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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近代文学，无论在发展过程上还是性质上，都不同于西方近代文学。西方近代文学从14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繁荣，经历了充分发展的历史，并以其各个阶段不同流派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发生、发展时期文学的成熟和辉煌。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时间的短暂和变化的急剧，使得中国文学近代化的步履仓促而艰难，当近代社会结束时，它还未走完自己的历程，因此说中国文学近代化是一个超越时限的过程。
关键词 中国 文学 近代化 超越 时限
中图分类号 106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性质。它应当是既具有彻底地反帝反封的内涵，又具有吸取外国文学艺术健康基因的富有民族个性的新文学。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在他们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把中国文学推向近代化进程的一次飞跃之后，面对资本主义文明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而趋于没落、腐朽的情况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许多重要作家，同样在追求幻灭的悲哀中成为了复古主义者，他们已无力领导中国文学完成近代化的过程，从而使这一过程推迟到了“五四”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上不同于西方近代文学。西方近代文学从14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繁荣，经历了充分发展的历史，并以其各个阶段不同流派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发生、发展时期文学的成熟和辉煌。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时间的短暂和变化的急剧，使得中国文学近代化的步履仓促而艰难，当近代社会结束，它还未走完自己的历程。
中国近代文学，在性质上也不同于西方近代文学，它具有东方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征。西方近代文学所张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被最为迫切的民族独立解放的主题所取代，反帝反封建成了它的主旋律。同时，中国近代文学不再是封闭式的，而是在借鉴西方的文学艺术、美学思想和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富有民族个性的新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这时，中国还 没有产生近代的资产阶级。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是用坚船利炮打开“天朝上国”大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而决非要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人民开始了一百多年的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斗争的开始，起领导作用的是那些深感于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大夫们。他们批判宋学、汉学的空疏无用，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呼吁变革，欲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他们虽然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方面。“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被当时许多人所认同。这种社会思潮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的兴起，诗歌的内容有对统治阶层中投降派的揭露和抨击，更有对侵略强盗罪行的控诉和对爱国军民、爱国将领浴血御敌的慷慨悲歌。其中，著名诗人张维屏的《三元里》，热烈激昂地讴歌了抗击英国强盗的“人民战争”。这是对民族英雄林则徐依靠广大群众，在粤海采取战守思想的艺术再现。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盛赞“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反此道而行之的，是在最高统治者纵容之下的奕山之流，他们诬蔑、迫害爱国军民、爱国将领，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一副投降献媚的丑态。对此，魏源在诗中悲愤地写道：“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寰海十章》之十）在这种历史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以其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新主题，确定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旋律。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酿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英、法、美等国为维护和取得更多的在华利益，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他们“助剿匪乱”的承诺。一批所谓的“中兴名臣”在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认识到“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页14行）从这种目的出发，他们打出“自强”、“求富”的幌子，先后开办了一批军事、民用工业，和一些讲求洋务的文化机构，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所兴办的近代企业虽然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民族工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便处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挤压之下，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多由富商、地主、官僚转化而来，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患有先天的软骨病，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大的妥协性与动摇性。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些从士大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受西学的影响，而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如容闳、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
洋务运动经历了30多年，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而宣告破产，这其期间，在文坛上有所谓桐城派古文的中兴，有所谓宋诗运动的勃起，还有所谓汉魏六朝诗派的争鸣，等等。其中尽管有一些创作反映了近代生活中的某些侧面，甚或也能从中聆听到近代社会的主旋律，但因仍然戴着传统文学的沉重枷锁，而只能在近代化之外的老路上蹒跚。其时，能以对传统模式有所突破，具有近代化倾向的，是一些改良派启蒙作家的论著或报刊政论文，但在文坛上却处于“人微言轻”的地位。真正促使中国文学向近代化发生飞跃，以其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树震动文坛的，是维新变法时期，以梁启超为主将的文学改良运动。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从变法的需要，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文学改良主张，造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改良运动。
文学改良运动从变法酝酿时期开始，到戊戍政变后形成高潮。1899年，梁启超在赴夏威夷日记中，首先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主张，而后又于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系统地阐述了“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并亲自创作《新罗马传奇》等剧本，倡言“戏曲革命”。这些口号，出于对传统旧文学的批判，和对欧美、日本等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借鉴。在梁启超的倡导下，一时应者云集，除在理论上推波助澜外，创作上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显示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实绩。
梁启超倡导文学改良运动，自己也身体力行创作小说、戏剧，但成就都不大。唯有他的“新文体”为“学者竞效之”，而“对于读者，则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黄摩西称这种文体是“欧、和文化，输入脑界，异质化合”的产物。（《清文汇序》）严复在《学衡》12期中谈其影响道：“任公文笔原是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这种“新文体”尽管还拖有文言文的尾巴，但其平易畅达的文风，及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效应，足以显示出传统散文近代化的长足进步。
当“新文体”风行文坛时，“新学之诗”和“新派诗”也开始为人瞩目。其中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欲以开辟诗歌创作的新蹊径，而“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文之诗”为人留下“诚可发笑”（《饮冰室诗话》）的资料外，黄遵宪则以成绩斐然的“新派诗”被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黄遵宪21岁时，便表现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锐意革新精神。他在诗歌创作的革新方面，不仅在内容上以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入诗，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善于博采众长，做到有选择的继承与借鉴。对待古代诗歌，“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能以取神遗貌。对待民歌，他认为是“妇人女子矢口而成”，“天籁难学”，所以无论是他家乡的“山歌”（《山歌》手写本题记），还是民间的“弹词粤讴”（《黄公度先生手札》1902年给梁启超信），以及日本的“都踊”，无不悉心学习。又由于他多年出任驻英、美、日等国的外交官员，对异域的风俗文化、资本主义的政教颇多感触，故能在诗歌创作中“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镕铸而自得之。”（《人境庐诗草·康序》）黄遵宪的“新派诗”，就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生活阅历的土壤中绽开的奇葩，正如康有为论诗说的那样：“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而具有鲜明的近代气息。其中最为“善变”的一些歌行体，运用了散文自由变化的句式，如《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结尾：“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另如脱胎于民歌的《出军歌》、《幼稚园上学歌》、《山歌》等，都可称得上现代白话的散文诗的先导。
在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中，梁启超鼓吹最力的是“小说界革命”。这里说的“小说”，包括戏曲在内。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为传统文人所“鄙夷不道”（梁启超《小说丛话》小序），维新派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和鉴于“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梁启超《蒙学极演义报叙》），认识到小说对改造社会的作用，遂于戊戍政变前后先后有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人撰文倡导小说。戊戍政变后，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打出“小说界革命”的旗号，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甚至把小说的作用夸张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并把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归结为“熏、漫、刺、提”，把中国小说家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这篇在理论上具有纲领性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小说革新运动。一时间新小说的创作，和小说理论批评蔚然成风。新小说对社会黑暗、腐败所进行的揭露抨击，空前地尖锐泼辣。小说作者在西方文论、美学思想影响下，从形式、手法等诸多方面都突破了传统模式，初步展示了近代化的面貌。
言文合一，是中国文学近代化的标志之一。维新派的许多作家都有过言文合一的主张。黄遵宪青年时代便提出要“我手写我口”，后来他又根据“英法诸国文学始盛”的经验，进一步指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谭嗣同在《管音表自叙》中说：“必改象形文字的谐声，易高文典册为通俗”。梁启超则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则系统地总结了白话、文言的优劣。他还主办过《无锡白话报》。其时，虽然倡言白话的呼声很高，但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未能取代文言文的统治地位。
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作家们出于阶级的本性，他们在文学领域的改良和在政治上的改良一样，都带有极大的局限性。近代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上，一方面是浮光掠影般的急迫，一方面又未能摆脱掉封建意识的强大阴影。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资产阶级改良派仓促建构的理论体系，不可能是成熟的系统的，而表现为哲学上的贫困，从而也影响了文学改良运动的深入和持久的发展。倡导文学改良运动的梁启超，在其文学改良问题上，就时时暴露出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他论诗，既主张创新，又强调“须从古人风格入之。”（《夏威夷游记》）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革命”，和他基本上保留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是相通的。这种认识发展到后来，便使他转向对同光体诗人的倾注，故有陈声聪作诗相嘲：“新词新意乍离披，梁夏亲提革命师。曾几何时着倒退，纷纷望古树降旗。”（《庚桑君近为诗渐不满于旧之作者，毅然有革新之意，此事言者近百年矣，作此示之》）梁启超论小说，有不少可贵见解，但却对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小说极尽诬蔑：“《虞初》以来，体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译印政治小说序》），甚至妄加罪名于义和拳，谓其：“沦陷京国，启召外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完全是封建顽固派的腔调，哪里看得出他是一个热衷于鼓吹“民权”、“自由”的改革家？
曾经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坚持用汉代以前艰深的字法句法撰文、译书。他回答梁启超批评他“文章太务渊雅”时说：“若徒为通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辛亥革命后，他很快走向了复古倒退的道路。他给熊纯如书中说：“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洋被寰宇。”在这种对辛亥革命失望和对资产阶级文明幻灭的心态下，严复终又回归到孔学门下，堕落成了劝进袁皇帝的“六君子”之一。
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家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戊戍政变后，他们一度和改良派作家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推动了文学改良运动的蓬勃发展。1903年后，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的保皇谬论，文学改良运动的统一战线也因之而破裂。但此后，革命派作家并未真正从“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以为难”（章太炎《序革命军》）的教训中；为宣传革命造成声势，而把大部分舆论阵地留给了改良派。改良派作家仍然是许多刊物、小说的撰稿人，正如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记载的那样：“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也说过：“那时候，梁任公已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都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与此同时，革命派从推翻清王朝出发，而鼓吹“光复汉种”的民族意识，极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能以激励汉族民族主义精神的人物事件，予以旌扬。这就是所谓的“国粹主义”，而与之相呼应的“国粹文学”，则表现为保守复古的倾向。国粹文学作家强调民族文化的继承性，但缺乏用科学、民主的眼光去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在借鉴与继承问题上和近代文学的进步思潮格格不入。其代表人物有章太炎、邓实、金松岑、宁调元、高旭等。
章太炎在《序革命军》中，虽然肯定“径直易知”的浅近文风，对“嚣昧而不知话言”的“屠沽负败之徒”的宣传作用，但在《文学说例》中又强调言文分途，倡言“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他对于梁启超的“新文体”，则诋之为“致使中夏文学扫地”。（《诛政党》）他还在《文学总略》中把界定“文学”的概念倒退到“杂文学”的认识阶段。至于《国粹学报》的主编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则积极宣扬“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讲求古学。”与章太炎创办“国学商总会”的金松岑甚至提出：“绍东鲁之绪言，绌两方之诡辩。”（《重印〈国学丛选〉序》）南社诗人高旭在攻击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的同时，大力宣称：“诗文贵乎复古”，说什么“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
革命派作家提倡国粹文学，尽管有其历史原因，但毕竟是保守倒退的。因为要激发民族意识而走向复古，因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灭而趋于保守，章太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了宣传种族革命，而一反康有为恃为变法依据的今文经学，而推重古文经学，标举“严夷夏之大防”，表彰古代民族英雄。在《答铁铮》书中，他说：“什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借以“用国粹来激动种性”。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教、学术也曾倾心过，而一旦了解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又使他为之深恶痛绝。他在《五无论》中抨击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平等”、“自由”时说：“今法人之于越南，……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此法兰西非始创自由、平等之法兰西耶？”在《清美同盟之利病》中，他指责以金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时说：“今美则膏梁国也，其社会趣于拜金，皮相其政治则最优，深察其风教则最劣。”在《代议然否论》中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时说：“美国之法，代议士在乡里，有私罪不得举告，其尊与帝国君相似”，“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也。”章太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映了他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中，对以往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前途的否定。但他又看不到中国的真正出路，只有又拜倒在孔子脚下，而“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事》）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作家，在东西文化之间的徘徊过程中，和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作家可谓是异途同归，最终都走上了复古倒退的道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早已失去了革命性，而衰落而腐朽，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因之而丧魂失魄，再也没有力量领导完成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文学真正完成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出既具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外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基因的富有民族个性的新文学，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五四”时期，因而说中国文学近代化是一个超越时限的过程。
收稿日期：199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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