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群体论文,论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维新知识分子群体处于开拓阶段，辛亥知识分子群体则将转型提升到新的层次，但是，他们未能完成历史重任，最终被时代所淘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将从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和自身转型三个层面来阐释这一群体的转型，并理性地评估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
中国自近代以来，国家政局腐败，列强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逐步升级，太平天国等反抗运动乘机勃兴，清王朝几被颠覆，中国陷入空前的动荡局面。士大夫们对清王朝与民族的安危深切忧患，寻求自救自强之法，由朦胧的“师夷长技”构想到付诸实践的洋务运动，贯穿了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充分体现了时代与危机冲击而产生的刺激效应，不过是部分士大夫在维护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前提下，对西方侵略作出的强制适应。他们虽然并非要改变或走出传统，但这种努力却为后来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与活动环境。知识分子真正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肇端于甲午战后，维新知识分子首次以群体姿态登上了政治改革与思想批判的舞台，揭开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但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维新知识分子群体无力独立承担改造社会政治的领导角色，只能以传统的方式来背叛传统，进行“托古改制”的变法运动，没有走出依附封建政权的“事业格式”，他们的转型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辛亥知识分子群体则摆脱了传统士人坐而论道的清谈习尚，崇尚革命英雄主义，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初步实现了自身的同步转型。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体制名义上的变更，中国社会实际上仍旧在传统中徘徊，辛亥知识分子群体也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走向了解体，或沦为反动政客，或皈依宗教，回归传统，只有少数人仍然坚持探索。总的说来，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未能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症结，更未能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不过，他们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均进行了批判，对国民性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转型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等军阀为代表的旧势力沉渣泛起，把中国推进新的灾难深渊，动乱与复辟交相发生，在军阀、政客的推动下，思想文化界的尊孔复古逆流汹涌翻滚。同时，日本乘乱而入，操纵军阀，企图加速灭亡中国的进程。新的内忧外患给知识分子带来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唤起了他们新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承担了继续奋进、探索新的救国道路的历史使命。他们痛感到理想与现实的深巨断层，仅靠政治、革命或变动是无法消弭这一断层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更新，因而，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和青年一代，试图透过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批判与改革，教育和培养新一代的青年，开创中国近代化新纪元。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发刊辞中，率先向各种传统观念发出挑战，提出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即“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象的”，提出必须坚持“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变革方向。除了追求政治民主外，应当以近代科学文化教育青年，彻底改变传统国民性，才能建立新的中国。此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各种论说，标志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与崛起。中国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创建近代新文化的运动由此发轫。
五四知识分子首先对近代变革历史展开深刻反思，从中探究屡次失败的内在根由。陈独秀把传统文化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痼疾，指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1 〕他揭示了“单独政治革命”难以成功的深层文化背景。在陈独秀看来，“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辟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2〕因而，“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素质为之改善。”〔3 〕国民素质成了关系祖国前途与命运的根本课题，这就是陈独秀的结论。
陈独秀认为，要改善国民素质，必须启迪人的觉悟，更新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他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源。……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源，……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吾敢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4 〕陈独秀的对策是以西方“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置换中国传统的“儒者三纲之说”，这样，中国国民才能按照新的伦理观念思考与行动，从而实现最彻底的觉悟。
新文化运动健将们把家族主义视为传统伦理的顽固堡垒，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5〕他们认为， “孝”是家族主义的核心，必须猛烈批判。早在1995年7月， 吴虞就写了《家族主义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举起反孔非儒的大旗。他以儒学中的“孝”为突破口，着力展开剖析评判，写道：“孔子之学说，概以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6〕这种伦理观造成严重的历史后果， 使“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7 〕李大钊则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武器，进一步揭示“孝道”的残酷本质，他指出：“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8〕他的结论是孝、忠构成的封建伦理纲常摧残无数人的个性， 残害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它具有“吃人”的本质。因此，吴虞呼唤人们起来批判吃人的旧礼教及其鼓吹者，“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人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9 〕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斗士鲁迅在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描绘了旧礼教吃人的残忍画面，痛切地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号召人们奋起打破这“从来如此”的旧秩序，掀翻“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的“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的人肉筵席。周作人则从文化民俗的角度鞭挞中国的“吃人”制度。他们把吃人礼教与吃人的阶级联系起来展开深刻批判，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食人者与被食人者的尖锐阶级对立。这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上升到阶级冲突的高度，远远超出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批判水平。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健将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主题，从而为他们进一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准备了一定的认识基础。
二
新文化运动的使命不仅在于批判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建设新文化，这样才能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文化转型。不少先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本位，试图探究与解决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说：“观以伦理，……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10〕通过价值观念比较，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尽管中国有着严密的道德规范与观念，但却是以泯灭个性为前提的，因此导致国民性的保守因循，国运的停滞落后。改变现状的答案是变换价值观念，解放人的个性，建立新的文化体系。鲁迅对“二十四孝图”展开系列批判，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虚伪与畸形，造成了人性的扭曲、迷乱与丧失。他主张立即革除“畸形道德”及其产生根源——封建家长制度，“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从而建立“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的新型价值观，〔11〕希望这一代人立即行动，“清结旧帐”，“开辟新路”，革除妇女节烈、子女孝顺等一类封建道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敞明亮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2〕新文化运动健将们主张以西方价值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议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性平等也”。归根结蒂，必须以自由为道德核心的“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13〕才能更新文化体系，使中国人从封建宗法束缚里解放出来，获得人性的自由，享受各项民主权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新生，步入现代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先进分子开始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展开探究。他们意识到了凝聚在心理深层的习惯、情趣、感情等因素往往比外在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更加稳定与隐蔽，也更具延续性。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造成特定潜在意识，不时腐蚀着民族灵魂，这是改造国民性工程中的又一艰巨难题。鲁迅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塑造出阿Q 这一艺术形象，同时撰写了大量的杂文，从形象思维与理性剖析两个方面，揭示了国民性中的双重人格。在传统社会和文化长期压抑下，人被异化为主子和奴隶双重角色，“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隶，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14〕具有这种双重人格的国民十分卑怯，“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15〕胡适指出：“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一人成佛，一族飞升，一子成名，六亲啖之，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16〕把家族制度视为奴性的祸源，主张青年摆脱家庭束缚，消除奴性，独立走上社会，成为自由的人。陈独秀也号召青年，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摈弃奴性，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型国民。
在《阿Q正传》中，鲁迅深刻探求阿Q特定的生存方式和哲学，归纳出“精神胜利法”，从而揭示了中国人隐蔽的精神世界。他们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倍尝艰辛与凌辱，身心健康遭到极大损害，因而对现实苦难麻木不仁，但却在自我虚构的美好境界中追求安慰，享受胜利者的乐趣，以平衡现实的痛苦与失败。精神胜利法因主观层面的膨胀和虚构致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更不敢用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改变现实，因而，对社会变革采取冷漠旁观的心态，构成沉重的精神惰性力。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同时，陈独秀、李大钊、 胡适等也撰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退缩、回避、遁隐等方式对待现实生活的社会心理，号召人们抛弃消极、怯懦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求得新生。他们认为，双重人格与阿Q精神，归根结底， 都是传统社会及其文化观念对民族心理长期浸润的产物，导致了国民性的严重弱点。陈独秀痛切指出：“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17〕而鲁迅则塑造出各式典型人物形象，将国民性的黑暗面暴露于众：华老栓拿革命者的鲜血入药，烈士刑场上站满了愚昧无知的麻木看客。他沉重地写道：“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18〕他们认为，国民性的麻木、冷漠和自私，是中国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五四知识分子对近代历史的反思已深入到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的深层，因此，超越了近代其他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深度。他们提出和论证的命题，使我们民族认识到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应把国民素质的提高与升华作为一项根本的变革任务。只有正视阻碍近代化的民族弱点，敢于进行理性的自我反省，以寻求克服弱点与清除惰性力的途径，建立新型的近代国民性格，才能达到改造社会与改造国民素质的双重目标。
三
从群体内在结构考察，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有所增强，他们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是一批教授、学者、记者、律师等各界专业人才，并有大学生为其群众基础，其科学化与知识化程度较高，属专业型的近代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他们摆脱了维新群体和辛亥群体的思辨方向和行为方式，把批判与变革重点由政治转向了文化。陈独秀曾指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主张从批判、改造国民性入手，加速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以促成社会变革的完成。因此，他们集中力量，首先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封建文化基础——儒学体系。其次，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残酷本质，从而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以树立新的价值观念。再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国民性的变革作为根本任务之一，校正了单纯追求政治变革的片面取向，使中国的近代化的历程提升到新的层次，其启蒙的意义与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触发起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许多知识青年走出旧式传统家族，反抗包办婚姻，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新旧婚姻家族观念的冲突不断强化，频频反映于当时的新闻媒体，如巴金、丁玲等都是受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而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知识青年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与范围里，与传统拉开思想和行为差距，不少人与其决裂；同时，知识分子的转型不再仅限于政治意识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层面，他们的国民性也得到重大转变，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因而，先进分子还注重自我解剖，鲁迅就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更加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意识到自己背负着“古老的灵魂”，虽然“反戈一击”，〔19〕力图背叛旧阶级与旧传统，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它，必须“一面清洁旧帐，一面开辟新路”，〔20〕随着时代变革同步前进。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建树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奉献观念，他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是煮自己的肉”。〔21〕在政治文化实践中，他坚持理性批判精神，不断涤清传统观念遗留下来的影响，并且扎实地战斗与工作，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从而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最高代表，同时他又是向共产主义世界观转化的先驱，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又超越了五四。
当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根本解决新文化建设的问题，虽然他们提出了许多文化建设的构想，但归根结蒂不外是两种设想：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全盘西化”论，以胡适为代表，完全否定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方文化来重塑中国文化，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幻影，结果只带来一场无休止也无结果的论战。另一种则是力图建构超越中西两种文化的新文化，“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未及施行之理想”。〔22〕这虽然既突出了在传统框架内盘旋的格式，又避免了西方文化的弊病，但是，这是力图超越两种文化，脱离了现实的人文环境，必然成为文化乌托邦。两种设想从本质上说都是全方位抹煞传统文化，实际上取消了民族文化的存在理由和未来地位。其次，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新文化内容的阐释也存在缺陷。五四知识分子群体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号，但对“民主”与“科学”未作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也未作全面而具体的阐释，致使人们始终对“民主”与“科学”只有模糊而空洞的概念，没有清晰而实际的理解，这导致了文化改造的变形与错位。再则，五四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上多的是“破”，少的是“立”，甚至是一味倡导“破”。陈独秀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主张，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但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延续性，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先破后立”的法则，而恰恰需要边破边立，才能逐步以新文化替位传统文化。在新文化尚未确位前即全面抛弃传统文化，只能造成文化的真空与断层，旧文化也会改头换面重新活跃于历史舞台，民国社会文化曲折发展的史实正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缺陷的最好诠释。
就五四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转型而言，也不尽彻底。他们不仅受到时代热点、政治信仰及社会现实的制约，而且还受到自身素质、心态的影响，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中，自幼受家庭、社会及传统启蒙教育的熏陶，浸润了较多的传统素质，同时又缺乏自我解剖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因而自身的心态与行为方式不时与近代化相悖。一生标榜自由主义的胡适，在五四时期大力倡导家庭革命，鼓吹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但他自己的婚姻却完全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准则，由其母一手包办。胡适私下告诉友人：“吾之就此婚事，全由吾母起见，故从不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23〕更有甚者，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的清道夫”的吴虞，其女与男同学通信，他竟然痛斥为“不守规矩，不顾名誉”，如果再犯，“吾若知之，断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24〕他主张一夫一妻制，却一生连纳三妾，并一度沉湎妓院，在行为与心态上与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最终皈依佛教。五四时期一度大张鞑挞传统文化的周作人，也日益远离时代潮流，回归于传统隐士生活模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批判的精神与勇气，丧失了近代独立人格。总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未能实现群体全面而彻底的转型，不久就发生剧烈分化：一部分以周作人为代表，脱离政治，回归传统；另一部分以陈独秀为代表，转向政党政治，继续进行彻底改造中国的斗争；鲁迅则依然执着于改造国民性与独立人格的文化运动。
纵然五四遗留下了不少问题，但是就近代意义而言，知识分子基本上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近代历史上的多次变革不乏政治思想层面上轰轰烈烈，但国民心理和素质上却显得冷寂沉滞。而五四时期，却是从政治思想到社会心态都体现了黑格尔所表述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相一致的态势。正是他们承担着承前启后的使命，终于培养出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与宏扬五四精神，勇敢奋进，向着共产主义世界观挺进，给中国带来了新希望的曙光。
注释：
〔1〕《文学革命论》，见《独秀文存》卷一，第137—139页。
〔2〕《袁世凯复活》，见《独秀文存》卷四，第127—128页。
〔3〕《我之爱国主义》，见《独秀文存》卷四，第87页。
〔4〕《吾人最后之觉悟》，见《青年》第一卷，第六号。
〔5〕〔13〕《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青年》第一卷， 第四号。
〔6〕〔7〕《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见《吴虞文录》上卷。
〔8〕《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见《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9〕《吃人与礼教》，见《吴虞文录》上卷。
〔10〕《守常文集》第39页，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版。
〔11〕《我之节烈观》，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15页，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2〕〔20〕《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30页。
〔14〕《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第五卷，第136 页。
〔15〕《坟·杂忆》，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09页。
〔16〕《藏晖室札记》，1914年6月7日。
〔17〕《卑之无甚高论》，见《独秀文存》卷二，第175页。
〔18〕《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3 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写在〈坟〉后面》，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86页， 1981年版。
〔21〕《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21页，1973年版。
〔22〕《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19页。
〔23〕石原皋《闲话胡适》，第15—16页，1985年。
〔24〕《吴虞日记》，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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