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困境与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对策论文,优势论文,地区论文,我国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一直面临东强西弱的经济大格局，东西部地区在技术经济势能上存在较大的落差。这一发展态势不仅表明西部落后地区实施追赶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也必然促使技术、经济要素不断从高势位地区向低势位地区流动，从而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以时间上的压缩形式或幅度上的跨越形式实现追赶目标提供有利的条件和赋予发展的巨大潜力。这种因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在现代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理论中称为“后发优势”。按照“相对后进性”假说，在起始阶段上，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在技术体系中，越是排列在低势位的技术型态，向更高技术型态跃迁的潜力和幅度越大。但是，“后发优势”只是相对后进性在积极意义上的理解，只是为欠发达地区急起直追、加速发展提供了一种机遇或可能，因而也只是潜在的，并非后发地区实际拥有的。要使“后发优势”成为现实的“后发利益”，不仅取决于众多条件的支持，而且还取决于它与各种条件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有效组合。就中国西部地区而言，其“后发优势”难以发挥，追赶目标难以实现，既有转轨期市场环境下外生变量的影响，又有区域自身内生因素的作用。
1 中国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困境
1.1 东西部区际间主导产业与技术的传递机制受阻，西部地区无法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获取“后发利益”
我国学者周学从消费需求角度划分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指出了中国东西部地区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按照他的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已进入人均年收入达千元层次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西部人均收入为3,000多元）[1]（注：百元层次（人均年收入100元至几百元）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千元层次（人均年收入1,000元至几千元）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万元层次（1万元至几万元）为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10万元层次为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数十万元层次为经济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主要是轻工产品，因此，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也应该是轻工业，而农牧业由于受需求和生态两方面的制约不能再成为西部的主导产业。与之相比，东部地区人均年收入近万元，已进入或正在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而对住房及服务性项目的需求却方兴未艾。因此，东部地区的主导产业应从轻工业转向住房、公共交通和信息产业。但从区际贸易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输出资源产品和农牧产品，换回东部地区的轻工产品，西部70%-80%的轻工产品为东部地区所占有。西部发展本地区的轻工业受到东部“先发优势”的巨大压力，不仅规模小，而且经营越来越困难，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部地区在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后，本应主动让出一部分轻工产品市场，但由于它向新的主导产业转移中遇到了技术创新的困难，所以，为了自身的利益，东部地区非但不肯收缩轻工业，反而企图占领更多的西部轻工市场，从而使得全国范围的产业战略大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陷入停顿，不仅东部地区难以向第三阶段纵深发展，而且西部地区也因本地区轻工业发展缓慢而始终无法从第三阶段的初期过度到成熟期，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第一阶段的主导产业——农牧业来维持现有收入水平，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由此可见，由于东部产业结构还未进入一个大的调整和升级的时期，所以，给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追赶目标所创造的市场机会和条件并不多。另外，东部先发地区出于竞争等方面的考虑，即使向西部地区让渡一部分技术，但往往是相对过时的技术，甚至是本地资源环境不愿容纳的技术。这样，作为受体方，西部后发地区虽然享受到使用成本较低等“后发优势”的甜头，但由于转移和让渡的技术资源在性能和时效上存在的偏差却锁定了后发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的轨道，使其只能“跟进”，却无法赶超。
1.2 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外部“驱动效应”还不足以使西部地区充分地发挥“后发优势”
从发展战略看，中国存在两个发展的经济学问题，一是在国际上如何缩小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二是在国内如何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出于解决与世界发展差距总目标的考虑，国家一直把发展战略的重心偏向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在全国较高水平上。最近，国家以西部大开发的形式开始把发展战略重心逐渐西移，但西部大开发还不可能以牺牲先发地区的效率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总目标为代价来实行。所以，在短期内，这种“西移”趋势还无法得到更多政策上的刺激与强化。从资源调配看，随着市场化和分税制改革的实行，国家可以调动的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资源日显拮据。除了不具备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直接调配物资的能力之外，主要表现为直接掌握的财源减少。这种供需矛盾使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难以达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人们广泛期望的强度。从价格机制看，因改革先后时序上的差异，西部地区资源性产品和中间产品曾以计划价格向东部地区低价输出，东部地区加工产品和最终产品以市场价向西部高价输出，即使目前市场环境下，西部资源产品的附加值还是远远低于东部的加工产品。这种比价和时差跨度扭曲的双重因素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利益在区际产品交换中双重流失，从而导致以利益驱动来发挥“后发优势”的效应显得微弱。
1.3 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受后发劣势的排斥、侵蚀和漏损
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作“对后起者的诅咒”，主要指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先发者的技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学习，从而使制度落后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2]。我国西部地区尽管因技术引进与模仿使分工和经济运行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制度变迁滞后（因为制度改革比技术模仿更痛苦，更能触痛既得利益）和无效制度的固化严重影响了各种发展要素的使用效率。表现在：
1.3.1 上层建筑规模太大。从中国省际比较看，一个人口以亿而计，产值以千亿而计的省级党政机构规模与一个几百万人口，几十亿元产值的省区的党政机构规模相差无几，各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数量上也不因为人口多少而有所差别。这就形成一个问题，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和企业负担的上层建筑费用要比东部发达地区多得多[3]。这一体制特征给西部实施追赶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由于预算约束使税收减免和返还的余地很小，而政府各部门又巧立各种名目向企业、农户尽可能多地收取苛捐杂税，以维持其运转，这就使西部企业和家庭的储蓄能力大大降低，从而削弱了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的能力；由于税负太重，政府与企业、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政府拿走的多，实际经营者得到的较少，资本、人才、技术和企业家等发展要素的收益率就大大降低，所以，东部的企业就不愿意到西部投资，西部发展要素流入的渠道被堵塞；由于西部非生产经营性系统能凭借其权力和智力取得比生产经营性系统高而且稳定的收益，所以人力资本在西部内部配置时，高智力和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大部分被吸引到党政社团等非生产经营性系统，生产经营系统非但不能从东部引入人力资本，反而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也流了出来。
1.3.2 政府管理方式落后，运行效率低下。从全国看，虽然自1992年就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西部政府的管理方式还留有很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首先，投资者、经营者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规章制度太繁、关卡太多、时间太长、成本太高。在西部一个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往往要经过十几个部门审批，盖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公章。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青海西宁市一位私营企业家申办一家批发市场，由于多头审批、重复审批，前后耗时一年半，盖了112枚公章才办齐手续[4]。其次，立法不监督法，执法不遵守法，红头文件大于法，领导讲话胜过法等现象还相当普遍。虽然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在西部各级人大对法律法规的监督运行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立法后的修改也经常是滞后、缓慢的，不能让投资者、经营者满意。执法过程中不遵守法，使本该按时办理的案件久拖不决，早该执行的审判结果长期无法落实。经常出现政府文件与法院判决相互抵触、相互冲突、南辕北辙的尴尬局面。有时甚至以领导人的讲话为行事依据，不按照法律和政策办案，搞法外政策。有些地方，法律对行政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行政权力的范围没有边际。当违法行政对当事人基本权利造成损失时，又没有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有的甚至就根本没有怎样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行政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在法律上几乎是空白。其三，西部一部分人因观念陈旧，思想封闭，对东部投资者在自己管辖范围的土地上赚取利润、发财致富感到不适，甚至一些革命老区和其它贫困地区的人们还存在着让东部生产经营性企业来扶贫的想法，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西部大开发就是大要钱”。这些落后观念支配的行为使东部投资者的经营环境恶化，并且抵销了西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价格比较便宜的比较优势。
1.4 西部地区因工业化、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而缺乏对现有新技术的承载能力
首先，作为典型的后发地区，西部地区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从劳动力构成看，1998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有劳动力高达6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2个百分点，比江浙经济发达省高21.6个百分点[5]；从GDP构成看，1999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3.5%，比全国平均水平(17.7%)高5.8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13.54%)高10个百分点[6]。由于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加之农牧业对自然环境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远不及工业技术那样具有通用性，因此，西部地区在技术引进上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小。其次，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还非常单一。一是原材料、能源、采掘等上游工业所占比重较大（1998年西部上游产业及初级产品在全部工业中的份额占36.5%，比全国平均值高7.6个百分点[5]；二是交通、建筑、邮电通讯等工业性第三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弱小（连该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兰州等大城市所占比例也不足35%，而东部地区的许多大中城市则已占到55%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以上[6]）；三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目前在西部数千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平均产值不足2,000万元，平均利税不足200万元，收入超过30亿元的企业不足5家[9]。）。西部地区由于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单一，产品链条较短的特征尤为明显，这就使得整个工业承载技术的领域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技术在工业部门之间相互渗透和支持的条件极其有限，以致带动相关产业的地区乘数作用和波及效应微乎其微。其三，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市场化程度比较低[8]），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市场发育不完善，意味着经济技术活动的中介环节欠缺，这就使得通过市场视野获取信息、拓展产业技术协作、广开商路、互通有无变得困难重重。
1.5 西部地区因知识贫困而导致的内生技术资源十分有限，从而使技术对经济的扩散张力不足
胡鞍钢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撰文提出“知识贫困”的概念，他认为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是指“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9]。获取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的能力匮乏；吸收知识能力贫困是指人们利用已有知识的能力低下，即人们在获得知识后不能利用这些知识促进发展或促进发展的效率很低；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指人们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通过看报纸等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和通过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胡鞍钢等人在另外一项研究成果中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知识能力指数平均水平仅相当于东部水平的35%，其中获取知识能力指数仅相当于东部水平的14%，交流知识能力指数相当于东部水平的31%[10]。可见西部许多地方还缺乏创造、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许多人还不能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知识贫困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生产操作层劳动者素质低下，产业技术准备水平落后，导致内生技术能力，包括技术吸收能力、学习能力、操作能力、复制与组合能力等明显不足。这些因素又会综合导致：①所需要的技术无法引进；和技术选择不够精当，对本地区经济要素缺乏有效的“亲和”力；②引进技术虽然先进，但忽视了引进技术自身的系统匹配与相关技术系统的匹配，或与产业自身原有技术系统的匹配，从而极大地弱化了技术的驱动效应。
2 西部地区发挥“后优势”的对策分析
中国西部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追赶目标，就要排除各种困扰。这不仅要依赖于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支持与驱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部地区自身要寻找、创造和改进吸纳各种发展要素以及形成内生技术资源的领域、渠道、条件和方式。
2.1 在区域经济动态变化中，实现产业战略大转移
在我国地区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完成产业战略大转移，一方面是东部先发地区要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要随后跟进，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这种产业战略大转移需要两种力量来促成。一是东部先发地区的拉力，即新的主导产业具有远远大于原来低阶段主导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需求，吸引发达地区向该产业转移。二是西部后发地区的推力，即后发地区在先发地区迟迟不肯让出主导产业的情况下，发挥工资成本低的优势，增强自己在该产业的竞争能力，将先发地区的产品排挤出去，迫使它不得不向新的主导产业转移。但是，在市场机制下，这两种力量的形成需要发挥政府第一推动力的作用[11]。比如，①东部地区由于向新的主导产业转移中遇到了技术创新的困难，所以，政府可以帮助东部地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向新的主导产业转移，将它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②东部地区为了自身利益，不肯收缩轻工业，但政府可以通过限产压库强迫东部地区适当退出旧的主导产业，为西部后发地区打开发展通道。③东部地区在向第三阶段主导产业转移中遇到了消费断层（东部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完全进入万元层次）和内需不足（主要是对住房需求不足）的困难，因此，国家应通过消费信贷、降低利率等政策来扩大需求，帮助东部地区向新的主导产业转移，使之能让出一部分轻工市场给西部。④政府可以帮助西部地区增强产品竞争力，以竞争手段迫使发达地区退出旧的主导产业。总之，只要国家这一措施有足够的力度，是完全可以将处于停滞状态的产业战略大转移重新启动起来，形成东部先发地区经济加速发展，西部后发地区经济迅速起飞的良好局面。
2.2 进行制度创新，提高西部地区发展要素的收益率
第一，利用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转移支付政策来提高西部地区发展要素的内部收益率。政府对投资者和经营者在税收上有优惠，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收益率就会提高，而资金收益率的提高又会相应地带动技术、人才的收益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等发展要素西进。西部地区的税收来源较少，因此合理、稳定的转移支付政策有助于解决西部非生产经营性系统的开支问题，会减轻西部企业的税收和苛捐杂费负担，会使西部企业一部分内部化了的社会成本外部化，从而有利于提高西部企业的要素收益率。第二，通过精减机构，转变职能来提高西部地区发展要素的收益率。西部地区上层建筑系统的改造由于可供分流的经济单位较少，民族聚集区需要考虑稳定，加之“路径依赖”和原有“体制锁定”，因而会遇到比东部地区更大的阻力，要支付更多的改革成本。但从西部的长远发展看，这一改革成本是有必要支付的。首先，西部地区通过对吃皇粮的职工进行一定补贴，鼓励他们脱离吃皇粮单位，会使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入到生产经营性系统，从而给经济注入竞争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其次，通过确立法权、明晰产权、削减行政权、落实知情权、保障自主开发权，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职能从选项目、选人、审批和直接管理向服务、登记、备案和间接管理转变；使行政人员的观念、工作方式、办事程序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转变，从而降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准入条件。
2.3 消除知识贫困，促进西部地区内生技术资源的形成
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知识贫困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跃式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知识溢出效应，消除知识贫困，缩小与东部先发地区的知识发展差距。①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提高西部地区生产知识的能力。根据西部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应鼓励科研机构实行企业化运作或公司化改组；应促进民营和外资科研机构的发展，增加全社会对科研机构的投入；要充分发挥现有的科技人员的潜力和作用，提高专利发明人的个人收益比例，推动产业界和学术界联合研究与开发，加速成果转化。②大力发展教育，提高西部地区公民吸收知识的能力。发展教育对于贫困与无知的人是有益的，并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溢出效应。西部发展教育应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政府主要是保证教育的公正性，适度的市场化则可以提高办学效率。西部地区应在巩固、提高已有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面，着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应采取各种形式，运用各种机制，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在职、在岗培训，以满足西部大开发初级阶段对各类中等技术人才和实用人才的需求；应通过目前高校布局和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积极合理地发展西部高等教育。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西部地区引进知识的能力。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面向东部的开放，二是面向国外的开放。这两个层次的开放对目前西部地区引进智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西部地区对外地和国外企业应实施国民化待遇，通过与具有较高知识能力的企业合作，增强自身获取知识的能力。其次，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海外或外地的原藉人才资源回本地传播知识，转让技术，交流信息，提供各种获取外地和国外知识的机会。④加快通讯、网络设施建设，提高西部地区人们交流知识的能力。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通讯、网络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保证村村有条件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保证所有社区和公共部门尽快入网，使得西部有更多的人能利用现代传媒工具交流知识与信息。
收稿日期：2001-08-01 修回日期：20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