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圈与亚洲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文化圈论文,亚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教文化圈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单位，她不是单纯的地理、经济、政治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或政治实体，而是与地理、经济、政治有一定关联的历史文化概念，是一种无约束的、近似的文化共同体。儒教文化圈特指在历史以至于现代，接受儒家文化重要影响并且成为某种民族精神主导的那些区域或国家，大体包括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家。本文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即观念文化角度探讨儒教文化圈的现代化道路，旨在深入揭示儒家文化的国际影响与现代价值，探索亚洲现代化模式的文化背景与特征，思考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方向。
一、历史形成的儒教文化圈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对世界现代史产生过强大冲击力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历史文化形态学的《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独树一帜地把人类历史划分为23个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地区（也可称为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社会）：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等等。他认为远东社会还可划分为中国、朝鲜、日本社会。从而发展了研究历史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与方法，这不但是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同时引起了东西学者们对于人类文明或文化的普遍关注。因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社会文化或文明作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把文化或文明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因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的研究。
汤因比认为，远东社会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具有同一类型的文化，受到某种同样文化的影响。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其所著《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一书对当时形成的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做出了深刻地研究与叙述。他认为公元8世纪东亚诸国（包括日本、新罗、 安南等）为了发展自己，积极学习唐朝的制度、法律、艺术、学问、思想、技术、文学、文字等，“呈现出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成立，在此之后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和文化的状况，从这层寓意来说，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它可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注：《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1页。） 文化圈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也是人类多元文化化繁盛灿烂的表现。当时有希腊文化、叙利亚文化、阿拉伯文化、埃及文化等等，然而带有国际性重要影响的文化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江上波夫认为8世纪的日本接受了唐文化，向大陆都市文明发展， 方始获得了进入世界共通的文明体系的机会。当时的唐文化是在带有胡俗、胡风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其深层的精神层面、制度层面主要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发展到两宋以后，新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上风，重新成为官学。这段思想史的演变，决定并影响了“东亚文化圈”或“唐文化圈”的文化内涵，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东亚文化圈”或“唐文化圈”越来越表现为“儒家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日本在江户时代建立了自己的儒学或朱子学并且发展成为官学，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推行，孔子成为受全国尊重的圣人，儒学精神渗透于日本的精神领域各个层面。朝鲜半岛自西汉以后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李氏王朝时代曾把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视为国家正统思想，统治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特别是培养出了李退溪（1501—1570）这样的大儒号称为韩国圣人，对儒学作出了重要发展。韩国不只是受儒学影响，而且是比较儒学化了的国家，建立了韩国自己的儒学。韩国至今在全国保持“乡校”的群众性普及儒学教育的文化机构，在成均馆设有全世界唯一的专门研究儒学的高等学府儒学大学、儒学系，在成均馆春、秋两季还进行“祭礼”奠礼。韩国在儒学研究方面特别重视，不仅研究韩国儒学，也研究中国儒学、日本儒学。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金日坤教授对“儒教文化圈”进行了专门研究，著作《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认为儒学在日本和韩国“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生存”，“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注：日本《东亚比较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氛围来讲，应该承认韩国是当代社会中受儒学影响最深，也是最普及的国家。韩国的国旗是一幅鲜明的《周易》八卦图案，中间绘制的阴阳鱼，表明阴阳两极，是世界的开始，阴阳鱼的周围配以乾（三）、坤（三三）、坎（三三）、离（三三）、四卦，是天地水火万物或万象更新。韩国纸币的千元票面图案，绘制有韩国圣人“海东朱子”李退溪的头像。这些都反映了韩国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说明这个国家儒学化的程度。韩国学者撰著了丰富的儒学著作，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儒学研究。
儒教文化圈的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地区，主要是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在秦始皇时代，中央派往南海的地方官赵佗，由于地处边陲，发展势力割据南海、桂林、象三郡，并于公元前207年建立了南越国。赵佗以儒家思想、 仁义礼智训化国人，移风易俗，治国安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传入越南。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灭南越国，设郡县，以后历朝出任越南的太守、 剌史都把大量的儒家经书带到了越南。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安南志略》、《越鉴通考总论》对此都做过详细记载。公元939 年越人宣布独立建立吴朝政权，继续在越南推行儒学。据历史记载后来继起的李氏王朝李圣宗神武二年（公元1070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焉”。（注：《大越史记全书·本末全书（卷之三）·李纪（二）·圣宗皇帝》。）1076年又设国子监，选文职官员入学儒经，以儒治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884年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才发生了变化。据此可以说越南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学思想为正统的，儒学思想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层面。现代的越南有一段是南北分治的。北方由于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对儒学进行过批判，近年来又转向肯定儒学的价值。南方一直是推崇儒学，建立有孔学会和儒学会。还把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教师节。越南学者西贡大学教授梁金定在1987年台北举行的“国际孔学会议”上发言，强调“儒学不只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同时它的发展对东亚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贡献，所以应为亚洲设一个‘道场’以保存东方文化特性。”（注：《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
新加坡是近代兴起和独立的国家。由于19世纪中叶开拓新加坡的大量是华人，至今华人仍占全国人口的76%，很自然的把中华文化带进了新加坡。据《兴建崇文阁碑记》，当时提倡“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以宏正道，宪章文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并使自己的社会经济腾飞之后，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地变化，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对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时的国家总理李光耀说“看到了这种倾向，我们决定在学校里教导儒家道德课程和其他的宗教科目，以加强家庭的影响力，目的是要防止新加坡社会过渡的西化。”（注：1994年10月5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就是新加坡80 年代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开展新儒学运动的历史背景。80年代新加坡成立了专门研究儒学的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聘请了有名的学者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推动了世界性的研究儒学热潮的到来，剌激了东西方学者对儒教文化圈以及东方现代道路的关注。儒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中国，超越了儒教文化圈。
二、西方对儒家文化价值的否定与检讨
作为东方文化的儒家文化与作为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因此，某些西方人对儒家文化不予认同是可以理解的。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的儒学并没有讲出什么新见解，也并没有形成什么新的习俗。孔子……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古代法律的文职官员，我们有时很不恰当地说‘孔子的宗教’。”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东方哲学”部分专门评介了“孔子哲学”。他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德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等书中，一方面宣扬基督教伦理，肯定清教徒的禁欲主义为发挥资本主义精神能够带来积极动力，帮助激发自觉的劳动精神。另方面，否定儒学的价值，认为儒家重礼仪、讲和谐的过分的“理性化精神”，不能激发起自由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因而使中国没有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他还认为：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持他的外部形态和仪式的尊严这一俗望即他的“面子”。儒家君子专注于自己的外表，对别人掩饰自己，也认为别人在掩饰他们自己。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就妨碍了所有的信用和所有的企业活动。所以，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儒家文化中找不到对创造资本主义的解释。这种否定儒家价值的理论在20世纪的前期、中期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瑟夫·列文森在其有名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儒学与现代社会是不相容的，“儒家文明已经变成了历史”，“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是没有希望的。”
60年代中国大陆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批孔运动。西方也普遍地否定儒学价值。西方人指出中国儒学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全国否定儒学价值是不符合实际的。华人美籍学者杜维明1982年8 月在新加坡所做的一次报告中回忆说：“在60年代讨论儒学思想时，我常常感到很孤单，因为我对儒家思想的观念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迥不相同。”（注：《新加坡的挑战》，三联书店，1989年版。）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持有与其他西方学者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不但肯定了中国文化、儒学与道德的价值，肯定了儒学提倡的美德与和谐精神，而且预测“在人类史的下一个阶段，西欧将把其主导权转交给东亚”。（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在60年代就开始批评马克斯·韦伯否定儒家文化价值的观点，重新评估儒学的价值。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地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更激起了东西方的学者探讨这些地区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检讨过去的文化观念，重新认识东方文化与东方社会，重新认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认识儒学的价值。
80年代世界上出版了四部有名的旨在分析东亚地区经济腾飞文化背景的著作，受到了东西方学者们的普遍关注。1982年美国学者弗兰克·吉伯尼出版了《设计的奇迹》一书，认为日本发展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按日本方式改造过的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与美国经济民主主义相互结合，即所谓的“新儒教资本主义”，其文化特点是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社会平衡稳定，以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同年，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发表《日本成功之路》著作，在全世界取得了少见的轰功效应。本书立足于从日本所处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情况，着眼分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认为影响日本文化的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香港大学出版了一本由闵建蜀编著的《中国式企业管理》一书，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分析了韩国经济腾飞的历史文化背景。认为“韩国至今也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其许多思想形态的根源，无疑的也来自中国。”还进一步肯定说：“我们深信儒家思想是构成高度企业精神的主要元素。”1983年台湾经济日报社出版的《日本企业的儒家精神》一书征引了新加坡前任副总理吴庆瑞很有意义的一段讲话。他说：“李光耀总理像他本人及老一代新加坡人一样，非常担心年青一代缺乏文化的稳定力量，认为儒家伦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李光耀199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讲演说：“40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起源于2500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变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可见，发挥儒学的现代价值，也还要以科学的方法做细致地分析和转化工作，切不可原封不动生搬硬套古代文化。
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教授宾·尤根据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形势，高度评价了儒学的现代价值。他说：“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注：《南方周报》，1992年11月27日。）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1980年2 月在西方的一家杂志《经济学家》上发表题为《儒家之后的挑战》文章，既重新估计了东方文化的现代价值，又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崛起所表现的“担心”和“忧虑”。他预测：本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西方的真正挑战，不会来自苏联和中东。苏联（当时还未解体）的挑战基本上是军事的，中东的挑战也主要是军事上的。与之相比，“来自东亚的挑战将是全面的，从经济发展的风格一直到基本的价值。”这里所讲的“基本价值”当然就是指儒学的价值。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博士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儒教文化圈已经威胁了西方的利益，他要求西方必须加强内部文明的整合，破坏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联合。这些资料说明，西方学者正在改变对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观念、东方这头睡狮已经觉醒，使西方人产生惊惧不安的心理。
三、现代化亚洲模式的特点
近几十年在东西方学者中流行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他们以现代化从西方开始作为根据，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并进一步导致出来“全盘西化”的观点，成为本世纪论争的交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经济发展、东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事实来看，现代化的道路不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不只是一种。杜维明1982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说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比方说，利己主义或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形成可能有不同的途径，东亚的经营气质和资本形成的模式与西方相比表现出不同的伦理关系定位。”（注：《新加坡的挑战》，三联书店，1989年版。）新加坡学者钟志邦1994年10月在北京国际儒学讨论会上针对东西方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分析说：西方现代化已经走到了某一种“尽头”，困扰着西方人的一些根源性问题，很自然的是“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的问题。可庆幸的是，除了日本以外，大部分的东亚地区目前还未真正达到“后”工业或“后”现代化阶段。东亚“四小龙”仍旧处在高度现代化阶段。东亚的“巨龙”中国大陆，从许多方面仍处于“前”或“正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只有西方先进国所走过的那一条，而是多元化的。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从理论上论证说：现代化虽然有普遍性格，但是，必然有民族文化特色。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或经验上，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历史形式”。这些深刻地见解，既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概括，又是对“现代化”观念的一种突破，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现在看来，除了有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外，至少还有亚洲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研究探索亚洲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不只是东方学者也是全世界学者的迫切课题，因为她具有广泛地国际性影响。当然，这项研究目前还有困难，我们只能做些试探性地开发工作。
亚洲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第一，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不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时，敏感地发现了古代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因而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家长制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2页。）现代东方社会是由古代东方社会演变而来，虽然旧的体制被摧毁，但是新的体制又不能不残留着古代社会所形成的某些历史传统与历史遗痕。东方社会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结构，强调血缘纽带与家长制，在古代有建立在井田制、世袭制、分封制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中的官僚统治和专制主义大一统的皇权统治；西方社会没有像东方社会那样稳定的家庭结构，斩断了血缘关系，特别是生活在城邦的公民各自是独立的工商业者个体，国与国之间是分散、独立的政体，比较注意民主与人权，提高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个性解放，因而强调自由竞争、利害冲突，不注意群体和谐。由于社会体制与结构的不同，东方社会比较强调的统一纪律与集权，提倡群体和皆，提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切服从代表国家意志的“礼”，有时推行强硬政策。李光耀1994年10月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总结他的治国经验时说：“只是国家领袖照顾人民，人民就会遵从领导。这是互尊互信的基本概念。就因为人民尊敬领袖，他们才支持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们勤俭刻苦，他们处处为子女的前途着想。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 他们尊崇君子的高尚美德。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1990年10月在国会发表演说时说：“我们感到特别幸运，因为31年来新加坡一直由英明又正直的人统治。”毫无疑问，这是具有东方特色的“集权主义”或“权威主义”思想，据说李光耀是比较个人专断的家长。但是他强调为政者的品格，这正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表现。为政者真正做到“内圣外王”，可能给组织社会经济带来一种新的机制、新的活力。美国学者基思·里奇伯格1988年8月6日在《华盛敦邮报》著文评论新加坡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时论定：这是非西方式的现代化，“这是一个企图管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亚洲式的和孔夫子式的，就其实质而言是家长式的。”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了西方化，但不是进行个人解放的西方化，而是强化国家的西方化，也就是不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在天皇制国家体制内的整体现代化。儒学的作用就是奉献社会、奉献国家、牺牲个人。”（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第二，文化背景与氛围不同。东方社会现代化以儒家伦理为主要文化背景、主要文化氛围，西方社会现代化以基督教为主要文化背景、主要文化氛围。文化因素渗透于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习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各个领域、不同层面。东方儒家伦理强调道德自律、群体和谐、社会、国家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提倡个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正可以转化为推动现代化的一种内在动力。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安炳周说：“东方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集体责任心比西方人强，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学文化圈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6日。） 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说：“民族文化注重五伦，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东方文化自身没有严格的法治主义传统，往往以“礼”代“法”，礼、法不分，所以处事便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日本学者铃木大拙说：“中国非常繁琐地强调礼和乐。罗马人以法律度事。中国人以礼来解决罗马人用法律决定的事情。”（注：《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西方基督教伦理提倡以法律的他律为中心， 强调是非，不论和谐。基督教文化的特点是讲个人、讲功利，只要是合乎法律的对个人有利益的行为就是美德。因此西方社会鼓励个人奋斗、催人自由竞争，既鼓励人们积极地追逐资本，又激发起人们不顾一切的自由竞争，投入社会的物质与利害的冲突旋涡，把这看成是人人应尽的天职，是人的天性。
第三，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方法不同。如前所述，由于东方社会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因而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要求礼仪待人、和谐人际关系，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西方社会强调法制与契约，提倡规章、制度、秩序等理性的规律，西方人不讲“面子”，不拘“形式”（不似中国人那样讲礼仪形式和虚伪的面子），一切都用外在的非道德的非人际关系的“硬件”的力量去约束，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责任，不论整体的协调。东亚经济在起飞时，往往出现很多家庭企业，这是一种泛血缘关系的家庭式经营。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族成员或有关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指挥，使该企业形成团结、友爱、慈孝、尊长的内在凝聚力，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有的日本学者把这种精神称为“家庭团队主义”，也有人把这种管理方式称作《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方式。许多华人公司在东南亚起步时，都是利用“家庭团队主义”，从家庭企业、家庭公司发展起来的。例如大家熟知的香港人李家诚、曾宪梓等企业家，在创业时都走过一段这样艰苦奋斗的道路。
许多日本、韩国、新加坡学者都认为支配东亚经济发展的是所谓“东亚企业精神”，李光耀称这种精神为“团队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以儒家伦理为导向，在企业内部提倡职工忠诚于公司，公司主动协调集体环境以内的各种关系与合作。例如日本的丰田公司，即设法吸引职工关心公司、忠诚于公司，而公司又千方百计地为职工谋利益，使职工形成以公司为家的感情与凝聚力，称之为公司主义。
亚洲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定位与西方显示了不同的方式与机制。西方人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东方人则不同，每个人自我的尊严只有在人类群体的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自我的价值只有作为各种关系的中心，通过相互交往、沟通和承认，才能得以实现，才能发挥能量和作用。从这种东方型的伦理定位出发，企业内部每个人都要求恪过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又重视群体和谐与合作。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在描述东方经济伦理与日本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时说：“在日本，利己心不是个人的，而是公司的。日本50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日本与欧美经济发展的区别。公司的利己心，是以公司为单位的，这是日本经济在很短时期内超过欧美的重要原因。儒学的作用仍然在于其强调的对整体负责的精神。儒学的作用就是奉献社会，就是奉国家，就是牺牲个人。”（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日。）
亚洲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都为人类社会发展积累和提供了宝贵经验，都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优秀遗产。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的适用土壤与活动范围，不必议论孰优孰劣。当然，在东西现代化运行的实践中，也自然暴露出各自的问题。例如，西方的某些国家现代化虽然强调民主、自由、法制，但是把个人主义更加推向极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急剧发展，道德失衡；东方的某些国家现代化虽然强调群众和谐，实行权威管理，但是尊重个体不够，发挥个人的民主、自由不够，有的法制不够建全。因此，两种现代化模式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我们研究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使东方（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逐步完善，即可以增强东方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民族主体意识，避免“全盘西化”的思潮泛滥，又可根据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设计自己的现代化格局与方案，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亚洲现代化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只是一个整体性提法、整体性概念，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都有自己的特点，就亚洲社会而言，日本的现代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不同，韩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他们又都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就西方社会而言，美国的现代化与英国的现代化不同，德国的现代化与法国的现代化不同。西方现代化反映了西方文明，东方现代化表现了东方文明。相信，随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将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
收稿日期：199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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