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会[1]2003年在《中国农业中的美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把农业看作一个大的系统，对中国农业与美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主要从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因子作为切入点，即从石器、农具、农技、农业景观、农学思想等方面，考察了农业中蕴含的美学的内容。 文章以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类比、综合、归纳、演绎、举例等为主要分析方法，以叁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中的系统论为主要辅助方法，以历史主义的辩证法原则为基础进行展开分析。 [1]从审美意识的萌芽与原始农业的萌芽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中国原始农业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直接从采集渔猎活动中而来，而正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们才在狩猎活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以及语言的运用等实践过程中，点滴地滋生起美的因素，相应地在生产的主体方面也滋生起美的意识。 [2]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农具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从原始的砍砸工具到现代农具的发展过程中，美的意识自始至终都依附在其演进过程中，反过来，美的法则又推进其演进。把技术美引入农业中，并进一步探究农技农具中技术美的内容，发掘农业的高科技美。这对农业的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农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农业景观，它是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本文从新的角度即宏观、微观角度考察了农业景观中美的内容，并着重从“益”字来考察观光休闲农业中蕴含的美学内容。通过发掘这种美，探求这种美，旨在促进农业观光旅游、农业休闲的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4]探究中国农学思想中存在的美学的形式美，对指导农业生产活动有重要意义。把农业看作一个大的系统，随其各因子自身不断优化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和谐、规整而有节奏，那么整体之合作用于这个农业大系统必然效率高，美的思想就依附在各因子自身的不断优化过程中，并反过来促进各因子优化，最终实现农业最大发展。
姚国营[2]2016年在《现代休闲农业的审美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在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这为我们的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当前的休闲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休闲农业的同质化严重、千篇一律模式化等一些问题。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笔者提出了审美设计的理念融入到当前的休闲农业建设中,提出了用一种审美设计的思路。本文从审美设计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提出了当前我们休闲农业的审美设计的营造方法、原则。本文在深入研究休闲农业的特征、意义。将休闲学、审美设计学、生态美学学等理念融入对当前休闲农业的审美设计中。一方面,通过对休闲农业的概念、理念、美学意蕴,提出了作为休闲农业设计的主体即审美设计的主体客体的做法,从审美立意上确立、营造了一种“真、善、美”。真就是休闲农业的自然美之真,善就是休闲农业的道德之善,美就是休闲农业的体验之美。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提出休闲农业审美设计的影响因素和审美设计原则等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分析。最后在结合了山东省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从实践上对以上述进行了验证,以此来说明本文设计思想的合理规范性。
万凌纬[3]2016年在《农业景观在公园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脚步的推进,城市中的绿地规划与设计越来越具有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与责任。传统的观赏性园林景观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农业景观作为一种新兴的景观设计类型,不仅能满足城市绿化造景的需求,还能改善城市食物生产、经济运作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对农业景观相关理论及历史全面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本文系统分析了农业景观设计过程中值得向当代农业学习借鉴的方面,并形成较为完善的逻辑结构。这对今后的农业景观设计有着非常有益的指导作用。此外,本文实地考察了国内设置农业景观的公园,对其中的农业景观设计内容进行了拍照、测绘等调研方法,并对其设计手法、借鉴元素、造景理念做了详细的分析,以验证文中推演的借鉴逻辑的完善性。同时对案例中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列举,从而避免在今后的设计中存在同样的疏漏。本文还针对城市居民设计了相关的调研问卷,通过问卷调查结果的数据分析得到市民对农业景观的真正需求。根据大量样本的统计,设计师在设计中可以从容安排农业景观在公园设计中的布局、功能、特色等具体内容,结合场地现状条件与要求使农业景观的功能最大化。最终,文章通过“大爱公园”的实践案例落实前文的理论要点,将农业景观真正实践出来,并从中得到相应的问题反馈,以辅助理论的最终调整与完善。
逯海勇[4]2004年在《与自然对话》文中提出本文以“有机形态与自然”为切入点,以当前建筑所面临的“错位”为研究对象,试图在中西方建筑形态的形式流变中,追寻其背后相关的文化现象,以一种历史观剥离其意义,再把这种意义转换到当代的大背景下,重新定义其在当下提倡多元化和生态化建筑中的非线性。从建筑性的态度审视“人与自然”、“本土与全球”、“保护与发展”等当代课题,尝试为新世纪建筑如何发掘自然的多样性来颠覆全球都市趋同化提供更多新的选择。 通过回顾中西方建筑中有机意象,可以找寻其人类对自然的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筑形态意象中,“方”与“曲”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是唇齿相依、不可割裂,如同文化与自然的平衡一样,任何偏废于一端都会带来问题。同时,曲在时间的嬗变中也渐渐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象征、一种人性的符号、带有感性的表情。 本文无意于做仲裁者评论哪类建筑形态的好坏,在建筑形态这个论坛上,从来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一切形态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人类建筑历史长河中闪亮的珍珠。
田国行[5]2004年在《城市绿地景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文中指出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绿地系统规划理论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绿地景观规划的基本原理,即生态原理、形态原理、文态原理、心态原理;探讨了绿地景观的生态服务功能,形态服务功能,文态服务功能,心态服务功能:并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研究了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公路绿地系统建设、洛阳市绿地景观规划。评价绿地景观规划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也主要是考察规划是否符合生态原理、形态原理、文态原理、心态原理。生态、形态、文态、心态功能的耦合与协调是完善的绿地系统的标志。 绿地景观规划的生态原理表明,只有提高绿地缀块之间的景观连接度,构建相互联系的绿地系统,才能发挥绿地系统的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从规划入手,溶解专用绿地与附属绿地、溶解公园、溶解建筑、维持河流与山体的自然属性与完整性、增建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带状绿地、建立一专多能的生态防护体系是提高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有效途径;导入恢复生态学原理,实施开敞空间优先规划是解决我国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形态与文态是绿地规划中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绿地的形态美,体现空间构成的合理性与尺度、比例、色彩、韵律的适度性,绿地文态体现在人们畅神于其间,得到心灵的升华与精神的超脱,汇聚具有特定意义的“场所精神”;绿地形态是文态的载体,文态是形态的灵魂,二者的完美结合,构成了绿地的慰籍功能,慰藉功能实际上是绿地文态与形态在为达到统一过程中而努力具备的一种合目的性的理性因素;绿地的形态服务功能就是完善城市形态、创造抑扬顿挫、开闭有致的优美的户外活动空间;绿地的文态服务功能在于构成绿地空间的灵魂、承载历史文化、恢复人文精神、提升文化质量、创造地域文化氛围。 以人为本原则、舒适性原则、个性化原则、社交性原则、安全性原则是合理布局游园绿地的基本原则;构成区域总体特征或具有某种历史、文化氛围的环境意象,靠的是连续的、由各种意象元素整体组合与有机联系,绿地规划必须从总体出发加强空间意向的总体塑造;从景观学的角度探讨了“路径”、“节点”、“边缘”、“区域”、“标志物”五要素绿地规划的意义,即由五大要素共同构成的空间的合理布局才是一个完整和完善的景观,才能塑造城市与地域的风貌与特色。 对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公路绿地景观建设技术的研究表明,工程选线、工程设计、工程施工与生态防护四位一体的景观与生态防护设计是合理利用资源、降低工程成本、减少环境影响、增大综合受益的绿地景观建设的有效途径;以小拱形框架、混肥、喷浆植草类型为主的模式是公路边坡生态防护最佳模式;采用国际先进的喷浆快速恢复植被技术,以护坡骨架为基础,使用多种形式的种植技术,形成高速公路乔、灌、花、草、藤多维生态防护的途径是有效控制挖方生土斜面水土流失的有力措施。 以高速公路绿地景观建设为例,应用“恢复生态学”与“生态服务”理论和方法,把生态防护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使生态防护从定性到定量,再从定量发展到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更全面地反映生态防护的作用;项目区全面实施生态防护后,植物固定CO:价值量增加6.4倍,释放02价值量增加6.4倍,土壤保持水的价值量增加1.3倍,滞尘量增加5.2倍,涵养水源价值增加4.1倍,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价值量增加6倍,水土流失量减少为原来的1/12,实现了走生态防护、景观优化、产业开发、旅游观光的综合发展之路。 在洛阳市绿地系统规划中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法国SPOTS卫星遥感数据,对洛阳市现有绿地信息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存储。完成了洛阳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公共绿地的统计。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绿地空间格局,就城市绿地空间结构、布局、数量、形态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为规划决策提供了新的依据。 鉴于洛阳市绿地系统多样性指数和绿地均匀指数较低,破碎度指数较高,规划须进一步完善洛阳山水一体的多环形市域绿地系统,突出洛阳叁山、四水、叁轴、四楔的优越自然环境。城围,大面积营造一专多能的生态经济林,以揪树、牡丹、雪松为主体,构建一专多用的森林生态系统;城区,以河流廊道、放射型干道绿地、环形带状绿地、楔形绿地为骨架,以公园绿地为缀块、以附属绿地为基质;加大绿地之间连接度,均匀布置绿地斑块,拓宽带状绿地,增加植物品种;构建生态、形态、文态、形态服务功能相互祸合、相互联系的绿地网络生态系统。 作为探索,将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融入绿地环境之中,旨在揭示文化内涵,昭示古都历史,丰富名城特色,弘扬“大道文化”。具体规划为六大绿地体系:遗址显示绿地体系,隋唐城遗址展示绿地体系,标志物绿地体系,诗廊文碑绿地体系,城市雕塑绿地体系,历史名园绿地体系。 隋唐里坊遗址区将发展成城市中心区,在未来洛阳所起的作用有四:一、构成城市的生态核心,具有生态调节功能;二、构成开敞性绿地空间,形成城市空间形态极具精华的部分;叁、构成城市极具洛阳特征的文化环境,即隋唐文化氛围;四、构成洛阳中观层次上的市民引以自豪的城市休闲区,北傍洛河,南眺龙门,东依伊河,西接新区。本文以较大的篇幅探讨寻找区域文脉与历史的认同与居民的归属感,意在探讨该区在城市空
方美清[6]2013年在《农田景观设计构想研究》文中提出农田景观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界中最充满魅力的景色,朴实无华、绚丽多彩,也是我国农耕文化和地域特色的体现。近年来,伴随我国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促使当今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加上适逢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及农业休闲时代的来袭,致使农田景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人口增加、环境污染、城市扩张、地域特色丧失等问题给我国农田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保护农田资源,挖掘农业特色,传承农耕文化,设计出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农田景观,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大会议上指出要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导致农田景观的设计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景观设计学、景观生态学、景观美学和环境心理学等为基本设计理论,以农田景观的设计要素为基点,通过对多个省市县农田景观的实地考察,详细分析农田景观的艺术感知,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尝试性地提出农田景观的设计构想,指明农田景观的设计目标和要求,为其今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新思路。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绪论部分介绍选题的来源、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对农田景观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辩证地总结我国农田景观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科学地理清论文研究的逻辑关系。其次,是对农田景观基础性的研究,从其概念、演变历程和类型叁方面进行整体性概述,为后期研究提供基础性的铺垫。第叁,是对农田景观设计要素的详细分析,并指出其基本特征。第四,是对农田景观的艺术感知和美学价值的阐述,旨在为农田景观的设计构想提供指导性方针。最后,是全文的重点所在,即农田景观设计构想的提出,先宏观地归纳出农田景观设计的"ABCD"发展目标和“5个E”发展要求,指明其基本的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再微观地提出农田景观的“原真式”、“再生式”和“综合式”设计模式,为我国的农田景观设计营建科学的发展体系,弥补当前的研究空白；并结合湖南省株洲市杨钱洲农田景观设计的实际案例,来论证设计构想的可行性,以求追溯“农田景观的纪念”、唤醒“农田景观的记忆”、再现“农田景观的生息”,促使农田景观设计的创新性研究更有深度和力度。
董龙昌[7]2013年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从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获得理论灵感，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影响波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学、民俗学等十余个学科。在列维-斯特劳斯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相继出版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2卷）、《图腾制度》、《野性的思维》、《神话学》（4卷）等十余本着作，亲属关系、图腾制度、原始思维和神话学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对列维-斯特劳斯着作中艺术问题的重视程度相对不够。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代表了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一种新趋向。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人类学思想，而且能够为文学、艺术理论的发展及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提供启思和借鉴。由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独特的艺术家气质及其对艺术的偏好，他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对艺术多有谈及，他不仅专门研究过原始造型艺术，而且还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过文学和音乐作品，他甚至将神话径直看作是艺术作品，文学（以15、16世纪的欧洲长篇小说为代表）和音乐（以17、18世纪的古典音乐为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共享了神话的遗产，在他看来，就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叁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由神话到文学再到音乐的演变过程，由此可见，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实际上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四个面相。虽然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学术研究过程中没能将田野调查贯彻到底，但是作为结构主义的衷心拥护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却始终贯穿着结构主义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因此，立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实际，我们可以将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构成概括为：一个方法+四个面相，即结构主义方法和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面相。另外，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把握离不开对其具体生存场域、思想生成因子的详细考察及深入发掘，这是我们了解、评判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前提，就此而言，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生成背景的考察同样是其艺术人类学思想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本选题立足于前人的既有研究成果，通过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发生学方法及比较研究方法意在系统爬梳散见于列维-斯特劳斯着作中的相关美学、艺术见解，进而达到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把握的目的。论文主要分为九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人类学及艺术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做一初步估量，进而围绕这一课题全面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最后对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及方法予以说明。第一章主要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平、着作及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进行详细论述，这是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具体研究、评价的前提。结合列维-斯特劳斯的着述情况，文章将其生平划分为知识积累期、游学流浪期、学术发轫期、学术鼎盛期和学术回顾期五个时期。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在宏观上主要源于政治上二战后殖民地人民掀起的民族解放潮流、科技上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科学思潮及文化上“语言论转向”的兴起这叁方面因素；现代语言学理论、精神分析学说、地质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以涂尔干、莫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理论构成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艺术家气质及对艺术的热爱直接促成了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第二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色。本章主要围绕“结构”范畴展开论述，着重考评其生成流变及其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中的具体所指。皮亚杰认为，结构主义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及自身调节性的特征，文章同意皮亚杰的这一概括，同时认为，结构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语言学过渡到人类学进而转向文艺理论的演变过程，它可以辨析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的“结构”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两层含义来。就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实际而言，他的结构主义具有系统性、关系性（二元对立性）、共时性、转换性、恒定不变性及无意识性六大特征，它为人类本身所固有，主要源于人类心灵的无意识运作。第叁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原始造型艺术面相，着重介绍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裂分表现”法及面具艺术的研究。文章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可以分为从艺术内看艺术和从艺术外看艺术两个层次：从艺术内看艺术是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原始艺术造型特征的分析；从艺术外看艺术则是从文化角度对原始造型艺术意蕴的深度发掘。这种二层次分析法在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及面具艺术研究中体现的极为明显。第四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神话面相，着重从列维-斯特劳斯的图腾研究、“野性的思维”研究及神话研究叁个方面展开。列维-斯特劳斯将图腾视为一种语言学事实，认为图腾制度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反映。他认为野性的思维是一种同科学思维相平行的思维，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未驯化状态的思维，遵循着感性的逻辑，是理智的修补术。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解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他对俄狄浦斯神话的解读为代表，在解读策略上主要立足于神话自身对其进行结构分析；后一个阶段则以他对阿斯迪瓦尔的武功歌的解读为代表，不仅重视对神话文本进行结构分析，而且又力求将结构分析与神话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背景相联系，仔细考辨文本内外的联系，这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神话解读策略是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研究之结构主义特色的真正代表。第五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文学面相，着重从列维-斯特劳斯的诗歌研究、小说、散文及戏剧研究等方面展开。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诗歌解读方面，文章认为，真正能代表列维-斯特劳斯诗学思想的与其说是他和雅各布森联手的对《猫》的分析，毋宁说是他本人对《秋水仙》的解读，前者只是结构方法在诗歌解读上的初次尝试，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误，后者代表了其作为一名艺术人类学家在诗歌解读上的真正立场，即既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入手对诗歌本身进行形式分析，又从人类学入手对其形式分析进行进一步验证，这种内外兼修的诗学研究方法代表了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中文学面相的真正底色。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文学面相除了反映在他的诗歌研究中，还反映在他的小说、散文及戏剧研究上。他的这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不如其诗歌研究出名，但对其艺术人类学思想而言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诗歌研究代表了其文学思想的深度的话，那么他的小说、散文及戏剧研究则是其文学思想的广度之体现。第六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音乐面相。列维-斯特劳斯的音乐研究不同于专业音乐批评家对音乐的读解，他主要是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视角看待音乐的。在他看来，音乐与神话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它们在本质上同属于语言，语言由音素、词和语句叁个层次构成，音乐突出了语言的声音部分，它有相当于音素和语句的层次，没有相当于词的层次，神话则突出了语言的意义部分，它有相当于词和语句的层次，没有相当于音素的层次。在音乐的特性与功能上，他强调的是音乐的结构特性及音乐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所发挥的调解功能。第七章主要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学术史地位及其价值与局限做出较为全面、合理的评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艺术研究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主要体现为一种桥梁作用，它是人类学艺术研究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中间环节，在学术史上扮演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角色。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整体性、关系性和比较性的学术视野；理论阐发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四个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审美/艺术维度的缺失、在对研究对象“结构”的剖析上存在随意性和先验性、田野调查的力度不够和文风的晦涩性四个方面。结语部分在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这是论文的主要观点。文章认为，作为一门介于美学/艺术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艺术人类学内在地具有审美和文化两大属性，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艺术人类学应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采取一种关系性的思维方式，将对艺术的考评放在审美与文化之间，在它们的双向交流互动中把握艺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化诗学方法；努力发挥其介入现实、介入生活的文化功能是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朱海燕[8]2008年在《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文中提出中国是茶的故乡,从远古以茶充饥到“神农尝百草”,“南方之嘉木”到“佳茗似佳人”,及至今日倡导“茶为国饮”,小小的一片绿叶承载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其自然、清新之美给全球至少近叁分之一的人带来健康与文化享受。这是因为茶是文明与和平的象征,纯洁与友谊的化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改善,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茶的审美需求越来越高,掀起了美学和茶文化的研究热潮。究竟是什么使人们对茶文化心醉神迷?茶之美的本质又是什么?在当代生活中如何进行茶的审美?如何创造茶的美感?目前诸如此类的疑问都尚未得到圆满解释,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误区,对茶美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已是迫在眉睫。本文立足美学角度,从古今中外的美学概念与理论入手,回顾了中国茶文化与茶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论述了唐宋时期茶诗词在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剖析了唐宋茶诗词所刻画的茶之色、香、味、形之美,归纳了唐宋茶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提炼了唐宋时期茶审美的方法,总结了茶美学的特征,探索了唐宋时期在茶美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代表性的陆羽、皎然等五位诗人的茶审美思想:陆羽所着《茶经》确立了中国茶美学的基本思想,其中倡导的“和”是茶美学的核心思想,提倡的“茶性俭”、“精行俭德”的品茶精神及“生态美”茶美学观影响深远;皎然提出了“茶道”的概念,奠定了中国茶道美学基础;卢仝把茶的功能之美提升到一种出神入化的高度;白居易将茶的审美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唐宋文人通过茶净化思想,纯洁心灵的养生之道;苏轼将诗词审美理论与茶的审美相融,极致地体现出茶的“清”美。归根结底,唐宋文人对茶的感官、品饮境界等的审美融合了儒、道、佛叁教美学思想精华,并在长期的茶事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基于茶美学建设的现状,本文探讨了唐宋茶美学思想在当代茶美学建设中的现实意义及当代茶美学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结合问卷调查,了解人们的饮茶消费习性和对茶文化、茶审美的认知现状,认识当代茶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运用数理统计理论对影响茶文化和茶审美认知的因素进行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提出了建设当代茶美学必须立足国情,在传承与弘扬传统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普及茶美学知识,正确认识茶之美,美化当代生活,建设和推广有中国特色的“茶仪”等独到的见解和可行性建议,引领当代茶美学健康向上发展。总之,古今中外,美学总是与深邃的人文关怀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茶之美是茶的色、香、味、形带给人的直接而具体的快感,也是通过茶事活动在人的心灵深处久久回味的理念。以至诚之心与茶为友,怀童贞情愫与茶交流,才可领悟茶之大美,共建和谐世界,同享康乐人生。
陈英瑾[9]2012年在《乡村景观特征评估与规划》文中指出2003年，我国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08年起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标志着城乡统筹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以城乡统筹规划为先导，我国乡村迎来空间和功能的巨变。城乡统筹发展的举措——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园区化、专业化）、乡村的城市化和休闲化，导致了景观风貌的同质化和地域特色丧失等问题。我国乡村文化景观具有高度异质性、自然性和人工调控性。乡村景观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乡村发展的结果，而应被看作一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资源，在传统景观风貌的传承与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应建立一种共赢的发展模式。乡村发展应该做到综合发展，即在促进乡村经济优化、宜居宜游、生态保护的同时，维护和创造具备地域和文化特色的乡村景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用景观概念引导乡村建设，综合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所出现的现代农业、第叁产业、农民聚居方式的发展，共同谋划地区未来的景观愿景。论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和景观特点后，提出我国乡村宜构建基于地域文化景观特色的多功能乡村景观，使乡村成为区域的绿肺、传统文明的教室和生活休闲的乐土。论文建议使用新兴的景观特征评估工具，建立“乡村景观特征评估——乡村景观政策分类——乡村景观要素分类——乡村景观规划内容”的结构框架。然后，以主体功能区规划提供的乡村功能分类为基础，提出叁类乡村景观政策——适用于乡村文化景观的景观保护、适用于功能性乡村景观的景观优化和适用于城市边缘区的景观创新政策。而乡村景观的异质性、自然性和人工调控性可根据具体乡村地域的功能要求来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最后，利用论文所提出的乡村景观规划的内容框架，对不同的景观政策分类提出未来农业景观与绿道景观的愿景，并综合与景观相关的领域，如农业的土地产权、土地整理、农业经营主体、农业发展模式、农业技术、旅游业的特色与布局，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指导。论文主要在以下叁个方面有所创新：一，使用新兴的景观特征评估工具，建立景观规划框架；二，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我国乡村景观分类发展的策略；叁是提出乡村景观规划的规划内容——分别对乡村的景观要素和行为体系进行规划设计，必须对这两项措施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改善乡村景观。
田丰[10]2016年在《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文中提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评价经过了多次波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乡土小说曾经备受推崇,但到文革时期,因为叁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影响,遭受到一定的打击。进入新时期以来,1927-1937年间的左翼乡土小说因为带着明显的阶级标识和现实功利意图,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这从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也可以见出。这种研究现状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实际贡献和历史价值是不相符的。左翼乡土小说不仅上承五四乡土小说,而且还开启和影响了解放区乃至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创作,因此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乡土小说整体演变情况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先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同比较切入,接下来分别从“文艺大众化讨论背景下的左翼乡土小说写作”、“左翼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图景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身体政治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革命想象与叙事”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左翼乡土小说的“审美表征及审美形态”、“历史价值与局限”,结合具体作品论述了左翼乡土小说的源流、构成、成就与贡献,最后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提出批评和建议。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以笔为旗坚守在文学战线上,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严峻情势下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紧随时代步伐,纷纷致力于描写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从而在表征革命理想的同时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左翼乡土小说家既十分注重表现农民的觉醒及其反抗,同时也注意深入分析造成农民深重苦难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原因,从而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根本动因。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扩大了乡土小说的表现范围,而且还非常重视对于乡村风景、风情与风俗的描绘。在左翼乡土小说中,乡村已经不再是处于静态中的悲凉的乡土,而是成为动态的革命的热土。总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并没有完全断裂开来,在这两者之间依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够欣赏和接受革命文学,左联自成立之日起便非常重视文艺的大众化,为此先后进行过叁次文艺大众化讨论,这对左翼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翼乡土小说无论从语言还是句法乃至语体风格上相较于五四乡土小说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左翼乡土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对话也较为贴近农民生活用语的原貌,大都简洁明了,趋近于口语化,小说句式也多以短句为主,句法倒装和章法零乱等欧化话语模式已经较为少见。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大量增加了对话在小说文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且还经常通过对话和动作来暗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而较少采用静止的心理刻画。在左翼乡土小说中嵌入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民谚俗语以及民歌民谣,增强了左翼乡土小说的风土味和地方色。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用和改编民歌曲调创作出具有现实性、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歌谣,以此来表达强烈的革命情感,鼓舞人民的战斗意志。左翼乡土小说家分别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这叁重视角来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对于五四伦理道德革命尤其是家庭伦理革命并不陌生,因而他们往往会借助家庭伦理来书写革命,藉此瓦解和颠覆反动统治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同时赋予革命以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主要从父子伦理、情爱伦理和家族伦理等叁个方面来展开革命叙事。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中共要想组织和动员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涉及到农民的经济问题,尽量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这就使得远离土地革命实际场域的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借助经济伦理图景来想象和书写革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往往会通过揭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恶德恶行来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与合法性。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不仅地主阶级展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即便是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经济人”的一面,但此种“经济人”意识的生成有时反倒能够让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所在,进而体认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阶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还非常重视在小说中揭示造成阶级间巨大经济差异的内在根源。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以来便将伦理和政治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治国的管理体制和统治秩序,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又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十分注重从政治伦理角度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基于政治伦理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农民革命意识和阶级观念的觉醒,热情歌颂他们从事阶级斗争的英勇壮举；其次极力否定官僚阶层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以便帮助农民们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凶残本质,从而抛弃对于官僚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存的幻想。任何革命都要由人来付诸实践,土地革命要想深入开展下去就必须广泛动员劳苦大众参与其中,而这就必须充分利用农民的身体欲望和身体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对此也有着浓墨重笔的表现。但在革命发动之后确有必要对农民革命者乃至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适度的身体规训和改造,以便将革命者的身体置于严密的革命纪律管控和约束下,使之服从革命的现实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对农村女性的苦难遭际和血泪痛史进行了揭示和暴露,以此来引起人们对农村女性现实处境的同情和关注。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者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对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形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之所以热衷于展开想象性叙事,既与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创作态度有关,同时又与中共以及左联的大力倡导紧密相关,藉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迫切想要了解农村土地革命实际情形的愿望。虽然左翼乡土小说家大多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村革命,但他们却大多有过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这就为他们想象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此外,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外来资源以及通过查阅报纸、走访朋友等多种途径来获取创作素材,以此来进行革命想象。毋庸置疑,左翼乡土小说确然是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政治化写作,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政治而全然忽视小说的审美表现,他们不仅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政治美学,而且还呈现出身体美学、悲剧美学和暴力美学等独具特色的多样化审美形态。革命文论家对于“力”和“美”的呼唤在左翼乡土小说家那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他们在小说文本中将力与美结合在一起,揭示出血与火的时代里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及其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审美表征。左翼乡土小说家依照现实经验和直觉感悟,遵从身体经验的感性逻辑,呈现出带有原初意味的革命者的身体美学。由于当时敌对势力的过于强大致使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常常陷入逆境乃至遭遇失败,因而在左翼乡土小说文本中常常可以见到悲剧,但小说中的革命民众并没有因遭受挫折或者失败而一蹶不振。总之,“悲壮”而不“悲伤”已然成为左翼乡土小说家自觉的审美追求。左翼乡土小说家通常不会在小说文本中赤裸裸地描摹革命暴力,而是通过对暴力的美化使得革命暴力行为不仅不会与血腥屠杀联系起来,反倒会让读者产生愉悦、振奋的审美快感和审美体验。自左翼乡土小说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究其实质,左翼乡土小说家并非单单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的小说文本也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内涵,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也的确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左翼乡土小说家扭转了早期革命文学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从而为之后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虽然左翼乡土小说难免会有所局限,但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乡土小说家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1930年代与京派乡土小说双峰并峙的左翼乡土小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让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少走弯路,以便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理论剖析和文本细读同时并重,立足于从整体上把握左翼乡土小说,深入研究和阐释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总体特征、表现重心、审美形态以及其文学史意义。通过对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之间的异同比较来总结左翼乡土小说的创作特点,力图通过横向和纵向、历史和逻辑的多元比较与深入辨析来把握左翼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形式特征和美学样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注意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借助西方伦理学、美学和文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种理论对左翼乡土小说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注重充分挖掘和运用原始史料和文献资料。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坚持论从史出,力求回到现场触摸历史脉络,从材料中提炼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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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D]. 董龙昌.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8]. 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D]. 朱海燕. 湖南农业大学. 2008
[9]. 乡村景观特征评估与规划[D]. 陈英瑾. 清华大学. 2012
[10]. 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D]. 田丰. 山东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