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服装出口仍具相当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王元[3]（2020）在《基于管理模式转型背景下LDS公司竞争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纺织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带动作用。同时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对外依存度较大的产业。我国现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证我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率提升、增加国民收入、加快城乡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助推的意义。我国加入WTO以来,基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强劲拉动下,纺织业的强劲发展,行业规模和经济效益持续增长。我国主要纺织产品如化纤、纱、布等产量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产量排名世界首位,我国已是纺织强国,行业竞争力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地位逐年提高。根据2016年《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未来五年我国规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要控制在6%-7%之间。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居民收入及消费能力的持续提高,我国纺织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小企业因成本高企难以维持而被兼并或倒闭,大企业则在进行结构调整,或寻求转型升级,或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压缩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加强供应链的把控。本文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LDS企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为背景,对该企业近5年的财务报表直观分析企业在进行管理模式转型前后的企业竞争力变化,探讨该企业管理模式转型后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策略建议。
刘小辰[4]（2018）在《纺织服装业“走出去”的市场环境分析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内外产业环境和出口市场的变化,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布局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对外投资力度加大,与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以形成生产力优化布局,保持和提升产业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核心优势地位。东南亚国家凭借地理区位优势、区域经济的贸易优惠政策、相对占优的人力资源和市场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对该地区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市场发展空间和投资潜力进行客观分析,为即将“走出去”的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近年中国的纺织服装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现状,在贸易市场和商品结构的变化中体现出我国对外贸易自主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的增强;对外投资多属于新增产能,具有多种海外投资的模式,正努力形成产能协同配置和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经营的战略协同效应。通过详解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相关主要贸易协定的内容、特点及相互之间的交织关系,分析了我国与这些主要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态势及对贸易市场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不同国家纺织服装市场的贸易因素、综合因素和产业发展的优劣势进行比较。以在越南投资的企业为例,说明企业需要为自身中长期发展目标选择境外投资方式与市场布局,并注重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合作与产能匹配,为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供应端奠定优势。研究分析表明:纺织服装企业在“走出去”到东南亚地区投资前,应全面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进展;客观了解投资地贸易环境和综合市场环境,比较优势、机会和风险等信息,才能在政府政策、投资模式、市场空间以及产业结构上提高决策和经营质量;才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企业长远利益。
侯丹丹[5]（2017）在《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研究：产品空间理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雁行模式”的发展曾密切了东亚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台湾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合作的深化。然而,进入后“雁行模式”时期,东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日本“雁首”地位逐步丧失,台湾、韩国对日本的赶超趋势加剧,三者之间的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两岸产业间的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趋势显现,这些变化改变了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台湾与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合作空间,特别是台湾与日本、韩国及大陆的产业合作空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研究:（1）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基础,结合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理论,提出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产业优化升级路径命题,并将此命题与产业合作理论相融合,构建“单方引导”与“双方推动”合作模式下的产业合作空间模型。（2）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分析后“雁行模式”时期东亚产业发展与演化的特征及台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依据东亚产业发展特征对产业优化升级路径命题予以验证。“雁行模式”解体初期,东亚经济体间产业发展的阶梯性尚存,随着后“雁行模式”时期的发展,东亚产业发展的梯度性逐步削弱,后发经济体的赶超趋势明显增强,台湾产业在东亚陷入了“上压、下挤、平行超越”的窘境。（3）分析台湾低、中、高技术产品空间结构特征的现状,从产品现有能力与未来潜力视角探讨台湾产业的发展特征。台湾的出口潜力较为集中地体现在陆用车辆、工程产品、电子和电气产品以及其他高技术产品上,而其出口竞争力在加工产品、电子和电气产品以及纺织服装类产品上表现更为突出,台湾的出口潜力并未能很好地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4）探讨“单方引导”合作模式下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并分析台湾产业发展中“西进”与“南向”的关系。在东亚,台湾与大陆、日本以及泰国的产业合作空间最突出,其中,日本带动台湾产业升级的空间较大,而大陆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空间明显。同时,基于东亚产业合作,台湾电力机械及其零件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会更大;而皮革、皮革或合成革制品、塑料制品有序实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会更大。台湾产业的“南向”确实对“西进”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台湾当局想以“南向”取代“西进”并不符合台湾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5）探讨“双方推动”合作模式下台湾与日本、韩国和大陆的产业合作空间。“双方推动”合作模式下,台湾与日本、韩国及大陆可展开合作的领域以中等技术产品为主,同时,台湾与日本的产业合作空间在日本带动台湾产业升级上表现最为突出;台湾与韩国的产业合作空间在双方共同促进产业升级上表现更加明显;大陆虽表现出一定带动台湾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但其可带动台湾产业升级领域的产品技术附加值明显低于台湾可带动大陆产业升级领域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展现了台湾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潜力。然而,产业合作潜力是产业合作展开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产业合作的实现离不开执政当局政策的协调与推动。从台湾当前的对外经贸形势以及台湾当局的政策导向来看,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前景并不乐观,将会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陈丽梅[6]（2016）在《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近年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影响正不断显现。浙江省作为我国传统的经济贸易大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协调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实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研究贸易投资关系理论后,展开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概况分析,以及贸易投资关系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利用浙江省2000年到2013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对各类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互补效应,而在长期具有替代效应。浙江省存在纵向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和商务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推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由于存在横向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浙江省内母公司的总部服务发展迟缓等,在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产生了替代效应。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在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对民营企业提供政策倾斜,鼓励“走出去”;加快技术学习与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注重回归平台的建设,引导企业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回来”;加快商务服务的对外直接投资。
黄聪英[7]（2014）在《论实体经济》文中提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董睿娇[8]（2014）在《基于梯度转移的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以亚洲主要服装供应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积极承接由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加工业,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步使我国因“世界工厂”的头衔享誉全球。然而,近年来,国内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成本攀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现象日益加剧,成本优势减弱,导致我国服装加工业出现向亚洲其他新兴服装供应国转移的端倪,进而对我国服装对外贸易发展造成阻碍。因此,如何应对订单转移、利润缩水以及外部竞争加剧的困境,是我国服装业以及企业转型升级时应重点思考的课题。本文基于全球服装加工业呈现新一轮梯度转移的背景,通过建立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及评分模型,对我国和其他亚洲主要服装供应国的服装业发展现状进行剖析,总结相关国家服装加工业发展轨迹,并力图为我国服装业的转型升级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全球服装业发展现状分析①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服装消费以及服装进口状况进行阐述,明晰我国及其他服装供应国所处全球经济环境和态势。②选择与我国服装加工业主要竞争的亚洲服装供应国——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及柬埔寨,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国家。对案例国家的服装业发展概况、服装出口、企业类型与就业以及相关政策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阐述,明确我国服装加工业的优劣势及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为我国服装加工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思路和方向。（2）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与评分模型的构建及应用①以迈克尔·波特的国家钻石模型为基础,依据发展中国家服装加工业特点进行模型修订,运用专家访谈及问卷调研的形式,采取总体性相关系数及统计分析的手段,确定最终指标,并构建包含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②在评价指标体系效度检验通过后,运用SPSS中的因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评价体系中各指标进行权值设定,并最终建立评分模型。③从世界银行、WTO、各国官方网站、相关书籍、文献等渠道获取各案例国家相应指标数据,对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及评分模型加以应用。同时,补充若干常规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辅助分析。（3）基于梯度转移的服装加工业转型升级若干建议基于国内服装业梯度转移现状,结合评价体系及评分模型的应用,以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与辅助评价指标分析结果为依据,为我国服装加工业转型升级及服装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若干建议。
陈腾龙[9]（2012）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下简称双顺差）格局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2年、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①（非特别指明,以下简称资本项目或资本账户）和1993年的经常项目为逆差外,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已经持续将近20年。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宏观经济制造了不少麻烦。双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剧增,而央行的对冲干预行为又形成流动性过剩预期,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最终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甚至丧失独立性。同时,由于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集中投资于美元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国际社会抨击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以缓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发展历程及特征1.从2005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中国双顺差的主要来源。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80%以上,而约一半的出口贸易是由加工贸易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服务贸易逆差已持续多年,且有扩大趋势。除2007－2009年为顺差外,收益项目逆差已持续十几年,产生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收益逆差过大。2.中国在外直接投资增幅长期低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幅,使得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在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仅占中国国际投资总资产的6%左右；中国目前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际投资资产,近70%属于外汇资产,绝大部分被动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二）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模型基于微观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最优选择模型,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经济的跨期消费和跨期贸易模式,同时从跨期资本流动角度对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框架,对双顺差的性质及其成因有了更深的认识。（三）产生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适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其商品贸易逆差成为必然,同时其快速壮大的服务业又具有不可完全贸易的特性,发达国家很容易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产能。2.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具有生产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成熟、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等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将制造工厂从发达国家甚至从昔日的东亚“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相当于中国承接了大部分原本属于它们的贸易顺差。3.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在出口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资源价格人为低估、出口补贴和关税政策等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同时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不断流入扩大了直接投资顺差。4.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不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国民总储蓄率很高,但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占比较小,从而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推动了无效供给的不断增加,最终表现为经济整体性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5.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在外资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过剩国民储蓄并非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直接转化成国内投资,而是需要转道国际金融市场,以FDI的形式回流后弥补中国国内的实际投资一储蓄缺口。于是便存在国内储蓄为外国在华投资“曲线”融资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成为资本输出国,主要投资于国外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经由中国外汇储备融资的FDI又回流中国,主要投资于企业股权。（四）中国双顺差的影响、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1.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汇率管制下的对冲干预机制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螺旋式“自我实现”。外汇占款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只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实际上并没有消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在双顺差格局暂难逆转的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经过数年贸易顺差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正被美元贬值战略不断“蚕食”2.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短期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但是现阶段,中国出口优势依然存在,政府和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优势；同时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需要时间,消费增长仍需时日,这些都决定了出口依赖不会很快消失。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金融项目顺差规模也不会迅速收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西方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开支,国外需求萎缩似乎正在形成,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快速回落,迫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尽快做出调整。3.双顺差的再平衡机制多年的双顺差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中国有能力调整自身经济和金融战略。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抓住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本位向多元化转化的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努力摆脱美元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出口创汇型经济政策,加大对外投资。（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短期能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但从长期来说,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国外需求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远大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国内需求的增加对贸易顺差水平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六）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现阶段汇率保持稳定预期有利于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和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但是人民币汇率稳定不能简单地“钉死”,应在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监测能力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的浮动范围,发挥市场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有效的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同时应当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七）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现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利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措施正处于攻坚阶段,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和汇率制度的灵活管理营造合适的改革环境。（八）不足之处1.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计量经济模型略显简单,同时实证分析可能会因数据采集、处理的问题使结论偏离正确方向。2.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创新性数量模型,仅利用现有成熟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没有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来求证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3.由于汇率政策的选择受国家政策和经济改革路径的影响较大,甚至牵涉到国际政治因素,故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仅结合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有可能使分析结果偏重于经验分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过于主观,尚不够成熟和细致。
郭慧敏[10]（2010）在《开放经济下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浙江省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大省和出口大省,纺织服装业在浙江省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浙江纺织服装业又存在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不合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品牌建设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FDI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从而使浙江纺织服装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弱。如果继续走这种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今后浙江纺织服装业必然陷入发展的泥沼。而通过转型升级,超越已有的发展模式,既是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实施内涵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浙江纺织服装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是在开放条件下来研究浙江纺织服装业的转型升级问题,运用比较、数理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进行研究。文章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环环紧扣,层层剖析。首先,分析了浙江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历程、地位和作用,并分析其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威胁,从而指出其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其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构建出开放条件下衡量产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标体系,并据此指标体系测算出浙江、江苏、上海、广东以及全国的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发现浙江省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数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三省市。再次,对开放条件下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源和国际贸易是影响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最主要的因素。另外,总结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同时对绍兴纺织业、宁波服装业进行案例分析,并对其领先企业的转型升级模式进行剖析。最后,提出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三条路径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产品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有效利用FDI,吸引“微笑曲线”左端移入、加快“走出去”步伐等对策。
二、我国服装出口仍具相当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服装出口仍具相当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基于管理模式转型背景下LDS公司竞争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框架 |
| 1.5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5.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6 文献综述 |
| 1.6.1 战略分析文献综述 |
| 1.6.2 企业竞争力文献综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 |
| 2.1.1 战略分析 |
| 2.1.2 战略实施及控制 |
| 2.2 企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 |
| 2.2.1 企业竞争力的概念 |
| 2.2.2 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
| 2.3 波特五力模型 |
| 2.3.1 进入威胁 |
| 2.3.2 竞争威胁 |
| 2.3.3 替代品威胁 |
| 2.3.4 供应商威胁 |
| 2.3.5 买方威胁 |
| 2.4 SWOT矩阵分析法 |
| 第3章 LDS公司概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
| 3.1 LDS公司现状 |
| 3.2 LDS企业管理模式缺陷 |
| 3.2.1 LDS公司生产管理模式问题 |
| 3.2.2 LDS公司销售管理模式问题 |
| 3.3 LDS公司竞争力分析 |
| 3.4 公司面临的环境分析 |
| 3.4.1 LDS公司的内部环境分析 |
| 3.4.2 LDS公司的外部环境分析 |
| 第4章 LDS公司提升竞争力的优化方案 |
| 4.1 LDS公司目标设定及竞争战略实施方案 |
| 4.1.1 竞争战略方案的目标 |
| 4.1.2 竞争战略实施方案 |
| 4.2 LDS公司竞争战略选择 |
| 4.2.1 差异化战略 |
| 4.2.2 集中化战略 |
| 4.3 LDS企业竞争力评价 |
| 第5章 LDS公司提升竞争力的保障措施 |
| 5.1 LDS公司提升竞争力的保障措施 |
| 5.1.1 深化企业文化建设 |
| 5.1.2 加强财务管理建设 |
| 5.1.3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
| 5.1.4 加快信息化建设 |
| 5.1.5 加快信息化建设 |
| 5.2 结论与展望 |
| 5.2.1 结论 |
| 5.2.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纺织服装业“走出去”的市场环境分析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2 纺织服装业对外投资的相关研究 |
| 1.2.1 纺织服装业“走出去”的相关理论 |
| 1.2.2 纺织服装业“走出去”的市场探究 |
| 1.3 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内容 |
| 1.3.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纺织服装贸易及对外投资特征 |
| 2.1 中国纺织服装进出口贸易 |
| 2.1.1 纺织服装出口现状 |
| 2.1.2 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特征 |
| 2.1.3 中国纺织品服装的进口情况与特征 |
| 2.2 中国纺织服装的对外投资 |
| 2.2.1 中国纺织业对外投资的概况 |
| 2.2.2 纺织企业海外投资的特征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对贸易及投资的影响 |
|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与贸易效应 |
| 3.1.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
| 3.1.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 |
| 3.1.3 自由贸易协定及其特点 |
| 3.2 亚太主要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
| 3.2.1 东南亚国家联盟 |
| 3.2.2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3.2.3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3.2.4 亚太自由贸易区 |
| 3.2.5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
| 3.3 中国与亚太主要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关系 |
| 3.3.1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合作协定成员国交织关系 |
| 3.3.2 中国与亚太地区主要经济合作组织关系 |
| 3.4 中国的FTA战略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南亚部分国家纺织服装市场投资环境分析 |
| 4.1 东南亚地区的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现状 |
| 4.2 东盟部分地区纺织服装的投资环境分析 |
| 4.2.1 柬埔寨纺织服装市场的投资环境要素 |
| 4.2.2 缅甸纺织服装市场的投资环境要素 |
| 4.3 南亚的纺织服装投资环境分析 |
| 4.3.1 印度纺织服装市场的投资环境要素 |
| 4.3.2 孟加拉纺织服装市场的投资环境要素 |
| 4.3.3 巴基斯坦纺织服装市场的投资环境要素 |
| 4.4 纺织服装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要点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越南纺织服装市场投资环境分析 |
| 5.1 越南纺织服装的概况 |
| 5.2 投资越南的主要因素 |
| 5.2.1 贸易因素 |
| 5.2.2 综合成本 |
| 5.3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5.3.1 关于产业工人的新政策 |
| 5.3.2 其他的不利因素 |
| 5.4 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
| 5.5 苏州正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和已投稿的论文 |
| 附表1 全国货物贸易商品进出口总值及纺织品进出口统计 |
| 附件1 部分企业在越南投资的情况 |
| 附件2 欧美客户常规人权批厂要求 |
| 致谢 |
（5）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研究：产品空间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第一节 |
| 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二节 |
| 研究现状 第三节 |
|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第四节 |
| 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 |
|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第一节 |
| 理论基础 第二节 |
| 研究框架 第三章 |
| 东亚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 第一节 |
| 数据来源及说明 第二节 |
| 东亚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 第三节 |
| 产业优化升级路径命题的验证 小结 第四章 |
| 台湾产品空间结构的现状 第一节 |
| 产品分类标准选取的说明 第二节 |
| 台湾低技术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 第三节 |
| 台湾中等技术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 第四节 |
| 台湾高技术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 小结 第五章 |
| 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单方引导”合作模式 第一节 |
| 台湾产业的优化升级 第二节 |
| “单方引导”模式下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 小结 第六章 |
| 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双方推动”合作模式 第一节 |
| 台湾与日本的产业合作空间 第二节 |
| 台湾与韩国的产业合作空间 第三节 |
| 台湾与大陆的产业合作空间 小结 第七章 |
| 结语 第一节 |
| 研究结论 第二节 |
| 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 |
|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二位码产品名称 附录2 |
| 低中高技术产品的代码及名称 主要研究成果和相关奖励 致谢 |
（6）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文章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理论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替代关系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互补关系理论 |
| 2.1.3 贸易投资关系一体化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
| 2.2.1 中国贸易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
| 2.2.2 中国各省贸易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
| 2.3 简评贸易投资关系理论以及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概况 |
| 3.1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3.1.1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2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
| 3.1.3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 3.1.4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3.2 浙江省对外贸易概况 |
| 3.2.1 浙江省对外贸易现状 |
| 3.2.2 浙江省对外贸易特点 |
| 3.2.3 浙江省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因素分析 |
| 4.1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分析 |
| 4.1.1 纵向跨国公司的推动 |
| 4.1.2 并购活动的促进 |
| 4.1.3 商务服务类OFDI发展迅猛 |
| 4.2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出口贸易的因素分析 |
| 4.2.1 横向OFDI的贸易替代效应 |
| 4.2.2 边际产业转移 |
| 4.2.3 母公司总部服务发展迟缓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线性回归模型理论介绍 |
| 5.2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对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分析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对出口贸易替代效应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各类商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浙江省各类商品出口贸易概况 |
| 6.2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各类商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2.1 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省机电商品出口的影响 |
| 6.2.2 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高新技术商品出口的影响 |
| 6.2.3 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纺织服装商品出口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总结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对民营企业政策扶持力度 |
| 7.2.2 加快技术学习和创新 |
| 7.2.3 加快建设回归平台 |
| 7.2.4 加快商务服务的对外直接投资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束语 |
| 8.1 主要工作与创新点 |
| 8.2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7）论实体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金融危机暴露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 |
| 二、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 |
| 三、复苏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实体经济的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实体经济的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内生技术变化理论 |
|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 |
| 四、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简要评论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
|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
|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
| 三、实体经济的功能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 |
|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联系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一、第三产业的范畴界定 |
| 二、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分析 |
| 一、德国道路 |
| 二、美国道路 |
| 三、日本道路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创新制造技术 |
| 二、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
| 三、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
|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 一、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
| 二、要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
| 三、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
| 四、要保持健康的产业结构 |
| 五、要科学应对产能过剩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回归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
|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第五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SWOT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分析(Strength) |
| 一、实体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
| 二、技术创新体系稳步形成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 |
| 四、产业链成熟劳动力丰富 |
| 第二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 一、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
| 二、科技创新体制尚不健全 |
|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 四、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发达 |
| 第三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 |
|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遇 |
|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
| 第四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挑战分析(Threat) |
| 一、产业空心化趋势 |
|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
| 三、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
| 第六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省域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二、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产业的实证分析 |
| 一、传统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
| 二、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企业的实证分析 |
| 一、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上汽集团为例 |
|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福耀玻璃为例 |
| 第七章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实力 |
| 一、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
|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 第三节 激发企业活力，坚守实体经济 |
| 一、重振企业家精神 |
|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 三、培育国际知名品牌 |
| 四、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
|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实体经济 |
| 一、制订发展规划，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
| 二、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勤劳创业的外部环境 |
| 三、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
| 四、强化楼市调控，坚定不移遏制投机炒作 |
| 第五节 深化体制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
| 一、完善科技体制，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二、深化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三、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
| 四、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基于梯度转移的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以亚洲主要服装供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课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架构 |
| 2.1 梯度转移的理论概述 |
| 2.2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相关理论探析 |
| 2.3 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相关理论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全球服装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国际服装市场概况 |
| 3.2 亚洲主要服装供应国服装业概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与案例应用 |
| 4.1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思 |
| 4.2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筛选 |
| 4.3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建立 |
| 4.4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应用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梯度转移的服装加工业转型升级若干建议 |
| 5.1 我国服装加工业梯度转移概况 |
| 5.2 我国服装加工业转型升级的若干建议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研究特色 |
| 6.3 研究不足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指标初选 |
| 附录二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预调研问卷 |
| 附录三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正式调研问卷 |
| 附录四 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正式调研问卷(英文版) |
| 附录五 专家访谈及专家问卷调研名单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2 文献概述 |
| 2.1 双顺差的成因、影响及对策文献综述 |
| 2.2 国际收支的跨期分析方法文献综述 |
| 2.3 人民币汇率政策文献综述 3 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 |
| 3.1 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双顺差主要来源 |
| 3.1.1 货物贸易对经常项目顺差贡献最大 |
| 3.1.2 加工贸易占出口贸易的比例偏高 |
| 3.1.3 服务贸易市场份额弱势上升,服务贸易逆差收窄 |
| 3.1.4 投资收益项目“陷入”逆差困境 |
| 3.2 资本项目顺差突出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 |
| 3.3 本章小结 4 基于消费者跨期选择的中国双顺差理论分析 |
| 4.1 开放经济的两国跨期选择模型 |
| 4.1.1 消费者跨期消费模型 |
| 4.1.2 两国跨期贸易与国际资本跨期流动 |
| 4.1.3 投资和产出对最优消费与经常项目的影响 |
| 4.1.4 中国双顺差的理论分析框架 |
| 4.2 跨期选择模式下的中国双顺差分析结论 |
| 4.3 本章小结 5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 |
| 5.1 美元本位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 |
| 5.1.1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容易导致其产生贸易赤字 |
| 5.1.2 部分国家的赤字经济“催胀”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 |
| 5.1.3 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 |
| 5.2 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 |
| 5.2.1 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贸易顺差 |
| 5.2.2 外资超国民待遇扩大直接投资顺差 |
| 5.3 结构性失衡的中国经济 |
| 5.3.1 刺激经济增长依赖于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 |
| 5.3.2 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
| 5.3.3 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 |
| 5.4 本章小结 6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 |
| 6.1 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 |
| 6.1.1 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 |
| 6.1.2 对冲外汇占款仅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 |
| 6.1.3 双顺差影响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
| 6.1.4 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不断“蚕食”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财富 |
| 6.2 双顺差短期内仍会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 |
| 6.2.1 出口优势难以舍弃,出口依赖依然存在 |
| 6.2.2 消费增长仍需时日 |
| 6.2.3 投资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仍具全球竞争力 |
| 6.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壁垒,增长缓慢 |
| 6.3 双顺差的畸形格局长期难以为继 |
| 6.3.1 发达国家爆发债务危机,预示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 |
| 6.3.2 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调整,贸易顺差初现收窄趋势 |
| 6.4 中国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机制 |
| 6.4.1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 6.4.2 挣脱“美元陷阱”,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
| 6.4.3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
| 6.4.4 缩小直接投资顺差规模 |
| 6.4.5 调整外贸政策 |
| 6.5 本章小结 7 双顺差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
| 7.1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1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主要分析理论 |
| 7.1.2 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3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问题 |
| 7.2 完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 |
| 7.2.1 人民币单向升值面临的风险 |
| 7.2.2 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双向浮动范围的时机成熟 |
| 7.2.3 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
| 7.3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
| 7.3.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历程 |
| 7.3.2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局势 |
| 7.4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配套措施 |
| 7.4.1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需以资本管制为“防火墙” |
| 7.4.2 人民币汇率改革应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伴而行 |
| 7.4.3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与利率市场化需要稳步审慎协同推进 |
| 7.5 本章小结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双顺差的成因 |
| 8.1.2 双顺差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
| 8.1.3 双顺差的可持续性 |
| 8.1.4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中国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机制 |
| 8.2.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议 |
| 8.2.3 其他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后记 |
（10）开放经济下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次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转型升级理论的研究综述 |
| 1.2.2 纺织服装业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浙江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2.1 浙江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历程 |
| 2.2 浙江纺织服装业的地位与作用 |
| 2.2.1 浙江是全国的纺织服装大省 |
| 2.2.2 纺织服装业是浙江的支柱产业 |
| 2.3 开放经济下浙江纺织服装业可持续发展的SWOT分析 |
| 2.3.1 浙江纺织服装业的优势分析 |
| 2.3.2 浙江纺织服装业的劣势分析 |
| 2.3.3 浙江纺织服装业面临的机遇分析 |
| 2.3.4 浙江纺织服装业面临的威胁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
| 3.1 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 |
| 3.1.1 转型概念的界定 |
| 3.1.2 升级概念的界定 |
| 3.2 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 |
| 3.2.1 制程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 |
| 3.2.2 产品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 |
| 3.2.3 功能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 |
| 3.3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实证检验 |
| 3.3.1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服装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3.3.2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服装业GDP占地区GDP比重 |
| 3.3.3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品服装世界市场占有率 |
| 3.3.4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机械产业内贸易指数 |
| 3.3.5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服装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 |
| 3.3.6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品服装净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 3.3.7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服装业工业增加值率 |
| 3.3.8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品服装进出口相对平均单价水平 |
| 3.3.9 浙江、江苏等四省市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 |
| 3.4 本章小结 |
| 4 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
| 4.1 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国际贸易与产业转型升级 |
| 4.1.2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转型升级 |
| 4.1.3 对外投资与产业转型升级 |
| 4.1.4 竞争优势与产业转型升级 |
| 4.2 影响因素衡量指标的确定 |
| 4.2.1 指标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4.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和典型案例分析 |
| 5.1 境外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经验 |
| 5.1.1 全能型的典型代表:意大利 |
| 5.1.2 技术型的典型代表:美国 |
| 5.1.3 营销型的典型代表:韩国 |
| 5.2 绍兴纺织业转型升级案例分析 |
| 5.2.1 绍兴纺织业的现状概述 |
| 5.2.2 绍兴纺织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 |
| 5.2.3 绍兴纺织业的优劣势分析 |
| 5.2.4 唐龙模式:营销创新 |
| 5.3 宁波服装业转型升级案例分析 |
| 5.3.1 宁波服装业现状概述 |
| 5.3.2 宁波服装业的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 |
| 5.3.3 宁波服装业的优劣势分析 |
| 5.3.4 雅戈尔模式:技术+品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对策 |
| 6.1 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
| 6.1.1 路径A:技术能力提升为先,市场能力提升随后 |
| 6.1.2 路径B:市场能力提升为先,技术能力提升随后 |
| 6.1.3 路径C: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同时提升 |
| 6.2 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
| 6.2.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6.2.2 加快实施人才战略 |
| 6.2.3 优化产品结构和贸易结构 |
| 6.2.4 提高利用FDI水平 |
| 6.2.5 加快"走出去"步伐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四、我国服装出口仍具相当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基于管理模式转型背景下LDS公司竞争战略研究[D]. 王元. 吉林大学, 2020(08)
- [4]纺织服装业“走出去”的市场环境分析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D]. 刘小辰. 苏州大学, 2018(12)
- [5]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研究：产品空间理论视角[D]. 侯丹丹. 厦门大学, 2017(01)
- [6]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D]. 陈丽梅.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1)
- [7]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8]基于梯度转移的服装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以亚洲主要服装供应国为例[D]. 董睿娇. 东华大学, 2014(06)
- [9]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陈腾龙.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10]开放经济下浙江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研究[D]. 郭慧敏. 浙江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