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五斗米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羲之论文,所见论文,书帖中论文,五斗米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5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1-0120-06 书圣王羲之(303-361)①是魏晋豪族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关于他的各种历史记载中都可以看到他与道教的密切关系。由于王羲之在魏晋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书法方面的高深造诣，有关其生平、思想、交游及信仰等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学界多从《晋书·王羲之传》、《世说新语》及王氏的《兰亭序》、《兰亭诗》等出发理解王氏思想，却较少关注其他书帖及其内容中所反映的王羲之的道教信仰——一般学界都接受《晋书》王传中所见的“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记载。 据笔者所见，主要有福永光司、森野繁夫、吉川忠夫及黎志添等学者涉及相关研究。其中福永光司《王羲之の思想と生活》一文，从《法书要录》等文献中所见的王氏书帖中提出了许多关于王氏道教信仰在其生活与思想中的地位的看法；②森野繁夫《王羲之传论》从王氏书帖中找寻了王氏道教信仰和服食实践的内容；③吉川忠夫也就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④他特别注意到许迈与王羲之之间的关系，王羲之晚年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王氏的书帖及传记中看到，此外王氏与天师道杜治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在《真诰》中找到相关证据。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王羲之书写道经的行为，书法史中往往十分重视王羲之所书之真书《黄庭经帖》。吉川忠夫在其《书と道教の周边》中对王氏的《官奴帖》与道教信仰之关系作了分析；⑤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与早期天师道治病解罪仪式》一文也注意到王氏之《官奴帖》中丰富的道教信仰内容。⑥ 本文拟以此为基础，以《官奴帖》及《服食帖》为核心试窥王氏道教信仰之一斑，特别关注“五斗米道”与王氏信仰心态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写作意图并非再次梳理在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章仪、服食、养生之类的道教信仰形态，而是要考察“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意涵。换言之，王羲之所代表的两晋之际士人的道教信仰形态与《陆先生道门科略》里描述的“天师道”是一致的吗？还是流转于士人之间的一种公共性的信仰实践模式？进而言之，透过王羲之的信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史书中出现的“张氏五斗米道”呢？ 一、罪谪、疾病与章文：以《官奴帖》为中心的考察 按照《晋书》王传的记载，王氏素来信奉五斗米道。陈寅恪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已经充分说明了王氏家族的崇道情况，王氏家族是“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包括《晋书》及《世说新语》等都有相关记载。王羲之的姻族及好友也多有道教信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道士许迈和天师道杜治。⑦ 在王羲之的书翰中，《官奴帖》因其与道教忏罪观念的紧密联系而引致道教学者的特别关注。此帖是王羲之在其幼子献之小女玉润病重时写给许迈的书简。这一书帖的基本内容是陈述病情并引以自咎，其与正一章文及章仪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官奴帖》中所见的罪谪和疾病观也可与道教经典对应。现引述全帖内容如下：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瘫，头瘫以溃，尚不足尤。痼病少有差者，尤之焦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惟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以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⑧帖中所称“官奴”即王羲之幼子王献之。关于这一书帖的书写时间，我们可以根据王氏父子的生平年谱作一简单推定。王羲之有七子一女，⑨其中献之是幼子，羲之与献之应该相差三十岁以上，献之的妻子先是郗昙之女，后娶简文帝女新安公主。王献之弃郗氏而娶新安公主时，乃父已经过世，因此帖中所言之“玉润”当是献之与郗氏的女儿。检视王羲之的书帖内容，笔者发现，此事在书帖的内容中有数次交代，其中包括其在《延期官奴小女帖》中关于此事的自述： 延期官奴小女，皆得暴疾，遂至不救，哀痛贯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荣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两孙夭命。旦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⑩根据上述书帖的内容可以明确，玉润在病笃之后不久就夭亡了。由此，书写《官奴帖》时玉润正是病笃之时，且尚未夭亡。(11)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官奴帖》的内容除了述及官奴小女玉润的病情之外，就是王羲之的罪己之意。结合《玄都律文》及《赤松子章历》的内容，要解除疾病就必须“自首从年七岁以来，所犯罪恶”，(12)据此可以推测此时玉润当不及七岁。 学界多以为此《官奴帖》确是王氏笃信天师道的明证，黎志添认为《官奴帖》中所见的王羲之罪己的忏悔内容反映了其时天师道信徒对于罪恶与疾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以此为证说明了早期天师道的罪谪观念及其发展状况。确如其所言，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天师道关于罪谪和惩罚体系的基本观念。正如我们在《玄都律文》中所看到的： 夫人有疾病者，坐于过恶，阴掩不见，故应以病。因缘非饮食风寒温气所起也。由其人犯法违戒，神魂拘谪。(13)疾病并不是由于身体内的生理功能的丧失或者损伤而造成的，而是由于自身的罪行，或者与自己有关的“罪恶及惩罚的承付体系”中有关联的各个人的罪行或者恶行造成的。这个罪恶及善行的承付观念及其计算体系是天师道用以解释疾病及人生遭遇的最为重要的神学基础。 王羲之认为其孙女玉润的疾病是由于作为家长的他没有恪守天师道的各种行为规范，“多犯科诫”所致。正如《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所言，“奉道者，身中有天曹吏兵，数犯嗔圭，其神不守，吏兵上诣天曹，白人罪过，过积罪死。左契除生，右契著死。祸小者罪身，罪多者殃及子孙”。(14)王羲之触犯科诫，“上负道德，下愧先生”，不仅伤害了自身，也导致了子孙的疾病和灾祸。他此时给许迈写信以罪己，是在仪式之外与同道之间的交流，其笃信天师道关于疾病之源的解释固不待言，然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他的这个罪己书简是不是在罪己之余更有其他的功能和意指呢？下面就以此帖中不为学界前贤注意的几个细节作简要的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宗教含义。 首先，此帖中王羲之的自称是“民”，我们看到王羲之与许迈及其他友人书简中皆自称“仆”、“余”或“吾”等，另有其与皇帝的书简中称“臣”。(15)此帖中王羲之使用“民”自称，究其根由，应该有以下三条：其一，在天师道教团内部，道徒在道士或者祭酒面前多自称“民”，意指“道民”或者“天民”；其二，许迈与王羲之应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其来往书简也多是讨论服食及身体状况等问题，此时王羲之之所以自称为“民”，说明此一书简与其他的书简有别，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告白；其三，自称为“民”是天师道教团的宗教实践中最重要的文书“章文”的基本格式。当然，如果按照两晋之际出现的天师道科仪经典来看，章文应该由祭酒为道民写作和发送，而不是由信徒自己写作。因此，这里将此帖当作章文似乎太过武断。 再来探究一下王羲之写信给许迈的意图。按照《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与许迈共修服食，一起采药。许迈是创立上清道教的句容许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然而，正如吉川忠夫在《许迈传》(16)的细致研究已指出的，许迈的信仰与其弟许谧颇不同，许迈的道教实践是天师道与神仙道教的结合。许迈与王羲之的信仰交涉也不外基于王氏世事的“五斗米道”及江南神仙道教的影响而展开的信仰实践。许迈是其时贵族中比较著名的修道之士，王羲之将官奴之事以书信的方式告知，一方面是同道之间的往还，另一方面应该还有王羲之向许迈报告其章文内容以求教的意图。 其次，学界多注意王羲之在书帖中与罪己有关的书白，如“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已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及“上负道德，下愧先生”等，却忽略了以下句子的内涵，“民惟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以具，不复多白”。在此，王羲之很明确地表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表明其诚心认罪忏悔并等待相应的惩罚；第二，表明以上所写的罪己自白不是一般的自我反省，也不是一般书简中的自谦之辞，而有天师道“首过”及“服罪”之意。另外，最后一句“想官奴辞以具，不复多白”颇有文理不通之处，令人费解，似乎突然插入了王献之的内容，此句与整个书帖的内容似乎并无关联。根据森野繁夫的理解，其意应为“(王羲之)想来官奴(王献之)要上呈一个更加详尽的关于此事的书白，所以就不再多说了”。(17)这个解释与前后文对照显得颇为顺畅。 若按照这个解释的话，王氏一族中就玉润的疾病向道士首过的就不止王羲之一人，玉润的长辈都要因此向道士说明其服罪首过之意，并请道士以章文符水救治玉润。因此，《官奴帖》中所见的王羲之上呈的首罪自白只是整个王氏家族上呈的首白的一部分。 上面的分析说明，《官奴帖》不是为解救玉润的疾病而写章文的一部分，然而这个书帖与章文的关系确是可以进一步探究的。王氏家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前贤的研究也一再提及王羲之次子凝之入静舍求“鬼兵”帮助抵御孙恩叛军的事例，(18)及幼子献之病笃之时家人为其上章救治的故事(19)作为证据佐证其论断。譬如唐长孺先生在其研究中也提及王羲之病笃时请杜子恭为其上章治病的记载。(20) 根据前贤的研究，王氏家族的成员遇到各种难处时通过请祷祈求神灵的帮助，或者罹患疾病时请道士上章救治并不鲜见。通过对《官奴帖》内容的分析发现，王羲之首过服罪的自白是王氏家族就玉润病笃这一情况向道士首过的一部分，而且根据王羲之的说法，献之的首过应该更为详尽。另外，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也值得注意，即王羲之关于延期及官奴之女先后夭折的书帖有六篇，独此篇提及官奴小女的名字。王羲之其他书简中也几乎没有提及王氏女眷的名字，这一现象十分值得注意。我们断不可认定此帖中出现玉润名字乃是因为书写“章文”时必须提及，这一点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此处却不妨将这个现象当作我们上面所作分析的一个旁证。 综上所述，笔者基本可以推定以下情况，即《官奴帖》是王羲之在玉润病笃之时向道士悔罪，说明服罪之意，并进而请求道士为玉润上章救治；除王羲之以外，还有王献之也向道士说明服罪之意。我们在现存的章文及与章仪有关的文献中看到的都是请病者自述其自七岁以来所犯的各种罪行并说明服罪之意，却没有看到为七岁以下的孩童上章救治的说明。笔者约略可以从这一书帖中看到其时的情况：即七岁以下孩童生病，是由其家人和长辈代为说明悔罪之意，并请道士为之上章救治。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上章解罪疗疾与“张氏五斗米道”的关系。一般学界认为，章仪源自东汉末年张修及张角首过疗疾的观念以及“三官手书”的形式。根据《三国志·张鲁传》引《典略》记载：“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21)这里的三官手书与我们在两晋之际看到的“章文”以及“章仪”从形式到仪轨都有差异。从两晋至刘宋时期道教文献的内容看，自张鲁降曹之后至晋宋之际的百年间，张氏五斗米道的发展历程是晦暗不明的。学界现阶段是根据刘宋以后的《三天内解经》及《陆先生道门科略》来说明汉末时期的“五斗米道”，(22)由此，“五斗米道”这一概念应该是《晋书》编撰者理解的“天师道”，而非传统意义上强调的东汉末年的三张“五斗米道”的信仰形态。 二、身体与信仰：服食、“寒石散”与王羲之 王羲之的仕途生涯于永和十一年(355年)结束，其时四十九岁，此后王羲之就一直在会稽隐居，直至辞世。这一段时间王羲之“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23)采药和服食是王羲之生活的重要内容。王羲之书帖中关于服食、药方及养生的内容非常多，也十分散乱，其中关于服食养生的记述说明他十分热衷于服食，往往直接记载服食之后的种种境况。福永光司在其研究中十分重视王羲之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其思想状态之间的关系，强调王氏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也使他那种艺术家式的敏感和咏物伤怀的情绪显得更加细腻和深刻。他将这一特征当作研究和了解王羲之生活与思想的重要线索。(24) 根据书帖的内容，王羲之服食的药物当不止一种。限于篇幅，在此仅以“寒石散”或“五石散”为主讨论王羲之的服食与其身体状况的关系。学界前贤很早就注意到了王羲之书帖中关于疾病和身体状况的记载与其服食“寒石散”之间的关系。余嘉锡先生在其文《“寒石散”考》中详尽考察了“寒石散”的来源及其药方的演变，并着重说明其毒害作用及其症状。(25)笔者拟以学界前贤的考证及论述为基础，条陈王羲之书翰中关于服食与身体状况的记载，考察王羲之的服食实践对其身体状况的影响，说明王羲之的身体状况与其服食之密切关系。 王羲之的服食以“寒石散”为主，也有其他药物，以下试举几例说明王羲之服食的态度。《五色石帖》：“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足下更与下七，致之不。”《噉麦帖》：“仆自秋更不佳，今故不善差。顷还少噉脯，又时噉麦，亦不以为佳，亦自劳弊。散是转久，此亦难以求泰。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服食故不可帖》：“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得之，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许君见验，何烦多云矣。”《服食帖》：“服食而在人间，此速弊分明，且转衰老政可知……”(26) 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服食在开始阶段是有效验的，因为开始服药时功效甚验，“膏散身轻，行动如飞”，王羲之对于药物的作用深信不疑。但服食既久，积弊也就出现了。王羲之虽然很细致地考虑了服药的种种方式方法，也并没有排除服食日久所造成的积弊和身体上的不适，但他并没有就此认为服食是没有效果或者有害的，仍笃信服食的效用，“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 其时，魏晋医家及士人对于“寒石散”的种种药效和积弊有诸多的解释，多是认为其积弊在于服食不得法或者没有节制所致。(27)王羲之也就此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在王羲之看来，服药作为一种成仙长生的手段，是一种世外之物。其功效与服食者出离俗世的生活是有直接关联的，“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正是因为服食者并没有离开俗世的生活而从事世外才可以进行的服食活动，自然会有积弊。因而，解决这些积弊的方法是要“绝常情，勤上药”。(28) 王羲之书翰中涉及服食及其身体状况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对于服食的基本看法、对药物的药性和成分的解说，以及描述服食药物以后的身体状况等。王羲之书帖中对于自身疾病和身体不适的说明往往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胛痛剧”，(29)此外的诸种疾病症状似乎都与“寒石散”有关。 虽然王羲之对于服食的种种积弊都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没有解决其生理上的不适和疾病，王羲之的书帖中关于自身及家人服食“寒石散”及服食之后的身体状况的记载甚多，(30)我们可以检视近人整理的《王羲之全书翰》中记述王羲之自己身体状况的几条。如《哀感不佳帖》：“知足下哀感不佳，耿耿，吾下势，腹痛小差，须用女萎丸，(31)得应甚速。”《羲之累书帖》：“吾遂沉滞，兼下，如近数日，分无复理。昨日增服涉斄丸，得下，不知遂断不。(32)了无所噉而药得停。”《噉麦帖》：“顷还少噉脯，又时噉麦，(33)亦不以为佳，亦自劳弊。”将王羲之所述的种种情状与医书及史书中记载的“寒石散”的功效对读可发现，一方面王羲之此时服食“寒石散”非常频繁；另一方面王羲之此时种种身体不适多与“寒石散”有关。 王羲之的服食经历及其感受可以被视作六朝贵族服食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笔者看来，服食与信仰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互动，即由信仰带来的对超自然世界和生命超越的期待推动了服食实践，而服食带来的身体变化则进一步丰富了基于生理感受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从而强化了信仰。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信仰实践与五石散的服食一样，是贵族之间交游和通契的重要途径。 相对于“张氏五斗米道”，服食是一个更加古老的养生传统。王羲之的服食实践与“五斗米道”的信仰实践体系相去更远，不妨说，王羲之的服食是两晋士人在养生方面的“常态”，并非某一道教信仰团体或传统的独有模式。 从信仰形式和实践内容上看，王羲之的日常生活是与信仰融为一体的，忏罪及日常化的信仰实践是王羲之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王羲之而言，他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着现世与出世交织的情结，这种情结不仅是他不断强化信仰和服食的推动力，也是他在信仰和服食过程中遭遇挫折之后自我平复的路径。需要强调的是，通过本文的分析，将王羲之的道教信仰形态直接统合为“张氏五斗米道”是过于武断的，(34)我们需要在中古道教信仰发展的历史中重新审视“世奉五斗米道”这一说法与晋宋之际天师道经教兴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换言之，从王羲之书帖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个层面的课题：其一，王羲之在信仰实践中使用的章仪继承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首过疗疾的观念，但在形式上是否属于“张氏五斗米道”仍存疑；其二，王羲之的信仰实践不能脱离两晋之际士族的信仰“常态”，并不能将他的信仰简单归结为“张氏五斗米道”或“天师道”。这也充分说明，史籍记载中，个体信仰归属往往是某一语境下的“常识”或“通例”，其真实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根据信仰形态的实际进行分析。对于王羲之道教信仰实践的分析，实际上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两晋延至晋宋之际的士人信仰的基本形态及教团归属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空间，而澄清这一问题有赖于我们进一步的细致探讨。 注释： ①李文初：《王羲之生卒年诸说考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②福永光司：《王羲之の思想と生活》，载《爱知学会研究报告(第九辑)》，名古屋：爱知大学，1971年。 ③森野繁夫：《王羲之伝》，东京：白帝社，1988年。关于王羲之书帖内容及书法艺术乃至生平的综合研究，还可以参见中田勇次郎：《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ゐ法帖の研究》，东京：二玄社，1972年；杉村邦彦：《王羲之の生涯と書につぃて》，京都：世界思想社，2002年。 ④吉川忠夫：《王羲之：六朝贵族の精神世界》，东京：清水书院，1972年；另见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东京：同朋舍，1984年。 ⑤吉川忠夫：《书と道教の周边》，东京：平凡社，1987年。 ⑥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与早期天师道治病解罪仪式》，《台湾宗教研究》2002年第2卷第1期。 ⑦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⑧《王羲之全书翰》，东京：白帝社，1996年，第233-241页。 ⑨王氏在《儿女帖》中的自述，“吾有七儿一女……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见《王羲之全书翰》，第228页。 ⑩《王羲之全书翰》，第258页。 (11)《王羲之全书翰》，第233-240页。《官奴帖》之后各书帖都有官奴及延期小女夭亡，王羲之至为痛心的表述，独《官奴帖》中没有提及夭亡，而只是病笃而已。 (12)《三天内解经》(CT1205)，6b，《正统道藏》第2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第315页。本文所引道教经典，均引自《正统道藏》，其编码及页数标注方法如下：经名(《道藏通检》中所见之CT编号)，经中页码为蝶装影印本的标注，其后再附《正统道藏》的册数及页数。 (13)《玄都律文》(CT188)，8a，《正统道藏》第3册，第457页。 (14)《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CT798)，4a，《正统道藏》第18册，第232页。 (15)详见森野繁夫、佐藤利行所编《王羲之全书翰》的书简及王羲之与友人来往之文书，约有近三百种书帖，以上归纳可能不尽全面，但据笔者所见，王羲之自称“民”者唯此《官奴帖》。 (16)吉川忠夫：《许迈传》，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六朝道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98年，第1-47页。 (17)森野繁夫、佐藤利行：《王羲之全书翰》，第233-240页。 (18)《晋书·王羲之传》后附《王凝之传》：“王氏世事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之为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参见《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108页。 (19)《晋书·王羲之传》后附《王献之传》：“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见《晋书》，第2108页。 (20)唐长孺：《太平道与天师道：札记十二篇》，《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其中《东晋士族与天师道杜孙教团》一节中提及王氏通过杜治上章的记载(第761页)，唐长孺先生认为此举与天师道的信仰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21)《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8页。 (22)陈国符先生在《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一文中就依照《陆先生道门科略》《三天内解经》以及《老君音诵诫经》等文献内容佐证《三国志》及《后汉书》中的记载，从而混淆了六朝文献与汉末道教信仰之间的时代关系。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06-367页。这一观点在柳存仁先生的《张天师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中已经受到了质疑，柳先生更强调张鲁与张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张氏五斗米道与四川地方少数民族信仰之间的互动。参见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136页。刘屹在《神话与历史：六朝道教对张道陵天师形象的塑造》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提出了晋宋时期天师道再次整合借用了张天师与张氏五斗米道的“神学创造”的观点，值得重视。参见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7-156页。 (23)《晋书·王羲之传》，第2107页。 (24)福永光司：《王羲之の思想と生活》，第86-87页。 (25)“寒石散”药方几经转变，但其主要的药效和毒性似没有太大的改变，众多医书中所涉的“寒石散”方剂多有出入，关于其症候的说法却相当一致。服食“寒石散”的主要后果就是热毒沉积，服食愈久，症状愈严重，其中诸多症状与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症状十分相似。详见余嘉锡：《“寒石散”考》，《辅仁学志》第7卷第1、2期，1938年，第46-63页。另《巢氏诸病源候总论》详述了“寒石散”的诸种症候，共计五十一种，其中包括“胸塞短气，头痛目疼，烦疼腰痛，手脚疼痛，心急疼痛”等。参见巢元方等编：《巢氏诸病源候总论·解散病诸候》，载《中国医学大成》第五集第83卷，台北：大东书局，1937年，第2-15页。 (26)以上书帖分别见《王羲之全书翰》，第397、384、361、438页。 (27)关于五石散的生理效应，参见李浩：《“石发”与文学创作之关系——以皇甫谧、王羲之父子为例》，《太原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此文枚举了五石散的成分及服食之后的生理反应，并以皇甫谧和王羲之为例说明了服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此外，还可参见景蜀慧、肖荣：《中古服散的成因及传承：从皇甫谧到孙思邈》，《唐研究》2007年第13卷。此文从医学史和身体观念的角度，诠释了五石散以及服食的成因及其流变过程。 (28)《王羲之全书翰》，第657页。 (29)《近书至也帖》、《秋中帖》、《四月二十三日帖》、《五月十四日帖》，载《王羲之全书翰》，第263、305、306、360页。 (30)如《想大小皆佳帖》、《十一月十三日帖》、《贵奴不差帖》等，见《王羲之全书翰》，第539、544、351页。 (31)女萎丸，一种泻药，见《王羲之全书翰》，第300页。 (32)据森野繁夫的解释，渉斄丸是一种泻药，见《王羲之全书翰》，第540页；据余嘉锡解释，此段是说明服食寒石散后药效发作出现燥热的情况，因而服泻药去之，尚不知是否可以康复，见余嘉锡：《“寒石散”考》，第38页。 (33)“凡服丹人，得食鹿獐雉兔少犊等，及脯，唯得作脯食，不得作羹食”。参见丹波康赖：《医心方·服食宜食法》，王大鹏、樊友平校，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另《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始觉发动，即温酒饮之……亦可服大麦粗良。”载《中国医学大成》第五集第83卷，第3页。 (34)陈寅恪先生将滨海地域的士族信仰统称为“天师道”(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0页)，但陈先生并没有明确天师道与五斗米道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小林正美已经用“南朝天师道”或“天师道三洞派”的概念强调了汉末三张五斗米道与南朝天师道的区别(小林正美：《新范式道教史的建构》，王皓月译，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