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欣[1]2000年在《中国报业集团的若干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文中提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报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考验与选择。 报业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到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转变”精神在报业的最重要体现，就是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界对组建社会主义报业集团的积极探索。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章从报业步入市场的叁个阶段入手，引出报业集团的概念，提出中国报业集团必备的五项条件,并总结出我国报业集团的两大基本模式，阐明了报业集团化的深远意义。 第二章以国外的报业集团及国内一般的企业集团为参照物，概括出有中国特色的报业集团的几大特点：一是以报业为主，向四周扩展；二是以社会效益为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叁是以公有制为主。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特点。 第叁章提出中国在报业集团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管理体制问题、运用行政手段问题、跨媒介跨地区建立集团问题、防止信息垄断问题等。 第四章展望中国报业集团发展趋势，指出中国报业集团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大势。随着报业集团实践的继续及经验的积累，一些原来没有解决或认识不清的问题将最终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管理体制有新的突破；同一城市中会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报业集团竞争局面；报业集团的分布更加不均衡；报业集团跨媒介跨地区经营得以实现；报业集团间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等。最后指出中国的报业集团前途无限。
陈玥[2]2014年在《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历史进路与范式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就某学科的发展历史进行撰写,自公元前四世纪起就已出现。十八世纪后,学科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学术版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学科史的研究对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对学科专业化、规范化的进程都有着十分巨大地促进作用。与众多传统学科相比,传媒经济属于一门新兴学科。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亦只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时间,国内仅有二十年左右。因此,传媒经济学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在系统地梳理国内外传媒经济学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在学科史视野下,运用文献计量研究、定量研究等研究方法,本论文以时间作为研究线索,从“内史”与“外史”这两个维度同时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在对史实的了解和文献分析基础上,描绘出西方传媒经济、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起始、发展的过程。在对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梳理与分析后发现：在其早期研究阶段,经济学家是最先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而这段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独立、分散的研究格局。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全球传媒经济大繁荣的现实背景下,西方传媒经济学发展迈入了成熟与范式建构阶段。此时的研究拥有了一批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是其主要研究力量。核心研究者间也存在着合作关系,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经济学研究范式是西方传媒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都标志着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基于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本文将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分为以下叁个阶段进行梳理与研究：初始研究时期、“前科学”时期、迅速成长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初始时期,由于中国民营报业的兴起以及新闻学的发展,新闻传播学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了传媒经济相关议题,但由于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体制变迁,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与传媒经营活动的终结一样,相关议题两次提出、两次被终止,实质性的研究尚未展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在传媒业界对“经营”的呼唤下,传媒经济相关领域研究才再次引发学术关注,传媒经营问题,广告问题在以业界为主的研究者中被提及。1993年至2000年,本文将这段时期划定为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前科学”时期。这时的传媒经济学相关研究是在国家政策与业界发展的推动下展开的,学界和业界同时构成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新闻传播学学科背景研究者是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绝对主力。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没用科学共同体,中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缺失。2001年至今,是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迅速成长期。在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从文献数量、研究队伍、研究内容、学科建设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界成为其绝对研究主力,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更为多样、学科的自觉建制亦已开始,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正向着“常规科学”阶段迈进。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于其研究范式的困惑,预示着中国传媒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危机。2008年后,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放缓”现象,学科自身发展遇到阻碍。在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后,笔者认为对西方传媒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导入未完成,新的一系列问题又等待着解答所带来的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双重范式危机“是阻碍该学科发展最为主要的因素,中国传媒经济学期待着范式的建构。而根据中国传媒经济学的所面临的现实,在由五部分组成的研究框架下,笔者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传播学叁大理论范式维度出发,为中国传媒经济学构建了集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为一身的研究范式,试图解决传媒经济学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本文在研究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局限。而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为今后传媒经济学学科发展研究也提供足够的线索与空间。
张海明[3]2005年在《中国报业集团市场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报业集团与发达国家报业集团相比差距很大。1992 年,我国才开始提出有关报业集团问题,1996 年才成立第一家报业集团,对报业集团的研究,目前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远未系统化,许多问题还存在重大分歧,对报业集团发展模式的研究还是空白。开展该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实证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理论,对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战略模式、管理体制模式、市场营销模式、资本运营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论文重点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研究报业集团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报业集团的发展战略模式和超事业部管理体制模式。目前对报业集团的研究,多为一般性对策研究,缺少发展战略对策的研究,战略模式研究更是空白。本论文提出了中国报业集团发展战略模式及管理体制模式,认为报业集团要实现市场化跨越式发展,应同时实施媒体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应实行超事业部管理体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并根据报业集团的性质和特点,下设以集团总编辑为首的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新闻业务工作,设立以集团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管理工作。其次,在分析了报业集团的二次营销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广告投资模型。广告收入是报纸经营成果的最终体现,发布广告是报纸开拓市场的主要手段。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广告的重要地位、制约因素及对策,作了较多的探讨。但他们没有探讨广告模型。本文建立了广告投资的系列模型:一是边际效用模型。随着广告投资的增加,广告边际效用不断递增,但增到一定的点,广告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二是乘数模型。在市场需求充分的情况下,广告投资收益是广告投资的倍数; 叁是力度模型。要突破进入市场的域值临界点,使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广告投资必须有一定力度。四是广告投资导致市场集中模型。广告投资是影响行业市场结构和行业市场集中度的重要因素。
程莉莉[4]2007年在《我国报业集团媒介产品创新经营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报业集团组建之前，中国报业的创新非常有限，而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1996成立后，中国报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随之焕然一新，各种新因素、新形式接踵而来。因此，组建报业集团本身便是一种创新的开始。本论文在创新理论的基础上，以都市报为例，介绍、分析报业产品创新的叁大基本类型以及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然后，结合这叁大创新类型，阐释各自的创新形式。我国报业集团媒介产品经营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同其他产业相比，传媒产业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本文在剖析媒介产品创新类型和媒介产品经营创新手段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报业集团媒介产品经营创新的特殊性及现状。最后，结合我国报业集团媒介产品创新发展现状，针对目前报业集团中存在的问题，借助国外成功的传媒管理经验，提出了中国报业集团进一步实行跨媒介、跨地域经营，全方位资源整合，差异化创新的对策，希望能对报业集团媒介产品经营创新的进一步研究以及我国报业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周钢[5]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叁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操慧[6]2004年在《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文中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媒介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媒介文化，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通过媒介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介入社会生活，从而渐进式、渗透性地发生、扩散自身影响的亚文化。媒介与人在文化传播中建构起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而这一关联就是媒介文化的内涵。而对这一内涵的形成、特征的具体研究，理应成为媒介文化理论应用性的开拓。中国晚报文化，是以中国晚报发展、运作及审美为有机构成的媒介文化，它是媒介文化发展的本土化与特色化的产物，它具有媒介文化的一般共性与晚报文化的特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晚报的持续繁荣，其作为强势媒体的普适度与社会认同度是晚报文化得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前提。中国晚报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效益为上”的运作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的品牌经营，目前正经历着现代晚报集约化发展的转型；其蓬勃发展、开拓创新的媒介现实，为我们从媒介文化的发生、特点、内涵等主要方面去解析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与理性思维的角度，并使这样的角度成为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晚报的审美特征，也是中国晚报文化由来已久的被认同的文化特质。晚报在现代中国传媒中具有改革试验、创新示范的先锋性；它伴随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日常性的媒介消费选择，并且在当今网络媒体的强有力冲击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接触率，拥有很高的媒介忠诚度。这些都启发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去认识媒介文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首次将晚报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从媒介研究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出发，通过对晚报生产、传播、接受的阶段性发展的过程解析，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此建立起基本的逻辑框架。《北京晚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使其成为总体演绎中个案选择的必然。《北京晚报》是我国传统晚报中成功转型的代表，在走向晚报现代化的运作实践中，它所表现出的启示中国晚报文化以及媒介文化走向的深远意义，正是中国报业文化、媒介文化整体研究中由点带面的归纳的逻辑依据。对晚报的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把握晚报文化内涵与走向的重要文本。本文除了提供不同时期晚报发展的大量素材以及分析以外，还根据报纸版面的报道，整理了相关的重要“大事记”，运用一些简洁明了的版面统计，量化了晚报文化研究中的效果实证，力图弥补传统晚报研究中抽象说理、主观推断、随意定性的研究缺憾;同时，在“演绎—归纳”、“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色”的交叉论证框架下，以媒介文化的媒介事实说话，在媒介文化生发机理及以媒介人为核心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视角中，客观呈现《北京晚报》的文化价值，详尽解析((J七京晚报》文化的形成、内容与特征。中国晚报以城市为中心的定位，以市民消费为取向的策略，以人文塑造为终极诉求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在中国社会市民化、世俗化的日常审美中平衡着导向，深化着取向，预示着走向。本文着眼于媒介文化与晚报研究的结合点，在个案中演绎 “晚报发展上的文人传统、晚报运作中的文人创新、晚报人文中的文人自觉”，归纳中国晚报文化现实的“有为”与“可为”;从而使研究在演绎与归纳、理论与应用、现实与未来的叁重视野中找寻指导中国晚报实践、旨在提升中国晚报文化的内在规律。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媒介文化切入，以晚报文化的衍生性立足，围绕“需要与满足”的作用机理，对媒介文化的发生机制、模式、特点作总体推演，然后界定媒介文化的内涵，主要从它与“新闻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归纳出媒介文化的主要功能以确立本文立足的逻辑框架:即媒介文化的发展、运作、审美叁大层次是媒介文化阐释的核心要素，它是晚报文化研究的总体结构模式和逻辑演绎的思维模式。本章着重阐述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对媒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运作以及人文实况做概括式的特性描述，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生发作文化与媒介研究的生态铺垫，它是中国媒介文化立足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中国晚报文化特色化的阐释依据。 第二章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独立性。建立在媒介文化生发普遍机理上的中国晚报文化，是媒介文化共性与晚报文化个性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产物。“社会需要与满足”的媒介化表现，对于中国晚报来说，就是使其在功能分工、政策介入的差异化选择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总体面貌。它体现出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与中国新闻改革同步、与中国人生活方式改变同步的本土特色。本章的重点，是对中国晚报作历史沿革的综述，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客观呈现中国晚报发展、运作以及审美的特点，这是中国晚报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第叁章承接第一、二章的逻辑铺垫，从二般、普遍过渡到《北京晚报》文化的个案研究。在((j匕京晚报》文化的生发研究中，注意了晚报影响力构建与扩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与传媒生态作了较为充分的“全息扫描”。始终围绕晚报产品、制作、经营叁个方面，在晚报人与晚报读者的传受视阂下，以媒介市场化的效益导向为中心，建构起《北京晚报》人文品牌的解读方
谢念[7]2015年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文中指出为了更好地探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本研究以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为例切入对此问题的思考,并主要采用传播学、区域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视角,以及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客观审视。包括贵州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事关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将为此一发展提供舆论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在传统传播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区域传播力处于弱势地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西部地区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面临更大挑战,也迎来了新起点上的极大机遇。因而,将西部省份区域传播力置于互联网背景下展开研究,分析现状、查找问题与原因,提出战胜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有效提升的对策,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影响力。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在绪论,主要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及相关理论背景进行阐释,以便为后续研究夯实基础。在第一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进行解构。经过认真审视区域与区域传播、传播力与区域传播力,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等叁个方面的问题,对区域传播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认为,品牌要素等是衡量区域传播力的主要标准。在第二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现状进行考察。经过对贵州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状况,区域大众传媒发展状况等的认真分析,以及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品牌传播,贵州传媒及其品牌所处的市场环境、传媒品牌的建构状况等的详细考察,认为,目前贵州的区域传播力虽然较以往有很大提升,但总体仍表现为发展层次低、核心竞争力偏弱等特征。在第叁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经过深入分析,认为,传媒品牌建构不够、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不充分、区域传播系统资源整合不足,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尚待加强等,是制约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主要问题,并从媒介生态学等学术视角出发,提出,区域传播力生态系统失衡导致的经济、文化、传媒及其他有关因素,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提升策略。经过深入探讨,认为,可以通过强化互联网背景下区域传播力建设战略规划、深化贵州区域品牌的“微传播”、推动有贵州特色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优化整合区域传播力系统要素资源,以及建构区域传媒品牌的核心价值等措施,实现在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快速、有效提升。在各个部分之间,始终围绕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这个研究的主线,对相关各种现象予以认真审视,对相关各种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求对问题实质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进而促使问题的解决。总之,本研究力图把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研究放在更为完整的社会建构中进行,并试图对其实质及可取性路径进行客观论证,期待关于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美好想象能够通过实际行动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刘源超[8]2003年在《转型期的中国传媒产业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报纸、杂志和电视和互联网四种主要传播手段的发展与整合问题，广告经营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报业集团化发展模式等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同时探讨了国外新闻传媒管理的一些先进经验。中国的传媒业改革，终究是要在继承已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也必然会具有特定的时代特色，不可能脱离现状谈传媒改革。所以，论文的第一部分探讨了中国传媒经济的经济实力现状及历史演进问题，重点探讨了报业和电视业的经营机制沿袭变革以及传媒产业覆盖的其它一些产业的总体情况。这部分内容，大概勾勒出了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整体实力。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六个专题，这些专题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中国传媒产业成长中的烦恼，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焦点、热点问题。这六个专题包括：一、“办台热”与“频道热”问题。电视传媒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央电视台无比强大，二是地方频道过多过滥，这两个因素是影响电视传媒尤其是地方电视传媒生存的关键因素，令人关注；二、西部报业的发展问题。西部地方报纸发育不充分，资本实力不雄厚，市场失败的危险高，但地方报纸肩负着重要的传播职能，其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报业要想全面繁荣，西部报业的发展是个重要问题；叁、期刊业的发展问题。亏损面广、占广告市场总量的比重小等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国期刊业的发展；四、广告恶性竞争的蔓延。这一部分是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对当前的广告市场进行客观分析，广告市场越来越大的压力，成为传媒自身改革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五、“发行螺旋”的重大影响问题。“发行螺旋”可谓是“马太效应”的一种典型表现，少数强者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数量众多的中小传媒在争夺非常有限的市场资源；六、传媒业的利润问题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此一部分主要是针对“传媒暴利说”进行简单论述。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放眼海外、博采众长，尤其是向传媒经济发达国家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为此，论文第叁部分进行了中外传媒产业的对比。这种对比，包括了对中外传媒共性与差异性的对比、国内不同地域传媒经济特点的对比、国外报业如何加强管理和服务的经验借鉴、国际传媒资本集团新的发展趋势等。中外传媒在发展中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烦恼，比如在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履行政治文化职能的同时，传媒到底该向商业利益做怎样的妥协？这其实是一个困扰各国传媒业者的普遍问题。第四部分在前文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综合、系统、全面地解决国内传<WP=5>媒经济存在问题的对策和思路。内容主要包括传媒政治属性的必然性、对外资进行市场管制的必要性、广告价格战原因分析和广告经营体制改革等专题，并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报业的品牌化趋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问题，可以归结为在传媒集团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摆脱一些旧的政治理念的束缚。同时，又要客观承认传媒社会使命和政治使命的不可推卸性，在此基础上维持针对境外媒体的市场管制（不是逐步放开，而是永久性的）。传媒集团应当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树立品牌形象，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一条道路，是论文的核心观点。论文的最后部分对传媒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左雪娇[9]2016年在《报业多元化经营的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报业是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兼备的产业。改革开放前,报纸只是单纯作为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存在,报业的双重属性没有完全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中国报界普遍推广,报业的产业属性得以重新回归。那么,报业作为一个企业组织,盈利自然是它的首要任务。本文主要是对报业多元化经营过程中的战略选择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梳理,以求在描述过程中发现报业经营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为了便于描述,将报业多元化经营发展的过程分为：1978—1995年报业商业属性的回归及多种经营的起步；1996—2011报业集团的组建及报业的多元化经营的繁荣；2012年至今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多元化经营难挽报业颓势叁个阶段。阶段的时间节点是根据政策的出台、报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等为主要参照。阶段划分也许并不十分标准,只是作为一个描述角度。报业起初主要依靠广告、发行收入支撑其生存,而后受到市场、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不能再单纯依靠传统的商业模式来盈利,开始走上了多元化经营发展之路。其实,报业在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存有一个从主动经营向较为被动自救的转变。此前,报纸在传媒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广告、发行等主营收入能自给自足之时,报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想紧跟经济大潮,赚的更多的利润。而后报业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生存岌岌可危,此时报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找寻一条有效的自救之路。如果将报业多元化经营从经营内容角度进行阶段划分的话,可以将报业多元化经营分为实体经营、资本运营与扩张、与新媒体融合经营叁个阶段,当然这叁个阶段是交织在一起的。起初,报业从经营相关多种实体经营业务开始,大踏步地迈向贸易、房地产、制造业、服务业等多元化的经营领域。报业碰触资本,从与资本进行简单合作,到上市,再到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进行资本扩张。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起初只是打造人有我亦有的新媒体运营平台,到现在报业已经意识到,只有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介质,寻求新的赢利模式才是重中之重。对报业多元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之后,可以看出报业多元化经营的发展转变。除了上段所说的多元化战略在不断升级以外,还可以得出报业经营理念由以广告商为主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经营方式由单纯依靠售卖版面到全方位经营转变等一系列的发展。现在报业经营的触角可谓是遍及商业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即便如此,传统报业还是遭遇到寒冬,纸媒衰亡论甚嚣尘上。如果说报业第一次多种经营失败主要是管理的原因,那现在对报业来说,最大的威胁则来源于技术。报业进行多元化经营固然能为报业带来生的希望,可以使副业反哺主业。但在此过程中报业不要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忘了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黄蓉[10]2007年在《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报纸产业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带给报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一论点得到报业发展明确而清晰的实证。与既往研究的宏观表述不同,本文将焦点聚于报业制度选择的微观层面,试图描述报业制度选择的动力机制。报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组产业制度?这组制度是不是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惟一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新制度出台看作一次选择的话,这些制度选择是由谁来推动的?这些问题促使本研究的生发。以博弈视角切入报纸产业制度选择,主旨是对制度选择中行为主体的关照,将报业制度选择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客观清晰地呈现。报业制度选择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报社、资本都试图使其收益最大化。通过对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制度选择主体博弈行为的梳理与阐释,展现中国特有的报业制度选择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引入受众作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这对于未来报业健康有序发展影响深远。基于研究的主旨和思路,以制度选择的时间进程为主线,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简要勾勒研究动机、视角、范畴、创新点与难点;对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制度、制度选择、博弈、报纸产业作以界定;运用较长篇幅对与传媒产业制度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评价,定位本研究的学术位置。第二部分: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我国报业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以发展取向为前提,我国报业制度选择大都遵从默察——扩散路径,经过理性判断,最终形成正式制度,博弈行为贯穿整个过程。作为博弈主体的政府、报社、资本、受众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报纸产业化进程。第叁部分: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从论述总体性社会特征入手,说明我国报业在1949-1978年间,虽然存在着政府和报社两个博弈主体,但报社缺乏博弈策略的选择空间,政府发出指令,报社完成指令就是博弈均衡。单方博弈格局是政府出于政治、经济需要诉诸权威而为之的结果,目的是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依照单方博弈的视角,审视始于1949年末的报社企业化,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并不是有学者所言的“报纸产业萌芽”,政府尽管有经济方面的权宜考虑,但建设宣传网络,构建党报体系才是其真正目标。第四部分: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市场的发力与发展,为报业制度新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政府与报社赋予发展不同含义后,报社成为制度选择的发起者。与政府博弈中,报社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应对权力不对称,促使博弈格局于己有利。在报社与政府都采取兼顾两个效益的博弈策略时,报业制度的创新呈现由点到面,由低等级报社向高等级报社,由制度边缘向制度核心的变迁路径。1992年之后,政府重新主导两方博弈格局,最具代表性的是报业集团制度产生,为实现政府附加于报业集团的政治诉求,报业集团制度选择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主导之下。第五部分:叁方博弈:加入WTO与报业制度选择。加入WTO等同于大规模的制度移植,政府转型以及传媒业开放势在必行。资本在特许进入后形成了报业制度选择的叁方博弈格局。2003年之后,剥离转制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题。以叁方博弈格局来看,剥离转制导致国有资本流失、报社智力资本受损、资本产业链断裂,不利于报业稳定与发展。经过报业竞争后,报社携资本进行跨地区办报,但“非党报”、“属地问题”导致政府对跨地区办报的收紧,显示我国报纸产业化远未实现。第六部分: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型。受众作为报业制度变迁最直接的利益承受者长期被忽略于制度选择之外。市民社会的出现使得受众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充分使用受众的社会参与权、货币投票权能够使其他博弈方在报业制度选择中保持理性。非营利组织是实现受众参与报业制度选择的主要途径。本研究认为:博弈是优化决策的必要阶段,将长期存在于报业制度的选择中;四方博弈的理想模式是未来报业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未来进行的报业制度选择中,界定政府权限、彰显受众影响将是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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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6]. 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D]. 操慧. 四川大学. 2004
[7]. 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D]. 谢念. 武汉大学. 2015
[8]. 转型期的中国传媒产业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D]. 刘源超. 重庆大学. 2003
[9]. 报业多元化经营的发展历程研究[D]. 左雪娇. 湖南大学. 2016
[10]. 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D]. 黄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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