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存再研究及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存论文,江西论文,万年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在1962年2月被发现（注：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同年3～5月及1964年4月（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江西省文管会对其进行了两次发掘。196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亦对之进行过调查和短时间的发掘（注：黄万波、计宏祥：《江西万年仙人洞全新世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第7卷第3期。）。1995年9～11月，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联合组成考古队，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至此，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陶、骨、蚌、牙器；兽碎骨；人类骨髂；以及烧火堆、灰坑等等遗迹；在数目上已颇为可观。其中最新发现的距今1万年左右的栽培稻植硅石（注：吊桶环与仙人洞仅相距800米，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遗物十分相似，推测它们属于同一人们的群体。故吊桶环出土的栽培稻植硅石可视同于仙人洞所出。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对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硅石的研究》，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深入分析仙人洞遗存的具体内涵，并进一步推进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探讨，笔者以见诸报道的仙人洞遗存为对象，试作下面的爬梳和阐述。
一
黄万波和计宏祥先生，认为仙人洞属于水平洞穴，系由水平循环带的水，沿着层面和裂隙溶蚀而成（注：黄万波、计宏祥：《江西万年仙人洞全新世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第7卷第3期。）。
仙人洞形成之后，由于洞里地下水位较高，并且比较稳定，于是在洞底堆积了第Ⅰ层棕色砂质土。黄先生等因而推定该层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笔者以为，这些情况说明仙人洞开始填充时期，气候条件较为多雨或湿润，可能正值更新世的某一次间冰期。
形成了第Ⅰ层之后，洞里地下水逐渐减少，主要由洞外填充入洞的黄色砂质土和洞内崩塌的石灰岩岩块，堆积了第Ⅱ层。地下水逐渐减少，应与气候比较干燥有关。第Ⅱ层中夹杂大大小小的石灰岩岩块又说明，该层形成时气温很低。黄先生等指出，这种堆积物不受洞穴高程的限制，并且在大块石头的表面有裂痕。这些性质很可能与气候变化的因素有关，……可以推论是寒冷气候的产物。（注：黄万波、计宏祥：《江西乐平“大熊猫——剑齿象”化石及其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7卷2期（1963年）。）。此外，第Ⅱ层堆积物的基本色调为黄色，明显是冰期的反应（注：袁家荣：《略谈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综合种种现象，笔者推测黄先生等划分的仙人洞第Ⅱ层，其形成时间大致在晚更新世的某次冰期。
根据考古报告的描述，62T[,3]③C乙层，64T[,4]⑥A、⑥B层，64T[,5]⑥层，可以和第Ⅱ层对比（见万年仙人洞遗址地层对比表）。这意味着，在第Ⅱ层推积形成过程中，既受到自然力的影响，也有少量的人为影响。两者发生作用的时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限于客观条件，我们对95年发掘的详情尚不得而知（注：目前仅知95年发掘把62T[,3]北壁揭开，向内掘进50厘米（西区）；又将64T[,6]西壁揭开，亦向内掘进50厘米（东区）。东区第2层、西区第2、3层为上层堆积；东区第3、4层、西区第4层为下层堆积。至于这些层位如何与62年或64年发掘的地层对应尚不清楚。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但已公布的一组有关95下层的[14]C测年数据却极有价值。这组数据显示，仙人洞最早的居民的活动时间大致在距今2～1.5万年之间（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换言之，人的因素此时在第Ⅱ层堆积中留下了痕迹。
从全球情况看，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距今1.8万年前后发展最盛，海面降低达百米左右（注：杨怀仁、赵英时、谢志仁：《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的海面升降运动与气候变化》，《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我国东部的孢粉资料也反映距今2～1.5万年是晚更新世以来气候最寒冷的时期（注：杨怀仁、谢志仁：《中国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故笔者认为，所谓仙人洞第Ⅱ层堆积，应是晚更新世末大理冰期的盛冰期和仙人洞最早的居民的生存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下伏的第Ⅰ层堆积则可能为晚更新世的庐山——大理间冰期的产物。
黄先生等把第Ⅲ层，分为第Ⅲ[,a]层和第Ⅲ[,b]层。第Ⅲ[,a]层系黄色砂土，由砂、细砂和泥质物等组成。含有大量的文化遗物。第Ⅲ[,b]层系灰色坚硬的砂土，夹有磨圆度较好的砾石，其余包含物与第Ⅲ[,a]层略同。到了全新世晚期，由于当地喀斯特洼地的地下水位升高，第Ⅲ层的堆积受到洞外文溪河的侵蚀，从而在第Ⅲ层之中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隙。于是在第Ⅲ层空隙，又堆积了第Ⅳ层。第Ⅳ层是土质疏松的灰色土，含骨镞、骨锥、穿孔石器和石斧等磨制石器。黄先生等认为，第Ⅳ层是后期人类活动的遗存。
如果检索考古文献，明显能和第Ⅲ[,a]层对比的有64T[,4]④层，64T[,5]④层。能和第Ⅲ[,b]对比的有62T[,3]③B甲、③B乙层，64T[,6]②B层。还有62T[,3]c甲层，64T[,4]⑤A、⑤B层，64T[,5]⑤层，64T[,6]③层；以及64T[,4]③层，可以分别与第Ⅲ[,a]层和第Ⅲ[,b]层大致对比（万年仙人洞遗址地层对比表），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由第Ⅲ[,a]层至第Ⅲ[,b]层，仙人洞的地层岩相呈现出黄色（或浅黄、深黄褐）堆积和灰褐色（或棕褐）堆积依次交替，并且在局部夹带石灰岩角砾的特点。另外，在堆积中人类活动的痕迹也呈增多的趋势。
近两万年期间在气候分期上大致可以划分为盛冰期(Pleniglacial)、晚冰期(Lateglacial)及冰后期(Postglacial)。盛冰期之后，气温明显回升，海面迅速上涨。但是在气温回升，海面上涨的过程中曾有多次剧烈的波动。例如法国东北部的孢粉分析成果就表明，那里的晚冰期至少有三个冰期和两个暖期的气候明显波动。我国的地质记录也显示，中国晚冰期亦有类似的情况（注：杨怀仁、谢志仁：《中国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笔者认为，从仙人洞第Ⅲ[,a]层到第Ⅲ[,b]层观察到的复杂现象看，它主要还是大理冰期的盛冰期结束后，其晚冰期的气候冷暖变化所致。人为的影响虽明显增强，但似乎仍然弱于自然力的影响。这段时间在地质学上一般指距今1.5～1万年左右（注：杨怀仁、陈西庆：《中国末次冰期的古气候》，《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
至于黄先生等划分的仙人洞第Ⅳ层，笔者也在考古地层的64T[,4]④层中找到了些许蛛丝马迹，因为在该层底部近西南角处有一块不太符合堆积物变化规律的灰土层。由于64T[,4]④层可与第Ⅲ[,a]层对比，而第Ⅳ层就堆积在第Ⅲ[,a]层与第Ⅲ[,b]层的空隙间，所以64T[,4]④层中夹着的灰土层极可能和第Ⅳ层对应。尽管数次考古发掘时，均未划分出可同第Ⅳ层对比的层次，但我们相信，这一组层次是应该存在的。只是目前考古地层学的方法上还有局限，没能有效地识别之。
第Ⅳ层是全新世后期，因文溪河水上涨而带来的冲积物。根据地质学的研究成果，距今5200～4000年之间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又一暖湿气候期，当时的年均气温和降雨量都比今略高（注：王富葆、曹琼英、韩辉友、李民昌、谷建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因此，第Ⅳ层堆积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考古地层的62T[,3]②层、③A层，64T[,4]①B层、②层、③A层，64T[,6]②A层等具有非常近似的岩相特征。如颜色都为灰褐或棕褐色，土质疏松，含大量的灰烬和丰富的文化遗物及螺壳。尤其是基本不夹杂石灰岩角砾。笔者认为，这些层次可能是在大理冰期的晚冰期结束后，其冰后期的第一个冷锋期到来之前形成的（注：杨怀仁、谢志仁：《中国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这一时期，气候已显著转暖，久未发生剧烈的冷暖变化。因而，堆积物中不再见到因寒冷而崩塌块石。同时人类活动也愈加频繁，地层堆积中人为的影响已十分深刻。该段时间笔者推测在全新世之初，也即距今10000～8000年之间（注：杨怀仁、谢志仁：《中国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
在仙人洞堆积的顶端，还有64T[,2]①A、①B层，64T[,4]①A层，64T[,6]①层等层位，它们形成的年代皆偏晚，大抵为商周～近代（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
至此，我们通过气候地层学和考古地层学相互阐发，彼此补充的方法，对仙人洞诸地层的年代及堆积成因与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讨论，从而得出三点认识：1、总的来看，仙人洞的地层堆积分别形成于A、晚更新世的庐山——大理间冰期；B、晚更新世末大理冰期的盛冰期（距今2～1.5万年）；C、大理冰期的晚冰期（距今1.5～1万年）；D、全新世之初（距今10000～8000年）；E、全新世后期（距今5200～4000年）；F、商周～近代等六个时间段。2、其中，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在自然力和人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组基本完整、层序清楚的地层堆积，就在这部分堆积里，包含了当时人类活动的重要痕迹。3、因形成于庐山——大理间冰期、商周～近代的地层堆积，与我们探讨的对象——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文化遗存关系疏远，故可搁置不谈。而形成于全新世后期的堆积也因其系较晚的外来冲积物且局部扰乱了晚冰期的地层，因此，亦要特别注意辨别它们，并尽可能地将其从我们研究对象中剔除。
按照上述认识，我们即将对仙人洞晚更新世末全新世初的文化遗存进行剖析，力图从中能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二
从考古报告中我们可知：64T[,6]④层出土磨制精细的骨镞和打击燧石片，64T[,6]④层仅于上部出土少量兽骨片（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似乎未见有发现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报道。另外，95年发掘划分的下层，也只出打制石器，且多为石英岩或石英打成的小石器，还有些类似细石器的燧石片。少见或不见水生动物螺、蚌之类，以及夹粗砂陶片等（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由此我们判断，在距今2～1.5万年之间，仙人洞最早的居民尚不懂得制陶术，砥磨技术虽已出现，但只见于骨器，石器上并不见应用。不过，他们能制作具有细石器风貌的小石器（注：具有细石器风貌的小石器是指不具备细石器剥片技术，也没有细石器典型类型，而体积又十分类似细石器的石器。），反映出这阶段的打制石器技术比起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细石器风貌的小石器往往可以组成更为有效的复合工具，它们较多地被使用无疑会促进狩猎经济的发展。
到了距今1.5～1万年左右，仙人洞的古代居民可能掌握了原始制陶术，在该阶段的地层里，出土不少夹砂红陶片。这些陶片质松易碎，表面灰暗而且色泽斑驳不匀，显然是属于烧成温度不高，气氛控制不稳等制陶术的原始性的表现。由于成型方式的制约（注：牟永抗：《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术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仙人洞的原始陶器，器物种类稀少，形态简单。常见圜底器而不见平底器，此外，磨制石器也已经出现，如穿孔石器、梭形石器等颇引人注意，但它们多磨制粗糙，说明砥磨技术才刚应用不久。
就整体上观察仙人洞距今1.5～1万年的文化遗存，这期间：1、狩猎活动的规模有所扩大。如64T[,4]④层出土兽骨多达1100余片，但属于距今2～1.5万年的64T[,6]③层仅出土兽骨50片（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2、采集、捕捞活动趋于复杂和更有效率。如用于挖掘深埋地下的块根和隐藏洞中的小动物的掘土棒的加重石（穿孔石器）（注：汪宁生：《试释几种石器的用途——民族考古学研究之一例》，《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便于采摘的蚌刀（有孔蚌器）（注：李恒贤：《江西古农具定名初探》，《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具有杀伤力强适合捕获大个体鱼类的脱柄骨鱼镖（注：安家瑷：《小孤山发现的骨鱼镖——兼论与新石器时代骨鱼镖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1期）。）等均有数量不少的发现。3、食品加工技术和生活方式日趋复杂，如见有可以碾磨野生植物籽粒的石磨棒（梭形石器）（注：马洪路：《我国新石器时代谷物加工方法演变试探》，《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可能用来贮藏食物的窖穴（注：64T[,5]④层中发现两个灰坑，虽开口层位不详，但似乎位置不会太在上。两个灰坑壁都较平直。），以及原始陶器等等。
距今1万年前后，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性气候开始转暖，生态环境发生深刻的演变。从仙人洞距今10000～8000年的文化遗存看，这期间：1、人们继续在开拓新的食物资源。如62T[,3]②层（注：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64T[,4]①B、②层（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中都发现了大量的螺壳堆积。2、经济在继续发展，并导致生活内容更加复杂化。如该阶段的地层中，人为的影响已十分显著。62T[,3]③A层（注：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64T[,4]③A层（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几乎就是由人们烧火后的灰烬堆积而成。并且这时新出现了刃部磨光的石制生产工具，造型更合理的骨矛形器，还有一些可能与意识形态有关系的蚌饰品和涂硃陶器等。3、稻作农业存在的条件之一，即以人工驯化野生稻来获取食物的技术，已为仙人洞的古代居民所试验。如95年的发掘证实，仙人洞下层存在野生稻植硅石，上层有接近栽培稻的植硅石（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且禾本科植物陡然增加（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仙人洞文化遗存中还有一些夹蚌陶，黑皮磨光陶，灰陶，依稀可辨的鼎、豆、壶、罐、平底器等，以及篮纹纹样，它们与仙人洞原始陶器的整体面貌很不协调。关于它们的文化性质和年代，笔者试作下面的讨论：
仙人洞的夹蚌陶火候要比夹粗砂红陶略高，而羼和料又是细而均匀的蚌末混合细砂（注：彭适凡：《万年仙人洞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江西先秦考古》，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反映出制作工艺上的较晚特征。另外，夹蚌陶中可识别出鼎、罐、平底器等。在前文我们已提到，由于受到成型方式的限制，仙人洞的陶器还未发生器类的分化，况且鼎、豆、壶渊源于东方地区（注：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在江西地区出现的时间，目前至多能上溯到距今6000年以下（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因此，仙人洞夹蚌陶的年代可能不会太早。
灰陶和黑陶的出现，是密封的窑炉、掌握还原焰或后期渗炭技术等综合技艺的成果（注：牟永抗：《试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这成果首先为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300年（注：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的居民所熟练应用。因仙人洞的原始陶器大概是采用平地堆烧的方式烧造的，故仙人洞的灰陶，尤其是黑皮磨光陶也不可能很早。
篮纹盛行于龙山时代（距今4600～4200年（注：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萌芽则可追溯到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距今6000～5300年（注：严文明：《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所以仙人洞发现的篮纹纹样的年代同样是很值得推敲的。
我们在分析仙人洞的地层堆积时曾指出，在全新世后期，即大约距今5200～4000年间，文溪河水曾因上涨而局部拢乱过仙人洞晚冰期的地层，这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如64T[,6]②B层出土的一块夹蚌红陶片（似为平底器器底（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文物》，1976年第12期。））。由于64T[,6]②层能与黄万波先生划分的仙人洞第Ⅲ[,b]层对比，而文溪河水携带来的部分冲积物就夹杂在第Ⅲ[,a]层与第Ⅲ[,b]层之间，所以可以判定这块陶片是属于异地埋藏。并可进一步地认为，文溪河水可能对仙人洞全新世以来的地层也有局部的掏空。上述夹蚌陶、黑皮磨光陶、灰陶、鼎、豆、壶、篮纹纹样等的发现，即为掏空事件的遗留物。它们或许代表了距今6000～5000年间分布在仙人洞附近的一种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三
下面我们将在前面有关探讨的基础上，初步归纳出这样几点关于万年仙人洞文化遗存及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意见。
1、仙人洞的主要文化遗存大致分属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2～1.5万年左右，即相当于晚更新世末大理冰期的盛冰期。第二阶段，距今1.5～1万年左右，即相当于大理冰期的晚冰期。第三阶段，距今10000～8000年左右，即相当于全新世之初。
2、从地层上观察，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前期，人们似乎只是间歇式地居住。从第二阶段后期才开始长期式居住。因而，仙人洞的地层堆积受到了人为的和自然的两方面的深刻影响，故划分仙人洞地层不仅是一个考古地层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气候地层学或土壤学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利用多种知识和认识角度，来接近仙人洞地层形成过程的实际；如果不能从本质上理解仙人洞地层堆积的变化规律，就很容易造成地层划分的失误，也难以合理地解释文化遗存中一些早晚相悖的现象。
3、大量的迹象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仍然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第一阶段：狩猎业的比重可能较大，当时，磨制石器虽未出现，但打制石器上承中国南方砾石——石核石器传统，并取得长足的进步，具有细石器风貌的小石器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第二阶段，狩猎业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采集、捕捞业蓬勃兴起，显得富有效率。食品加工技术和生活方式日趋复杂。这其中，新出现的制陶术和石器砥磨技术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捕捞业继续开拓新的食物资源，采集业的地位日益突出，原始农艺已经出现，从旧石器时代的利用经济向新石器时代的生产经济的过渡即将完成。虽然整个经济和生活趋于快速发展和复杂化，但大规模的聚落却不曾出现。
4、从普通野生稻的核DNA和线粒体DNA遗传分化来看，中国和南亚是亚洲栽培稻起源演化的两个原始中心（注：孙传清、王象坤、李自超：《从普遍野生稻DNA的籼粳分化看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演化》，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因而，就考古学研究而言，所谓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即是指伴随着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演化，一种与之相互制约的耕作技术体系逐步确立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中国稻作农业的主体——粳稻和籼稻的种植作为考察对象，就可以从三条路线来描述中国稻作农业产生的历史条件。
A、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演化，大致能排出如下图式：
(44)（注：张居中、王象坤：《贾湖与彭头山稻作文化比较研究》，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5)（注：王象坤、孙传清、张居中：《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对比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的水稻标本，只有淮河下游古稻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江苏高邮龙虬庄第四层时期完成了稻种的选育优化，使粳稻形态定型化（注：张敏、汤陵华：江淮东部原始稻作农业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而这之前，无论是南岭北麓古稻（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1.2万年左右（注：刘志一：《玉蟾岩遗址发掘的伟大历史意义》，《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长江中游古稻（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1万年左右（注：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湖南澧县八十垱，距今8000～7000年左右（注：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还是长江下游古稻（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6500年左右（注：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淮河上游古稻（河南舞阳贾湖，距今9000～8000年左右（注：张居中、王象坤：《贾湖与彭头山稻作文化比较研究》，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皆为籼粳分化不彻底，并带有某些野生稻特征的原始栽培稻。因此，中国稻作农业的产生应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漫长阶段。
B、民族学材料显示，作为采集、狩猎、捕捞复合型经济的补充——原始农艺，可能要比稻作和粟作农业早一个阶段发生。笔者试排出如下图式：
原始农艺的特点是人类对植物干预的广谱性（既驯化无性繁殖的薯芋类作物，也驯化有性繁殖的种子作物（注：刘志一：《关于稻作起源的通信》，《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并为保证产量而采用混播制）、粗放性（不翻土，砍倒烧光，广种薄收）。稻作和粟作农业的特点则是人类对植物干预的集中化（主要种植稻或粟，采用单播制）、专门化（有意平整土地，使用踏耕（注：谢仲礼、陈星灿：《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述评》，《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耜耕或锄耕以至犁耕。有专用的农具）。所以，在中国稻作农业的产生过程中，应有两个较明显的物质表现，一是水田，另一则是用于筑田埂、取土、开沟的工具：耜、耒之类。
C、稻作农业的产生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它是人类高度智慧的产物。历史证明，越是高级的文化创造，重复发明的可能性和概率越小。因此，中国稻作农业不大可能在很多地方被人们随意地发明。笔者注意到，凡稻作农业痕迹比较清楚的考古遗址，往往都出现了大规模聚落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稻作农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应与社会组织结构有某种关联。正如图式所示：
(54)（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综上所述，再结合考古材料，笔者提出下面一种稻作农业起源的假说。
中国栽培稻的驯化史可能始于距今1.5万年前后，此时正值晚更新世以来全球最寒冷的时期，为克服食物短缺危机，在一些分布着普通野生稻的地区，当地居民开始对其有意识有选择地采集和培育。这类努力持续到距今1万年前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均发现原始栽培稻。至此，原始农艺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蓬勃发展。但作为生产部门，原始农艺在整个生计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还太小；作为技术体系，它与采集、狩猎、捕捞复合型经济尚难以剥离。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柳州白莲洞（注：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广东阳春独石仔（注：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封开黄岩洞（注：宋方义、邱立诚、张镇洪、邓增魁、曾小浩、陈青松：《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综述》，《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江西万年仙人洞皆出土大同小异的工具组合。
可能至距今9000～8000年左右，仍属广义的中国南方的淮河南岸（如河南舞阳贾湖）古代居民，或许是受到来自环境和文化方面更强大的动力推动（纬度更高，冬季更寒冷。以及环壕聚落已出现，从砍伐、翻土、松土、播种到收割的工具一应具全，尤其是众多的骨笛、成组龟甲和契刻于甲、骨、陶、石器上的符号等表明，那里的文化高度发达（注：张居中、王象坤：《贾湖与彭头山稻作文化比较研究》，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率先发明早期稻作农业。不久，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传播，稻作农业迅速在原始农艺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扩散，如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随着水田耕作技术体系的发展、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的中国栽培稻的籼粳分化也逐渐完成（注：游修龄编著：《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江西稻作农业的发生应迟于彭头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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