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思想论文,个性论文,论浅草论文,沉钟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浅草—沉钟社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其文化思想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建立起来的。在“五四”反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同仁们却主张中西文化调和论，认为：“现在文化运动的急务，不单是在忙忙的输贩欧西文化的工作，而在使中土文化之复兴和光大”，在此基础上，“然后进一步与西方文化调和以产生新文化”(注：林如稷：《碎感》，《文艺旬刊》1923年第16期。)。在这一文化态度的作用下，他们通过对中外文化资源的整合浑融，建立起了以“人”为立足点和归宿的文化思想体系，其基石便是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又译“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曾指出：“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正是个人主义，形成了卢梭、康德和边沁的哲学之间的相似性。”(注：埃利·阿莱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发展》，转引自[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而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中，强调的是“个人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整个社会才存在的”。因此，要使中国文化从扼杀个性的传统阴影中走出，就必须高扬个性主义的大旗。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谨陈六义”，其第一义即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竭力鼓吹西洋“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以个性主义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的。茅盾对此曾作了这样的回顾：“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注：茅盾：《关于“创作”》，《北斗》1931年9月创刊号。)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的“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个性主义”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浅草—沉钟社同仁通过接受“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直接阅读外文书籍，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主导性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以个体为本的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坦言：“我自我，人自人，……何苦白白为人背十字架。”(注：陈炜谟：《暮蔼——给友人君培》，《文艺周刊》1924年第41期。)在他们那里，“自己”成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不愿受外部因素的左右，而立意以自我的思考和决断来体现和实现个体的价值。冯至说：“完成自我，不要太顾及其他的俗人了!”(注：冯至1924年9月16日致杨晦，《冯至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这是颇能代表同仁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为此，他们表示不愿意迎合他人、受他人干涉“做我所不愿做的事”，而要顽强地持守自己的自主权、隐私权和自我发展权。对个体权利的坚守和对时俗的不肯追随，这使他们在远离“群众”之后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寂寞。冯至坦言“我最看不惯群众”，而坚信“好花开在寂寞的园里”(注：冯至：《好花开在寂寞的园里》，《冯至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第170页。)。这种悲凉而深刻的思想和人生体验既使他们感受到可怕的“冷漠是降临在我们身上来了”之后的“踽踽凉凉的独行”的悲哀(注：分别见陈炜谟《与友人书》(《沉钟》周刊第4期)和陈翔鹤《彳彳彳……》(《沉钟》周刊第5期)。)，又使他们在寂寞中强烈地体验到了自我的价值，并获得了在孤寂中挑战“社会”、奋然前行的自信和力量。
要在冷漠的社会中贯彻个性主义的主张，坚守自我自主发展的权利而又不至于被冷漠的社会所淹没，浅草—沉钟社同仁还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在与冷漠社会的抗战中，作为孤独的个体的他们为了不被强大的世俗势力挤扁，竭力提倡“任性而动”的真性情，认为“若是能以痛快淋漓地去诅咒也未尝不好”。正是在这种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情感态度作用下，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听到了歌颂、欢唱、诅咒、控诉……等等混合而成的狂暴的音响。尽管内容不同、格调不一，但这些音响和情感均出之于他们肺腑。他们与陈翔鹤剧本《狂飙之夜》中一个狂病青年纤云一样，都是倾饮了人生苦味之杯的个性主义者，而纤云“得意时，便放声的高歌，失意时，即厂(敞)口的痛哭，无人知道，也不需别人知道”这一情感态度也正是他们敢爱敢恨的真性情的真实写照。他们的“高歌”、“痛哭”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一种姿态，但同时也是向社会挑战的一种力量。
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们既倡导情感上的“刚”，又鼓吹意志上的“韧”。杨晦认为，戏剧的主要成分是关于意志斗争的。而“我们的民族性并非戏剧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民族的力”和“个人的意志”。所以，他以西方戏剧为例，号召人们“必须具备一种坚定的意志”，“有所渴慕，有所追求”，以“韧”的精神，在种种困难与阻碍之中挣扎苦斗，去创造“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注：杨晦：《附记·二十七、二十八》，《沉钟》半月刊第20期，1933年1月。)。浅草—沉钟社作家正是以这种对坚定意志力的召唤为背景，在创作中对缺乏顽强个人意志的人物进行了无情的审视和批判。林如稷小说《“忆云斋”》中的主人公卓之思本也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他对爱情有憧憬，但不敢追求；遇事有主张，但不敢坚持。意志力的缺乏，使他奉行起“就将就罢”哲学，处处随遇而安。在浅草—沉钟社同仁们看来，如果一个个性主义者没有韧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力与时代恶习抗争到底，那就极容易被社会挤垮，而沦落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随波逐流者。从同仁们对自我真性情和坚定意志力的倡导中，我们正能看出其贯彻个性主义思想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总之，浅草—沉钟社同仁在十余年活动时间里始终恪守着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以自我为立足点，强调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并且从维护自我的个性出发，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表现出了坚持个性主义思想的彻底性。他们的个性主义价值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并曾接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在对个性主义价值的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上，他们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先驱者们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他们的特色所在，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这首先表现在前者是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当作一种目的，而后者则是把个性主义思想的提倡当作一种手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倡导者们对个人的价值确实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但同时也更加强调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李大钊积极鼓吹个性主义，号召“青年锐进之子”以“屹然独立之气魄”去创造“自我之青春”；而其根本目的在于使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这样，个体的价值就不再是自足的，而必须以对群体的贡献为旨归。应该承认，“五四”先驱者们将个性主义的倡导视为重建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家庭的手段，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个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种真正的哲学”，其意义和价值却是自足的、终极的。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源于对个人本身价值的体认；个人应当作目的不可当作手段，而“五四”先驱者们对西方个性主义工具式的借用，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个性主义的价值观和尊重个人价值的道德秩序。这是因为手段永远只是手段，它的价值只存在于为目的服务的实用性之中。而当人们一旦发现服务于该目的的更有效之新的手段(如民族主义)时，个性主义的手段必然会遭贬斥和冷落。“从西方观点看来是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潮流在‘五四’末期发展起来”(注：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正是将个性主义视为手段这一思维模式运演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自不难发现浅草—沉钟社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视为终极目的的特色及意义。他们始终强调“外界的一切”，均须“以‘自我’为单位”；“自我”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归宿点。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他们并没有像“五四”先驱者那样将前者视为手段，而把后者视为目的，相反，他们始终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重个体、轻群体(乃至反群体)的倾向。陈翔鹤曾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表述过他们的这一思考：“群众终归是群众，要是你果实是愿意为他们而牺牲时，那么，你无异是跳在粪坑内将你自己淹死!比一个举手即碎的苍蝇还不如!”(注：这是陈翔鹤小说《婚筵》中个性主义者润堇之语，见《文艺周刊》1924年第42期。)显然，他们是一群以个体为本位的个性主义者(individualists)，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利己主义者(egoists)。原因就在于：只有在涉及个体与群体这二者的关系时，他们才把个体的重要性置于群体之上；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一概地排斥群体、摒弃他人的利益。这就使他们的个性主义不可能走上极端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的途径，就连同仁中倡导个性主义较用力者陈翔鹤也承认：“因为受你影响的原故，我觉得‘Egoism’(利己主义——引者)在世上，实在不能成立。”(注：陈翔鹤1924年11月28日致杨晦，[北京]《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浅草—沉钟社同仁接受了本色的西方文化的主导影响，以个体为本位，建构起了个性主义的价值观，在较普遍的忽视个性主义终极价值的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为建立尊重个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秩序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这是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其次，浅草—沉钟社同仁们在个性主义思想形成的来源上也有别于那些“五四”先驱者们。后者对个性主义思想的倡导通常是以中西文明对照比较为前提，如：“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而国人之以家族为本位的文明所处的屈败之势，乃使他们反思其短处(如“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即为其中之一)，并进而倡导西洋文明之特长(如“个性自由”)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由于他们倡导个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于对传统文明的否定，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充分发掘传统文明的资源去丰富个性主义的内涵；相反，他们对个性主义思想的倡导本身也就成了对传统文明的一种反动。而浅草—沉钟社同仁们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包容接受的态度，更由于他们不是像先驱者那样从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去倡导个性主义思想的，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在接受本色的西方文化的主导性影响的同时，比较充分地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他们既从庄子思想中学习了其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和保持“本性”的“风度”，也从儒家学说中承继了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力。庄子人生观的核心是企图摆脱一切外物对自我心灵的束缚，追求一种个人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人生观在动荡不安、儒学式微的魏晋时期发生了巨大影响。从阮籍、嵇康到陶渊明，他们都重视自我人格的自由和独立，都力图摆脱俗世的牵掣和束缚。浅草—沉钟社同仁们普遍地受到了重视个体人格的魏晋风度的影响。冯至回忆说：那时，“在中国文学里，我们爱好的是魏晋人物的风度”(注：冯至：《 <
陈翔鹤选集>序》，《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第219页。)。1925年假期里，陈翔鹤骑毛驴到香山与沈从文一起寻幽访胜。这使沈从文“深一层地认识到，生长于大都市的翔鹤，出于性情上的熏染，受陶渊明、嵇康作品中反映的洒脱离俗影响实已较深”(注：沈从文：《忆翔鹤》，《沈从文文集》第10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246页、第247页。)。几十年后，陈翔鹤写出讴歌嵇康独立不倚人格的历史小说《广陵散》，绝非偶然。道家思想及在它影响下形成的魏晋风度对个体自由、独立人格的重视，对浅草—沉钟社同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们从一个方面强化了同仁们对在西方文化主导性影响下形成的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性等个性主义思想内涵的认识。但是，也应看到，同仁们对这一思想遗产的继承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在继承中对之实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他们将这一遗产中的积极因素从以人生为虚幻而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如在庄子、陶渊明那里)和上下尊卑观念(如在嵇康那里)等消极因素中剥离出来，把它们纳入到在西方文化主导性影响下建构的文化架构中，从而使之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质”。
儒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统。在个体和群体关系问题上，它认为群体、社会是无限地高于个体的，因而它与现代的个性主义思想处于极其尖锐的对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浅草—沉钟社同仁“人的觉醒”的实现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建构就是以对儒学一些基本原则的反叛作为前提的。但是，也应看到，儒学的结构是复杂的，其中仍然具有可供继承创化的合理成分。对于浅草—沉钟社同仁来说，在其个性主义思想的形成中，他们主要继承了儒学所提倡的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意志力。孔子以复兴周礼为目标，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认为人们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提高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必须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同仁们将孔子所倡导的这一人生态度(手段)与“复礼”这一目的剥离开来，而为张扬自我个性、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服务。如前所述，个性主义思想的贯彻确实需要个体意志力作保证，否则，个体便会在与社会的对峙中被挤垮，个性主义思想也会被淹没。同仁们正是从儒家学说中发掘出了这一资源，使之为他们所用。他们对这一资源的阐释和利用，集中见于冯至的《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和葛茅(顾随)的《孔子的自白》。在这三篇以孔子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中，他们表现出了对孔子人生观的首肯。如《仲尼之将丧》在描写孔子将丧前“种种的理想已经化为灰烬”的抑郁心境时，展示了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积极入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的自白》则通过孔子与子路的对白，歌颂了孔子“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伟大底人格”。它们都以褒扬的情感态度将描写的重点置放于孔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上，这正表明了浅草—沉钟社同仁们对儒家突出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坚定意志力这一思想资源的挖掘和接受。
总之，浅草—沉钟社同仁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也得益于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在剔除道家人生观方面之虚无主义倾向的前提下，吸取了道家文化强调个体精神自由的思想营养；在扬弃儒家文化重群体、重等级等基本原则和特征的前提下，继承了儒家文化重视个体主动性和意志力的人生态度。他们把这些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来的有益的思想资源置放于在西方文化主导性影响下形成的个性主义的思想框架中，交汇浑融，中西调和，既使这一思想因有了传统的支撑而显得更加坚实，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因此，从他们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和来源看，他们显然有别于那些“五四”先驱者们。这也是其文化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在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的资源去构建新的文化思想方面，浅草—沉钟社的实践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可资借鉴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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