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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
摘要 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科学，当前各门社会科学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在整个科学中地位的下降，更是一个使历史学家忧虑和心焦的问题。历史学只有不断进行反思与自我调整，才能为自身的存在作出辩护。这里，就史学与时代、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史学与科学氛围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史学界目前普遍存在的危机意识等问题，与史学界的同行商榷并参与有关历史学前途和命运的讨论。
关键词 史学传统 时代的需求 反思与自我调整 科学氛围 历史观念 危机意识
世纪之交的时代氛围，激励着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去回顾，去思索。在即将逝去的这一世纪里，世界历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新型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的形成，各门社会科学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在整个科学中地位的下降，更是一个使历史学家忧虑和心焦的问题。历史学只有不断进行反思与自我调整，才能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不断开拓前进。历史学是一门在时间中演进的科学。从而，历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首先，时代的需求规定着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其次，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认识水平决定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历史解释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史学传统的批判、改造和继承创新也和具体的时代场景密切相关。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当前有关历史学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讨论，也许不无启发。
一、历史学与时代
在史学史上，一般将孔子所修《春秋》和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作为中西两大系统的史学形成的标志。中国人与希腊人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至前5世纪不是偶然的，同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思想活跃、众说纷纭的时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于成果的时期之一。当代有的西方学者将公元前500年左右作为全人类“历史轴心”的高峰期，指出这一时期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涌现出众多的哲学家，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觉醒；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并且产生了至今我们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①与印度的“出世的”宗教哲学思想不同，中国与希腊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入世的”。这种人文环境对于历史学的萌生、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神话、传说中的杂乱无章的思维发展成为一种理性思维；它使人们的历史观由神本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和希腊罗马时代是中西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途程上的两座丰碑。在西方，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李维、塔西佗等人的历史著述也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影响。这一时期中西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渐趋丰富和完善，显现出各自的民族风格，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从而构成了中西传统史学的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重视人事的研究，使历史思想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性质和理性色彩。中西古代历史家都将历史视为人类的活动，经常用社会政治因素与道德意识、民族心理特征来解释历史。
第二，历史撰述是通过对事实的解释来进行的，因而中西古代历史家都重视事实，重视经验的证据，重视对于文献的利用。
第三，从内容上看，出现了重视反映整体的社会与重视政治事件的记述的两种发展趋势。
第四，经世致用的目的取向，使中西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
第五，讲求历史著作的结构与文采，叙事成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形式。
这些史学遗产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方法论的框架和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模式。
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迥异，使中西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具有鲜明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不同阶段。就西方史学而言，在古典史学颓衰之后，依次经历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史学；启蒙时代的理性史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新史学”以及当前正在发展中的所谓“新叙事史学”。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每当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都会激发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历史研究的课题、理论和方法总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推动着历史学的更新与进步。这种更新与进步既是对史学传统的挑战，又是对史学遗产的程度不同的继承和发扬。总的说来，到本世纪以前西方史学的创新与继承集中反映在下述三方面：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分析、鉴别史料的方法日趋丰富；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叙事史形式得以持续发展。
公元5世纪以后的800多年间，西方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影响而经过了重新塑造。历史著述以对神的称颂代替了先前对人的赞扬。历史过程不再被视为是人的意志和目的的实现，而被视为上帝的意志和计划在人间的实施过程。不同的时代场景，造就了不同的历史观念。希腊罗马时代朴素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历史观是日耳曼“蛮族”入侵，城市文化衰落、农村文化席卷欧洲大地的产物。希腊罗马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的弱点就在于将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地、孤立地归结为人的行为或意志，而看不到“盲目活动的力量”，即那种制约人的活动的客观环境的作用②。基督教史学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的目的无法左右历史的行程，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力量是神性。面对这种强有力的挑战，古典古代的稚嫩的人本主义一时无力为其存在辩护。欧洲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史学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使古代历史思想的许多成就为之丧失，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的近1000年间（约相当于我国历史上从南北朝到明朝初年这段时期），欧洲竟未产生过一位值得称颂的大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另一方面它又引导人们在宗教神学这一荒诞而又庄严的形式下去探究历史的本体。尽管在基督教神学支配下揭示出来的只能是历史的假象本质，但其中确实也蕴涵着一些合理的内核。首先，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统统都应进入历史考察的范围。他们努力想使所写的历史成为普遍的历史，从而扩大了历史观念本身的地域和民族界限，也扩大了历史主体的范围。其次，他们认为历史既然是上帝创造的产物，是在神意安排与指导下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直线移动与进步的过程，它就有一个开始并必然包含着发展和终结的因素，这就确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观点。最后，他们确认历史过程并非是一个无意义事件的集合体，而是神圣的目的在历史中的逐步实现，历史于是就被划分为各个时代，并产生了“每个历史时代都由一桩划时代的事件而开始的那种概念”③。这种定向式的时间划分曲折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自身的阶段性及发展过程的连续与中断。
“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西欧历史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巨大发展。在文艺复兴时代，整个欧洲的学术思想都受到以批判神权、申张人权为特色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洗礼。这种时代氛围，使西方史学在其发展的途程中经历了又一次路标转换，产生了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人本主义历史学家倡导以理智的态度考察历史，摒弃宗教神学的影响，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他们主张通过记载人事来探求历史过程的因果关系。文艺复兴的光焰不仅驱散了中世纪史学反人本主义的阴霾，再次将人置于历史画面上的中心位置，而且照亮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征途。
古典古代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在14至17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再次“复兴”，对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挑战最终给予胜利的应战并在这一曲折斗争中使自身更趋丰富、完备。这一事实说明，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暂时被否定的史学遗产，在新的社会景观下又会成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资料。
如果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时代需求引发的史学的自身反思集中反映在历史观方面，那么18世纪启蒙时代史学的继承与创新的目标不仅是重新确立世俗历史的传统，而且也是有意识地冲破古典史学的狭隘范围的尝试。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主张历史研究应该超越堆积事实的阶段，对历史过程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性的认识。他第一个将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此外，维科、屠哥、孔多塞、赫尔德、康德等人也都试图在历史进程中看出有序的发展。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应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科学、生产技术、农工商业、民情风俗、文化艺术、饮食起居、人口增长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他们将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连续发展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历史的进化观。在方法论上，他们主张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批判地对待先前的史料并倡导历史研究为现实的社会变革服务。
在西方，19世纪以历史学的巨大成就而著称，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时期在欧洲各地及美国创办了历史协会、史学杂志，“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建设迅速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史料出版工作。19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的专业化浪潮，使传统叙事史的课题、方法和资料更趋完备。作为19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兰克学派，既恪守传统，又有创新。其突出贡献就在于制定了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从而写出了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无力写出的结构严谨的历史学著作，并把叙事式的政治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西汉到19世纪的2000多年间，由于客观历史的发展嬗变，中国的传统史学也经历了多次的反思与调整。从西汉时期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家经学便成了中国法定的统治思想，从而也就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最初，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经今文学派居于统治地位，它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相结合并用来解释历史。这一学派同基督教神学一样，认为人的目的无法左右历史的行程，它以“符号、灾异”为基础的天人感应论来说明皇朝的兴衰和社会的治乱更替，从而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蒙上更多的神秘色彩。随后，经古文学派在反对谶纬迷信中兴起，它主张用《左传》来解释《春秋》。这样《左传》的叙述方法和编年框架就把《春秋》经历史化，使历史人间化，避免了经今文学因注重微言大义的探究而使历史空疏浅陋、神秘化的弊端。经古文学家重视对经典作训诂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制度的沿革，引导人们据此去理解历史的奥秘。出现了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样不朽的著作。
经学在2000年岁月中由于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在不同阶段有着鲜明的不同特点，与经学的这些重大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大致说来，经今文学、融合儒、释、道的宋明理学和封建社会末期重新兴起的经今文学对历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在历史哲学方面。它们注重历史本体的探究，受时代的局限，其所揭示的往往是历史的假象本质。但却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思维的发展。古文经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疏证经义的研究方法，到清代则演变为史文、史事的具体细微而广泛的考证。可以说，经古文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则在于扩大了史料来源和历史研究的课题，丰富了历史编纂学的方法。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中国史学在其发展的第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和第四阶段（五代宋元时期）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上升的路线发展。在此两阶段，中国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历史研究的课题更加深广，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大为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带有总结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因此中国史学在漫长的中世纪远比西方发达。
明清时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五阶段。由于封建制度的颓衰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处于嬗变中。一方面史学上因循保守的传统仍居于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旧时代的具有新视野的著作也不断问世。从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优秀历史家的著作中，依稀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理性之光。他们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反映了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们倡导因时变革的历史发展观，清理了盛行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他们强调要通过历史研究认清历史发展的前途，寻求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赋予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以新的内容。中国的理性史学孱弱稚嫩并且姗姗来迟，严格说来它并没有完成它所应承担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的面貌。
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既需要收敛式思维或教条思维，以维持一种传统，从而保证科学的稳定发展，又需要散发式思维或批判思维，以使科学不断更新。历史长河中的中西方史学正是在继承、批判、创新中开拓前进的。而客观历史的发展，时代的需求是促使历史学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杠杆。
二、科学氛围与20世纪的史学变革
科学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认识发展史是一致的。因而自然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一方面丰富和充实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历史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决定和制约着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受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史观上表现为人本主义的思想同天命论相杂糅；西方史学所经历的从朴素的人本主义到神本主义再回归到人本主义的曲折发展历程，显然是受到各个时代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潮的影响。近代科学发展的成就给启蒙思想家以启迪，为其对社会和历史作理性的解释树立了榜样。随后，达尔文进行了另一次“科学革命”，进化论对于历史学的作用犹如力学之于物理学。它充实了启蒙时代思想家关于历史发展的“进步”观念，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许多历史学家的理论依据。19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重要影响还有：一是引进了一种新思想，即认定可信的权威是事实；二是对于科学方法的崇拜使当时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应用于历史学，认为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历史学是可以向完全正确的知识前进的”。④三是科学在精神上具有普遍性，受其影响历史研究的范围愈加广阔。考古发现使史前时代成为无可怀疑的真实，使历史学的视野向前推移了几千年；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使历史学家认识到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应该囊括全球。
进入20世纪以来，客观历史的急剧变革，各门科学的日新月异的成就促进了新型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的形成，历史学的发展也步入了决定性的转折时期。
本世纪初期在西方史坛涌现了一些具有新视野的历史编纂学流派，例如，以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为代表的“新型文化史”学派，法国历史学家贝尔创立的“历史综合”学派和以美国历史学家鲁宾孙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派，他们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方法以及历史认识的特点等方面对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打破了旧史学模式的一统天下，为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综合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思想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新历史学派”终于取得了成功，完成了本世纪西方史学的第一次路标转换，使西方史学进入了多途发展的时期。“新史学”纷繁复杂，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的观点。但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创新上却显示出一些共性特征。(1)它们要求用分析式的历史学来取代故事型的叙事史；(2)认定历史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要求撰写以提出和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包罗万象的“综合史”，即既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又从社会、心理、道德、宗教、科学、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社会；(3)提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从而确立了新型的研究对象，主张研究被压迫者和下层民众；(4)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突破。随着新老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涌向社会科学的趋势的加强，新史学家开始重视跨学科研究，积极从其他学科借鉴各种技术、明确的概念和术语，特别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用计算机来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便于发现新问题。它可以使历史学家从繁重的、细琐的、刻板的史料处理及记忆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便以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综合、概括、规律探索的理论思维与创造性工作。
从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这一新趋势在《叙事史的复兴》⑤中得到集中反映）标志着西方史学的又一次路标转换。“新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暴露出自身的种种缺陷。经过反思，新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关于来龙去脉的科学，“新史学”最大缺陷就是放弃叙述性，使历史学成了追溯性质的社会学。它只强调对系统和结构作静态的研究，把历史背景弃之不顾；为了迁就资料与社会学模式，它常常“取消了历史事件和具体的人物，代之以抽象的、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理论模式”。其次，由于内容枯燥、沉闷，所使用的术语晦涩难懂，大多数新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愈来愈远，导致了历史学“产品”的“消费”疲软，从事史学专业的人员数量锐减。
从“新史学”到“新叙事史”的转变表明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既不能无视同时代其他学科的发展以使自身得到相应的改造，又不能丢弃自身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的存在形式，而应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这是“叙事复兴给历史学提供的重要经验之一”。⑥
需要强调的是本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和创获无不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迁，显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巨大科学威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把理解震荡的20世纪革命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世界史坛上的一支劲旅，它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
首先，在批判传统史学构建“新史学”的过程中，不少资产阶级史学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参照系的。他们“越来越感到对19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19世纪的思想体系，除了一般的推动力之外几乎已经不能为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⑦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合理地解释人类历史复杂事件和演变进程的使人满意的唯一的理论基础，从而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理论前提的广泛兴趣。如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德尔所说：“这种巨大影响在我们专业的许多变化中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些变化一直迫使历史学家打破旧习惯和获得新习惯，并且迫使他们从他们的技艺传统，甚至从他们的个人成就中走出来。”⑧
再次，它促成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改变，将历史家的视野从孤立的军事、政治事件的描述上引导到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过程的整体研究上。
最后，它提供了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论。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马克思的巨大力量在于他既强调社会结构的存在，也不忽视它的历史真实性，或换言之，它发生变化的内部动力。”⑨伊格尔斯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鲜明的影响，吸引他们对历史的经济因素加以重视，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最重要贡献还在于它强调了社会运动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观念；在于它寻求历史现象所由发生的结构背景；在于它把这些结构背景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也在于它创建了用以分析造成这些变革的各种因素的观念模式”⑩。
进入20世纪以后，为适应我国社会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科学发展的趋势，我国的历史研究也经历了三次自我调整和再定向的过程。本世纪初，梁启超和一些具有革新倾向的历史学家纷纷撰文，批判封建史学的弊端，鼓吹“史界革命”并提出了创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构想。中国的“新史学”运动是在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背景下产生的，各派新史学家莫不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为了将中国的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近代新史学家积极主张“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相”(11)，他们努力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相融合，使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具有封建史学所不能企及的水平。在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新史学”也提出了一些超越于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如重视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研究，重视对于民众的研究及史学与民众的关系，重视采用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等。总之，新史学运动的功绩就在于促成了从封建旧史学向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
如前所述，历史学科学化的根本标志就在于科学的历史观的确立和指导，而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中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从“五·四”运动后到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并在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腾飞。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当推李大钊。他在其《史学要论》及一系列重要论文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力图廓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界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胡绳等各自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撰述也都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格局。此后，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遵循着他们所开创的道路，而港台地区的历史研究基本上继承了本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遗风。
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春风，思想界、学术界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健康发展的时期。史学界在争鸣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见解，冲破了不少“禁区”；克服了以往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误解而产生的把历史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历史学得以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的困厄和窒息；打破了以往那种墨守陈规的思维定势，史学家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同资产阶级史学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既斗争又互为参照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它们施加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应不断吸收、改造开拓前进中的资产阶级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合理因子，以丰富、充实自身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史学家们对于世界范围内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和民族特色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既重视批判地吸收外国史学发展中的有益成份，又重视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推出了一些具有广阔视野、使用新的技术方法的学术著作并造就了一批跨世纪的中青年人才。
三、关于新世纪历史学面临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历史学肩荷着适应科学发展趋势、理智地解释时代的演变、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重负，从而更多地蒙受着苦难。如布洛赫所说：“在当今纷纷扬扬的牢骚声中，你肯定能听到人们对历史的抱怨”(12)。“史学危机”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呼声。人们的历史意识淡化，怀疑研究过去对现在有什么用途；历史学“产品”“消费”疲软，史学著作出版日益困难；从事史学专业的人员“流失”严重；大学历史系招生难、毕业生分配难……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史学工作者也开始怀疑自身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前几年的史学危机说主要涉及转型中的史学如何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如何更新思维方法、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那么当前的史学危机说似乎已经涉及到历史学自身的兴衰存亡了。
历史学这门古老的科学当真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么？科学发展史说明，当某一学科模式已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挑战，当其社会功用不再得到公认，当新的学科的发展已担当起由老学科所完成的工作时，该学科的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历史学却享有一切新的冒险事业所应有的特惠”，(13)它虽然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挑战，却没有也不会遭逢像天文学取代星占学、化学取代炼丹术那样的命运。历史学仍将继续发挥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合法而重要的作用。
历史对于社会如同记忆对于人，就像一个人如果丧失记忆就不能思考和行动一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历史，就会迷失方向。历史是人们唯一能从自身学到的经验，因而认识历史是人类整个认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回答“历史学是作什么用的”这一根本问题时说：“我的答案是：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14)历史是“人类的传记”，它使人们“在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的这幕宏伟的戏剧的缓慢开展过程之中超越自己的盲目性和短促性”。(15)总之，历史学有助于人们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帮助人们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渺小的、褊狭的现在。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一定的现实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当我们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进行双向考察时（即一方面从认识历史来认识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认识现实而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就能对过往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并对历史发展的前途作出科学的预见。
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历史学的社会功用不仅表现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而且还表现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历史学能够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多方面的经过升华的借鉴，它可以是政治的借鉴，或者是道德的借鉴，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长期以来，历史学在东西方都被当作政治家的教科书。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对历史学的道德反思或道德借鉴的功用作了很明确的概括。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也曾说过，历史是争论的仲裁人，彷徨者的向导，道德标准的维护者……道德信条的不可移易就是历史之所以有权威、有庄严、有功利之奥秘之所在。历史学的这种政治和道德借鉴的功用曾一度被淡化，而今人们对历史学与决策者、“权力高层”的关系问题又予以关注。政治家、决策者虽然拥有大量的近期情报资料和智囊团，但是如缺乏历史知识、历史的眼光，缺少对历史演变的远期理解，他们对近期资料的估量就会发生谬误。历史学对政治家的咨询作用就在于能使其对客观的历史进程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预见未来来权衡政策的选择。尽管不同时代的历史知识向人们展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不尽相同，但任何时代都需要通过历史教育来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智慧和热情；鼓舞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赋予他们激越的热情、英雄的气概、献身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在当前这种竞争激烈、人情冷漠、精神贫乏的时代，人们更希望通过历史的真实故事来开拓胸襟、陶冶情操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
最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还有其科学功用。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体化潮流推动了各门科学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自然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对历史学施加了积极的影响；历史思维、历史感、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门科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在西方，一些人文科学者曾一度对历史学表示冷淡，说它是“统治死者的灵魂——因此也是统治生者想象力的暴君”，从而对历史学在整个知识界地位的下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其小说与哲学中就表现出对历史学的偏见，而他后来却又经历了“向历史学的转变”。其他一些曾表现出反历史倾向的人文科学者也都先后肯定了历史学的基本价值，(16)承认“如果没有历史学……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17)。近年来自然科学已被分门别类地历史化，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已不仅仅限于那些单纯的科学史问题，人们对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愈来愈关注。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历史学在艰难境遇中依然开拓前进。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进步”，“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18)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科学的巨大进步和新学科的不断涌现，由于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更趋多元化，历史学正在迅速失去它曾作为“显学”的重要地位。历史学所遭逢的坎坷命运，当前所遇到的种种危机和挑战，都说明在历史学的发展途程中确实是成功与挫折并存，危机与转机相随。当前一种普遍的危机意识笼罩着整个史学界，只要对史学危机的种种迹象和原因作出冷静分析并采取积极的对策，历史学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只要看一看近年来一些史学专著和论文的题目，便不难发现，尽管社会的需求和科学氛围发生了变化，但一些历史学家依然蹈常袭故，使用着陈旧的观念和方法，在一些狭隘的早已过时的问题中兜圈子。他们也感受到新趋势的挑战，感到失落，因而发出史学危机的哀叹。这种危机意识也许是促使他们告别旧传统寻求新理论、新模式的契机。有的历史学家在观念上并不保守，他们或者过分迷恋于科学的概念工具和技术方法，或者热衷于纯理论地探讨，将自己禁锢在学术圈中，不重视与一般读者公众进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内容沉闷、单调，语言枯燥、晦涩，受到社会的冷落。西方史学家比我们有着更强的“市场”意识，为了弥合与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他们不断探索，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历史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公众的层次不同，因而对历史学“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50～60年代当西方新史学家激烈地抨击叙事式历史著作的弊端并宣称要以分析式的新史学取而代之时，一些职业历史学家所写的叙事史著作（如1951～1954年出版的史蒂文·朗西曼爵士的三卷本名著《十字军东征史》、1947～1971年出版的阿伦内文斯的八卷本巨著《合众国的艰苦历程》等）却受到大众的欢迎。如巴勒克拉夫所说：“这些历史著作的出版，充分说明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充满智慧的历史著作在受过教育的读者心目中仍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这一事例也说明历史研究的各种模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某一阶段其中一种模式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没有一种研究模式会完全消失，因为它们总是能找到支持者和再度时兴的环境。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反映历史的电影、电视、有关历史的通俗作品总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说明公众并没有丧失对历史的兴趣。问题在于如何弥合学术性读者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差距。为此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学家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改革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为学生开设系列课程；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不仅开设新课程（如黑人史、妇女史、地方史、家庭史、气候史、电影史等等），还介绍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录音、录像、电视、政治漫画也都有选择地进入课堂，成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以美国为例，历史学经过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急剧衰落之后，目前美国在校学生选修和专攻历史的人数已经开始回升：在密执安，过去的两年历史系录取的新生增加了22%。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10年中增加了57%。(20)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还走出课堂或向在职人员提供包括档案、信息管理、文化资源管理和文物保护等项目在内的历史训练，或向大企业、银行、工会等提供历史咨询，帮助他们设立历史科或历史处，研究并出版企业的历史以张扬企业的形象。在大多数期刊发行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编辑精良、内容温和的通俗历史杂志《美国遗产》却大受欢迎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今美国史学家不仅从学生读者中，而且愈来愈从他们拥有的日益增加的“门外汉”读者中得到慰藉和支持。法国人一向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近年来，法国历史学家为了普及和提高公民的历史知识，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德尔曾以使其声誉鹊起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为蓝本，在法国电视台主持过一套有关地中海历史的系列节目，对于推动法国人认识地中海的历史起了很大作用。上述这些曾困扰着西方史学家的问题，目前同样使我们感到作难；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使我们感到宽慰，为我们提供了摆脱困厄的途径。
此外，历史学从业人员的减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加剧了史学危机的征候。笔者以为分析这一问题时应该看得更深远一些。首先应看到，“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的人数都有了急剧的增长。既然历史学失却了作为“显学”的地位，那么它通过“消肿”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步伐，使其队伍更精悍、更具战斗力，看来似乎不必嗟叹。其次，如前所说，社会对历史学“产品”的“消费需求”是多层次的，专业的历史学家所能教育的人只是一少部分而已，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大量任务是由史学界以外的人承担着的。专业的历史学家“流失”（“下海”或从事其他职业）并不等于“消失”，他们可以充实非职业的历史家的队伍并提高他们的素养，这对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后，还应看到一些历史学家“流失”到社会上，历史研究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他们亲自参加社会实践，自身的直接经验可以使他们对社会和历史有更深刻的洞察和理解，也许以后会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
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危机意识决定了历史意识。一百多年来，危机意识一直在滋长发展，并于今天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普遍意识”。(21)现在，即使在那些具有现代意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历史学家中也存在着危机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没落意识，不是鼓吹自我毁灭，而是追求进步，追求完美的自觉意识。如黑格尔所说，唯有在暮色苍茫之中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才开始展翅飞翔。有了这种自觉的危机意识，历史学家的自我批评和反思才会更深邃、更有力度；有了这种危机意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身的处境。
最后，也应该看到，当代历史学的兴衰枯荣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社会大市场这只有力的大手的“随意”摆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学的学术成果也要以商品的形式与社会进行交换。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一些在学术上不需要付出过多精力的能使“故事”增辉添彩的“媚俗”之作却赢得了读者，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而一些学者如春蚕吐丝般辛劳，他们所创造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却难以出版，即使出版，从经济上看也不如街头买茶鸡蛋的老妪挣钱便当。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也要对当前文化市场的现实有个清醒的估计。要看到文化成果作为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其使用价值与消费者的主观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随着人们的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需求的层次也会愈来愈高，文化“精品”的消费就会逐渐扩大。这就要求具有长期的发展眼光，摆正普及与提高、短期消费与长期发展的关系。此外，由于大多数文化产品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能任由市场自发地去选择，有必要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来调控。同时历史学家也应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和财政上的资助，这样我们就不再是研究历史的孤儿。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和历史教育事业，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努力克服以往史学研究同其他科学发展脱节、历史构架和研究体系过分单一化的倾向，使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发展“接轨”；要重视培养和扶植具有开拓精神和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工作者；要更新观念，努力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当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历史学是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历史学家应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在中国史学的园地内还有许多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如，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级阶层、各个行业集团、各种社会群体的人的自身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品格、心态特征、精神素质的形成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实地的调查和认真的研究，便有可能撰写出崭新的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心态史、家庭史、人口史、商业史、股票交易史、工业考古史、企业史、科学史、技术史、气候与生态变革史等等，就会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仍将是一个多元竞争的变革时代，我们相信，不管科学发展的趋势如何，人们仍将被那些既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语言魅力的饶有兴味的历史学著作所吸引，这也是使历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最佳途径。
收稿日期：1995-02-27
注释：
①〔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11页。
②③〔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8页，第61页。
④〔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分册，商务印书馆1 988年版，第623页。
⑤〔美〕斯通：《叙事史的复兴》，《过去与现在》第85卷，1979年11月。
⑥关于“新叙事史”对“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改造、批判和继承请参看拙文《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及当前的新取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⑦〔英〕杰弗利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 987年版，第42页。
⑧〔法〕布罗德尔：《论历史》，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7页。
⑨转引自《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⑩〔美〕伊格尔斯、H.T帕克合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伦敦1980年版。
(11)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
(12)〔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3)〔美〕范·伍德活德：《历史的未来》，《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
(1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15)罗素：《论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页。
(16)〔美〕范·伍德活德：《历史的未来》，《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17)《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
(18)参见《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序言”。
(19)《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34页。
(20)乔纳森·奥尔特：《重写历史》，美国《新闻周刊》1988年3月号。
(2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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