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口传的张力——柏拉图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表达方式论文,独特论文,哲学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7-0042-07
一
每一个初次接触柏拉图哲学的人都会遭遇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柏拉图的著作采取的是对话录的写作形式。诚然，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就可以发现从古至今，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除了最为常见的“论著”之外，还有长诗（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论文汇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心灵独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笛卡儿的《谈谈方法》）、书信（近代哲学家多有采用）、几何学式演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公开演讲（费希特的《学者的使命》和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授课记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随笔（蒙田）、箴言（李希滕贝格）、断片（德国浪漫派）、神话故事（谢林的《世界时代》）、日记（克尔凯郭尔）、散文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速记纸条（维特根斯坦）等非常多样化的形式。而柏拉图著作采取的对话录形式，更是在这里面独树一帜，两千多年来从者甚众，其中不乏西塞罗、布鲁诺、贝克莱、休谟、谢林等响当当的名字。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们对于自己为什么恰好采纳现在的这种表述方式并没有给出什么解释或说明。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一个问题，现有的选择是一件自然而然甚至带点偶然性的事情，因为以他们的思想和才华，换一种表述方式绝不是什么难事。前面提到的柏拉图对话录形式的几个追随者，特别是谢林，除了写作对话录之外，也以别的很多形式的著作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也有少数哲学家对于自己采取的写作方式有着自觉的考虑和独特要求，而这又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有着根本的联系。比如斯宾诺莎写作《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就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表述方式，前者涉及受众面较广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因此采取了通俗显白的论说形式，而后者论及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因此从术语到行文都带有浓厚的学院气息。更重要的是，《伦理学》本身就带有一个副标题“以几何学方式进行的表述”(geometrico demonstrata)，全书共五卷，每一卷都是由“界说”、“公则”、“论题”、“证明”、“附释”等构成，在形式上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基本相同。斯宾诺莎之所以用这种形式来写作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代表著作，是因为他秉承笛卡儿强调“清楚明白”的理性主义精神，同时在几何学那里找到了最佳的“说理”方式。至于这部以几何学方式写作的著作在客观上是否达到了斯宾诺莎所期待的那种一劳永逸的“清晰论证”的目标，则是另外的问题。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德国浪漫派的作家和哲学家（比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那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用“断片”(Fragmente)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也与他们的基本世界观有着直接联系。对德国浪漫派来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像体系教科书所排列的那样，以井井有条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反，世界是“系统化了的无系统性”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它只能以零碎断片的方式闪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的思考，我们对于这些思想的表述因此也只能是断片式的。
尽管有这些写作形式上的差异，以及哲学家对此的不同考虑，但基本说来，这些哲学著作还是遵循着一些共同的模式，即哲学家都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原则或问题，要么从它们出发，要么围绕着它们，逐步进行推导和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论证自己的观点。一般说来，读者能够清楚地知道哲学家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以及他是怎样来论证自己观点的。而读者要做的，就是像叔本华所要求的那样，“阅读著作的每一行和每一个字”②，在这个过程中开动自己的理智力量，紧跟哲学家的思路，理解他所说的一切；除此之外，读者不用担心或顾及别的什么。但在这里，实际上有几个基本的前提被假定下来：首先，人们相信哲学家在著作中已经将自己核心的、关键的思想尽可能充分地表述出来，不会在重大问题上有所保留；其次，相对于著作所传达的思想内容而言，其写作形式终归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即使对前面所说的斯宾诺莎和德国浪漫派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写作形式在阅读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或者困难，但只要经过勤奋的研读和仔细的甄别，我们就能正确、充分地掌握哲学家的思想。
然而，当面对柏拉图的对话录的时候，我们通常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首先，柏拉图的著作无一例外地以对话录或交谈的形式来表现，参加对话者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但这些角色在对话录中所表达的思想究竟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是仅仅是柏拉图的杜撰，这是不易断定的。其次，在柏拉图的著作里，他本人的名字总共只有三次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被提到（《申辩篇》34a，38b；《斐多篇》59b）。除此之外，“柏拉图”几乎完全处于隐身的状态，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对话录中引领着对话进程的角色是“苏格拉底”，而在中后期的少数对话录里，对话引导者则变成了“巴门尼德斯”、“爱利亚客人”、“蒂迈欧”、“雅典人”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某个思想观点（特别是那些争议较大的观点）归之于柏拉图就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加上柏拉图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曾经声称“柏拉图的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314c)，以及对话录是“精细修改后的，返璞归真的苏格拉底的著作”(314c)等等，以至于泰勒(A.E.Taylor)③、伯内特(John Burnet)④等学者竟认为柏拉图直到很晚才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他的很大一部分对话录所传达的都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而在通常所谓的早期对话录里，“苏格拉底”与对话者之间的讨论经常陷入疑难(Aporie)的结局，“苏格拉底”虽然每每让对方理屈词穷，但他自己同样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柏拉图本人在这里也遭遇到了挫折，或者他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呢？还有，“苏格拉底”或其他对话引导者在对话录里俨然常胜将军，操纵着话语霸权，而与他交谈的人，即使是“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特拉叙马库斯”这样的著名雄辩家，都是要么从头到尾唯唯诺诺像一个应声虫，要么刚开始的时候还纵横捭阖，后来却突然如泄气一般被“苏格拉底”牵着鼻子走，让很多读者恨不得自己上阵辩论的同时，也对柏拉图的公正性和思想产生反感和质疑。这些，都是柏拉图虚构的对话录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麻烦。
但最大的争议还是来源于柏拉图的文风。柏拉图不仅能够将对话录设计为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而且在其中不时穿插一些或者气势磅礴、或者优美动人的长篇大论。这种华丽的写作方式一方面为柏拉图赢得了“阿提卡语言经典作家”、“修辞学大师”甚至“哲学家中的荷马”（西塞罗语）⑤等美誉，另一方面也给柏拉图招致了许多负面评价，比如炫耀文采⑥，以辞害意，导致读者满足于片面的结论和肤浅的阅读等等⑦。这些毁誉交加的评价从古至今从未消停，它不仅针对柏拉图，而且同样针对那些文学色彩浓厚的哲学家（比如克尔凯郭尔，尤其是尼采）。
由于这些原因，绝大多数哲学家和学者在讨论和分析柏拉图哲学的时候，都对柏拉图的写作形式不是很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从中提炼出“纯粹的”哲学义理。即使黑格尔曾经称赞柏拉图的写作形式具有“造型艺术”的特色，“充分避免了一切肯定、独断、说教的作风”⑧，但他仍然不忘强调：“我们绝不能因此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对话体是表达哲学思想的最好形式，这不过是柏拉图的个人风格罢了。”⑨而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Paul Natorp)的名著《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唯心主义导论》仅仅在开篇处声称，“柏拉图的作家特色或更确切地说诗人特色只有借助于柏拉图哲学的内容并从这些内容出发才能被理解”⑩，此后对于柏拉图的写作形式就再也没有任何关心。
进入20世纪以来，在英美学界，特别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影响，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各种论证方式和过程，这些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压倒了对于哲学思想本身的关注。这条路线下的研究者几乎认为对话录的文学形式只具有装饰作用。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美国学者肖雷(P.Shorey)，他把柏拉图的对话录改写成论文纲要的形式，将一切文学和戏剧因素排除之后，罗列出柏拉图的各种哲学思想。(11)这个尝试失败了，不仅因为肖雷在提炼相关思想时引发的争议，更在于他经常想当然地把某些观点认为是柏拉图所主张或反对的，但在脱离了文本场景的情况下，这些结论就显得非常武断。无疑，完全无视柏拉图的书写形式就对柏拉图的哲学进行评述，这是一种冒险的、根基不稳的做法。
二
在上述偏重柏拉图的纯粹的“哲学义理”或“论证方式”的哲学家和学者那里，他们对于柏拉图的写作方式已经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忽视，这种态度与那些高度推崇柏拉图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人截然相反。然而就在这个对峙中，一个更大的问题被引发出来——有些学者注意到，柏拉图本人对于书写著作本身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出现在《斐德罗》(274 ff.)这篇对话录及《第七封信》里(341 ff.)。在那些地方，柏拉图宣称，书写给人们带来了惰性和依赖性，学会了书写的人就会忽视记诵，他们一旦信任书写著作，就会习惯于通过陌生的符号从外面来提醒自己，而不是从自身内部通过独立的思考得出相关知识。不仅如此，书写下来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具有一成不变的面貌，固定的内容，固定的论证，固定的程序，以同样的方式面对那些理解它或者不理解它的人，每每遭到曲解和不公正的责难，却没有能力为自己作丝毫辩护。
在将书写著作贬斥为“无甚价值的东西”(278d)的同时，柏拉图极力推崇口头的传授和交谈，并且反复强调对于某些最高深和最困难的问题或对象只能用口传的方式来处理。与那些翻来覆去折腾文本字句的诗人和作家不同，真正的“辩证法家”不是把知识书写在草卷上，而是书写在灵魂上，他们能够因材施教，“对于复杂的灵魂施以复杂而广泛的言论，对于单纯的灵魂施以简单的言谈”(277b)，而且“懂得根据场合不同，是选择言谈还是沉默”(276a)。因此，柏拉图断言：“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殚精竭智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书写著作］，更不敢让那些认识遭到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遭受的命运。”(343a)除此之外，柏拉图还多次宣称口传是一种“严肃”(spoude)的行为，而书写著作至多只能算“一种非常美好的游戏(paidia)”(276e)。
由于这个发现，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崛起了一个“图宾根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克雷默(Hans-Joachim Kr
mer)、盖瑟尔(Konrad Gaiser)、斯勒扎克(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雷亚利(Giovanni Reale)，他们主张柏拉图除了在对话录里表述出的思想之外，还另有一套更基础的“口传学说”、“内传学说”或“未成文学说”。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以及古代许多属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渊源的其他哲学家的相关记述，勾勒出了这些学说的基本内容和体系框架，并以之作为钥匙来打开柏拉图的对话录在表述方式上为读者设置的重重困难之锁。客观看来，图宾根学派的工作在哲学义理和语文学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其中不乏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厉批评。(12)
图宾根学派的主张之所以引起热议，除了他们提炼出的“柏拉图未成文学说”带有非常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因而与当代流行的各种哲学思潮多有抵触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坚决强调“口传”在柏拉图那里相对于“书写”的优先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对话录的地位，动摇了近代以来对于书写著作的绝对崇拜。此外，很多柏拉图学者突然发现他们之前呕心沥血研究的对话录竟然只是“次要”的东西，单是在感情上就难以接受，于是愤然加入到反对者的行列。在这里，即使我们暂时不涉及一些具体的哲学义理问题，但还是可以从更宽泛一些的文化史方面来看看口传在希腊文化中的地位。
其实，在几大古老文明传统中，不着文字或吝于文字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中国，孔子述而不作，我们只是通过他的学生记载的“子曰……”才了解其思想大概；在印度，释迦牟尼同样也只是给他的门徒们留下了“如是我闻……”之类说教。就希腊而言，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尽管基本断定希腊文字诞生于公元前16-14世纪之间，但希腊文明的最初的精神载体——荷马史诗——则是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被书写下来。在此之前，荷马史诗由游吟诗人们口口相传，完全不着文字。人们并不是没有文字，但他们不重视，而且除了一些日常生活事务（比如记账和记事）之外也不需要文字。相反，人们对于言语和口传的崇拜则是无以复加。正因如此，肩负着传承知识(Sophia)职责的诗人们都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然他们并不是逐字逐句地精确背诵，而是记住整个叙事框架和结构以及许多固定修饰搭配，然后可以在实际吟唱中作一些即兴发挥，但即使这样，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工作），这种记忆力被看作是一种超凡的天赋，是诸神和缪斯的恩赐和特别眷顾。正是通过口口相传，诗人们把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诗人的崇高地位就是这样奠定的。当然，书写的出现和传播，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但在希腊的各个城邦，特别是在民主的雅典，言语和演讲在公众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压倒性的作用。当面对参政院、法官和公民大会的时候，决定着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的，往往是嗓门的大小和是否能言善辩。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坐下来阅读什么，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口头交谈获得一切信息。智者兴起之后，他们在整个希腊进行巡回演出，在形形色色的听众面前围绕着各种问题作公开演讲或私人讲座，将口传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文明是“闲聊的文明”，同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是文盲，或至多只能识别少数文字，读懂一些简单的信息。(13)
此外还需注意到的是，就古代的物质生产条件而言，书写创作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制约。据说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发明了“纸”(Papyrus)——这种东西取材自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叫做“纸莎草”的类似于芦苇的植物。这种“纸”在工艺和成本上远远逊色于中国东汉时蔡伦发明的纸浆造纸术，不仅非常昂贵（至少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是如此），而且极易受损，因此也难以大规模地普及。
可见，即使不考虑柏拉图站在哲学高度上对于书写形式本身的缺陷的批判，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交流风俗、文化教育水平和物质生产条件也会促使他将口传的重要性置于书写之上。这不仅是柏拉图，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比如毕达哥拉斯，也都面临同样的处境。根据阿波罗尼奥、杨布里柯、第欧根尼·拉尔修等人的记载，毕达哥拉斯教团是一个人员众多且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鉴于门生们的庞大数量和不同资质，毕达哥拉斯没有撰写任何著作，而是选择了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主题范围，向不同的学生口头传授他的学说，这种灵活性是固定下来的书写著作所不能比拟的。杨布里柯指出，那些有幸在小圈子范围内聆听毕达哥拉斯教诲的人被称作“声闻家”(akusmatikoi)，他们在毕达哥拉斯的门人里具有最高的地位。(14)柏拉图长久以来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重要成员阿基塔斯(Archytas)过从甚密，他不仅吸收了毕达哥拉斯的许多学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斐多篇》和《蒂迈欧篇》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也很有可能从毕达哥拉斯那里获得了对于口传的推崇和更坚定的信心。
尽管如此，柏拉图并不是像人们经常误解的那样，在他的学园内部传授一种“秘传学说”(Geheimlehre)，对书写著作持以绝对排斥的态度，或者将口传与书写绝对地对立起来。实际上，柏拉图在《斐德罗篇》里批判书写著作的同时，也提到了书写著作具有“备忘工具”的功能：一方面可以让著作者本人将他探索得到的知识“储存”起来，以备将来年老健忘时之用，另一方面可以让那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找到著作者的哲学探索的“痕迹”(275d，276d，278a)。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口传和交谈而言，书本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发挥作用，所以完全可以作为口传的补充。当然前提始终是，读者不应固守在书写下来的文字上，而是必须在最终诉诸柏拉图的口头教诲。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柏拉图才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著作，这些著作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它们记载了柏拉图对哲学里面许多重要领域的思考和知识，可以作为学园内师生之间或同学之间进行讨论的“范本”，而且具有广告和宣称的作用，以便把那些对此有兴趣的青年才俊和有识之士吸引到学园里面来从事更深入的研究。在争夺年轻人和教育影响方面，柏拉图与当时的智者以及诗人（比如同样创办了修辞学学校的伊索克拉底）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他的书写著作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里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1484b 15ff.＝Frag.64)，科林特的一位农民在读了柏拉图的华丽磅礴的《高尔吉亚篇》之后被其深深吸引，于是将自己所有农田和葡萄园变卖之后来到雅典，进入到柏拉图的学园中进行学习。(15)至于柏拉图另外的著作，也无一不获得了广泛影响。根据斯勒扎克的分析，柏拉图的著作面向的主要是“业余的哲学爱好者、接受过基础学术训练的人和柏拉图学园中的学生”这三种人，进而扩散到整个公众群体。柏拉图是为所有人写作。(16)另一方面，柏拉图在学园内的口授学说即使不是向所有人开放，但看起来也没有设置很高的门槛（尽管有诸如学园门口树立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之类传说）。同样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Aristoxenos，Harm.elem.＝TP 7)，柏拉图曾经在学园内举办题为“论善”的公开讲课，不少普通民众都涌了进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以为会听到通常关于人的福祉（比如财富、健康）的指导，但他们实际上听到的却是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且柏拉图最终提出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很奇怪的东西，所以他们有的对这些内容不屑一顾，有的则公开地拒绝它们，纷纷提前退场。显然，这些人对于柏拉图的著作还不甚熟悉，否则他们本可以在柏拉图的口传学说中发现柏拉图书写下来的著作中的学说的关键前提和真正基础。
三
不管怎样，即使我们承认柏拉图的口传相对于书写具有更优先的地位，但同时也必须重视柏拉图书写下来的著作，必须将口传和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这恰好是图宾根学派的那些学者们反复强调的基本立场。在这里，关于柏拉图为什么在写作时采用了对话录而不是通常“论文”的形式，则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提请注意的问题。实际上历史地看，柏拉图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以对话录来写作的人。众多的智者、柏拉图的众多师兄（艾希尼斯、安提斯特涅、欧克莱德、斐多、色诺丰等）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们（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都写了很多对话录，只不过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已遗失。我们曾经指出，对话录的形式应该更贴近希腊人的日常交流方式，比起枯燥的论文能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那么，当柏拉图用对话录来写作时，他究竟是无意识地随大流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考虑呢（就像后来的斯宾诺莎和德国浪漫派那样）？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神学家丹尼尔·弗利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43)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见解。施莱尔马赫是第一个用德语翻译《柏拉图全集》的人，尽管他的翻译计划最终没有圆满完成（实际上还缺少《蒂迈欧篇》、《法律篇》、《克里提亚篇》及书信），但其隽永优美的译笔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相比于翻译方面的贡献，施莱尔马赫在为《桕拉图全集》撰写的导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对于后世的柏拉图研究来说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他第一个提出把柏拉图理解为一个“哲学艺术家”(philosophischer Künstler)。(17)也就是说，不是把柏拉图单纯看作一位具有艺术才华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显然不在少数），而是从一开始就把柏拉图看作哲学和（写作）艺术的集合体，强调应该把柏拉图哲学的内容和表达形式——对话录——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因为柏拉图独辟蹊径，“完全避免了通常的哲学表述方式”(18)。不同于很多对此完全缺乏反省意识的研究者，施莱尔马赫清楚地意识到了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书写著作的批判以及对于口传和交谈的推崇，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又与后世的图宾根学派的观点颇有分歧。施莱尔马赫认为，柏拉图的写作目的是要在读者的内心里激发起“活生生的”思想，或者说让读者在自己的内心里产生出对于理念的认识，为此柏拉图精心挑选了对话录的写作形式而不是通常的论文形式（施莱尔马赫认为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仅仅针对的是论文形式的著作），以便让书写下来的东西“尽可能地”模仿和复制那种活生生的真实对话交流的过程。施莱尔马赫相信这个模仿是成功和完满的，“正如每个人看到的那样，［口传学说的］这个优点之所以真正保留下来了，是因为［柏拉图的著作采用了］活生生的讲授所必须具有的对话形式”(19)。同样他还说道：“因此很显然，柏拉图必然尝试过让书写下来的教导尽可能地相似于那种更好的口头教导，而且他在此也必然获得了成功。”(20)基于这些判断，施莱尔马赫认为，柏拉图的写作必然只能是对话录的形式：“对话的形式，作为对于那个原初的相互交流的模仿，无论对柏拉图的口头讲授来说，还是对他的书写著作而言，都是同样不可或缺和自然而然的。”(21)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柏拉图的对话录写作方式和相应的写作技巧堪称“艺术”，凭借这项独门绝技，柏拉图“几乎在任何读者那里都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要么让读者在内心里产生出对于理念的认识，要么至少让读者避免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是真正的知识。在前一种情况下，读者就进入到了“内传”(esoterisch)，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读者还只是处于“外传”(exoterisch)的境地。施莱尔马赫强调：“唯有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区分‘内传’和‘外传’，也就是说，这个区分仅仅表明了读者的一种心灵状态：是将自己提升为一个真正的内心倾听者呢，还是没有。”(22)也就是说，柏拉图的著作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全部，人们没有必要再去追寻柏拉图在学园口头讲授的“内传学说”，这些学说就蕴涵在对话录之内，就看你有没有眼光把它揭示出来。实际上施莱尔马赫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人们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能够足够清楚地读出他的基本原理，因此很难相信他的学生还需要别的什么口头教诲”(23)。
施莱尔马赫对于柏拉图哲学的表述方式的重视，以及他对于对话录写作形式的细致分析都对后世的柏拉图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支配性的指导地位。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他的解释学精神总的说来具有一种夸大了的乐观主义，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每个人都看到”、“很显然”、“必然获得了成功”、“几乎在任何读者那里都获得了成功”等措辞上，表现在他武断地认为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只是针对论文形式，而对话录这种作为“模仿”的形式能够完全取代柏拉图的口头教导，更在于他将亚里士多德等人有关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或“内传学说”的报道完全排斥在外，在缺乏深入考察的情况下就宣布这些报道“绝对没有包含着在柏拉图的其他著作里没有提到或完全不同的思想”(24)。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施莱尔马赫遭到了图宾根学派（特别是克雷默和斯勒扎克这二位）的猛烈批评，被认为是近代对话录崇拜的始作俑者。(25)确实，施莱尔马赫对于对话录这种写作形式的崇拜和神化是一种非历史、非批判的态度，他对古人有关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内容没有作哪怕一点点考察和分析，因此也就没有认识到这些记述与对话录中表述出来的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再者，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对话录的写作形式既不是柏拉图的独家专利，也不是他的首创。亚里士多德在《诗学》(1447b11)和《修辞学》(1417a21)里告诉我们，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是最早写作对话录的人，而到了柏拉图那个时代，“苏格拉底对话录”（Sokratikoi Logoi，即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交谈记录）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即使柏拉图使用这种文体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但这并不能表明“对话录”本身因此就获得了一种鹤立鸡群的魔力，可以凌驾于其他哲学书写形式之上。
不过，尽管施莱尔马赫与图宾根学派有着如此巨大的分歧，但客观地看，他们观点也有一致之处，那就是承认柏拉图把口头交流的地位置于书写著作之上，以及因此对于柏拉图的书写形式的特别关注。他们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调和起来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柏拉图有意识地保留给口头传授的知识与他书写下来的思想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绝对的界限？如果我们意识到柏拉图的口传学说与那种“秘传学说”的根本差异，那么正确的态度就应该是，一方面，尊重柏拉图的本意，强调口传的优先和书写的不足，并尽可能充分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等人记载的“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思想；另一方面，承认即使是号称“未成文学说”的东西在柏拉图书写下来的著作中也必然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反映，尽管它们并没有完全包含在这些著作之内。因此，我们的任务始终应该是，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他的对话录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这样才能获得对于“柏拉图哲学”的正确而充分的认识。
与此同时，尽管图宾根学派与那些重视柏拉图的哲学义理的学者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后者大多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只有柏拉图的著作才能代表柏拉图的学说，除此之外的其他记载，哪怕是亚里士多德的记载，都是不可靠和不值得信赖的），但他们同样也有一致之处，也即都是致力于分析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建构柏拉图积极的、系统的学说主张，而不是像很多推崇对话录写作形式的学者那样每每重形式而轻内容，以至于本末倒置。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施莱尔马赫的追随者忘记了他们的导师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原则，片面地把柏拉图的书写形式当作最重要的东西，把柏拉图的书写过程本身当作了目的，认为不必关注柏拉图真正希望达到什么论断，甚至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里不存在一套严密的学说，不存在一种可以被揭示出来的“柏拉图哲学”。(26)对于这种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图宾根学派与哲学义理派的柏拉图研究者应该联手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
注释：
①Novalis,Schriften.Stuttgart,1960 ff.Band 2,s.288 f.
②Arthur Schopenhauer,S
mtliche werke.Band V.Frankfurt am Main,1960.s.827.
③A.E.Taylor,Plato.The man and his work.London,1937.
④J.Burnet,Greek philosophy.Thales to Plato.London 1914; J.Burnet,Platonism.Berkeley,1928.
⑤Cic.Tusc.1,79=D
rrie/Baltes 45.4.
⑥Dikaiarchos.frg.42 Wehrli.
⑦Philod.Acad.inc.col.1,15-18 Gaiser.
⑧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165、164页，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⑩Palu Natorp,Platos Ideenlehre.Eine Einführung in den Idealismus.Leipzig,1921.s.VIII.
(11)P.Shorey,What Plato said.Chiago,1933; P.Shorey,Platonism,ancient and modern.Berkely,1938.
(12)相关争论可参阅先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哲学门》，第五卷(2004)，及先刚《国外柏拉图研究中关于图宾根学派的争论》，载《世界哲学》，2009(5)。
(13)本段落中的历史知识大部分参照［法］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特此说明。
(14)G.S.Kirk/J.E.Raven/M.Schofietd (hrsg.),Die vorsokratischen Philosophen.Einführung,Texte und Kommentare.Stuttgart/Weimar,1994 u.2001.KRS 280.
(15)Platons Dialog Gorgias.
bersetzt und erlutert von Otto Apelt.Leipzig,1922.s.1.
(16)［德］托马斯·A·斯勒扎克：《读柏拉图》，程炜译，第30-3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7)(18)(19)(20)(21)(22)(23)(24)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
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ns.Hamburg,1996.s.28,s.29,s.39/40,s.40,s.40/41,s.42,s.36,s.37.
(25)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und das Platonbild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In:Protestantismus und deutsche Literatur (Münchener Theologische Forschungen,Bd.2),hrsgg.von Jan Rohls,Gunther Wenz.Vandenhoeck & Ruprecht,Gttingen 2004,125-144.
(26)Michael Erler,Platon.In Grundriβ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Ueberweg:Antike 2/2.Basel,2007.s.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