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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最早出现于1921年6月， 是在他和一位来访的安徽政客的谈话中提出的，他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1〕
关于“好政府主义”，胡适当时也只不过是随便提一下，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对立面而言的，并没有具体加以阐述。这一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巡回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胡适作了题为《好政府主义》的讲演，首次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这一概念。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地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同年11月，北京《晨报》刊登了胡适的《好政府主义》讲演词。
这一时期，胡适对“好政府主义”作了一些阐述，他认为世道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即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2〕。 如此看来，胡适所谓的“好政府”，实质上就是“好人政府”。他说：“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工具不良，修好他。修不好时，另换一件。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造一个！”〔3〕其时胡适的主要思想， 只是笼统地认为“好人”应该站出来“监督”与“修正”不良政府，为建立一个“好政府”而积极奋斗，尚无具体的政治主张，一直到1922年5月， 《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才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1922年5月14日， 《努力》周报第二期上联名刊出了由胡适主笔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商议，略加修改后的《我们的政治主张》，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其内容主要有：二点涵义，三点要求，六点主张。“二点涵义”，一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二是“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三点要求，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认为这是使政治走上轨道的第一步；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因为他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要求一个“有计划的政治”，照他们看来，“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六点主张是针对南北问题而言的，认为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实行财政公开，此六点主张是解决南北问题的前提。
显然，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胡适希图通过那些选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好人们”组织内阁，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是年9月19日，“我们的政治主张”列名人之一王宠惠，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改组内阁，组成“好人政府”，成员中还有罗文干、汤尔和等“好人”参加，这是胡适“好政府主义”理论的实践化。然其时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既有总统、国会与军阀的争权夺利，又有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好人政府”举步维艰，“一承旧令尹之政”，整日忙于为军阀筹措军饷，把以前的政治主张束之高阁，以致人们抨击说“学者做官也一样做了军阀的帐房”〔4〕，甚至他们的同僚、 《努力》周报记者当面质问其为什么不实行“我们的政治主张”时，而搞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事实上，“好人内阁”一经成立，就处在吴佩孚的控制之下，交通总长高恩洪、内务总长孙丹林皆吴心腹，又是这个内阁中的核心人物，内阁中的王、罗、汤等人都属于英美派，因此又有“洛派政府”和“英美派政府”之称，而保派阁员仅有高凌霨一人，曹锟早就感到不满。王内阁成立后，保派在财政、交通两长中并未取得一席，因此他们便开始策动倒阁活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为内阁总理，内阁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这个时期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虽然取得胜利，但他的地位却日益陷于孤立。1922年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4 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券，使国家受到五千万元的损失，并有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以此为据，逼迫黎元洪逮捕罗文干，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罗案”。
“罗案”的发生导致了“好人内阁”的彻底性失败。“罗案”发生后，吴佩孚极力为之辩护，但遭到了曹锟及其他直系军阀的纷纷斥责，要求惩办罗文干、王宠惠等人，而且吴佩孚的嫡系军人萧耀南、张福来等也表示了一致的态度，这种一面倒的局势，使得不可一世的吴大帅只好于是年11月25日通电解释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并且表示“对曹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这样嘈杂一时的“好人内阁”失去了依靠，全部辞职，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也就随之而幻灭。
二
如果我们把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简单地斥之为“傻小子梦想，骗子手的谎话”〔5〕，不仅不能对这一理论进行公允地评价， 而且也无法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一透彻的阐释。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对美国的民主政治非常推崇，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完全师承了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的衣钵。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原则，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是待证的假设，他认为“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地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6〕， 所以胡适无论是搞政治、搞文学、搞考据学以及发起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实行他的实验主义。他标榜自己实行这种主义的唯一目的是想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7〕， 而在对待社会政治问题上，他反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好政府主义”正是这种实验主义指导下的具体表现。胡适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之所以败坏，“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痛心地指出：“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到这步田地！”〔8〕故而大声疾呼“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9〕， 提出由资产阶级中的“好人”、“人才”来组成“好人政府”，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同时，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中还掺和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认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莫过于易卜生主义，胡适笃信易卜生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作为自己的宗教。他最崇拜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认为正是由于“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成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会有今日的文明世界”〔10〕，故而他非常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他把个人当作“小我”，把人类当作“大我”，“小我”虽然是会死灭的，但自有它不死不灭的部分，“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11〕，个人虽渺小，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给社会留下不朽的痕迹，所谓“芳不止流百世，臭不止遗万年”。
作为改造社会而言，胡适主张由少数有影响的大人物实质上就是一些“好人们”组成一个集团，这种集团就是他所谓的“社会重心”，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否全在“社会重心”的存在与否，在他看来整个封建社会的重心在“帝室”，中国在19世纪后期的重心是“曾国藩、李鸿章诸人”，后来的维新运动中，那些“维新领袖也曾轰动一时，几乎有造成新重心的形势”〔12〕，而中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无所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这么一个“社会重心”。辛亥革命以后的国民党几乎成为“社会重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失去了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何故？“缺乏活的领袖……”〔13〕。
由上观之，20世纪20年代，在军阀秉政，专制黑暗的统治下，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理论并非偶然，因为“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重大的担子”〔14〕，胡适明确表示要组建一个“好政府”，进行“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15〕。
三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过去人们在评析这一理论时，因它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一般的著述对此大都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它是反对革命的，“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需要”〔16〕。事实上，如果从当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好政府主义”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进步作用，此点应该予以肯定。
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鱼肉黎民，连年混战，“十年之哗变动杀……南北交战等之流离颠沛，与奸淫掳掠而已。老填沟壑，壮散四方，……血溅草莱，尸横遍野，……危及国本”〔17〕。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理论，要求南北议和，组织一个“好政府”，无疑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反抗军阀专制的强烈愿望，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尽管胡适的思想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表现了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还是反帝反封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评价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
对于其理论中的改良倾向，也应具体来看。前文我们提到胡适在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中，曾论及“政府不良，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造一个”〔18〕。因为胡适是反对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所以他这时的思想主要是“修正”、“监督”，但并不排斥其革命性一面，这也是由于当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北洋政府挂中华民国之名，而行封建专制之实，胡适对政府“监督”、“修正”，那是把政府作为资产阶级政府看待的，如果政府不受“监督”、“修正”，那它必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当然要打倒，“重新造一个”，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在胡适的一首纪念辛亥革命的诗中也有反映：“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个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19〕”1922年5月7日，《努力》创刊，胡适从此与《新青年》分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就走向反动，胡适创办《努力》正是要求人们“不怕阻力！不怕武力！”而要“努力”〔20〕，其后胡适在《努力》周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既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也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揭露安福系的丑恶行径，抨击曹锟的贿选，痛斥吴佩孚屠杀工人等，认为“今日的反动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痛心和无法排遣的愤懑，他才把《努力》周报封闭了，所以我们认为其间胡适的言行，表现了对于军阀“武力”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精神，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讲的，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是“为改良军阀政府出谋献策，向封建势力频送秋波”〔22〕。
《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好政府主义”这一理论发展和最终形成的标志，以往人们在进行评说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李大钊的签名之举。近来有的学者对此作出评论，认为李大钊与胡适一起签署《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共产党人与胡适在思想战线上结成联合战线的实际行动”〔23〕。关于联合问题，虽说中共“二大”纲领中曾提出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但是很不具体，《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之后，李大钊曾为签名之事向组织做过检讨，而且1922 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声明：“只有通过革命的夺取政权，民主势力才能在中国胜利”，同时《主张》对前不久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谴责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机会主义”〔24〕，所以认为李大钊的签名之举是共产党人与胡适在思想上结成联合战线的实际行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的政治主张”，因为“有一点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象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25〕。我以为这仅仅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当时李大钊个人思想认识上同胡适的言论具有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当时胡适政治主张的提出，第一个就是找李大钊商量，其后又有蔡元培家的聚会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发布。
当时李大钊的思想中，也同样掺杂了一些改良的色彩，如他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认为：“自从建立民国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中央也都不肯服从，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一个新联合”〔26〕。其时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社会改良思想，陈独秀甚至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27〕。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处于草创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的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28〕，再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9〕。所以不仅对于胡适“好政府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改良思想不应苛求，而且对当时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的改良色彩，也应具体看待，因为这毕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潮。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在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的情况下，对于冲击中国近代的封建专制，唤醒个性的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而从实际斗争的需要来看，共产党人对于胡适， 更多的不应是批判而应是联合。 1923年，陈独秀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了“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我们相信‘唯物史观’和胡适相信的‘实验主义’，有必要而且应该结成联合战线”〔30〕。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策略在实际斗争中，并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
当然，“好政府主义”尽管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和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理论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解救中国的道路。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见，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整个党派的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31〕。所以，作为这一理论到实践产物的“好人政府”，短短二个月零六天的活动，充分说明不推翻军阀的专制统治，希图通过点滴不断地改革，而达到中国的民主、和平、强盛，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倒正像胡适斥责“根本解决”一事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32〕
收稿日期：1996—04—25
注释：
〔1〕见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胡适日记》上册，第99— 100页。
〔2〕胡适《胡适日记》上册，第173—175页。
〔3〕〔18〕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 华夏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45页。
〔4〕〔5〕《王博士上台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见《向导》第一集第5期。
〔6〕〔7〕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第6版。
〔8〕〔12〕〔13〕胡适《群众运动与求学》， 《胡适论学近著》（一）。
〔9〕《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
〔10〕〔11〕〔1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一）。
〔15〕胡适《我们走那条路》。
〔16〕《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4 月版，第72页。
〔17〕《上海各团体发表废督裁兵宣言》。
〔19〕〔22〕陈金淦编《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9 年8月第一版，第491、478页。
〔20〕〔21〕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 月版，第135页。
〔23〕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5页。
〔24〕〔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42页。
〔25〕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52页。
〔26〕《李大钊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 416页。
〔27〕颜振吾《胡适研究丛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2月版，第89页。
〔28〕《瞿秋白文集》（二）。
〔29〕李新主编《伟大的开端》，第92页。
〔30〕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刊《前锋》第二期，1923年12月1日。
〔32〕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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