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子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6)05-0024-07 一、引言：实施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衍生的复杂性难题 民工随迁子女可否无条件地就地参加高考，从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节点出发，几项相互独立的研究结果一直难以整合。以北京市为例，如何体现务实精神，紧扣时代脉搏，打开缺口、磨合制度，增加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管道，支持假说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考察，正深陷权利公平、民意争诉和利益博弈的困局之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选择，受社会现实复杂利益博弈因素的掣肘，既要考虑一线城市的承载能力，又要考虑考生家长满足在当地工作等条件，教育政策再制定同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构性连接，目前不仅剩下诸多不可知及不确定的空间，还同时容纳了多元治理架构、经济转型多元要素以及阶层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手段筛选等。种种看似不同的眼光，虽说所依循的假说经过推敲，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实现视界融合，然而，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影响因素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使得复杂性假说的概念体系与层次划分缺少了对时空背景的依赖性。在教育公平鸿沟的弥合中，道义责难与事实破解二元背离的复杂性，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的效能感推到了低谷。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落地难的怪圈不断被社会优势阶层所赋值，简化论的还原思维建构、政策回应的碎片化，使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游离于避重就轻的外围改革之中，这不仅损耗了公共教育政策的属性和内在价值，而且异化了政府在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中的职能。 正如复杂性科学所认为的“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性与简单性交融在一起的，我们只能用双重逻辑去思考和研究它们才行”[1]一样，从内部过程和外在力量来看，民工随迁子女有条件就地参加高考的艰难突破，既寄托了现实中被时代刻下印记的教育平等的民生期待，更关系到人们对教育综合改革能否深入、怎样深入的信心红利。路径显现，涉及高考(课程)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北京等一线城市落实期望的时间表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公共议题。如何增强教育政策执行绩效、协调招生计划的能力、培育地方政策再制定和协调利益矛盾的积极效用，交叠冲突下的利益主导与正义偏位，往往会使地方政府对国家政令要求的回应掉入多重诉求冲突的陷阱。允许随迁子女在北京市参加高职招考看上去很美，但严苛的“准入条件”恰恰没有考虑到教育政策应负载的正面价值。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差序格局中，理想归理想，现实难免很不规整，根本无法给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突围展开一条可能性之路。要全面、彻底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必须深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朝考试和招生相对分离的方向前行，让大学自主招生；而不应该下力气在非理想的方向构筑据点，与改革开放的一些基础性铺垫发生冲突。为此，亟须改革的示范者导引未来之路。尽管有学者从政策再制定的视角，提出我们应该调整步伐，不能再朝一个方向不假思索地前进了。然而，对于实施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衍生的复杂性难题，在当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改革难题不止一次地摆在改革者面前。面对现实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复杂性的源头进行深刻反思。 二、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复杂性源头的反思——以北京市为例 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复杂性源头较为敏感，它依赖于异地高考政策初始条件的内在变化。由于政策过程的特殊性，一定时期内政策再制定所进行的试验和探索，其行动逻辑和政策结果共同形塑着转型期中国教育治理的走向。如果说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是理念、文化、政策和体制的大杂烩，那么可以认为，推进和实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过程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性事件。正因为如此，面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这样一个正在显现中、还远未成熟的复杂命题，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怀疑的精神对其进行追踪、领悟和深度思考。到底是什么复杂？连接政策目标和执行结果的反馈环究竟有哪些困惑不解的变量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复杂性对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来说，无论是政策执行系统结构、系统层次和系统组织成员等对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还是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及外在复杂因素对政策系统产生的影响，各种随机因素都会使政策执行系统的层次和结构同时发生变化。众多参量和因素的离散使得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出现了噪音和干扰。中央、地方、高校、户籍人口、新移民的多方博弈，户籍的壁垒、招生指标的壁垒、教育资源的壁垒，牵一发而动全局，显示出明显的非程式化运作。以北京市为例，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准入门槛的设定不乏批评、否定之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十分困惑，分享教育公平阳光本是很正常的教育待遇，为何在北京市这么难。一些底层流动人口的子女最终选择了退却，家长们或让子女接受完义务教育不再继续升学，或让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或让子女返回原籍上普通高中，形成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结果的多态性。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结构来解读，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复杂性源头实为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两种教育治理理念与策略的较量。在观念转变、建立制度、逐步推行三个维度层面，特殊的央、地分权关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再制定时的灵活性，构成了一个可以实现但其规律无法设定的复杂随机过程。通过对北京市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基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的反馈机制，在互动、科学、民主、协调的执行过程中，政府教育管理者总是在努力寻找多方要素能够最大限度接受的平衡点。基于从管制到改良的路径不仅提出了相对明确的政策目标，强调政策再制定与政策的适切性，表示要保障民工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等，尽可能地控制政策风险、扩大改革共识；而且在组织机制和制度安排上，制定了准入政策、管理举措和具体办法。执行成效证明北京市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实施的复杂性，无论是在政策执行局部的合宜性上，还是政策执行的机会空间方面均与政策设计没有太大的出入。目前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可走的两种途径，无非是取得居住证(根据2015年12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欲在北京市拿居住证须在北京有稳定的就业和住房，并连续参加保险和积分的要求)，或者是满足“6+6+3”条件(非京籍务工者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须在北京有合法稳定住所，须在北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并已满6年，须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市学籍且已在北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由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规定本科招生不放开，零星雨、雷声小约等于原封未动，积淀下来的复杂问题受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制体制、城市产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城市人口密度、社会管理体系、教育财政投入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地方政府的需求偏好和利益。 事实上，追溯区域差异性背后的政策逻辑，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期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矛盾的凸显期相互交织，纷繁复杂的教育行政事务、关系错综的群体利益矛盾等，不同地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之间的差异性，北京市、上海市等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资格的高门槛，地区不公平问题、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问题和户籍性公平问题，参与政策执行的不同主体相互作用的积聚和整合，必然会使教育政策执行行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并随时间的推进不断超越复杂性问题得以发生的原初境域，涌现出更加复杂的教育政策执行问题。在城市管理的难度上升、城市基础建设面临新考验，财政收支的统收统分模式下，非可预测的程序化过程导致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在再制定过程中中央权威性的减弱。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问题的特殊性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并集中体现在公共空间，使得政策执行主体应对政策环境的能力、方式等不断受到挑战。如，北京市2016年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还是未提与户籍脱钩的时间，申请(申请的条件、申请的方式及时间、提交的申请材料、申请条件的审核)、报名、志愿填报、考试与录取，各单元具有不可逆性且对初值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根本产生不了有效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中最突出、最迫切问题的结果。再从2015年11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发布的信息来看，在更大的背景下的今后一段时间，北京市将坚持“疏”“堵”并重措施，控制人口过快无序增长，围绕这个目标破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难题，被户籍所绑定的教育福利将会被逐渐分摊，继2013年放开随迁子女在北京市参加中职招考、2014年放开随迁子女在北京市参加高职招考，复杂性将很可能倒逼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和高等教育资源朝着教育综合改革的方向努力。 应该说，由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起始，表达了一种教育政策执行超越还原的特征，在教育政策“再制定”的环节上它附载着政策执行的专一性，有些主体因此而忽视教育政策执行行为的动态性，不去关注教育政策内在要求与教育政策外在施行的不规则性，倾向于将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还原为简单的规则和量度，以一种僵化和一贯的方式进行运作。以北京市为例，其常住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5%，却集中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性大学，优质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对外地考生的吸引力极高，家长们纷纷选择到北京市工作和生活，其随迁子女在北京市就地高考的需求也愈发强烈，利益的冲突和表达，一幅幅非线性、不可逆和不规则的复杂图景，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中会转变为潜在的无序。笔者认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的演化，是政策主体的行为与环境施加的各种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复杂性源头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群体在政策再制定系统中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所进行的调整和平衡。实际上，在我国现有制度结构下，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命题存在的政策真空背后隐藏着极其复杂的选择和应对。城市本位观、择优意识、防患意识，制度缺位、户籍壁垒的钳制，政策再制定中地方保护主义，异地中考政策的后置，不同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人口压力所导致的政策选择的保守性，高考利益的制约等等，经过多层细化和再规划的政策目标之间复杂性关系的演进，不仅扭曲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之有效执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行为，而且映射出的混沌给政策的执行留下了漏洞。由此观之，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所涉及的现象和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投射出了明显的复杂性烙印，要使政策主体之间达成遵守规则的默契是相当困难的。笔者认为，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会使政策的再制定处于一种虚假的明确性(false clarity)中，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如再不进行有效的回应，将有可能引发人口迁移、社会流动、政治稳定、经济转型等多方面问题，为此，地方政府应当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来审视社会政策工具调控以及相应的政策推进策略。 三、驾驭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探索性分析 一直以来，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渊源和行动逻辑，从没淡出过教育经济学人的视野，学者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们的复杂度等同于公平高考主体复杂的应变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复杂结构。在现实的数据中，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可能地、尽快地全面放开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较高的。让每个随迁子女都有机会在随迁的地区报考自己所喜欢的学校，在这方面，本质上是不应当去阻止的。虽然在政策的调节上，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改革和发展的增量，在政策实践中采取考招分离、高等学校充分自主招生的供给侧改革措施，但转型期受利益、制度、权力、规范、心理、价值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再制定所涉及的不应有的和不必要的附加，使得公平高考问题在传统中守望、在矛盾中超越，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整合，凸显了难以平衡政策执行系统结构复杂性和动态复杂性的境况。诚然，在一个承载着2.6亿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对教育公平梦想的民生实践中，也许我们不应仅仅抱怨实施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衍生的复杂性难题，其实，在加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驾驭复杂性解决这些问题，正是有关部门和地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应当努力的方向。因此，怎样运用复杂理论来驾驭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就教育政策执行复杂系统单元所具有的智能性而言，首先应该将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成果来指导教育政策实践，这将是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管理的主流方向。直观地分析，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弱化，其实并不取决于执行者自己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而是取决于其对特殊的教育政策情景的适应性。也就是说，驾驭复杂性的行为需要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的环境中获取支持。由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已呈现越来越多的“不可预测”现象，如果还是把预言力作为规律，这在政策实践中是无法同弱化政策执行复杂性相关联的。[2]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门槛放开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对于北京市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改革后续性的问题，比如公共开支、预算平衡、资源配置的扭曲，但这也可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创造客观条件。比如，昌平区这一“京师之枕”就得益于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的移址，该校从海淀区迁到昌平区后带动了其基础设施、产业和民生的发展。再比如，深圳市通过教育整合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路子。该市原来没有高等教育，随着外来人口的涌进，不仅创办深圳大学，而且兴办南方科技大学来带动经济，为当地的发展注入活力。如果用一条简要的逻辑线索来对此进行概括，面对个体教育权利和社群教育公平之间的内在冲突性悖论，可以是：增加供给—个体获益—减少干预—杀富济贫—环比增长。沿此线索，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有可能随着以“开放性”为导向的政策再制定而变得不那么复杂。可事实上，从发展的阶段来看，高招的配额制度改革是错综复杂的，无论是民意基础还是科学性问题，北京市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的再制定，是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需超越教育的层次，解决问题要在教育之外花工夫。面对日益严峻和困难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难题，讲教育公平，当然首先要讨论如何改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区域不公平，而这才是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最为核心的难题所在。如果具体考察一下近年来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形态，可以发现要驾驭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就必须找到政策再制定的驱动力，并检验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是否按照预期的方式产生了作用。实际上，在一个不确定的教育政策环境中，教育政策执行常常不是事件，而是属性。而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它又是耗散动力学系统的一种状态，一种处于混沌边缘的复杂适应状态。正如民工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在中国一线中心城市执行所构成的一套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谱，尽管在政策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政策的执行者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塑造了一个开放的教育政策执行流程，但总体而论，单纯行政性的政策“堵截”与选择性的“无视”，还是牢牢地把握着所谓的政策实施的合理度和效果。 事实是，特大城市十分突出的制约问题和结构问题，对于驾驭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来讲，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从明晰化的群体分化角度去弱化复杂性。以北京市为例，随着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承载力极限、高考移民问题、户籍人口利益等城市本位定向思维与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行动逻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新焦点。迫于国务院办公厅对政策再制定时效规定和随迁子女对就地高考强烈诉求的压力，北京市在限时的最后一天出台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过渡性政策。尽管过渡性政策“开放性”的价值导向是明确的，但执行方案却只字未提允许收非本地户籍生源参加本地普通高校层次招考录取的标准问题。由此形成的理性言说、互动共生、矛盾冲突、妥协合作及能量交换等局面，恰好构成落实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独特景观，它触及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实质。明明高考与户籍紧密捆绑的制度设计遭遇了合法性危机，无法真正满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诉求，但高考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实质性松动，深度推进的动力不足。为什么不敢松动、不能完全放开？问题出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一是流入地非户籍群体与流入地户籍群体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二是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增加了流入地的教育承载压力，流入地政府担心是否有能力、是否有财力去承载，由之导入了流入地政府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在回应公共议题的话语中忽视了政策主体利益的需求，不是以达成共识为依归。显然，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准入条件、新高考移民问题、招生指标如何分配、户籍制度怎样联动、带来的城市压力、本地生源的权益，对于流入地政府而言，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可能出现的碎片化，需形成一种无序与有序的交织，将不确定性、随机性、非线性和混沌性，通过涨落实现有序。 实际上，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是一个组织整体的集合的分布，面对动态的环境，政策再制定系统演化机制的构建，在策略上不仅要根植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组织的行为惯例和作用机制之中(教育政策执行的行为惯例和作用机制的形成及应用，可有效地保证教育政策执行系统沿着进化方向发展)；同时，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驾驭上，要注意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整合、建立与重构执行机制，从而帮助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组织维持持续的执行力。比如，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取消根据考生户籍的高考报名招生方式；适应环境变化以学籍代户籍，使高考与学籍捆绑、与户籍分离；通过选择、交换和变异，改革“根据考生户籍确定分省定额指标”的招生录取方式，构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系统的驱动机制；取消分省命题的考试方式，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对教育资源重新分配，中央政府加大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宏观统筹力度。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教育投入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改革等协同推进、有效对接；把教育政策主体的利益调控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推进与高考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制度改革、居住证制度勾连起来，做好新的配套政策的落实工作，尽量避免或减少政策执行中信息的损耗。就此而言，中央政府应收回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制定的权力，不能把这个“皮球”继续让地方政府踢。因为各省的政策往往会更关注本省户籍人口的利益，为去除地方保护主义，应当由中央政府制定全国性政策，而且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招生名额不应该分配到各省，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开放，不设置户籍限制，考生可以在全国各地进行报考，这样才能从整体和大局出发，更好地维护跨省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益。[3] 近年来，在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的反思中，根植于教育政策设计和改进的弹性诉求，政策制定者往往认为设置一个相对温和的门槛，去柔性限制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将有可能消解矛盾并深度地介入公共治理。然而，究竟该怎样精细化身份区隔，弱化政策再制定的复杂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由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相关系数各有不同，政策再制定过程的关联度复杂多变，虽然政策制定正式列入政府改革的范畴已有四年多时间，但特大型城市应该说四年多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传统户籍制度的固着性、地方政府决策的自发性、利益群体关系的非线性，与政策实践环境大相径庭的差序格局，其真实场景不是通过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来吸纳和聚集更多的人才，而仅仅是一个负面的考量，推出了所谓的符合一定条件的随迁子女就地只能报考高等职业院校的这种不合理的规约。毋庸讳言，这种视身份为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的先决条件，并确定报考院校类型上的低度开放，无疑是阻碍公平高考的关键变量。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涉及了此项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批判性审思。实际上，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随着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过程复杂性图景的转换，在容纳利益相关群体、形成互动规则和组织战略合作方面，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自组织重新进行设计，有可能带动整个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效力的提升。从驾驭复杂性的角度来考察，面向复杂性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进行优化，让非户籍地考生在无序中享有与本地考生相同的、有序的高考资格，集聚创新要素反思与超越简单性，从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出发，降低门槛、放宽限制，让他们更好地享受父母务工所在地的教育资源，实现完整的公民权。在一定程度上使复杂性与教育政策执行互塑共生，尽可能地、尽快地全面放开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在确保最弱者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使机会面向所有人，这里不仅需要强调政策整体与部分的边界，而且更需要强调政策执行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为此，应积极发挥政策执行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利用新技术来破解公共服务的差距，弱化复杂性，从噪音中创造有序。诚如有学者所言，城市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且具有高度权变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政策执行中，我们要善于把推动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因素集成起来，趋利避害，把各种不利的复杂性因素屏蔽起来，尽量削弱负面影响，甚至变不利为有利，以产生最佳的教育政策执行效应。[4]由此，为切中教育综合改革发展肯綮，迈出促进教育公平的务实一步，需要调整和理清的思路是，对在执行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时“槽点”多、批评多、群众满意度低的领域和环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长期回避，应当果断将其作为改革切入点、突破点，使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在现代教育治理的路上，各项举措持续落地和发力，实现教育公正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统一，以带来更多民生福祉，提供更多支撑教育综合改革的正能量。 四、结论：建构有序和活力兼具的整合机制 综上可知，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折射着各种教育政策信仰、价值以及利益诉求的复杂博弈。为什么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会遭遇落地难？推行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改革遇见的最大阻力来自何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是否到了承载的极限？这些问题实则在提醒改革者与研究者们需回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的原始出发点，用复杂性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如何才能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准确有力地落实到位这个困扰人们的问题。分析表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不再仅仅是一种对教育政策方案的简单复制，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教育综合改革分步战略部署、区域间教育不平衡和高校扩招、户籍制度仍然捆绑较紧、教育部门长期处于风口浪尖、隐性门槛至今没有消解策略、城镇化和农村人口流动、流入地政府是否愿意并且能否扛起责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教育分权、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动力不足，也许简单性思维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天真地自识会使我们误以为已经对复杂的教育政策执行作出了解释。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需直面新困局中的深层焦点，在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从对立走向融合，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保证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有序推进激发活力，我们需要借助复杂理论的新思维，来及时修正我们的观察角度、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在于利益群体主体分化的复杂性、教育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涌现出的复杂性、社会教育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教育公平理论套用的复杂性、政策执行系统运行机制的复杂性、道义责难与事实破解二元背离的复杂性、地方层面教育政策回应性力度的复杂性等，全面厘清这种复杂性需要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有序性与无序性的共生予以理性化考虑。由此，需要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再制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精细化、对象化与服务化，尽可能地将复杂性控制在能驾驭与弱化的合适区间里，整合机制形成共识，既达到控制人口、缓解地域间矛盾的目的，又推进教育公正理想实现政策执行公共性的回归，真正确保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受益于相对利益诉求更为紧迫的社会群体，让完善合理的政策能够尽快出台，在复杂环境中找准既可以展示冲突、又可以暗示秩序的政策执行的突破口与平衡点。 可以认为，复杂性已经成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为应对正迅速膨胀的大城市的人口管理，减缓人口高度集中趋势，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正面地考量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并坚持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提高社会公信力。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作为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北京等特大型城市政策再制定现实困境的破解，不仅需要新的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兼顾改革的力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可承受程度；同时，还需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原则下，使其尽可能地赢得户籍人口的理解、认同与支持。尽管复杂性涌现现象的产生关涉部分学生异地升学、考试的权利，关涉城镇化健康发展、教育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然而，完善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补偿机制、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促进整合，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给予民工子女相应的机会，在整体上改革高考招生制度，使异地高考政策能够真正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我们既不能对某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结果作武断的归因，也不能对某种可能出现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效果作断然的预测。比如，采用“全国一张卷”来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等改革奠定基础，使教育自身价值的维度远远大于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再如，解除供给抑制、放松就地高考供给约束，在复杂的教育利益配置中，清晰明确地维护正当利益，使不合理的利益无法僭越边界。又如，在就地高考准入条件的设置上，弱化家长工作、住所和社保方面的附加要求，释放潜力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学籍为主保障入学机会平等，托举公平的坚实臂膀创造新供给。 我们必须看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的实质性推进，在新常态下正在向相互联结、相互促进、产生新的质、形成新的结构的方向转化。实现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均衡发展，已成为弱化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新支撑因素。因此，基于户籍制度和高考录取政策的同步改革，中央政府有必要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将政策推进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比如，随迁子女高中教育阶段教育经费的筹措和分担，促进区域教育改革联动协调发展，加大自主招生力度，探索部分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突围利益博弈和民意争诉困局，对扭曲政策本意带来不利后果的行为问责，处罚高考移民投机行为。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在驾驭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过程中，应当把政策本身的科学性、明确性问题，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利益冲突、思维定势问题，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经费、沟通、协调机制等问题，摆在长期视野中并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因为无论哪个环节出现不公、混乱、效果有限及寻租问题，都会使政策的实施变得模糊不清，带来政策执行的变异和走样。由此，理清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中的复杂关系，在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有机协调和良性互动中，让出生不再决定命运，让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成为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的途径之一，使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实施程序向更公平迈进，提升政策执行管理水平，驾驭和弱化复杂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必须指出的是，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的实践活动是能够主动地对环境施加影响的。在推进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差序格局中重塑正当性，是驾驭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执行复杂性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