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GDP的误区：论经济体制转轨期统计观念及其适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应性论文,经济体制论文,误区论文,观念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勾画了新的蓝图，我国经济在以往几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在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必然会克服结构调整的暂时困难，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初步形成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大市场，无论是投资、生产、销售还是消费，概莫能外。在保持总量继续健康增长的基础上加大经济开放度、加大吸引外部资金的力度、增强本地经济对外的辐射力，几乎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共同策略，尤其是沿海经济较发展地区更是如此。因此，统计部门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统计渠道的变化而进行积极的策略调整，并在准确反映经济发展总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两个转变及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体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省市一级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建立了一套由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及使用表，资产负债表、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等组成的基本核算框架（地区国际收支平衡表尚不完善）。该框架将对全面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成果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具体的经济发展政策效应而言，我们还必须在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总体框架下衍生出一系列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指标体系，以切实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以及与此相关的深层次内涵。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有些新经济现象需要有新的统计指标来准确反映。例如在外地兴办的企业，即使是控股企业，是否可将其产值和增加值全额计入当地的经济总量？如果不能，那末用什么指标来反映这一经济活动？土地批租、不动产置换运作期较长，分期核算是否一次性计入为宜？以什么方式计入？目前所面临的这些事项需要有适当的、有些甚至是变通的解决办法。然而，由于统计数据的提供者与统计数据的使用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研究具体的处理技术同时，加强两者之间的观念沟通、避免某些统计指标的过用和误用是至关重要的。
一、GDP是经济总量的首选指标，但须有深层次指标作补充
作为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之一，经过多年的宣传和应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已为各级决策者所接受，其应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在各级政策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起了十分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然而，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的系统性，以及该体系在我国的实施尚在逐步完善之中，在应用中存在对国内生产总值单指标运用过渡而对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系统开发不足的现象，从而很容易因此而步入误区。在国民经济核算新旧体系的交替过程中，对于某些统计指标的误解很容易给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带来困难，甚至造成某些方面的失误。
从总体上说，按国内生产总值原则核算的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构成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其新创价值属性而成为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经济总量的首选统计指标。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不难看到，有不少重大经济活动的成果是难以简单地直接使用GDP这单一指标来反映的。例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本经济系统投资效益核算等。这一事实提示人们，国民经济的发展除其蕴含的内涵扩大之外，更多的直观表现是经济的外延扩大，而要反映经济系统的素质提高，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还必须同时使用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作为系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
因此，在分析经济时必须意识到，任何一个统计指标都只能反映所涉及的经济活动的某一个侧面，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同样也不是万能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有时应当利用更深层次的结构指标。
二、经济运行质量的统计反映在于效益指标
在全面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和“抓大放小”战略的过程中，企业间的资产纽带关系和资产运作过程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流，而现行习惯于用单一总量指标如总产值、营业额等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现象束缚了企业开拓经营方向的积极性。试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方向、生产销售渠道多已由企业自主决定，有关部门若仍以产值衡量运营优劣，必须影响企业向外投资的积极性。其原因很简单，有相当一部分投资项目，尽管投资收益丰厚，但却可能由于核算原因而不能计入当地总产值、增加值之类总量指标。这样，企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实绩与考绩的两难选择：追求资金效益还是名义规模。因此，必须在看似难以两全的困惑中寻找一种兼顾的统计反映指标和方法。在当前情况下，统计部门应当采取宏观与微观分开、总量与效益分开的方法，以期将此两难的选择结合为经济运行质量的综合反映。以工业总产值为例，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只能是本地域范围内的工业产值之和，不能计及本地和外地的资产所形成的工业产值，即使本地在外地投资（例如兼并、收购）的全资企业也是如此。然而，这些成果恰恰又是本地的企业资产经营的成果，不加以反映有失公允，也影响企业向外辐射的积极性。为解决此问题，可将企业（尤其是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核算与宏观总量部分脱钩，即按照以资产为纽带的原则以企业集团为单位单独核算其某些总量指标，将与其有紧密资产纽带关系的（严格地说，控股的）外地企业的产值计入集团总值。但是，在核算地区经济总量时，仍然应当剔除这些不属于地区经济总量核算范围的价值量。
三、集团总部的迁移给进驻地和移出地都带来了总量的正确核算问题
集团的成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集团总部的迁移更是近年来的改革开放深化的特征。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处于“率先”地位，上海目前遇到的统计问题也许在一定时期后也会出现在其它地区。以上海为例，继八百伴总部进驻上海、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浦东，不少外地企业集团的总部表示了进驻上海的意向，有的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际、国内大集团总部进驻上海，促进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中心之一的进程。然而，一个统计核算问题同时也被提上了议案：这些进驻集团在统计上会给进驻地和迁出地的经济总量带来多大的影响？一般来说，总部是集团的中枢，分布各地的集团成员必然会因其中枢迁移而不同程度地加强进出地之间经济发展的密切程度，但其密切程度的统计反映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上所述，这里同样有宏观核算与微观核算之分。就微观而言，作为企业集团，总部与成员之间主要是资产纽带关系，总部既已融入了进驻地的经济而成为当地经济的一个细胞，就应当享有当地经济的“国民待遇”，遵循与进驻地的集团同样的总量统计核算原则，即其包括在外地的全部符合集团规范的成员在内的经营业绩均应作为该集团的总量业绩，而不适用地域原则；同时，就宏观而言，这些进驻机构同样要遵循当地经济的“国民待遇”，与当地的集团一样只核算在进驻地地域范围内的机构的经营成果，而将其驻扎在外地的成员企业的经营成果以资金结算的形式作为从地区外获得的收入。在目前情况下，集团总部一般不直接在进驻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如江苏的春兰集团总部虽已进驻上海，但其生产机构仍然留在江苏泰州，能计入上海经济总量的只是进驻上海的总部机构本身的收支结果，其价值量目前尚不足以对上海经济的增量产生重大影响。当然，随着进驻集团总部业务的拓展，集团对驻在地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会与日俱增。
四、不能冷落国民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
同样是总量指标，在反映经济发展成果时，往往出现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混淆的现象，甚至错误地认为，GNP总是大于GDP，出于某种需要，后者若不足以反映本地区的总量和增长速度，可以换用前者，实际上，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从生产的角度反映一个经济系统中生产活动新创造的财富，而国民生产总值(GNP)则反映的是该经济系统的新增收入，包括从该系统外取得的收入，同时要扣除外部资产从该系统内获取的收入。例如上海经济的开放度较大，上海到外省市甚至境外的投资收益应当计入上海的GNP，但同时要扣除境外和外省市资产在本市的投资收益。若利用外资和外省市资金的规模较大，由于收益的流出大于流入，GNP总量就较小，甚至小于GDP。然而，这种情况所反映的经济实质，恰恰说明该地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这尚居其次，重要的是，单用或混用这两个指标有可能妨碍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如果考核干部只讲国内生产总值，不讲国民生产总值，越是向外拓展，规模越是难扩大，政绩也可能得不到正确反映，直接影响资产运作效益和地区经济的开放，这一点在地区经济发展强调向外辐射的大前提下显得尤为重要。
在改革开放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日益增强、日益复杂，单一的总量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经济活动。这时，如果引入国民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概念，多数问题可迎刃而解。根据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投资在地区外的资产的动作成果应当计入经营地。但是，根据目前的体制，对于地区经济运作成果的反映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上所述，若核算地区GDP，这些成果都难以计及，似乎可能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但如果转换一个角度，冲破产量和产值的桎梏，转而核算投资收益，对于投资者的投资战略效益和单位资产的运作效益的反映则更为准确和有效。对于宏观核算，GDP虽然反映综合经济实力，但更为实际的是，有一部分资金虽不能计入GDP，但确实可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财力。当前部分“三资”企业虚亏实盈，宁可承受经营不善的名誉损失而牟取实际得益的现实行为，与某些地方或部门不求实效而追求名义总量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除了特定因素之外，过度使用GDP（或增加值）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将该投资收益计入国民总收入（GNI，以往习称国民生产总值GNP），更能体现宏观效益，可以将以产量或产值表现的实物总量规范转换成资产表现。另外，土地批租收入从名称上看固然是租金形式，但由于是一次性的收入，而其运作周期长达数十年，具有“财产性收入”的含义，一般而言，这种财产性收入不属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范围，但却是国民总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资产运作的角度来看，国民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所反映的状况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更能全面反映现实。
五、流量和存量变动都是资产经营的成果
流量与存量具有互为因果关系的特点。由于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具有系统性的统计指标单独运用，很容易出现割裂指标内在联系的现象。流量的增加往往直接地体现了经营活动的成果。例如GDP或增加值的增长，为政府决策部门或经营管理部门所重视，但同时也应看到，即期流量运动的终点如果是存量的增加，同样也有效地反映了经营活动的成果；例如本地资金投向外地，若未以资金形式获现期投资回报，而是以再投资的形式增加了固定资产，为今后获更丰的回报打下了基础，同样也是有效的经营成果。如果对投资效益的评价局限于流量成果，则难以反映资产的保值增值和资产经营的长期策略效应。
六、GDP和增加值的价值在于宏观，不宜层层汇总，层层考核
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增加值，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于一个经济系统进行宏观的描述；对于较小的地区、部门甚至企业等微观场合，虽然也能使用，但实际意义远弱于宏观，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于客观原因，目前存在增加值过度使用的现象。从区县、行业、部门、乡镇、街道甚至企业，都计算增加值（有的甚至还不恰当地冠以GDP的名称），就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过用甚至是误用。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地域内涵的概念，一般很难适用于开放度甚大的局部地区。即使将其分解为超越地域概念的企业增加值，然后加总为地区（高度开放的局部地区）增加值，仍然缺乏实际使用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已作为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发展的特征性指标，某些局部地区的决策部门也竞相仿效，层层设立增加值考核指标，并要求定期逐级统计上报。如上所述，增加值的宏观属性甚于其微观意义，为宏观调控所用的小区域增加值原则上应当从宏观的角度通过主要经济活动的基础资料“加工”而成，若从基层报表开始层层上报汇总，不但不必要地大大加重了基层企业的负担，同时也会造成宏观核算准确性的系统偏差，更何况有些单位的活动是不能按所在小区域划分的。至于用增加值来考核乡镇、街道的经济活动成果，似乎更无必要，因为基础经济活动的着眼点在于具体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微观管理所要的是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指标。这些指标是宏观核算指标的基础，但不能因此而以宏观指标来取代。这一点可从增加值的构成要素得到映证。就一个企业的增加值而言，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利润等）同为重要成份，若将本应用于再生产的企业利润全部作为劳动者报酬（例如奖金、补贴、实物）发放，尽管表面上看增加值增长甚快，然而企业却可能已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为明智的企业经营者所不齿。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但至少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对于微观经济管理来说，用更能体现经营成果的经济效益的利润、税金等指标能更为直接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效、更能体现资产的保值程度和增值速度。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避免误用。由于GDP的普遍使用，从而又衍生出一系列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指标，例如研究开发费用、财政收入、外资出口占GDP的比重等，不一而足。这些指标有的与GDP并不完全相容，有的甚至基本不可比，如此简单相比构造而成的复合指标的统计涵义和经济意义均不明确，甚至错误，但却时常为人们所采用。对于这类欠完善的指标，应当加强统计普及，向统计数据的使用者说明其内在缺陷。
综上所述，与完整的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即使在最综合的层次上仍然必须有若干个指标群来综合反映，而不能以一、两个指标作简单替代。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综合评价，应当建立一套包括GDP（或增加值）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效益、资产运作的方式和成果、实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前景等。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面转轨并使之融合于各级决策层的决策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保证。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应当针对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作出调整，构造适当的统计指标和经济分析指标，来满足各种层次、不同侧面的多种需求。目前，除按《国家统计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进行调查方法和常规统计制度的改革之外，各地区统计部门应当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适当增加或构造若干统计指标，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形成体系。
（一）增加反映热点问题的新指标。例如用以反映地区经济交往的指标，可设立：来自地区外的投资、向地区外投资、地区外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率、外投资金控制力、地区间相互投资总量、外投资金增值率等，用以反映国有经济控制力，可以将以往由于资料来源原因而常用的按资金比利测算经济成份适时转变为按资金控制程度核算；用以反映特定需求的指标，可以界定和测算诸如旅游产业、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以经济分析内涵为主的分析性指标。
（二）完善集团总量统计，单列地区外总产出，切实核算在外投资效益。
（三）建立较规范的区域评价体系。将若干综合性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按一定权重结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数，用以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区域性评价，避免单纯使用GDP（或增加值）而可能出现的弄虚作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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