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大论文,收入差距论文,障碍论文,居民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就是居民消费不足。而统计数据表明，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存在消费不足。真正消费不足的是国内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基本的工农业产品的商品市场：农产品“卖难”问题已很突出，制造业的销售1998年仅增长2.5%。这说明， 研究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必须解剖居民消费不足的深层次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我国目前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本性原因是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是从事工业和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没有拿到他们应有的收入份额，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工农城乡之间、不同地区经济之间、必需消费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形成了多个层面上的不良循环。解决居民消费不足，重构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使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必须解决日益突出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的资本过剩时指出：“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很显然，列宁把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过剩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某些特殊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及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不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呢？对此，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就从理论上作出了回答，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二、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已大大超出合理范围，而且继续呈迅速扩大之势。。定量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标准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重。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定量测算的结果，我国1998年可与国际比较的基尼系数是0.456（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的计算过程略）。按照国际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较为合理；0.4以上表示差距过大。 具体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判断基尼系数多少为合理，还得看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它的历史演变情况以及居民心理的承受能力等等。由此，判断我国基尼系数合理与否的数量标准客观上要比上述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要低。据此比较，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大大超出合理的范围。而且从其变化的趋势来看，199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24，1997年是0.425，1998年是0.456。 可见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是持续扩大的，而且扩大的速度还有加快的趋势。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从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看得很清楚。首先，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大大高于国际水平。199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3.71（以农村居民为1）。 世界上经济水平同我国类似的国家或者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其经济水平同我国目前类似的阶段，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平均只有1.7左右。也就是说， 与国际比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要高出一倍以上。其次，我国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极迹象。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七等份分组，最高的居民组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增长6.9 %，而最低的居民组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仅增长1.9%，两者相差5个百分点；而从收入增加的绝对数看，前者增加707元，后者仅增加46元， 前者是后者的15.4倍。
三、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首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快速下降，并由此引起总体居民消费不足。所谓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收入增加一个单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所增加的数量。理论已经证明，收入差距越大，收入越向少数人集中，总体消费倾向越低。我国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中，基尼系数提高了0.032，而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0.53， 后者下降的幅度高达70%。详见下表
1996年1997年1998年
基尼系数
0.424 0.425 0.456
平均消费倾向
0.836 0.818 0.792
边际消费倾向
0.770 0.597 0.236
从上表可以看出，相对于基尼系数的上升，居民消费倾向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
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导致边际消费倾向急剧下降，使我国生产、收入和消费的链条中，消费成为薄弱环节，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来自居民消费不足的严重制约。
四、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在三个层面上国民经济的不良循环。第一个不良循环是宏观面上的不良循环，它由建立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础上的高收入阶层居民的支付行为所引起。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用于四方面的支付：一是对与大多数居民消费水平相适应的消费品（即《资本论》中的必需消费品）进行消费；二是对奢侈品进行消费；三是用于投资；四是用来增加储蓄。第一种支出，由于高收入居民对必需消费品的消费已经达到了饱和，不管收入如何变化，他们都不可能大量地增加对国内一般消费品的消费，它对基本商品市场的启动，即使收入增加再多，其作用也十分有限。第二种支出，由于我国的高收入阶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快速形成的，对于这部分居民超越必需消费品的奢侈品的消费，国内生产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实现这种消费，其中相当大的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第三种支出即投资，在目前基本的工农产品普遍出现“买难”、价格疲软和效益下降的情况下，他们不会投资于工业和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而会选择非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那些容易引发经济泡沫的房地产部门，金融衍生部门，超越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楼堂管所的建设以及各种迎合高收入阶层需要的旅游和其它服务等行业；第四种用于增加储蓄的支出，实质上是形成食利资产，由于这些储蓄是建立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基础上的，它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在经济繁荣时推动经济过热，在经济紧缩时推动经济过冷；在价格上涨时推动物价迅速上涨，在价格下跌时推动物价快速下跌。所有这些表明，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基础上的高收入居民的支付行为必然引导经济结构的畸形化。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矛盾现象就是这一结果的具体体现。从生产的角度看，在以GDP 为标识的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却增长不多甚至下降；从市场的角度看，按照一般的规律，利率下降，储蓄应该减少，消费应该增加，物价应该回升。而我国的情况却是：利率一再下调，居民储蓄继续大幅度飙升，消费品市场启而不动，物价长时间持续下降。从投资的角度看，一方面是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经济措施的力度很大，另一方面却是民间投资的启动严重乏力；从进出口的关系看，一方面是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是进口大幅度增长，启动内需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刺激进口的政策。这些矛盾交织，使我国经济在宏观面上出现了不良的循环。
二是导致了工农产业和城乡经济的不良循环。毫无疑问，我国农民在生产和贸易上近年来面临着越来越不利的形势。在生产上，由于劳动力转移受阻，耕地上承受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从粮食、棉花到畜牧、水产，价格一路下跌，且幅度大大超过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在农村销售的工业品。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价值剪刀差都扩大了，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可以说，农民构成了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低极。农民收入水平低，对工业品的购买能力弱，工业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农村这个主体市场的支持。于是在我国农业和工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不良循环：农业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市场，工业也不能为农业提供足够的市场，两个市场相互掣肘。农民抱怨城里人不买农产品，工人则抱怨农民不购买工业品。冷静分析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工农产品“卖难”不是因为进入了所谓的“过剩经济”时代，而仅仅是工农两大产业不良循环的结果。这种不良循环的起点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在国民经济的分配中没有拿到应有的份额，继而严重影响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还导致国民经济在地区间的不良循环。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看，199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水平最高的大中城市是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大中城市的4.8倍；从农村来看，199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高的省是最低省的4.4倍。可见， 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比城乡差距还要大。由于居民收入在地区上存在巨大的落差，使后进地区吸收和涵养人才的能力很差，人才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流动即成为必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资金和技术的大规模转移。收入落差越大，转移的速度越快，强度越大。这种情况又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了不良循环，从而使我国国内这个巨大的统一市场所具有的在地区间经济互补和相互支持的优势无法得以发挥。其结果不仅是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受阻，而且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也由于缺乏内地支持而遭受市场强劲的约束。国内市场不能得到有效的拓展，而过早和过多地使国民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得以提升，这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在目前外需乏力的情况下，我们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五、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影响了政策效应的发挥。为了解决我国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政府已经或正在出台一些旨在扩大内需和启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客观上面临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一障碍，使得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1、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用受到了很大影响。从去年开始， 国家发行特别国债1000亿元，加上银行配套资金1000亿元，使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98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这对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止降转升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的增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与预期的目标却相差甚远，更没有起到“四两托千斤”的效果，对整个经济的乘数效应较低。特别是由于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没有带动起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进入1999年以后重又开始回落，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还出现了绝对量上的减少，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极其罕见的。深入分析，在存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的情况下，扩张的财政政策是难以取到扩大内需和启动市场的效果的。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投资基金最终转化为消费基金的比重目前大体为30%，这是比较高的，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目前只有0.236。这样，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最终能形成现实的居民消费只有0.0708个单位。也就是说，每增加1000亿元的投资，只能增加70.8亿元的居民消费， 增加10000亿元的投资也只能增加708亿元的居民消费， 这对启动我国庞大的消费品市场显然是杯水与车薪的关系。第二、在居民消费不足，商品普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只能是政府一头沉，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是很难启动的，企业对更新改造投资也不会有太大的积极性。这一点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在1998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19.1%，集体投资仅增长3.5%， 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增长6.1%。因此，在进入1999年以后，当政府公共投资的力度减弱时， 由于集体和个人投资没有带动起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就明显地下降了。而依靠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显然是不能长期实行的。
2、也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直接启动消费市场的作用也不要对其抱太高的期望。货币政策的首选是利率及其相关政策。为了启动消费市场和刺激投资快速增长，我国政府已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准备金率和贴现率也都作了相应下调。但尽管如此，却没有达到使居民消费明显增加和民间投资特别是对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性投资快速增长的目的。这说明，目前情况下，利率政策难以解决问题。针对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和通货紧缩的迹象，有些专家建议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确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对解决我国经济中当务之急的问题，其效果肯定会比较明显，至少比财政政策要好。但从发展的角度看，采取这项政策则要付出长期的代价。因为这样做，既不与“十五大”所确定的原则相符合，也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要求。按照“十五大”的精神，在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格局中，要把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要求经过几年的努力，争取把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而我国1998年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才为12.4%，这说明，按照现有的财政收入比重，要达到“十五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目前所要做的不是要提高个人收入比重的问题，而是要有效地降低个人收入比重的问题。从我国经济目前所处阶段以及从其长远发展的要求看，继续提高个人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显然是不可取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总资本的发展水平不高，实力不强，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还很艰巨。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分配时，必须对未来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之前，维持一个较高的积累率是必需的。在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时，坚持个人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原则仍然是必须坚持的。这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经济遇到了由于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而引发的居民总体消费不足的问题就简单地上调个人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这样做会使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提早结束。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而其边际消费倾向过低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是很难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来增加总体居民消费的。因为个人收入比重增加了，政府所能支配的收入比重势必下降，其再分配功能和调整居民收入关系方面的能力势必减弱，这反倒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在所采用的货币政策中还有鼓励消费信贷政策。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推行这项政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也令人怀疑。中国的老百姓同美国、俄罗斯的老百姓不同，是一个非常俭朴的民族，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更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通过举债来进行消费的，而高收入阶层的居民要真想增加消费则是不需要举债的。这就决定了依靠增加消费信贷来实现启动消费品市场的政策很难收到预期效果。而在目前利率很低的情况下推行鼓励消费信贷的政策，极容易引发金融资产的漏损，利用“消费”之名，套用银行信贷。结果是消费没有增加，银行的呆帐坏帐却增加不少。而且在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同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政策一样，推行消费信贷政策在客观上也会使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进一步强化。
总之，由于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障碍，不管是直接启动要素市场间接启动消费市场的财政政策，还是直接启动消费市场间接启动要素市场的货币政策在目前情况下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六、简短的结语。因此，从表面上看，我国目前经济的难题是居民消费不足；但从根本上讲，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性障碍是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启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重点应放在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上。
首先，要切实贯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原则，解决目前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和少数人因不合理收入甚至非法收入暴富的问题，同时加大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努力遏制和逐步缩小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在处理工农城乡收入关系上，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为此，应继续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同时，依据九十年代以来城乡资金流量的变动关系，需要通过财政、金融和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向农村注入资金，这既是解决农民收入低下、农村购买能力弱而不能为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和解决城乡市场脱节、消费严重断层的问题的需要，更是有效防止农业滑坡的迫切要求。此外，还要从多方面入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处理地区收入关系上，要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依据梯度发展的既定战略，采取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此促进低收入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总之，只有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才能有效提高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只有从事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拿到了他们应有的份额，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工农产业和城乡经济之间、不同地区经济之间、消费和积累之间、必需消费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有效走出目前的困境而实现快速、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注：本报告据以计算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由其生活消费的现金支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现金支出以及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现金支出三部分加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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