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现象的心理透视——对通俗文化的重新估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透视论文,现象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90年代是港台流行音乐的高潮期。1991年，童安格在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他的歌声素以柔婉、抒情为特长，一台晚会立即征服了上海的发烧友，一群少女痴痴期待她们心中的偶像久久不愿离开晚会早已结束的剧场。歌迷们感到，童安格并没有满足他们崇拜需求，于是，她们在风雨中等待了许久。歌迷们知晓，童安格很快就会飞回台北，或者飞到中国的另一座城市。终于，一队少女拥着鲜花扑向她们心中的星座。据载，某大学的一名女团支部书记在大庭广众之下热吻了这位歌坛金童。另有两名女中学生冒着寒雨静候在童安格下榻的饭店，直至凌晨4时，终于感动了这位歌坛王子。王子迈着疲惫的步履接见了他的臣民，接受了她们的鲜花和亲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盗版现象的猖獗一时，香港和台北的歌坛受到了重创，歌星零落，歌坛萧条，呈现出惊人的颓势。尽管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港台流行音乐水准仍旧比大陆的流行音乐高出若干档次。港台歌星在大陆的号召力，风光依旧，不减当年。2001年9月8号，香港歌星刘德华在武汉举办个人演唱会。主办者独出心裁，出3600元的价钱，可以获得和刘德华手持鲜花拥抱合影的机会。1万元人民币就不仅可以享受合影拥抱等待遇，还同时拥有与刘德华长谈三分钟的权利。如此惊人的促销价位，门票竟然也是一售而空。香港歌星谢霆锋更是利用人们对他的崇拜热情，利用出唱片，拍电影、电视、广告，举办演唱会等机会，5年之内，挣足了两亿港币。
纵观大陆歌坛，崔健和腾格尔兴许是仅有的两位堪与港台一流歌星抗衡的实力派歌手。1991-1992年度，崔健在未完成他为亚运会捐款100万元的梦想之后，带着他特有的看似强烈的叛逆精神，开始了他的中国——世界之旅。在武汉，他把自己强劲的忧伤、痛苦的咏叹留给了热度很高的武汉听众，旋即移师西安，当时，两名武汉的女大学生竟尾随而至古都西安。崔健唱起了《假行僧》“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一曲落地，两位女郎如同朝圣般扑到崔健跟前，亲吻了这位新科歌王。无疑，歌星正在扮演一种压倒一切的社会角色，蛊惑着适龄听众的精神世界。造星手段的花样翻新，追星群落的肆意生长，追星烈度的反复攀高，无疑又为歌星的生存和歌星市场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宗教狂热的崛起与儒教文化的惯力
意大利前总理、著名足球俱乐部AC米兰队老板贝卢斯科尼曾认为：足球运动在现代社会，早已远远超出了运动、比赛、娱乐本身，它已经成为一种能让亿万人销魂夺魄的宗教运动。的确，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史与宗教史，构成了人类进化与发展、进步与繁荣的两极。前者赋予人以物质的结构形式，后者则为人的灵魂发育提供了栖憩之所。不幸的是，社会的进化得力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宗教的魅力则源于人对自然、心灵、以及整个外部空间的无知。在社会史与宗教史交织的空间，科学与宗教一直充满了程度不同的对立与矛盾。16世纪，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宣传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却被罗马教皇判处火刑而死。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使宗教灭绝，相反，宗教作为人的精神麻醉剂(马克思语)，一直担当着修饰人的精神，为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生活注入润滑剂的功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时代是一个人的自然性不断被剥夺的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成了一种精神上不断被损伤、被压榨、被役使的大工业化机器的附属品。这一时期，原始宗教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解释世相百态，更无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20世纪的宗教内涵，变得更加普及化、多样化了。就基督教而言，虽然罗马教皇仍具有在基督教世界的传统号召力，但较诸中世纪，它已变得越来越具点缀或象征意义。与此同时，极具普罗性质的所谓通俗文化当仁不让地填补了由传统宗教影响力下降后的空白，承担着某种程度的宗教职能。1969年8月，40万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徒步行进到纽约的白湖，只是为了参加反越战游行，同时参加伍得斯托克的摇摆舞节。当美国第一位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一曲《永远年轻》结束之后，会场灯火骤熄，数十万人纷纷点燃了火柴和打火机，随着迪伦一同唱《像一块滚石》，整个广场成了星星之火的海洋。这种场面，即使是在最狂热的宗教集会中也极少出现。
如果把追星族的出现当作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现象之一的话，那么，反追星族的出现则似乎更为意味深长。1993年底，由影视明星宋丹丹、赵丽蓉、郭克表演的小品《追星族》是一出具有针对性的讽刺喜剧。其中宋丹丹饰追星少女，赵丽蓉饰少女奶奶。作品把清纯的女中学生满口的港台式普通话放到了可笑的位置，又将少女房间悬挂的巨幅四大天王像当作了幼稚与羞耻的象征。从表象上看，小品把追星族和反追星族的冲突当作了一种代沟冲突。年轻一代扮演着一种文化趋势，年老的一代又扮演着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反追星趋势。揭开这种代沟的内幕，不难发现，它展示给人的是更为清晰、更为深沉的文化冲突。在开放与日趋繁荣环境中长大的新生代中国青年，更倾向于动态的、热烈的、超前的宗教文化精神氛围，而在苦难与动荡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中国民众则更依恋于宁静的、稳定的、滞后的世俗化生活方式。很可能出现的事实是，反追星族对追星族的恶感并非来自追星族对流行歌曲本身的迷恋与热爱，反追星族反对的恰是他们对歌星们过于热情的敬仰。这种敬仰并非反追星族们所习惯的内向、腼腆、羞涩、充满古典风格的精神爱情或单相思。对反追星族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追星族们早已把诸如温柔敦厚、男女授受不亲等古训忘得干干净净。即使在音乐范畴内，追星族们热衷的已远远不是在宁静典雅的音乐厅静静欣赏一场古老的高雅音乐，他们宁可在喧闹化、情绪化、人性化的氛围中实现参与和行动的愿望。
商品经济固然给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人所共知的活力，但商品经济的原则是进化的原则，进化的原则又以竞争为基本动力。然而，竞争毕竟不是一首田园牧歌，更不是永恒的缠绵情话。竞争的负产品是淘汰，它不仅包括着产品淘汰，也包括了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的淘汰。竞争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也可以迅速改变人的生存意识，使强者意气风发，使弱者饱尝失落与被弃之苦。心理学的一个浅显的原理告诉我们：青春期的人具有的是一种最敏感、最善变、最具求异与创新的思维。对于婴孩期即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新生代，他们没有见过文革过程中人兽倒置的场景，更无以体验中国几十年局部与整体的被外国侵略的历史。但他们知道美国，熟悉好莱坞，知道“猫王”，了解麦克尔·杰克逊，知道麦当娜，也熟知各种宝贝和各类天王……他们更能以青春的感官预感到未来竞争的压力。确实，他们不懂得儒教的文化，但热望宗教式的狂热。他们深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离他们很近，但在内心里则离他们很远。对他们来说，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倒不如说是一种过于沉静的文化。那么，当生命冲动从沉静走向沉静的反动之时，欲望很可能要转化为狂热，变作一种生活化、世俗化、宣泄化了的宗教情绪。在这种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的世界里，象征着美与未来、摩登与信心、风流与成功的歌星无疑就是追星族心中的教皇。通常而言，追星现象是一种神圣化了的心理行动。崔健与童安格所接受的完全有悖国情的异性之吻，所表现的是一种类似安琪儿与圣母玛利亚的情结，在纯洁中渗透着崇高，在欲念中包含着升华。这里，追星族犹如普遍的人类，歌星成了真正的上帝，刹那间的接触，双方共同达到了一种超凡感应。儒教文化在此一瞬，变作了一种颓然倒地的墙。
二、英雄崇拜与英雄空白
英雄崇拜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就集中论述了这一题目。他认为：“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的历史。”卡莱尔还从人类历史中精选出六类“外表上相异”的英雄，其中包括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君王英雄。这六种英雄，基本上又可以分为精神英雄与力量英雄两种。卡莱尔认为克伦威尔是敏锐、勇敢、果敢的。拿破仑则“有一颗敢作敢为的灵魂”；莎士比亚、彭斯与穆罕默德、卢索等一样，具有“诚实的品质”。他进而推断：“勇敢的确是同情的源泉，也是真理和人身上一切伟大的善的东西的源泉。”而“真诚，一种深刻、伟大、真正的真诚，是一切有英雄业绩的人们的首要特点。”
就艺术而论，诚实，往往包含着艺术自身的真实性内容；诚实，又是一切艺术赖以产生魅力的基本因素。港台歌星之所以得到大陆以及港台青少年英雄的膜拜，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其具备了艺术的彻底的“诚实”，而这种“诚实”又多为大陆音乐所遗忘。每种单项艺术都有其特定的源流。港台流行歌曲也决非一无依傍的独立艺术，相反，她承继的恰恰是大陆五四以后海派电影插曲与流行音乐的传统。1920—1940年代的海派流行音乐，紧随欧美流行音乐的风潮，又适当吸收了江南民歌和古典诗词的精华，最后凝结成了一种具有中国品位的流行音乐。《天涯歌女》、《夜上海》、《四季歌》、《月圆花好》、《真善美》、《何日君再来》、《毛毛雨》等，这种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遵从了人类天性的自然禀赋，开拓了人之为人内在性质的无限丰富性。当记者问及童安格大陆流行音乐为何落后于港台时，这位当代实力派歌星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大陆缺乏最新近的国际流行乐坛的资讯；再是大陆流行音乐只是整体水平很低，个别歌手，尤其是个别实力派歌手，如崔健、腾格尔，其水平绝不低于港台歌手，在海外也广有听众。原因就在于崔健和腾格尔具备了大陆其他歌手不具备的素质，那就是富有人性和个性的“诚实”。童安格的观点也许还有更为深远的寓意，尤其当人们咀嚼其反面的意味时，却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歌曲由文革以来形成的反人性、反个性的强大惯力至今仍有余响。大陆流行音乐的滞后也许证实了这样一种原则：音乐，当其远离了卡莱尔所说的“诚实”之时，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与其相反，在一个广泛失去艺术的诚实性的文化氛围里，谁拥有了诚实，谁将捷足先登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并在本质上具备了英雄的禀赋。
现代精神分析学早已证明，人在特定的年龄，伴随着其生理变化而特有的心理需求。由于人类模仿与学习的天性起作用，崇拜心理是青春期人类的伴生物。一般而言，8-12岁的儿童，处于传奇英雄崇拜的阶段，女孩子则对同性美艳女子产生仰慕之情。13-15岁的少年男女，崇拜现象逐渐分化，一部分注意力投向对异性美貌人士的崇拜，另一部分注意力仍旧关注同性美貌人士，进入了所谓的混合崇拜阶段。进入16-25岁时期，这种混合崇拜逐渐朝异性崇拜方向转移，直到彻底告别崇拜年龄，进入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的阶段。可以认为，模仿是崇拜的基础，崇拜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起点，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的崇拜一般都停留在性崇拜的阶段，这种崇拜具有持续时间长，无以遏止，烈度超强等特点。如：2002年度，香港某“天王”在武汉举办歌会，一位女大学生歌迷花销了3000元人民币和他合影，还高兴得手舞足蹈，得意而去。那笔钱是她辛苦3个月打工所得的全部家底。2003年4月在上海的韩国纺织品时装晚会上，韩国男歌星招来了台下数百名少女的热烈追求。这位歌星退场，引来了少女们的一派痛哭。至于台湾的张惠妹、李玟在大陆的巡回演出，依然是所到之处，崇拜者如云，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时至今日，性崇拜的市场化已成泛滥之势。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剧，也是一出时代的喜剧。悲就悲在时代造就了一批性感明星，他们蛊惑了青年人的意志，使得一整代的大陆青年人成了港台性感偶像的精神俘虏。喜的是，中国终于告别了单相度的精神控制，从单相度的精神控制走向自由的性感崇拜，是一种进步。
上世纪50年代，一整代中国青年曾把美的时尚放到了苏联影星身上。有鉴于当年追星族们的“崇苏媚外”，文化部特别下令，要求用中国的十大明星如王心刚、王晓棠、上官云珠、舒绣文、祝希娟等代替当时的苏联十大电影明星。60至70年代前期，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不甚健康，时尚明星已被“政治”明星取而代之，带有阳刚精神的和政治色彩的“英模”人物如抗战英雄、抗美援朝英雄、雷锋等成了六七十年代青春偶像。所不同的是，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文革明星”逐渐失去了其旧有的色彩。印度影片《流浪者》的主人公拉兹、日本影片《追捕》男女主人公杜丘、真由美，日本影片《生死恋》女主人公扮演者栗原小卷以及一大批重新出现在银幕上的20-50年代的中国影片的明星，成了一整代适龄人的新偶像。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这一代的追星族并没有走向狂热，对明星的神往与崇拜仅仅是一种内向性、梦魇般的单恋。就英雄崇拜而言，70年代后期以来的青春偶像是一种过渡型、多元型、混合型的明星群体，那些传统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早已黯然失色。中国竞技体育在世界体坛上初尝胜果，使一些体育明星成了新的英雄。郎平、张蓉芳、李宁、古广明、许海峰等人的名字正逐渐代替了60年代相续而来的“英模”明星的位置。与此同时，影视界的陈冲、刘晓庆，以及后来的巩俐、章子怡，也以她们各自的魅力保持了其传统的性感明星形象。但在广袤的中国乡间以及偏远的城镇，为官方所倡扬的英雄，如战斗英雄、助人为乐式的英雄等也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可以说，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时尚文化，是一种代表传统的英雄的“上帝”已经死掉了的大众文化。在这种处处为英雄，人人又不为英雄的背后，实际上出现了一片英雄短缺后的空白地带。
20世纪80-9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由沿袭欧美到独具特色，由歌星寥落到群星灿烂，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繁荣昌盛景象。经过几代作曲家和歌手的共同努力，港台流行音乐步入了繁荣期。它一如同一时期的美国职业男篮，同时拥有了飞人乔丹、魔术师约翰逊、大鸟伯德、剃刀巴克利。邓丽君之后，先是罗大佑的实力派冲击世界华人流行音乐圈，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众星璀璨的局面。华人流行乐坛同时出现了崔健、齐秦、王杰、童安格、谭咏麟、郑智化、陈淑华、腾格尔、孟庭苇……众多歌曲流派交相辉映，各种风格共荣共存。这是继唐宋两代以来，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出现的又一次高潮。
时尚的本质也正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形态，尽管强权也能产生威望，左右时尚，但仅是一种暂时的、变态的时尚，如“文革”时代，女性竞相穿红卫兵服装，唱红太阳歌曲。时尚的力量来源于人在青春期强烈的求美、求异、求个性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是原始的，普遍的，甚至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显然存在。动物在求偶期的求新求异的鸣叫，和流行歌曲求新求异的旋律组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类情窦初开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专心聆听流行歌曲的时节。人类创作流行音乐的冲动，正如动物求偶冲动，是生殖冲动自然显现。流行音乐的本质就是人类求偶期的鸣叫。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力量雄厚的国度往往可以主导时尚的主潮流。1200年前的中国盛唐，曾凭借其强大的国力，成功地输出了它的文化模式，形成了今天的筷子文化圈。当今的美国，同样成了世界文化独领风骚的核心国度。当年专供美国西部牛仔着穿的耐磨、耐脏、紧身牛仔服，现今成了全球共 用的畅销时装，其覆盖面之广，只有传统的西服可与比肩。好莱坞的影片风格，就是世界各开放国度影片风格的未来榜样。好莱坞影星的着装，很可能会在一周之内风靡全球。NBA球星，也早已不再是全美明星，而成了全球明星，尽管这些球星眼光只盯着美国。作为60年代美国文化现象之一的滚石(ROCK AND ROLL)音乐，也早已不是为人所陌生的怪诞音乐，恰恰相反，他成了全球几代人的狂热时髦。至于霹雳舞、迪斯科、文化衫、美元计价、美式英语、奥斯卡影片，这些原装的美国文化都变得世界化了。倘若把这种对经济力量的敬服当作时尚之源、英雄之源的话，美国文化无疑担当起了当代英雄 的角色。当今中国言必称美国如同当年的言必称希腊。
港台流行音乐在世界流行音乐圈中并不是主流，也很难打入非华人领域，它过滤了美国流行文化的冲击力，变成了中国式的美国流行音乐。在原创的意义上，港台流行音乐仅可视作是美国流行音乐的回光返照，但这种文化对日渐开放的中国青年来说，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毕竟融涵了美国文化的基本品位，又保持了中国人所习惯的审美方式。当这种欣赏变作一种强力的精神需求之时，传媒这种文化的主体——歌星，往往变成了人们的精神英雄。于是英雄在追星族的自我抉择中诞生了，它没有来自外在的权力，却来自每个人的内心倾向，来自初具主体精神的青年人的本能选择。1994年6月11日，中央电视台“体育大世界”播放了纪念叶乔波冰坛生涯20周年专题晚会——《冰之魂》。这位为中国也为自己赢得过23枚金牌的速滑运动员本身已是世界级明星。晚会走向高潮，叶乔波被人用轮椅推到了舞台，主持人请求她唱一支歌以表达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大家都企盼着能听到一支十分本土化、军队化、传统化、高亢化的军中劲歌，谁也没想到，这位年届30的现役军人选择的竟是感伤的港台流行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笑我在太阳下低头……”这如同人们在企盼一支大浪淘沙的歌曲时却听到了“杨柳岸晓风残月”。叶乔波是诚实的，她没有选择高亢，却选择了诚实，选择了真实。叶乔波不是神，她一如任何心灵依然年轻的寻常人，向往美，时尚，自我，向往另一种她自身尚未具备的英雄品位。
90年代，港台歌星大范围进入大陆，大面积引发了青春族的策应。这并不足以证明港台歌曲的魅力强大。这其中，大陆传统英雄失却后的真空，又为港台歌星的时尚魅力所占有。追星与反追星的对立，变成了英雄崇拜与传统崇拜，自我崇拜与英雄虚无主义的冲突。
三、嬉皮文化与本土文明
当工业化进入计算机时代以后，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积累已足以保证人人拥有了适当的休闲和娱乐时间。60年代的美国文化把摇滚乐与吸毒、性解放与反战示威糅合在了一起。那个阶段，传统文化面临全方位的挑战。青年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挑战传统的主力军。有趣的是，这场以雅皮士为主体的文化运动竟广泛地兼容了美国社会中的下层青年，两者共同组合成了至今仍未见衰亡的嬉皮文化。文化的传播总是如此，发达地区流向非发达地区。通常以非发达地区的文化被同化为趋势。中国追星族正是欧美嬉皮文化在中国的变体，是中国嬉皮文化的初级形态。质言之，嬉皮文化的主导意向是尚个人、尚自由、尚欲望、尚宣泄。嬉皮文化的主题均表现出了人们对传统技术理性、智慧理性以及实践理性的淡漠与扬弃。在更多的时空中，嬉皮主体不仅是机器的奴隶，还充当着社会奴隶的角色。信奉原始宗教，崇尚人的官能崇拜，便成了他们不自觉的选择与趋同。男性传导了暴力宣泄的同时，女性则充当了性宣泄者的角色；男性嬉皮膜拜的是阿里、史泰龙、泰森、李小龙，女性嬉皮则把麦当娜作为偶像。中国嬉皮由于受儒教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在反叛传统的同时，势必受到强大的反嬉皮势力的牵擎。同样因为传统的重道哲学和男权中心论作用，中国的大众追星族，男性成员所占比例较小，而一向以受动、依附、精神受虐为天性的女性成了追星大军的绝对主力。可以认为，由于女性更接近人的自然性，更少理性，更依赖直觉，更依凭本能，所以，在追逐偶像的过程中常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和狂热。
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女性大多有更强的拒斥异化的天性，但她们较多地倾心于纯心灵的活动，热心于宗教情绪，醉心于在幻想与精神游荡中生活。据载，在中国气功热长盛不衰的时代，信奉此道者多为女性。而热闹非凡的名气功师带功报告，听众也大多为女性。她们像一群乞求精神慰藉的饥饿者一样，围绕着由气功师扮演的上帝而陷入陶醉，尽管所谓的气功师根本没有带功，也决不妨碍女信徒们照常地灵魂附体，进而异相百出，丑态毕显。不同于这些年长的追星族的是，少年追星族在追星时，除却其嬉皮人生、放逐自我的方面以外，还常常以重复前辈为耻，将前辈的崇高理想也一同视为有悖时尚之物。人类进化自有其进化的法则，过于清纯的追星少女似乎还无以理解真正的生活，更不屑于参与那种尚属遥远的成年人较为沉重的生活状态。她们的行为很像自然界中的鸟类，盲目而自信，在为自己规划一种归宿，寻找一种定型。通常，这种归宿与定式往往是模糊的、装饰性的、美化的、抽象的，同时不乏亲切。这时，一切的歌星、影星、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就成了她们未来的代号，未来的象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追星族热烈追捧明星、膜拜偶像的现象，实际并非出于她们对偶像人格的尊崇，或者醉心于偶像外在的包装。恰恰相反，他们的追星，只是崇敬自己的未来幻想模式，尊重自己的人生高度，从而演绎出种种有失常态的行为，表现出种种古怪的热情，展示出一种彻底的自我放纵、自我设计以及自我塑造。
如果把追星族的狂热视做少男少女们天真的冲动、神往、幻想或向往时尚结果的话，那么，反追星势力则表现一种理智的反抗。1994年春节，某省电视台请来了北京丑星葛优、梁田、侯跃华客串小品，在一出很随意的小品中，葛优扮演一位歌星，并以他一向的麻木、痴呆的表情把港台流行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唱成了“让我一次爱个狗”。同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出相声矛头直指从东北移徙到台北开拓事业的某歌手，她模拟港台国语，被不点名地讽刺为“大舌头”。当本土反追星群体以谐谑的姿态嘲弄港台歌星、赴台歌星以及追星大众之时，引来了部分本土观众的一种幸灾乐祸式的应和。反追星族的意图也许是深远的，它可能包藏着一种浅近的功利目的和对反本土的世界主义艺术潮流的抵触，其文化深层，恰像内陆性农业文明和对海洋性工商文明的天然排斥，一种崇尚古典乡土文化倾向与崇尚现代都市文化倾向的本质对立。在大文化的坐标系上，追星族与反追星族正在有意无意中展开着一场冲突。在文化的开放性、兼存性方面，两者担当了不同的角色。
追星现象并不纯然是一种现代思潮，它是世俗文化冲破既定框架、重铸通俗文化新格局时代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古往今来，但凡世俗文化占据文化主流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追星现象。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中有一篇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就写过一群痴情的追星族。追星族成员是都城汴京的烟花歌妓，所追之星是落拓不羁、风流倜傥的北宋职业词曲作家柳永。小说描写，在汴京的大小妓院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仍有其存在的现实性。柳永终生未娶，才赢得了众妓女的集团凭吊。这和当今世界的追星现象是一脉相承的。如今，港台的歌星影星，也大多延续了这种传统，为扮演大众情人的形象，从影期间不结婚。港台演艺明星担负的宗教的功能，与大陆演艺界所担负的政治功能不甚相同。如果说港台演艺界是宗教余脉的话，大陆演艺界则是权力的余脉。发人深省的是，冯梦龙小说中所写北宋的追星族，竟是不为世俗认可的妓家。现今追星族则仍然是不为反追星势力认同的少男少女。更为有趣的是，在反抗传统、背逆道德、崇尚自然、回归原始的观念上，古代的妓家追星族与现代的摩登追星族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在反叛伦常、追随自我之意义上，两者又站到了人性的同一轨道上。略有相异的是，反追星势力已由古代的整体的伦理秩序演化到了当今的本土文化的负面。
90年代初期是一个追星族油然而生即又渐入沉寂的时期。一度时期，随着内地城市禁止演出港台歌星专场音乐会通令的颁行，追星族终于失去了追星的机会，失去了让英雄走向自己，让内心向往变作人生行为的机遇。应该关注的是，港台流行音乐并未因此而绝响于大陆乐坛，无以数记的卡拉OK、电台点播、电视插播，使得港台流行音乐仍然占据着大陆流行乐坛的霸主地位。大陆追星族对港台歌星的过度狂热固然无益于本土歌星的健康生长，但是，对于大陆追星现象的遏止，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歌星会迅速占有港台歌星退出后的心理空间。相反，大陆流行乐坛的造星手段仍无法与港台比肩。词曲创作的短缺，通俗文化观念的不完整，音乐哲学的墨守陈规，音乐个性的长期枯萎，音乐技巧的欠缺活性等诸般症结，正是大陆流行乐坛亟等解决而又无法马上解决的难题。大陆流行音乐以旋律板滞、制作粗糙而著称，这不仅伤害了大陆追星族的追逐热情，还严重毁坏了大陆流行乐市场。那么，在此意义上对港台歌星的拒斥，则也可能使得大陆流行音乐雪上加霜，不仅失去了一种艺术借鉴的可能，还扭曲了音乐的本质，激发了一种流行文化的深重危机。可以预见，追星与反追星决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领域内说不完的话题，其深层次的寓意，早已跨越了艺术及其规律的本身，超越了艺术及其外在的所有表相。如果说追星现象开始失去它昔日的狂热，那么传统的职业明星、行业明星、科技明星、道德明星能否重新抬头，成为青少年们一种追崇的选择呢?对追星现象从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的高度来观照，它也许将给中国通俗文化指出一种崭新而又未知的哲学命意，也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敲响了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