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产业转移论文,资源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区位的形成受历史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或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而累积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有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期地锁定在某个区域。在我国，工业总产值、出口、FDI的80％以上集中在沿海地区，并形成了制造业集聚和与之相呼应的进出口贸易集聚、外商投资集聚，这三大集聚成为中国目前巨大区域差异的重要表现(梁琦，2004)。这种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在于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是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观”直接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要素由低回报率地区向高回报率地区流动，是无法逆转的市场规律，这种生产要素为追逐“集聚租”而形成的地理集中就是产业集聚。其直接结果是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为外围的“中心——外围”发展模式。
然而，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天生是一对孪生兄弟，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集聚区内非贸易品价格居高不下、地租上升、环境污染等拥挤成本，造成产业扩散的离心力。离心力的作用促使某些相关产业脱离该产业集聚区，转移到新的地理区位。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转移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其一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雁阵转移模式。该模式研究起始于Akamatsu(1935、1961)，后经过Vernon(1966)、Kojima(1978、2000)、Okita(1985)、Cumings(1984)、Ozawa(1993、200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区域产业转移理论。赤松要以后起工业国发展为视角，通过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发展的统计研究，总结日本工业的“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发展模式，并且这一模式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高度化，即从一般消费品到资本品，或者是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模式演进。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验证，如Ozawa(1993)验证日本许多产业的发展符合该模式；Cumings(1984)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解释。Vernon(1966)和Kojima(1978)将雁阵模式与产品生命周期相结合进行探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领域延伸到对外直接投资，并引入动态的区位条件分析。弗农认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在于企业为了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回避某些产品在生产上的劣势，小岛清则在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扩张理论”，投资国要将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称之为边际产业)转移出去。Ozawa & Castello(2001)引入了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因素，从而使雁行模式发生了变化，认为跨国公司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一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无需通过出口开发东道国市场。Okita(1985)指出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差异是雁阵模式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这些产业转移理论，多数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路径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间会产生不同的特征。小国经济的特点在于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整体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这就为大国经济体内部的区域梯度转移奠定了基础。蔡昉等(2009)把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称之为“小国雁阵模式”，而一个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称为“大国雁阵模式”。雁阵模式的产业转移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产业结构在空间和层级上发生相应调整。
另外，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视角。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产业区位、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角度研究产业转移问题，以产业集聚为中心，研究产业集聚演进过程中所伴随的产业转移现象。新经济地理学领军人物克鲁格曼认为在收益递增的条件下，产业区位具有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历史偶然因素对于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历史决定了产业的初始区位，预期决定了产业区位转移的目的地(Krugman，1998)。Holmes(1999)重新考查了历史和偶然因素在产业区位方面的作用，发现它们并没有那种一锤定音的威力，由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这种均衡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Rauch(1993)考查了产业的整体转移问题。他首先对企业从高工资地区向低工资地区转移这一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对大量实例的深入研究发现，在工资差异首先出现的时候，企业并没有转移经营活动。事实上，转移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发生的，而一旦行动起来，企业转移就是大规模的。Rauch把企业这种成批转移的模式归因于外部经济和重新定位发生的沉淀成本两者的相互作用。由于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企业愿意集中到一起，从而产生了合作的必要；由于转移存在固定成本，如果缺乏合作，代价就会很高，企业从而会产生“安于一隅”的惰性。Rauch还强调了“开发商”在产业区位转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把土地用于某种特定的工业用途，开发商使得企业能够协调彼此的行动。Hanson(1998)对Rauch的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产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整体迁移并不是产业区位变迁的唯一形式——甚至不是最常见的形式。他为产业区位确定了三个要素：外部规模经济、各生产阶段间的中介成本和地租。外部经济引导企业集聚到一个产业中心。由于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集聚抬高了产业中心的工资，迫使企业把不具有外部经济性的活动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企业通过投资于外围地区和产业中心的交通和分销设施降低了中介成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生产网络。Hanson认为，集聚作为外部经济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仅是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的第一个阶段。集聚产生的拥塞成本把外部经济性较弱的活动挤出了集聚地区，从而产生了生产的空间组织。此时，地区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产业集中的程度，还在于它们所支持的生产的垂直阶段。从一个产业中心转移出去的企业仍然倾向于和原所在地保持某种联系，采取的是买方与供应商这种垂直联系方式。Markusen & Venables(2000)指出，虽然企业倾向布局于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但市场越大，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越高，这时企业是否外迁取决于生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贸易成本。陈耀、冯超(2008)将集聚程度与对外依赖程度(外向型)相结合，分四种情形分别进行讨论，认为低集聚、高外向型的企业在短期内极易发生迁移。臧旭恒、何青松(2007)从集聚租金角度探讨企业转移的原因，他们认为产业集群租金由产业租金、地理租金和组织租金组成，这三种租金随着集群的发展都可能耗散，当集群租金下降时，一些要素开始向其他产业转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区寻找新的租金源。还有的学者认为产业转移动因可以归结为被动转移和主动战略性转移，这里的主动战略性转移是从企业自身的战略全局出发，或为开拓新的市场，或为提升自身的研发设计能力而进行的投资转移。
纵观已有的研究文献，多是集中在对产业转移的模式、机制、动因等问题的研究，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对产业转移程度的测量和产业转移效应研究的文献较少。荒山裕行(1995)对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承接地都有好处，并有提高落后地区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倾向。任太增(2001)、何天祥、李明生(2003)、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2001)、陈建军(2002)就产业转移的表现(程度)进行研究，研究的时间较早，方法和内容受限于当时我国产业转移的现实状况，但对于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视角。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测度我国产业转移程度并作出相关分析；第三部分是区域TFP增长及其估计方法；第四部分是分解结果及产业转移效应分析；第五部分是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分析；最后是结论部分。
二、产业转移的测度与分析
(一)产业转移的测度
测度产业转移程度，首先要对产业转移进行界定。本文认为产业转移包括两种情形：其一，产(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部分或整体迁移；其二，产业区位的变化，譬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在沿海地区，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在上升，沿海地区的产业份额下降可能是产业空间迁移的结果，也可能是企业倒闭、产业衰落的结果；同样，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上升，可能是承接沿海地区迁移，也可能是本地区的新增投资。不管怎样，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就是产业区位的变化。为此，本文选用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产业的绝对份额和各省产业的专业化指数(区位熵)为指标进行测度，选取四位数行业(1810)纺织服装制造业与两位数行业(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下简称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观测其年度变化情况。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计算表达式为：
1.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区位变迁——以纺织服装制造业为例
从表2结果的整体来看，我国的服装制造业是沿海地区的优势产业，但其专业化水平2000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东北地区自1995-2002年逐年下降，2002年以后又逐年上升；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走势相同，但拐点比东北地区滞后一年；西部地区呈波动趋势。产值份额的变化状况与专业化指数的变动趋势相同，但是在时间上要滞后一些。
从省份专业化指数变化的角度来看，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服装制造业属于边际产`业，区位熵呈逐渐下降趋势，这与城市功能和定位有关；山东、江苏、湖南、重庆、四川呈波动上升趋势，山东和江苏本来就有很好的服装制造业的产业基础，加之承接来自天津、北京和上海的产业转移使之区位熵波动上升。湖南、重庆、四川也是我国服装制造业的主要承接地，因此，区位熵逐渐上升；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西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走势，这正体现了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广东、浙江和海南则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其他西部地区省份则表现出下降趋势，直到2005年，甚至2006年才企稳回升。
从产业的绝对份额来看，服装制造业的80％以上，甚至90％的产出集中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服装产业份额最低，平均只有1.68个百分点。从这个产业份额的变化来看，与区位熵的变化相吻合。综合来看，我国的纺织服装制造业目前仍然非常突出地集聚在沿海地区，但是这种状况在2003-2004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企业开始转向中西部地区，从区位熵变化的时间来看，存在典型的梯度转移现象，省内转移优先于区域内转移，最后才是区域间转移，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优先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2.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区位变迁——以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例
从表3结果的整体来看，电子产品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具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超过了纺织服装制造业。在西部地区专业化优势也强于服装制造业。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承接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自2002年至今一直占有全国该产业90％以上的产出份额，尤其是广东和江苏两省自2002年以后产值占有半壁江山。西部地区主要是因为四川、陕西，这两个省份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因此也是未来承接沿海地区电子产品制造业转移的理想区域。从转移趋势上看，沿海地区只是在区域内发生转移，如广东省内的转移，以及广东、上海向江苏、浙江、山东的转移，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上才刚刚露出一点端倪。这也验证了Pennings & Sleuwaegen(2000)的观点，即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容易发生转移，并且两者在时间上有先后的顺序问题。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这符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实现了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是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双重作用的结果。
(二)产业转移的相关分析
从上述产业区位变迁的测度中，我们会发现，我国的产业转移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大规模地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疆域广阔，即使在一个省域内同样也存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存在“中心——外围”；另一方面，产业转移出去的环节通常是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环节，同样还存在一种“反向转移”，即企业将自己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公司总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甚至是发达国家转移，反映在地区专业化指数和产业的绝对份额上，会造成产业缓慢转移的假象。这体现了两种转移模式：其一，“省内转移——区域内转移——区域间转移”的梯度转移模式；其二，“反方向转移”模式，在发达地区形成总部经济。
省内转移优先，沿海地区的“内陆”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源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比如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仅2007年上半年苏北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500万元以上项目1211项，增长14.57％，项目总投资649.52亿元，比上年增长33.52，实际引资221.61亿元，增长26.07％。全省已批复苏南、苏北共建工业园区10个、105个项目签约、42个项目在建(毛广雄，2009)。2008年5月，广东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即所谓的“双转移”，将珠三角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至粤北及东西两翼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使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显著下降。“双转移”以产业转移工业园为主体，目前全省有产业转移工业园区33个，2009年，全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实现产值907.18亿元，同比增长17.08％；工业增加值290亿元，增长21％；税收53.1亿元，增长33.99％；省内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增加值占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总量的9.4％，带动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全面超越珠三角地区。同样，在山东省域内也存在省内转移优先的现象，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石油化工以及一般性加工制造业由山东半岛向山东中部或西部进行转移，如烟台市的鲁花集团、九发集团到菏泽市定陶县建立分公司。省内转移更多地体现出“出口导向型”和“集聚的外部性”两个因素的重要性。
区域内转移在这里指的是在同一个大区域内省际之间的转移，区域间转移的范围更大。这种转移更多地体现“原材料导向型”和“集群指向嵌入型”模式。如广东省佛山禅城陶瓷产业转移到四川夹江、山东淄博等地，夹江和淄博本身就是陶瓷生产基地，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四川夹江在2003年时就有陶瓷生产企业123家，生产线300多条，生产能力4.1亿平方米，相关产业30多个，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建陶生产基地和配套中心、销售中心。2008年，山东淄博有陶瓷生产企业300多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形成了出口陶瓷基地、高档宾馆用瓷基地、高级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基地、装饰材料基地、建筑陶瓷基地、高新技术基地六大基地。同样，山东如意选择在重庆投资，浙江雅戈尔进驻新疆，珠三角纺织服装企业转移到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这些地区的原材料和已有的产业基础形成了产业转入的巨大吸引力。近距离(1天车程)的湖南、江西地区成为优先选择，湖南拥有株洲“芦淞服饰大市场”和宁乡“裤装产业集群”，江西拥有共青羽绒服装、南康西服西裤、青山湖区针织服装等三大服装产业集聚地。
上述资料与前面关于产业转移测度相结合，实则涵盖如下信息：(1)向中西部跨省投资的企业，一般规模比较大，省内的产业转移的企业通常规模比较小。规模较大的企业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市场开拓成本，并且自身对于产业集聚的依赖性比较小，大企业的跨省投资通常是战略性投资，主要目的是占领国内市场和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投资只是将生产车间放在了中西部地区，研发设计环节、营销环节等仍在原地形成总部经济。小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在省内转移，主要是其脱离原有的集聚经济很难生存，对产业集聚的依赖性较强。大企业率先投资，配套企业跟进，遵循了市场规律。(2)产业转移首选地是在当地有相关产业基础的省区，如重庆、河南等地。承接地有较好的产业基础，这些基础已经向新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很强的信息，当地适合和有潜力发展该产业，外来投资促使其很快形成集聚经济。(3)承接地的自然禀赋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较大。如新疆吸引纺织企业入驻。(4)产业集聚的形成是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政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如基础建设投资，土地、税收优惠，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等。
三、区域TFP增长分解与参数估计方法
(一)TFP增长的分解
Nishinizu & Page(1982)将TFPG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后，涌现出大量生产率分解的实证文献。Kumbhakar(2000)将TFPG进一步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Frontier Technology)、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to the Frontier)、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以及规模经济性(Scale Economy)。与DEA分析方法一样，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所反映的也是实际产出、前沿产出和相对前沿技术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函数表述为：
产出弹性用于计算要素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性。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全部国有和全部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该数据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00多万个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西藏自治区和异常企业数据，如工业总产值为零等不合理数据，剩下170多万家企业样本。为了考察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前面的区域划分方法一样，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剔除西藏)划分为4个区域，即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在估计生产函数时，本文选择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资本投入变量，年均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变量。其中，工业总产值用各省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不变价的工业总产值数据。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将1999年的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余额为起点，相邻两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差额作为新增固定资产，用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在计算资源配置效率时，需要对各要素的成本份额进行计算。本文借用涂正革、肖耿(2005)的处理方法，与劳动相关的成本包括工资总额、劳动福利和劳动保险支出，资本的成本包括利息支出和折旧。基于此，劳动和资本的成本份额表示为：
如果计算每家企业的要素成本，会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破产、新企业加入、法人代码变更等多种原因使样本大量减少。故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所以要素成本份额是各个省的总体数据。
在计算产出和要素增长率时，为计算简便，本文用自然对数差近似表示。
(四)模型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根据模型(7)，运用Stata10.0的Frontier程序进行的最大似然估计，得到生产函数的所有参数的估计值(见表4)，除劳动与时间的交互项外，各参数估计值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为检验随机前沿模型设定的是否恰当，需要对函数形式作进一步检验。涉及技术非效率是否存在、技术非效率是否随时间变动、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技术进步是否中性、是选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还是C-D函数形式。本文选用检验统计量——似然比检验来判断。假设λ=2[L(H1)-L(H0)]，其中L(H0)、L(H1)分别为零假设H0和被择假设H1的似然函数对数值。如果零假设H0成立，那么检验统计量λ服从混合卡方分布，其中自由度为受约束变量的数目(见表5)。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所有检验都拒绝原假设，因此接受生产函数为时变技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
四、相关结果及产业转移效应分析
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产业区位的变迁，是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产业转移至少在几个方面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企业转移本身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种理念：企业(产业)转移绝不仅仅是在空间位置上的复制，任何一个企业的转移都会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的改进、产品的更新换代、营销战略的变革等问题。(2)新的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进驻，竞争效应促使本地企业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3)承接地为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进驻，除给予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外，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治安投入等以便营造好的产业外部环境，降低风险、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吕冰洋、余丹林，2009)。(4)新企业的进驻，通过预期和累积循环的因果关系最终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区，集聚经济提高企业生产率。(5)知识溢出效应。转移进来的企业会带来新的观念、新的管理方法、新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对原有企业形成知识溢出。对于产业转出地区，按照小岛清的说法，转出的产业均为在本地区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价值链上的某些环节，因此，产业转移本身就是产业升级，但体现在生产率上会有一种滞后效应(蔡昉等，2009)。表6给出了相关计算结果(平均值)。
1.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
中国工业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2007年分别以11.2％、14.9％、16.8％、15.1％、12.2％、19.1％、15.9％和22.2％的年均速度增长，平均达到15.9％。从区域来看，TFP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沿海地区12.28％、东北地区16.93％、中部地区17.25％、西部地区18.22％。从省份来看，超过所在区域平均值的省区有：海南19.9％、天津12.63％、江苏12.96％、山东15.96％、吉林21.82％、江西20.95％、湖南20.55％、河南18.10％、内蒙古24.30％、广西18.25％、四川21.49％、陕西19.54％、青海20.97％、宁夏21.06％。
从区域和省份TFP增长速度的分布可以看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区较高。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2000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滨海新区建设等相关战略，一方面在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来自国有企业的投资，这些投资尤其是技术设备方面的投资促进了相关产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在总体上促进了TFP的增长，这种增长趋势会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2.前沿技术进步(FTP)
前沿技术进步的大小不仅与要素的投入水平有关，而且与时间t有关。从区域分布上看，沿海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技术进步率相近，分别为10.2％和11.72％，中部、西部地区接近，分别为14.43％和15.52％。中西部地区原有的技术水平与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差距较大，因此反映在技术进步增长率上就容易理解，另外，承接产业转移会加剧承接地该产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迫使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加大技术投入，这可以从技术进步的省份差异上表现出来。此外，引进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也不容忽视。
3.相对技术效率(TE)及其变化率
相对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实际产出水平与前沿产出水平的差距。从区域来看，沿海地区的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最高，平均达到51.92％，接下来依次是西部地区47.21％、中部地区47.00％、东北地区44.93％。从省份来看，前五位省份分别是浙江68.24％、广东57.00％、江苏56.04％、上海55.03％、福建54.48％，这些省份均处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产业高度集聚，技术的普及率较高，彼此之间差距不大，大多数企业都接近于生产前沿，因此，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海南省的相对前沿技术效率水平在沿海地区属于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在海南的地位远不如农业和旅游业。东北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最低，主要是由于吉林和黑龙江省份的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低导致的，这两个省份的工业基础都不好，农业较发达，承接了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使企业的前沿产出提高很快，而多数企业远离生产前沿，致使相对生产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对于沿海地区较低，产业转移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新的产业进驻势必会提高当地产业的生产前沿，并且技术水平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但是这种差距随着技术的不断扩散会逐渐缩小，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水平会逐渐上升。
从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变化来看，中部地区的相对前沿技术效率年均下降0.098％，主要是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随着企业的进驻而日趋激烈，新技术、管理经验和新的生产工艺提高了行业的随机前沿水平，拉大了企业间的技术效率差距。这正如涂正革、肖耿(2005)所述，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低表明有可能通过优胜劣汰、比学赶帮，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效率。
4.资源配置效率(AE)
资源的成本和边际收益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是不同的。如果某一资源的相对成本较低、边际产出相对较高，那么该资源在这一地区、行业或企业的投入增长会导致平均生产率的上升，加大该资源投入而减少其他资源投入就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不考虑要素价格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产出弹性，就是要素投入的指南。从区域来看，在中部地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都最高，并且资本的产出弹性呈上升趋势，劳动的产出弹性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了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沿海地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沿海地区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西部地区的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都呈下降趋势，反映了资本的过度投资和劳动的丰裕程度较高，因此也同样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较小，并呈下降趋势，劳动产出弹性呈上升趋势，这与地区的产业特性有关，主要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在考虑要素价格的情况下，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最低，仅有0.06％的年均提高。如果要素能够充分流动的话，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要素的边际产出应该等于要素的价格，那么，资源的配置效率应该为零。所以，也不会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可正可负。从长远来看，要素的配置效率对于生产率的提高潜力不大。产业转移会削弱这种配置效率。
5.规模经济性(SE)
规模经济性取决于规模报酬指数和要素综合增长指数。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则规模变化对生产率没有影响。如果规模报酬变化，则规模经济性取决于投入要素综合增长指数。从区域来看，中部地区的规模经济性最差，年均降低0.621％，东北地区的规模经济性最好，年均提高1.399％，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8.26％。从全国来看，规模经济性与技术进步相比对于区域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还有很大潜力来通过规模经济性提高生产率。
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看，82.2％是由技术进步贡献的，其次是随机噪音的影响，而技术效率变化、规模经济性和要素配置效率对TFP增长的贡献不大。技术进步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生产率增长差异。产业转移会强化区域内竞争，从长期来看，通过溢出效应，会缩短行业内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和效率差距，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
五、我国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分析
产业转移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转移，追逐较高的剩余价值是要素流动的本性。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涵。在现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或逐渐成为小岛清所谓的“边际产业”，那么转向哪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决定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业的发展机遇和我国缩短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考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一方面要关注工业产品的劳动力成本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用“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来衡量生产优势或竞争力，为分析产业转移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工具。蔡昉等(2009)分别用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测算了我国区域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并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用边际劳动生产率测算更为合理。因此，本文采用边际劳动生产率来测算单位劳动成本。边际劳动生产率的表达式为：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宏观经济外部性等条件下，单位劳动成本低的地方就是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为此，我们依旧按前面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四个区域，运用平均劳动成本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各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计算结果见表8。
从表8我们可以看出，平均劳动成本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在各个区域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成本一直是各区域中最高的，但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从2004年就开始落后于中部地区，并且在2004年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平均劳动成本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沿海地区自2004年开始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便失去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中部地区，在2004年以前边际劳动生产率仅落后于沿海地区，在2004年开始便成为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但是其平均劳动成本却一直是全国最低的区域。因此，抛开其他因素，单就劳动成本来讲，中部地区目前是最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从2004年开始，我国西部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速度最快，是很有潜力成为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区域。东北地区具有较好的重工业基础，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具优势。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西部地区具备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我国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证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可能性。
六、结论
本文将产业转移界定为产业的区位变迁，利用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商和产业的绝对份额三项指标综合测度我国的产业转移程度。结果发现在2003-2004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一直向沿海地区集聚，并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集中程度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06年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始露端倪，这验证了Pennings & Sleuwaegen(2000)的观点。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在区域间还未发生的表象是由于“省内转移——区域内转移——区域间转移”这种梯度模式以及“反方向转移”共同作用的结果。Rauch(1993)和Hanson(1998)的观点在我国产业转移的实际中均有所体现。工资差异相对地租上升来说居于次要地位；主动转移和被动转移均存在，根本在于集聚经济与重新选址的沉没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转出企业通常与原所在地企业保持某种垂直关系。
本文将产业转移效应定义为产业转移所诱发的产业宏观环境改善和微观环境改善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的外部性(如基础设施改善、政府效率提高、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国家投资倾向等)与微观环境的外部性(如企业自身效率的提高、竞争效应诱发的行业整体效应的提高、重新诱发新的集聚经济等)使我国的区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技术进步呈现出显著差异，中西部地区平均高出沿海地区5～6个百分点左右。这对于可流动生产要素来说会形成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发挥作用，那么，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就会随之发生。这样既可以维持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同时也会缩短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产业结构与区域的自然禀赋相耦合，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
为此，积极引导我国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沿海地区要抓住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承接国际的服务业转移，形成现代服务体系。对中西部来说，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相结合，同样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标签：产业转移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配置效率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