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富回国的原因分析_刘永福论文

刘永富回国的原因分析_刘永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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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6月,中法战争以清政府的妥协投降而告结束。 曾经威镇越南、名扬全国的抗法英雄刘永福离开越南,回到国内。对刘永福回国原因,史学界长期有不同看法,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刘永福是在名利地位的诱惑下回国的。我认为,探讨刘永福回国的原因,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如果说刘永福是为官职地位所诱惑而回国的,那么他回国后的官职地位应该高于在越南的地位,否则就谈不上诱惑。而实际情况是:刘永福在越南的官职是三宣正提督,当然比清政府给他的记名提督要高。况且,刘永福在越南的实际地位是:“据山西、兴化、宣光已十余年,是处官民知有永福,不知有越南王。”(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二〉,第230页。以下注释凡引自《中法战争》者,均指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这部丛书,不再说明。)“号令北圻, 越地大小各官无不承风听命。”(注:《中法战争》〈六〉,第538、53、538、436页。)当时越南阮氏王朝昏庸腐朽, 全国局势动荡不安,一方面是法国的入侵,另一方面是到处爆发起义,内忧外患,难以自存。在这种形势下,刘永福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以保胜为中心,控制三猛十州,进可攻,退可守,处于非常有利的割据地位,其权势地位远远超过三宣提督。同时,以三宣提督与清政府授予他的记名提督相比,也是不恰当的。清政府在战争中虚授的记名提督,在战争结束后,兑现为实授提督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后来,清政府无论是在饬令中,还是派专员前往越南劝刘永福回国的时候,都只是说,回国后让他驻防思钦一带,再没有提记名提督的事。或者有人会说,清政府给刘永福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和三代一品封典这样一些特殊荣誉,名利应该是够高的了。其实,这同样是清政府的诱骗手段,而且刘永福本人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不为所动。在清政府要他回国时,他不以为意,根本就没有回国打算。

说刘永福是为了个人名利回国,还有一些问题不好理解。比如,刘永福为什么不在停战撤兵令下后立即回国,而要在清政府九下上谕、公私照会二十多起,并派专员多次前往越南劝说的情况下,拖延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回国呢?对此,认为刘永福是为名利地位而归国的学者提出两点解释:第一,越南人民的苦苦挽留,使得刘永福不可能很快回国;第二,回国人数的争执,拖延了不少时间。的确,刘永福在越南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越南人民爱戴。越南此时处在内忧外患之下,越南人民希望他留下来,抵抗法国侵略者,保护人民安全。但这并不能说明刘永福因此耽误时间。如果按某些人所说,刘永福是一个名利之徒,为了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他怎么会因越南人民的挽留而踌躇不前,甘冒激怒清政府的危险呢?关于回国人数的争执的实际情况是: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张之洞通过唐景嵩给刘永福的命令说:刘永福要带回的部队,只能“少则数百,多则两千。”(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而刘永福抗疏力争,要求把直属的三千余人全部带回国。张之洞在四月三十日的照会中拒绝了刘的要求,并重申最多只准两千人回国。此后没有就这个问题再次争论。因此,回国人数的争执是四月份的事,而刘永福后来又拖了几个月才回国,并且他不顾清政府的命令,把所部三千余人全部带回国。从个人名利考虑,刘永福敢这样做吗?所以,以上两个原因根本不能说明刘永福为什么迟迟不回国,只能说明刘永福是不想回国的。

中法停战后,清政府多次命令刘永福迅速撤兵回国。对此,他一开始是“不以为意”、“度外置之”,后来在清政府的压力下,变得“犹豫不决”,最后被逼迫为“公意始决”,同意回国。一个流落国外近二十年,在抗法战争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爱国将领为什么不愿回国呢?因为他对清政府不放心,对回国深有顾虑。他曾“往问三婆神降童,以定行止。神曰‘去无妨……去!去!去!尔毋怀疑,尔去之后,永享天朝富贵,断无还越之日。’”(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他顾虑什么呢? 他是担心回国后遭受排挤和打击。张之洞也说(刘永福)“以举部来归,意存疑畏。 ”(注:《中法战争》〈六〉,第538、53、538、436页。)像黑旗军这些曾为抗法战争作出过重大牺牲的部队,清政府还不准他们全部回国,显然是对他们很不信任,要削弱他们的力量,刘永福怎么会不产生怀疑和畏惧之心呢?所以,在他向张之洞提出的回国六点要求中,第一条说“保胜宜派人防守也……,拟择子弟为官,纠集土人,据险而守。”(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并要把其子刘成良留在越南。这实际上是刘永福为了保存实力,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刘永福“雄长越地,根蒂已深,据保胜为奥区,连三猛十州为后路。”(注:《中法战争》〈六〉,第538、53、538、436页。)再加上他在帮助越南抗法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越南人民爱戴,具有崇高的威望。把老的一批带走,留下子弟,便于刘成良统率,控制和巩固这块根据地,以防刘回国后遭受排挤打击时,有条退路。第四条要求说:“求赏发关防……以资办公,而昭信守。”(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他对清政府不放心,所以要求把给他的许诺兑现后再回国。

当刘永福决意回国后,曾把越南北部各董里长招来对他们说:“不可以从他之教(指天主教),尔等期候,我入关三年,到去天朝察看如何,如果三年并无什么消息,彼时从教与不从教,乃可任便行之。”(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这表明刘永福打算回到国内后,如果形势于他有利,就留下来否则就再回越南。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他对清政府疑虑之深。那么,如此深的疑虑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可以从刘永福个人身世中寻求解答。

刘永福出生于广西钦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十几岁就去作佣工。父母双亡后,他“一身外别无长物,无以为家。之邻乡高凤村陆二叔茅屋,借一庌暂居。日则出而渔樵,夜则入而栖止。”(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咸丰初年,广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刘永福因生活“困苦无聊,不堪言状”(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在咸丰七年投身于农民起义部队。同治六年,清政调集重兵镇压广西农民起义军,刘永福因在国内立不住脚,遂率三百来人进入越南。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招抚了他。四川总督丁宝桢把清政府的目的说得很清楚:用刘抗法“胜则越南感代筹之德,设此类竟为法鬼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注:《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转引自《大公报》1952.1.4.丁名南文))李鸿章也说:黑旗军“太无纪律,无怪法人目为土匪。”(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既然是土匪,那自然迟早是要予以消灭的。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为了利用刘永福抗法,曾答应给予军械和粮饷援助。可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前后“济刘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药弹多不著火。”(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就连清政府给予刘永福少得可怜的一点军械和银饷,都引起地方的眼红,多方截留。谕令“广西藩库提给(银饷),而晓帅不肯遽付,赵庆池……不肯接济军火;凡晓帅由谅山解往山西者,皆为北宁截留。”(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清政府曾因“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著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可是这十万赏银却“分毫未解。”(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在战场上,清军的所作所为更让刘永福寒心。刘永福所部不到四千人,“而与法国人相持,或数里之近,每战必一日三日之久”,清军却“坐拥二、三万人,去敌数百里之外。”(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要黑旗军在前线进攻敌人,他们退守后方,坐视刘永福失败而不肯给予援助。光绪十年,黑旗军与法军在三圻交战;弹药将尽,“屡清岑军救援,岑营按兵不动。”(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黑旗军苦战一日,终因弹尽援无而失败。更有甚者,当黑旗军在临洮大败法军时,岑军从后面跑到前线,把战利品抢劫一空,并向清政府谎报军情,说岑毓英率部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越地七十余州县。

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刘永福的疑虑并不是多余的。当清政府诱骗刘永福回国时,答应他回国后驻防思、钦一带。可是刘永福回国后,却无人再提此事,最后仅以南澳镇总兵把他打发了。而且刘永福回国前,清政府曾向他保证,回国后准许他募足五营兵力,但后来不仅不准他添置兵力,反而一再裁减他的部队,只剩下三百人。在刘永福作回国准备时,张之洞担心刘把储存在保胜的武器弹药携带回国,叫他折价交给岑毓英,回国后再领取这笔钱(十万两银子)。可是刘永福回国后向张之洞提起这件事时,张却赖帐,说不知有此事。向岑毓英要钱,岑也不给。

刘永福既然不想回国,最后为什么又回国了呢?这是他经受不住清、法、越三国政府压迫的结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回国的。

众所周知,中法战争是因为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法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越南建一块殖民地,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要以越南为据点,进攻中国,掠夺中国西南部的财富。清驻法公使曾纪泽就指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南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之著作多可为证。”(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但是从越南进入云南的要道——红河上游被刘永福占据,成为法国人进入我国西南的巨大障碍。法国人企图用军事力量搬开它前进道路上的这块“绊脚石”,遭到黑旗军的沉重打击。法军又逼迫越南阮氏王朝,要其调开刘永福。越南以“广安府世袭知府”(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为诱饵,要刘离开保胜,遭到拒绝。又企图用金钱收买刘永福:“法国愿出一百万两与公,让出此地与它,”(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171、280、270、288、290、297页。)同样遭到拒绝。可以说,刘永福一日不离开越南,法国人的侵略目的就一日不能实现。

因此,在清政府妥协投降后,法国人就进行要挟,清政府一日不把刘永福调离保胜,法国人就一日不解除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法以澎湖为质,刘一日不离越,中国海防一日不能结局。”(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腐败的清政府,一方面希望刘永福撤回国后,法军能解除海上封锁;另一方面,害怕刘永福留在越南继续抗法,“弥患不足,启衅有余”(注:《中法战争》〈六〉,第538、53、538、436页。)。所以,清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逼迫他迅速回国,前后共下上谕九道、公私照会二十多起,并派委员专程前往越南去“开导”刘永福。张之洞在给刘永福的照会中说:“澎湖之退,还视保胜为迟速,贵提督一日未抵云境,法船一日尚据台洋,关系大局,殊非浅鲜,现在迭奉严旨,速催贵提督即率所部退回云界,不准稍有迟延。”(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由于刘永福迟迟不肯回国,清政府大为恼怒,向他提出警告:“倘或观望迁延……徘徊歧路,自恃凡泥……显违简书,隐快仇敌,事变之来,诚难预料……。”(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但刘永福还不为所动。因此又进一步警告他:“切不可再流连越地,至令法人藉口,不肯退出澎湖,贻误大局。此阁下前程之所系……尚再违延,祸将立至。……如敢不遵旨,退入云界,换出澎湖……违旨身且不保,更何有于保胜?”(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气势汹汹,充满杀机。清政府对他的警告并非仅仅是恫吓,“津约第一条,无论何人侵犯,中法均应保全互助,何人者,刘也;护助者,中国助法剿灭刘也。法恶刘,总署恶刘,北洋恶刘,岑帅恶刘。”(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清政府已将自己出卖,为讨好法国人,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做法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另一方面,越南阮氏王朝的所谓抗法,离开清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面对侵略者的进攻,阮氏王朝实行的是屈膝投降政策。一方面利用刘永福去抵抗法国侵略者,另一方面又屈服于法军的压力,限制刘的抗法斗争。同治十二年,黑旗军在河内城下大败法军,阵斩法军统帅安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在此关键时刻,阮氏王朝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勒令刘永福退兵,并强行收走攻城器械。光绪九年,法越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承认受法国保护,同意驱逐黑旗军。只是当时清政府还在抗法,越南则暂时保持沉默没有立即强迫刘永福离开。但在法国侵略者的压力下,对刘永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刘某如不退兵,朕亦不认尔为越国之臣。”(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可以说,如果不受越南政府的牵制、阻挠,刘永福的抗法斗争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清政府已妥协撤兵的情况下,越南政府更是彻底屈服于法国侵略者。因此,黑旗军如果继续留在越南,将会遭到清、法、越三方的联合镇压,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

同时,在黑旗军内部,士卒之间普遍存在一种思归心理。这些抗法英雄流落国外多年,深深地怀念故国的亲友,现在能够衣锦荣归,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奋。“此时一般将士,个个欢欣,人人喜乐,皆相谓得回祖国,光宗耀祖,亲友交游,重相见面。”(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今闻天朝迄次上谕,并调入关,昔日相从尔之各将士,大都无不欲回祖国,希冀特殊保奖,或得一官半职,光荣其身,倘若不入关,恐人心从此涣散,将此土崩瓦解,诚难逆料。”(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在这种情况下,刘永福不能不考虑将士们的情绪,否则将会出现严重后果。或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随刘永福回国的,只是黑旗军一部,其大部分是留在越南的,怎能说黑旗军将士都想回国呢?的确,黑旗军回国的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留在了越南。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同治六年,刘永福率三百来人进入越南,此后在越南的近二十年中,先后打败并收编了一些盘踞在越南的割据势力,如叶成林、十州首领阮某等,使黑旗军人数剧增,壮大了刘永福的势力。这些人听命于刘永福,但非刘的嫡系,他们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刘永福的直系部队“始终不过四千人。”(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况且在经过丹凤和左育等恶战后,人员伤亡严重,兵源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很大的补充。刘永福自己也说:“永福与法拒战二十余年,所部兵卒皆百战之余,现在三千多众……均须携行。”(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可见刘永福部不超过四千人。想要回国的也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的态度是刘永福决定去留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停战撤兵令下后,刘永福如果继续留在越南,其处境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乃是受清、法、越三方压迫再加上黑旗军将士衣锦荣归心理的影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回国的,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地位。我们绝不能因为他没有经受住沉重的压力留在越南继续抗法,而对他横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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