让读者对本文的内容有一个总体了解。第二章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作者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理论渊源和相关文献做详细考察，目的在于解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也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发展中国家不应再争论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如何顺应全球化，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总结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是金融风险不断的累积、放大和传染的过程。第叁章，作者全面地考察了金融风险理论文献，目的在于找到研究的理论边界，从而找到创新的突破口。本章首先介绍了主要的金融风险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货币主义的解释、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信息经济学的金融风险论。这几种理论虽然都是对金融风险的理论解释，但是都不能够全面的、合理的解释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发生的机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但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金融深化理论反而成为形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金融风险累积导一定的临界点就转变为金融危机。本章考察了克鲁格曼提出的国际收支危机理论、弗拉德、加勃和奥布斯菲尔德提出的自我实现危机理论，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于是应运而生道德风险理论的解释。通过对理论和文献的考察，我们发现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发生机制、理论的考察以及对策的提出是必要的也是新颖的课题。<WP=7>第四章，作者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生成的特殊机理，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以及金融风险特殊的传导机制。第五章，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处于劣势，因此金融风险更容易更广泛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并且破坏力也更大。因此，在本章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脆弱性所在，同时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和道德风险的严重性。
阙伟成[6]2004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之一。但是,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股票市场面临着诸多的风险。自本世纪始以来持续至今的中国股票市场的大调整,虽然是包括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性风险或制度性风险。在监管模式、企业(上市公司)、券商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市场中介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政府过度干预或干预不当的问题。行政干预是中国崇尚集体理性的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政经体制和盎格鲁股权文化冲突下的产物。这种行政性干预影响了股票市场力量的正常发挥,也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制度性风险。从1992年到2004年的十叁年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为此总共付出了2.3万亿元,但截止到2004年9月中国股票市场中上市A股公司1352家的流通市值仅1.29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十叁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全部投资者的总体投资收益为负并亏损1万亿元,而国家通过股票印花税和券商佣金、保证金利差等在1993-2002年十年间累计收入超过4800亿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以“国企融资服务”为中心的定位下,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共筹集资金6800亿元,原始股本增值5300亿元,两项合计1.21万亿元。同一时期股票市场中A股给全部投资者的分红派息却只有700亿元。这些实际数字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传统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更美妙的圈钱乐园! 因此,要从根本上和长期内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从制度层面上依赖于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尤其依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市场经济体系和资本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彻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这是其一。 在政府方面,对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是分散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并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上市公司的所有制歧视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制度本源。要克服此类制度性风险,需要政府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发展股票市场,这是其二。 在上市公司方面,股权分置、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非流通性等制度性问题,导致了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治理机构失灵,从而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
董满章[7]2005年在《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些地区或国家金融危机时有发生,伴随金融危机的出现,大量银行破产倒闭或被兼并,危机的发生无一例外的影响了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危机处理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暴发之所以在大范围内很快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地缘上与暴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诸国接近,而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东南亚诸国类似,在银行运作效率上亦是如此。从中国金融运行的现实来看,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虽然没有发生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严重的银行风险,但90年代初经济过热所带来的全国银行业的支付困难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后中农信、广信、海南发展银行等倒闭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对银行风险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再有,从银行经营的特性来说,由于其实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这就决定了其经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本文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防范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措施。首先,面对未来发展,中国银行业经营现状不容乐观,不良资产存量巨大、经营效率低下、盈利能力低下、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银行体系脆弱性明显等,是目前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特征。引致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产权制度建设滞后、制度短缺、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等。其次,本文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积累,需要小心处理,以防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暴发。最后,本文在分析国外发达国家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经验做法基础上,针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现状,提出了防范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银行产权制度再造、社会信用制度重构、完善融资制度、完善银行监管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银行风险自解制度、推进银行风险自律。
王连山[8]2005年在《关于我国财政安全与财政风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现代人开始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防范经济风险的意识日益增强。而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政安全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古今中外，因财政危机导致经济瘫痪、社会动荡、政府垮台的案例令人警示。深刻剖析造成财政风险和财政危机的本质根源，结合各自国情，探讨国家财政安全战略和实施措施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命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一些国家银行风险频发、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连续发生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风暴等等，使得当今全球金融的脆弱性和国家经济安全隐患暴露无遗。实践表明，金融风险加剧直至危机爆发往往与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支付危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国家财政实力直接决定着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和效果，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于是各国政府纷纷把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当作头等大事，积极探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财政安全的对策和措施。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财政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改善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带来的政府间职责不清的状况，在划分事权与财权的基础上，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进一步明晰。但中国的改革带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都归集到政府身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财政来兜底，政府往往承担最后出资人的角色。整个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是与政府相关联的，需要依靠财政支持才得以维持。经济转轨在促进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使财政背负了旧体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包袱，包括下岗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剥离企业社会职能等，承受着各种改革派生的成本，同时还需要为新体制的孵化提供支持，重大的制度改革和宏观政策，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企业破产制度的实行、住房制度的改革、中西部开发、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等等，都会对国家财政提出庞大的支出需求，国家财政能力与它所
刘东平[9]2006年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是金融法律制度的两个基本价值理念。在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反映了金融立法理念上价值取向的转变，即从防范风险转向追求利润，从安全优先转向效率优先，金融监管当局也由过去的严格管制转向适度监管，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的金融立法一直强调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更注重金融安全。重视法的秩序与稳定价值当然正确，但过分强调金融安全则会影响到金融效率。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必须追求利润、强调效率，才有竞争力。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顺应国际潮流，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基本价值取向，修改完善金融法律体系，整合金融监管部门，为提高金融控股公司的竞争力和金融效率打开法律之门。因此以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为视角，探究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脉络，对当下的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而如何选择金融制度转换的途径和方式，如何构建出符合当今金融发展理念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框架和体系等问题也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全文共有六章。从逻辑上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阐释了金融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并论证了金融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为研究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第二、叁章)，主要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优势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第叁部分(第四、五章)则具体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条件、设立方式、业务运作、公司治理以及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等各项具体的法律制度；第四部分(第六章)则回答了中国当下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背景、路径以及制度安排。各章的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是制度背后的理念：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本章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金融效率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从宏观角度观察都应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增长要求提高经济效率，而经济效率的提高有赖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金融效率要以保障金融安全为前提，而金融安全的运行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具体表征。所以经济效率、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叁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经济增长。金融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其内容和构成绝大部分还是商事金融法律
梅世云[10]2009年在《论金融道德风险》文中研究说明道德风险虽然人们经常说起,但无论是伦理学还是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探索仍然不多,一直是困绕经济、金融管理的一个难题,也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是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增强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内部活力的核心因素,也是国家金融安全和企业风险防范的重要保障。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道德风险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道德的内涵,而且对于道德的形成机制、发展规律以及道德建设规律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角度,综合分析、深入研究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问题。论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和起因,对研究现状与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的综述分析。从金融学、伦理学、行为金融学、经济伦理学、金融道德风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基本把握了整个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了研究性、总体性的述评。第二,主要研究了金融与道德的关系。首先论述金融的伦理属性,从伦理的视角论述金融的含义和本质,还重点论述了金融的内生伦理,包括金融、货币、信用的道德性和金融主体的伦理属性;其次是从金融人、金融机构、金融制度叁个主体来分析金融伦理的基本关系,并分别探讨金融交换关系、契约(合同)关系(债务关系、委托与代理关系)和信用关系的道德内涵。第叁,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了金融道德风险的内涵。本文从风险的定义开始,明确了风险的基本含义,然后研究提出了金融风险的定义,再讨论研究道德风险的伦理学、经济学研究成果,从而得出金融道德风险的真正含义并进行了定义和内涵分析。在此基础上,从行为主体、行为类别、行为成因等角度分别论述了各类金融道德风险的基本特征,深入地把握金融道德风险的本质属性:即从发生主体看—风险人为化,表现为合谋性、本能性、互联性;从存在的状态来看—风险长期化,表现为金融价值观的无形性、动机的隐蔽性、累积性、加速性、传染性;从风险的结果看——风险社会化,表现为破坏性、不可转移性、负外部性等。第四,对金融道德风险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从伦理学、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道德风险进行了分类综述,再结合金融的实际,从金融行业、风险源、道德标准等不同的视角,对金融道德风险进行初步的分类。根据道德规范的要求,对违反主要道德准则的风险行为,即失信风险、失公风险、失真风险、失职风险、失节风险、失序风险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论述了各类风险的含义、特征和基本类型,为研究探讨金融道德风险的识别方法奠定了基础。第五,从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金融道德风险的生成机理。首先是认为道德个体的人性诱发道德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人的自利性与道德的规范性、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与道德的普遍性叁大矛盾的存在,使人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政治利益叁大利益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其次从金融行业的特性出发,分析了诱发道德风险的根源——金融的脆弱性,主要从金融市场、信用的脆弱性和金融伦理的冲突性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论述。再次是探讨了金融制度诱发道德风险的原因,认为由于制度的缺失、错误、时空差、模糊、可操作性差以及执行力不够,形成了制度空间下的道德风险;还对权力失衡、机制缺限下的道德风险进行了原因分析。第六,专题论述了金融道德风险与政府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首先分析了政府担保制度、金融监管体制、政策中的道德风险,再从政府特性和金融监管两个方面剖析了金融监管道德风险的根源。第七,如何规避道德风险,或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尽力避免由此带来的危害,是经营管理者和产权所有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主要是从基本原理、具体方法、制度路径等方面入手,构建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的防范体系。首先提出了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认为应该树立成本最小化、制度人性化、手段合法化、防范意识经常化的理念,实现经营理念的“道德转向”,建立“教育——道德——自控力、制度——激励——吸引力、自律——监管——约束力”这样一个“叁力并发”的防范模型;其次从金融职业道德操守、行为准则、评价、监控、预警等方面构建了金融职业道德体系;叁是从共赢的利益机制、持续的激励机制、人事风险管理机制和纪检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四个方面,构建符合现代金融伦理规则的金融规章制度体系;四是提出了建立全国信用信息系统、信用经营管理体系和约束体系的政策主张;五是根据我国金融业的实际,提出了合规管理框架、规章制度和合规文化建设中的主要构想;六是从自律组织的伦理原则、组织体系、职业素养、心理契约四个方面构建了金融自律体系;最后是提出了金融监管职能、体制的改革措施,就金融业准入价值、存款保险、资本管制、关闭等政策的完善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有效发挥其抑制道德风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金融风险论——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D]. 张奇.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2]. 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研究[D]. 张晋伟. 山西财经大学. 2006
[3]. 转轨时期中国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联动问题研究[D]. 王正耀.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4]. 论转轨时期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方式与创新[D]. 张伟. 中国海洋大学. 2005
[5].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防范研究[D]. 方先丽. 复旦大学. 2003
[6].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问题研究[D]. 阙伟成. 武汉大学. 2004
[7].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D]. 董满章. 南京农业大学. 2005
[8]. 关于我国财政安全与财政风险的研究[D]. 王连山.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9]. 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D]. 刘东平.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10]. 论金融道德风险[D]. 梅世云.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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