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党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4X(2002)02-0005-06
一、执政党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内一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挥 霍浪费，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物，一心营造个人的安乐窝，只顾个人，不顾人民，整天 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搞特权，谋私利，不愿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列宁针对一部分共 产党员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明确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因为 一旦染上脱离群众的恶习后，在行动上必然会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倾 听群众的呼声，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因失掉民心而遭到失败。列宁认为 ，俄国共产党执政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保持与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列宁认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 众谋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区别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无产阶级政党 的先进性，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 系，并善于领导人民群众前进，这是一切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归宿。所 以，列宁说：“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 众保持真正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2]能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第二，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党巩固 政权和保持执政地位的需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成为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内反动派千方百计妄图推翻它，国外帝国主义国家则软硬兼施企图把这个新生政权扼 杀在摇篮里，俄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保持与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布尔什维克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 先锋队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单靠一个党的少数人是不能巩固政权的。在人民群 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源泉 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3]俄国共产党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把人民群众吸引到国家政权中来，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得到巩固。第三，保持与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领导经济建设的需要。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党的中心任务 是经济建设。党要领导经济建设，就要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接近，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打成一片。党是代表人民群众来领导国家的，党的领导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奋力拚 搏，经济建设就无法谈起。列宁说：“企图只靠共产党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 是十分幼稚的想法。”[4]共产党员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经济才可能迅速发展。
为了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列宁针对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脱离人民群 众的种种倾向，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
(一)制定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利益上 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执政党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制定一切政策都要符合而不 是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 和呼声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列宁在制定政策时，非常注意人民群众的利益，既 考虑长远利益，又考虑现实的眼前利益。国内战争结束后，广大群众对战时共产主义政 策不满，列宁认识到，如果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便将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立即采 取新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超过税额的剩余 粮食，以换取所需的工业品。这一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深受人民的欢迎。
(二)制定干部下基层的制度。刚刚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管理经验，许多领导干 部陷于繁琐的事物和文山会海之中，逐渐脱离群众。列宁对此深恶痛绝，他曾对人民委 员会各位副主席成天忙于开会和看文件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根据当时工作繁重的实际， 强调指出：“必须规定并严格贯彻每位副主席每周不少于两小时下到底层，亲自对机构 中上层的，五花八门的，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各个部分进行考察。这种考察的记录经过 审定，批准和通报给各主管部门，应有助于紧缩机构，并能激励我们国家机关中的所有 人员。”[5]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要求把长期担任党和苏 维埃机关工作的干部派到机床和耕犁旁去工作，对派下去的人员应按工人的普通生活条 件对他们进行安排。列宁的领导原则就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了解一切，理解群众 ，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
(三)建立信访制度。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搞好群众的信访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和 国家机关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种形式。1918年12月，苏维埃政府拟定和颁布《 关于苏维埃机关的管理规则》的草稿时，列宁就对群众来信来访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 说：“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接待群众来访日期和时间的告示，不仅要贴在室内， 而且要贴在大门外面，使没有出入证的群众都能看到。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 根本不需要出入证地方。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要有简要的记载，记下来访者 的姓名、申述要点、交给谁办理。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6]列宁要求干部把群众 请上来，把自己的办公室当成群众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场所。
(四)要求领导干部实事求是地上传下达。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也表现在一个“真 ”字上。列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向群众讲真话，真正体现向党和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 。列宁最讨厌一些领导干部有了一点权势之后就不相信群众，对上级报喜不报忧，虚报 浮夸，对群众搞神秘政治并且采取愚弄和欺骗的手段，如果谁敢揭发，他们就利用职权 打击报复、堵住群众嘴的作风。列宁强调，党员干部要实事求是地汇报情况，力戒浮夸 。不准对人民群众强迫命令，严禁欺压百姓。要依靠群众，凡是与群众商量，将干部和 群众的意志统一在一起才能搞好革命和建设工作。列宁指出：“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 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国家才有力量。”[7]
二、执政党要克服和反对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逐渐产生和蔓 延开来，到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时，它已经严重地遍及全国各地。什么是官僚主义呢?列 宁指出：“官僚主义就是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升官的需要，就是特别注意地位而忽视工作 。”[8]表现为泛泛空谈，空话连篇，办事拖拉，开会迷，摆委员架子，形式主义等等 ，列宁指出：“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了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 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9]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经济、体制、思想和 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上来看，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十月革命后的 俄国仍然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 交通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之间缺乏流转，缺乏联系与协作，等等，严重阻碍 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又缺乏人才，使苏维埃国家机关不得不留用了 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些旧职员给苏维埃机关带来了旧作风，这就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提 供了条件。
从体制上来看，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职责不分，机构臃肿，学院式的空谈是官僚主义 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党政关 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机关，在上下级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在决策机构 中，权力过分集中于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手中。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造成老爷式的官僚 主义。在党政职责上，苏维埃的上层与党的上层融为一体，中央上层党政领导班子基本 上是一套人马，国家事务中的一切问题都要放到党的机关来解决，这就导致了党的机关 滥用职权，到处发号施令，政府机关却无所事事。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机构林立，冗员 庞大。1918年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共有18个人民委员部，到了1922年，人民委员部增加到 120多个。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去接触实际，不去调查研究，用主观片面性代替科学， 代替实践，醉心于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作计划，结果一件实际工作也不能干到底。这 些也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
从思想根源来看，旧的社会思想观念不可能马上随着旧政权的消失而消失，它还在新 的苏维埃机关存在，并且还会腐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 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他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毒害我们。”[10]他 还说，我们的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的精神的束缚和渗透最严重，少数国家机关人员受 旧思想的影响，饱食终日，养尊处优，对人民的痛苦视而不见。
在文化根源上，列宁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 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 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 制度复活。”[11]这说明，由于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不能直接参加国家管理 ，也不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而被选入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于文 化水平低，不懂管理，也难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可见文化落后也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原 因之一。
列宁认为，官僚主义的危害是极大的，如果不与官僚主义做斗争，那它一定会把我们 的政权毁掉。为了克服和反对官僚主义，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和运用各种手段。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官僚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因此只有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才能消除官僚主义产生的本源。为了发展经济，达到克服官僚主义的目的， 在1920年末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列宁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 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12] 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国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了实现这一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 。列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实现经济建设的措施：全党要学会管理经济，要培养自 己各行各业的专家。党的领导必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党和国家必须充 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搞好经济建设。
第二，精简机构，精选人才，改革领导体制。十月革命后，列宁针对国家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的弊端，提出对那些虚浮多余的机构必须撤销，对于工作性质相近的国家机关 要进行合并，把那些不称职的人员从国家机关中清理出去，把具有真正现代水平的人才 、不亚于西欧优秀模范的人才选拔到国家机关中来。在选拔人才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考 试来选拔干部，通过对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基本知识的考试，把 那些忠实革命工作，熟悉业务知识，懂得科学管理的人才选入国家机关。要使每个工作 人员都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每个环节分工明确，任务明了，各负其责。尽量减 少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列 宁在晚年的政治实践中，看到党政不分给党的机关造成的集权化和官僚化的后果，郑重 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 进行总的领导，不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3] 只有实行党政分工，才能防止党包揽国家机关的具体事物，阻止无产阶级政党向集权化 和官僚化蜕变的趋势。列宁还认为，国家机关处理国家大事，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情 况下，都应该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任何借口集体领导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把集体领导机关变为空谈场所，都是最危险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十月革命后，列宁首先加强了立法，统一法制，依法打击官僚 主义。列宁在1922年强调全联盟要统一法制，这样才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的和其他一切 的官僚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 ，如《关于消灭拖拉现象》、《苏俄刑法典》等，使司法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 罪行为有了法律依据。同时，列宁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模范地遵守和执行法律，特别是工 农检察院，它是苏维埃的国家监督机关，必须认真履行监督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 活动，人民法院不得徇私枉法，姑息养奸，对案件的审理要实行公开审判，使每次审判 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件。如列宁要求将1921年秋季的有关官僚主义的4至6起案件提交莫 斯科法庭审理，并且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报道。1922年，列宁写信给司法人民委员会，对 莫斯科革命法庭过分包庇科技部和发明事务委员会玩忽职守的罪行一事，提出批评，并 给予严重警告。
第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列宁认为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是克服官 僚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全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以后，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 到底，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这种毒瘤不能用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改造 来医治，它只能用提高文化来医治。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 了发展教育事业，列宁提出要大大增加国家预算中对于教育的投资。他建议在修改国家 预算时，缩减其他部门的开支，把缩减出来的款项转作教育经费。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教 师，要发展教育事业，就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和物资待遇。列宁认为应当把教师的地 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在十月革命后，粮 食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列宁特意指示要增加教师的面包供应量。为了发展教育事业 ，列宁在1919年签署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法令，规定共和国全体居民年龄从8岁到50 岁，凡不能读不能写的，必须学习识字。而且列宁在《俄共党纲草案》中提出了一系列 有关普及和发展国民教育的任务，规定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教育 ，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国家供给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对工 人和劳动农民的自修和深造给以全面帮助，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 、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三、执政党要清正廉洁，反对腐败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一些旧官僚留在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内，又由于资产阶级思 想的影响，监督不力和法制不健全，在俄国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出现了铺张浪费、以权 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列宁分析了腐败的危害。他指出，我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 是：一是共产党的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只要有贪污这种现象，只要有 贪污的可能，就谈不到政治，甚至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允许贪污行为和贪污之风盛 行的条件下实行法律，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因此列宁对腐败现象疾恶如仇，并采 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一)严格吸收新党员，纯洁党的队伍。列宁认为，只有多吸收优秀分子入党，才能保 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青春，具有勇往直前的战斗力，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为此 要把那些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最真诚最可靠的人，特别是将那些在党处于困难的条 件下，同党站在一起的人吸收到党内来。而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党员好处而不愿 为人民群众忘我工作的人，是永远也不能成为执政党党员的。他坚决反对党员从执政地 位捞到好处，他公开宣布：“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 他们什么好处，相反的，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14]为了保证 党员质量，根据列宁的建议，对新党员规定1年到2年的预备期，以考察他们的入党动机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必须把混进党里的旧官僚、地主、追求地位的人、欺骗分子、官 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从党内清除出去。1920年3月，列宁在俄共第九 次代表大会上又特别强调，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后就能 掌权的党，我们不得不防止坏分子和旧资本主义的渣滓混进党内来。1921年3月，俄共 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清党时，党员为73万人，通过这次清党，17万人被开除出党，约占 当时党员总数的1/4。1921年党的十一大以后，又进行过一次清理，通过清党，党员人 数大大减少了，但质量更高了。
(二)率先垂范，廉洁自律。列宁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和防 止党内腐化堕落分子产生，不能把职权当作牟取个人私利的手段。列宁率先垂范，以实 际行动倡导廉洁奉公。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日子里，它始终和劳 动人民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国内战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它和工人们一样吃黑面 饱喝白菜汤，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一次吃饭时，列宁发现多给了他一块面包后立即让 服务员送回去，并说道：“这样不行，现在还是困难时期，人民还在挨饿，我不能多领 。”1918年3月，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擅自把列宁的工资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 。列宁知道后，严厉地批评说这是“公然违法行为”，宣布给总务处长“以严重警告处 分”。广大人民群众有时把自己生产的一些东西赠送给列宁，但列宁反对这样做。有一 次，彼得格勒一位渔业负责人找列宁汇报工作，顺便带了一条五六斤重的熏鱼。他对列 宁说：“为了表示我们对您的爱戴，并为了您的健康，请收下吧!”列宁再三辞谢，但 这位同志坚持让列宁收下，列宁只好收下后立即派人送给了幼儿园的孩子们。
(三)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列宁认为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建立一系列监督制度， 使之成为全民的活动，为加强廉政建设提供重要保证。首先，列宁认为必须成立一个专 门的监察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 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和个 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内团结的现象做斗争。监察委员会要严厉查处 监督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党员干部，要确保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发生变化。其次， 列宁认为党员干部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苏维埃的工作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 ，不然就无法实行真正的监督。他还要求加强对干部的工作考核，这种考核要登记在案 ，并附有同事(4—6人)对他们工作的鉴定。再次，列宁认为要实行广泛的群众监督。广 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监督管理，是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演变的可靠保证。苏维埃俄 国由于生产力极端落后和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苏维埃实际上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 子来实行管理。由少数先进分子直接管理的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少数管理者就 有可能滥用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为政不廉等，因此，列宁认为应使工人进入 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通过群众检举、批评、建议等等的监督功效 ，使国家机关人员不敢妄自滥用权力。最后，列宁认为要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舆 论监督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那些想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人收敛一些。要充分利用新 闻媒体揭露某些负责人员贪污腐败的罪行，指出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新 闻媒介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喉舌，要敢于揭露党内外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行为和腐 败分子的罪行，并给予公开曝光，让其受到全社会的声讨。
(四)依法严惩腐败。列宁强调，要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实行严刑惩罚，决不手软。1 919年5月，列宁针对当时行贿受贿现象有所抬头，指示有关部门必须立即提出一项关于 惩治贪污受贿行为的法案，贪污者起码要判十年徒刑，并强迫劳动十年。对于严重贪污 受贿者，必须立即加以逮捕，并押解到莫斯科交革命法庭严格审判，甚至经过法庭处以 枪决。为此制定和通过了《关于贿赂行为》、《关于惩办受贿行为的法令》等一系列反 对贪污贿赂腐败现象的法律文件。对所有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害人民权力 等犯罪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规定了撤职、判刑甚至处死的惩罚措施。列宁还强调不 许袒护和从轻处理有腐败行为的党政干部，因为他们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最危险最可憎 的罪犯。他一再呼吁，应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从轻判罪的可能性。对于当时苏维埃 政权中确实存在袒护腐败分子的问题，列宁的斗争是坚决的，措施是严厉的。1922年， 群众检举莫斯科住宅管理处的负责人伙同公用事业局滥用职权，经查属实。然而，俄共 莫斯科市委常委却加以包庇，阻止查处。列宁了解此事后，尖锐批评说：“可耻和荒唐 到了极点，执政党包庇自己的‘坏蛋’。”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将罪犯送交法庭审判 ，给予莫斯科委员会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告诫各级领导机关，“对共产党员应比非共 产党员三倍严厉的惩办，这是起码的常识。”[15]
列宁逝世至今已经有70多年了，但他在党风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加强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 死存亡。为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我们还必须继续研究列宁提供的 党风建设的宝贵经验，不断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作风建设，这样人民就会更加信任我们 ，拥护我们，我们就会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收稿日期：20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