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精神国防”与“非常期”(1937-1945)教育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论文,精神论文,政策论文,萧友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30(2012)03-0056-06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萧友梅所说“音乐是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及“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1]中的“精神国防”，是蒋介石制定的抗战政策主旨“精神国防”的延伸。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团的训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说：
作战尤其是我们现在要抗倭，并不在物质，而完全要靠我们的精神。我们如果有了革命的精神，无论物质如何缺乏，也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2]
其十分清晰地表明了“精神力量，大于物质力量”的本意。如果说当时蒋介石在发表上述言论时，“革命精神”的内容，相对庞杂①，但自七·七事变十天后，萧友梅1937年12月14日写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之前，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的“抗日宣言”后，全国上下，包括共产党人，均以响应。毛泽东事隔数月(即1937年11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称，这是“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并说“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5]
战时教育大讨论
萧友梅给王世杰的信，表明了他也坚决拥护蒋介石的这一抗日主张的鲜明态度，并积极地行动了起来。而当萧友梅写信前，还有一个背景，即，自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于8月5日停刊的《大公报》在移师上海、武汉后②，至同年12月13日停刊前③，曾发起关于“战时教育”的讨论。据学者研究表明：这是因为抗战爆发后，青年们对读书与抗战，求学或救国等“两难问题”，很难做出抉择，《大公报》接连收到各地许多学生来信诉说苦闷。1937年10月17日，天津南开学校在重庆开校庆纪念会，《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从南开复兴说到一般教育》，首次提出“战时的中国教育要对抗战救国有直接效用，使教育适应战时需要”这一话题，并呼吁对教育的改革“在半年一年之内，是必须要完全解答的！”此后，社会各界在《大公报》上展开了战时教育的讨论。[6]
至1937年底，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教育不能依平时模式，战时用战时教育，或者说参加抗战就是教育，实际上是取消正规教育。其主要论点为：1)使全国热血青年直接从军。2)所教授的功课务必以抗战需要为主旨。3)中学和大学的文化课停止，并将学校固有界限打开，分别举办各种抗战所需要的训练班。
而与之相对的观点为：要求以“最后一课”的精神，维持教育事业。学生在非战区，不能影响学业。教育不仅应纳入常规，更须加紧进行，切不可存避难观念。并拨二十五万元专款，办各种临时大学。
总之，关于改革教育路向，当时，大略分为三派：一、不要正规化教育，二、改革现行的正规化教育，三、维持原来的正规化教育。教育当局支持最后一种观点(详后)，但不被当时多数学生、教师理解，并遭到报纸舆论的批评。有的学生愤言：“政府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最后关头，还叫大学生呆在课堂里，上些无关抗战的课，不使他们在短期受些特殊的训练，分派到各处去做实际的工作！”这种批评，隐含着“学生奔赴战场而不要空谈学问”的召唤。更有学者认为：“二十五万块钱拿去办临时大学，何不用作训练干部人才。”他们呼唤教育界人士敦请政府立刻实施战时教育，表示“我们不愿苟延残喘得过且过，不愿学老鼠搬家暂时立足，不愿意使学生读死书，消沉他们的热忱与意志！”当时《大公报》，立场鲜明地支持了这一观点，说“我们简单意见，以为中学大学之平时课程，应当停止，而分别代以某种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即令其实行服务，赴前线，或入乡间。”[7]
音乐界的陈洪，参与了当时的讨论，并于1937年11月，发表了系列随笔《战时音乐》等④短文，表明了“战时音乐，有其Raisond'etre(按：法语，意即存在理由)的意见，并明确指出：
在战时，社会意识单纯化了，集中化了，各人心内最大的愿望是把敌人打败，如何把敌人打败成了全国一致的问题，战时音乐也自然需要反映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强调抗战情绪的将成为主要的音乐，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纯粹主观的音乐变成次要……战时音乐是应该存在的，“救亡歌曲”当然是很有力量的一种。[8]
但同时，他还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决不能如一般的观察者那样，把‘救亡歌曲’一类的东西看作唯一的战时音乐！……音乐的力量绝不止此，战时音乐的效果也不一定倚靠着口号式的歌词。我们尚须于‘救亡歌曲’之外作更进一步的追求。”其理由是“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是永远不能用以看音乐的！”(同上)由此，陈洪遭致“救亡派”的长期围攻。(此当另文专论)
而萧友梅可说是彻底贯彻蒋介石“精神国防”的典范。并与当时的青年人，及《大公报》结论一致，表现出在“非常期”的变通精神。他办纯音乐的军乐队指挥或群众合唱音乐指挥班，是其民众音乐思想的一种突进，他在1937年曾说“音乐乃人群必需之艺术，欲使其急速发展，须赖各地爱乐者多组织团体研究提倡。”[9]而他对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也表明了支持的态度，在他写这封信的前三天，曾对音专出身的何士德、吕展青(吕骥)等人领导的抗日歌咏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们纷纷组织歌队“有如春笋勃发不及计算，这真是最近音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并特别对歌咏的指挥者，提出了“要注意歌唱队员的音质……各部声音分配比例要适当，唱歌教材要认真选择，并注意其用法”[10]等三条训练歌咏队的建议，由此可见他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关注。
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在非常期办学方针的改变，表现出一个专业音乐教育领导的审时度势，及怀抱着的国家危难时的“匹夫之责”。
同时，萧的言论，表面上与陈洪“以功力主义的眼光是永远不能用以看音乐的！”似有矛盾，但实际，陈洪的立意是：“救亡歌曲”绝不是“唯一的战时音乐”。而萧友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张办军乐队队长养成班，就是上述“救亡歌咏运动”之外的音乐形式，这和陈洪所强调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这是“非常期”的短期音乐行为，绝不是“音专”教育方针的全部。虽其未及公布，萧友梅也于1940年12月31日去世，但变通以往办学方针以应战时教育的非常之需，似成必然，只是如何或朝哪个方向变的问题。在当时“战时教育”的讨论中，另一种十分重要、但并不被“时人”所理解的观点，即“战时教育平时看”，在此刻的我们似有“逆向考察”之必要。蒋介石认为：
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的正规教育的方法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教育的方法呢？……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面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赶出来，送到另一种环境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11]
当时的教育总长陈立夫，也坚持这一主张，他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平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陷)无人可用之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战争发生时要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危城讲学，百年树人。”[12]
柳诒徵⑤在此讨论之前，就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今之论者，往往以为非常时期之教育宜有异于平时，欲举平时所授之一切课程……悉从阁置，而惟从事于军事训练，此脑筋单简……凡今之立国于大地而能优越于他国者，其平时之教育罔非为作战而设……乃至文学、图画、历史等科，似于战时无用矣，然鼓励民气，发扬国威，则文士之笔端，亦不亚于战场之枪炮，军歌、国乐，奋起士心，讽刺描摹，晓谕民众，美术、音乐皆战具也。增加吾人之自信力，导引群众之爱国忱，制为幻灯，演之播音，昭告旄倪，广逮妇豎，弹词平话，在有资历史，独无关于战事乎！故在知者论之，一切学术一切教科，凡平时之所从事，皆非常时期所不可缺，且视平时尤应十百千万倍努力用功焉。[13]
以上实际说出了萧友梅所“言”的未尽之意，即在战时，教育依然要延续。而与萧友梅不同之处是，柳诒徵强调：战时教育与平日相比，形式相同，仅内容变异而已，并且心无旁骛学好自己的专业，其实是对抗战的最大贡献！
当时很多在校学生，决心放弃学业而上战场，为鼓励这种行为，吕骥曾专此，创作了歌曲《毕业上前线》[14](见谱例1，成仿吾词)，但出于对学生生命、人生价值的考虑，很多著名学者及国民党高层人士，坚决反对学生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奔赴战场的刚烈行为。韦卓民⑥认为：
谱例1.
将所有的学生派赴前线，其代价终究是太高了；试想把他们培育到大学程度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目前全国的人口中，大学生仅占万分之一。他们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我们当前的口号是“抗战建国”，假使我们的抗战忽略了复兴，那不啻自毁立场。[15]
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1937年12月，在长沙临时大学所作《关于教育学生的任务》的演讲中，针对热血青年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奔赴战场的壮举，曾劝诫道：“做学生的也就要安心求学，方使前方后方，井然有序。倘使做军人的反到后方读书，做学生的反到前方作战，这还成什么样子！诸位读过西洋史，知道纪元前三世纪罗马人攻入希腊城时，希腊的大科学家亚基美得，一面沉着的在实验室继续做‘比重’的试验，一面愤怒的大骂罗马军的野蛮，我们就要有亚氏这一种死守不屈的精神。”[16]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学生与军人反串，无益于战事的最直接而真诚的告白。
虽然中国共产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对此评价甚低，认为：“过去一般教育学术界的最大弱点，就是还不能充分把握抗日现实，还不能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的相结合，使书本与现实溶合为一；甚至故意逃避抗日现实……千方百计阻挠青年学生思想之发展。”[17]但这是从国家教育的长远大计着手的远见立论，萧友梅对此虽未及实行，而仅是在变通以往教育方针上有些设想。但表现了一个专业音乐家“抗日”的鲜明态度，而他的后继者中，特别是吴伯超，深得萧友梅办学精神的要领。他在“非常期”办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其幼年班，既是一种战时音乐教育的短暂模式，更是为战后考虑的百年大计。萧友梅与共产党人及其救亡派在思想上之契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仇敌的历史真实。
教育路向、方针、政策的争论，必然导致不同教育方略的实施，并影响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的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不能以一时、一事，论成败英雄。而国家的教育立法者，如短视或在教育方针上有所偏差，中国教育事业必将走入歧途。萧友梅及其后继者在非常期所倡导的“音乐上的精神国防”，是当时在抗日战争大环境下产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思潮”的一个分支；是术有专攻，及一介文人在不能投笔从戎之时，以“文思”及所长，契合时代风潮并积极而“入世”的表现。由于角度、高度不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一般执行者，在理解上产生的偏差及争执，在所难免。而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对历史上发生事件的定性时，要回归或曰把自身放置于历史的环境之中，以充足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证明历史的真伪，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近乎合理的评判。对前朝旧事，不能将当今的历史、政治价值观移驾其中。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当时的合法政府，不能因其在1949年被中共战败而随之承受不应有的责罚，并将其所有一切均视为反动。特别是教育上的国策及与民众理解上的偏差，应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而不能移花接木，或只看树林不见森林。
本文由“战时教育大讨论”联带出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类：实用的战时教育策略；非实用而长远的教育谋划。我们在今日评判之时，不宜加入任何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甚至党性原则。前者，是国民教育方针非常期的“非常态”；后者，是非常期的“长态”。而能够在“非常态”中考虑到“长态”的效应，是高瞻远瞩的。但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岌岌可危之境，以实用的角度思考教育方针与走向，并相应出台临时教育手段，以应不时之需，也有其合理性。故必然产生综合两者、并将两者优长兼顾的第三种教育走向议论及作法。作为北洋及国民政府两朝教育界“要人”的蔡元培曾说：
学生在求学期间，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救国问题，谈何容易，决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以生效的。从前勾践雪耻，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在如今学校里，能努力研究学术，格物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外务少管些，应酬以适环境为是，勿虚掷光阴。宜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实验室里下工夫，他日学成出校，出国效力，胸有成竹，临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的学生亦如是，那末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18]
时年已届花甲的蔡元培，实际是以一己之宝贵“经验”告诫学子“勿空谈爱国”并且“爱国有方”！此虽非“非常期”言论，但理应为“非常期”效纳！当然，孰是孰非？最终应由历史做出裁决。而军人、学生各司其职，在当时显得十分重要，但并不为时人所理解，这无疑是一种短视。其实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汪精卫等汉奸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各行各业在投入行动时的不同表现，是由行业特点所决定的，绝不应强求“一致”！甚至杀鸡取卵！
注释：
①这其中既有反共、防共，又有新生活运动所强调的回复旧道德、旧礼仪，并服务于“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等。
②胡政之等人1937年9月18日，在武汉创建《大公报》汉口版。
③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命令上海各家中文报纸必须将报纸小样送检。胡政之与报馆主要干部一致表示：“宁可停版，绝不接受检查！”于是，上海版和汉口版的《大公报》被迫停刊，报社不得不办起了重庆版和香港版。
④其余各篇为《好景象》、《出马啊！》、《我们不要大佬倌》。
⑤柳诒徵(1879-1956)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复旦大学。
⑥韦卓民(1888-1976)，广东珠海县人。1903年随父至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备馆”(中学部)，1907年升入“正馆”(大学部)，1911年毕业。历任文华大学训育主任、文华大学教授、私立华中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他是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